即时通讯平台Telegram创办人杜罗夫在法国遭起诉后,社媒巨头X也因拒绝遵守法院命令在巴西被禁。一度看似不可撼动的科技大佬,接连与政府杠上,且相继遭受重大打击。网络言论自由应如何维护、社媒平台是否须为用户行为负责,以及应该如何监管这些平台等议题,再次引起激辩。

社交媒体平台Telegram(一些国家译为“电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长杜罗夫(Pavel Durov)8月24日在法国被捕,并于28日被控未能遏制极端主义、儿童色情图像等非法内容在平台上流传、拒绝向法国官方提供相关信息、向罪犯提供加密服务,以及贩毒、诈骗和洗钱等罪名。

在韩国,Telegram因近期爆发“新N号房”集体网络性犯罪事件而引起关注。据报道,平台上有一个聊天群,只须上传熟人照片并付费,就可在五秒内生成裸体合成图。韩国警方9月2日宣布,以涉嫌帮助深度伪造性犯罪为由,对Telegram进行立案前调查。

印度政府据报也在调查Telegram被用于敲诈勒索和赌博等犯罪活动的情况。印度尼西亚也指Telegram和线上直播平台Bigo Live涉嫌传播色情内容和推广网络赌博,正考虑封禁这两个平台。

Telegram首席执行长杜罗夫被指未能遏制极端主义、儿童色情图像等非法内容在平台上流传,在法国遭刑事调查。(彭博社)

非法和危险内容在其他社媒平台上同样随处可见。过去几年,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巴西、欧盟等,都曾在不同时候要求脸书、YouTube、X、WhatsApp等社媒或即时通讯平台加强内容监管,否则平台将面临罚款、封禁等惩处,负责人甚至可能被判监禁。

各国政府显然正在对他们认为扰乱国内政治或助长犯罪的网络平台失去耐心,而杜罗夫成了这股趋势下首个被追究个人责任的科技业老板。

除了杜罗夫和Telegram,亿万富豪马斯克收购的X平台最近也陷入法律麻烦,因拒绝配合巴西官方要求和遵守当地法律,于8月30日被法官封禁。

亿万富豪马斯克在杜罗夫被法国扣留后声援对方,没想到几天后,马斯克自己的X平台也在巴西陷入被封禁的困境。(路透社)

《华盛顿邮报》评论指,杜罗夫被捕和X被禁标志着科技大佬可以自由地塑造网络世界,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不必在现实世界中承担后果的时代已经结束。

巴西官方在围绕网络言论自由、极右翼账号和虚假信息与X平台所有者马斯克交锋数月后,于日前下令封禁这个平台,巴西人如今已无法登入X平台。(路透社)

巴西总统卢拉日前力挺当地法官,他说:“世界没有义务仅仅因为马斯克有钱,就容忍他的极右翼意识形态。”英国新首相斯塔默也表明,网络平台不是“法外之地”。

英国早前发生儿童舞蹈坊杀人案后爆发反移民骚乱,极端分子通过Telegram和X等平台煽动针对回教徒的仇恨情绪。英国民调显示,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赞同社媒企业应为平台上煽动骚乱的内容负责,有同样比率的人认为对社媒平台的监管不足。

互联网是自由的工具 或已经成为一种威胁?

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平台监管项目负责人凯勒(Daphne Keller)告诉《华盛顿邮报》:“公众舆论焦点已从‘互联网是自由的工具’转向‘互联网是一种威胁’,因此站在平台一边的政府、媒体、公民社会等都少了许多。”

悉尼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科斯基(Timothy Koskie)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各国政府对社交媒体平台的审视并不是新鲜事。“不同的是,如今这些平台已变得非常庞大,并影响着世界大部分地区,这使监管更加紧迫,也更困难。”

科斯基在一篇评论中指出,除了直接通讯,这些平台也提供许多服务,例如直播营销、群组创建等,并在全球各地运作,须要应对各种各样的法律环境。这使监管和执法变得复杂。一方面,这些平台被要求对违法内容负责,或提供发布这些内容的用户信息;另一方面,用户被封禁时,又会引起限制言论自由的批评。

学者:社媒业者有责任 确保审核适当遵守法则

在杜罗夫被捕后,Telegram声称一个平台或它的所有者应对平台遭到滥用负责是荒谬的。但科斯基不认同这个论点。他说:“我倾向同意,从事犯罪活动的罪犯负有最大罪责,但许多国家都明文规定人们须在发现犯罪活动时举报。”

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助理教授赛夫丁(Saifuddin Ahmed)指出,让业者对平台上的每一个行为负责或许不公平,但他们显然有责任确保适当的审核并遵守法规。他告诉《联合早报》:“任何社媒平台都不应为非法材料的传播提供便利。”

韩国民众8月30日在首尔举行示威集会,要求政府对深度伪造色情内容泛滥采取行动。韩国警方已以涉嫌帮助深度伪造性犯罪为由,对Telegram进行立案前调查。(法新社)

科斯基认为,杜罗夫案可能为法国针对科技平台和它们的所有者采取更广泛的行动奠定基础,并可能鼓励世界各国开展自己的调查,从而促使科技平台更认真地看待平台上的犯罪活动。

科斯基说,欧盟《数码服务法》和《媒体自由法》已包含专门针对社媒平台的条款,其他国家如澳洲也出台了类似法规。“这是一次考验……希望它能厘清一些问题,让这些科技平台更好地了解政府和公众的立场。”

欧盟《数码服务法》要求所有网络平台采取措施保护用户不受非法和有害内容影响,而在欧盟每月活跃用户超过4500万人的超大型平台须遵守更严格的规定。如果平台对儿童性虐待材料、恐怖主义、仇恨言论、不法商品和服务等非法内容知情,就得为用户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违反规定的平台可被处以高达全球年营业额6%的罚款,若屡次违法可被禁止运营。

欧盟委员会表明,杜罗夫被捕属法国刑事调查,与《数码服务法》无关,但预料此案会让欧盟委员会面对加强监管力度的压力。

被欧盟列为超大型平台的包括脸书、Instagram,、TikTok、X、YouTube等约20个平台,Telegram不在名单上。欧盟正在调查,Telegram是否为避开监管而就用户数量“报小数”。

英国、澳洲、新加坡和斯里兰卡等近年也出台了新的网络安全法。但目前,许多国家的监管制度尚不完善,也还未针对网络平台防范犯罪方面的责任制定明确规定。

如何适度地监管网络平台,在打击有害活动的同时维护数码世界的人权,无疑是一项艰巨挑战。杜罗夫案和巴西X事件的发展,或可为各国官方提供借鉴。

保护与监管 难取得平衡

有观点认为,法国和巴西官方在对付Telegram和X时,可能把“手伸得太长了”,间接威胁言论自由。

杜罗夫被扣留后,马斯克发文为他抱不平说:“这是2030年的欧洲,你因为给一个表情包点赞而遭到处决。”美国“棱镜门”吹哨人斯诺登则指责法国总统马克龙“把劫持人质作为获取私人通信的手段”。

俄乌战争爆发后,Telegram成了两国信息战的“虚拟战场”。有者揣测,法国逮捕原籍俄罗斯的杜罗夫是为获取Telegram用户信息,甚至是助美国获取俄军情报。但马克龙否认指责,强调此案是司法调查的一部分,“绝不是政治决定”。

杜罗夫因平台用户的行为被控,在部分学者看来,开了危险的先例。赛夫丁担心,这可能造成社媒公司日后过度审查,以致敏感但不违法的内容被屏蔽。他说:“对社媒平台上的可疑内容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是必要的,但逮捕平台首席执行员可能会产生寒蝉效应,导致许多人被噤声。”

“我认为,通过合作和监管,可以更好地实现目标。”

不过,科斯基提醒,社媒平台的运作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内容审查,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言论自由。“平台会决定,什么样的内容出现在哪里、谁和谁建立联系、算法(algorithms)会推广什么内容。能自由地在一个会刻意且有效隐藏你言论的算法平台发言,把这视为言论自由是奇怪的。但人们不会想到这一点。”

Telegram在“祖国”俄罗斯也曾惹过麻烦,克里姆林宫2018年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封禁这个平台。图为当时俄罗斯民众在圣彼得堡参与抗议这一决定的示威活动。俄罗斯后来于2020年撤销了这项禁令。(法新社)

马斯克自称“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并指责封禁X的巴西法官“试图摧毁巴西民主”。但批评者称,马斯克捍卫的并非言论自由,而是他的盟友。巴西要X关闭一批被指传播虚假信息、属于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支持者的账号,而博索纳罗与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关系密切。

与在巴西的强硬态度不同,马斯克曾屈服于其他国家的类似要求。去年5月,他在限制访问一些批评土耳其政府的X账号后辩护称:“(平台)完全被禁或部分贴文的访问权受限,你选哪一个?”

要在保护言论自由和监管有害内容之间取得平衡不容易,而言论自由是否是无限的也存争议。科斯基认为,平台上应有的言论自由,不只在于人们可以表达看法,也要能确保这些声音会被听见且发言者不会受到暴力或其他形式的报复。

他说:“我不知道答案,但研究显示,许多人最应该担心的不是政府,许多暴力和自杀事件都是用户之间的互动引发的。不过,在一些独裁国家,政府也绝对可以对你的言论进行报复。”

采取放任做法 Telegram滋生犯罪活动

Telegram由杜罗夫和他哥哥尼古拉(Nikolai Durov)在2013年共同创立。两人此前于2006年创立的社交网站VKontakte(简称VK),被誉为“俄罗斯脸书”。2014年,杜罗夫在出售VK股份后逃出国。据他说,俄政府当时要他交出VK用户信息,不然就放弃VK控制权离开。他之后到过柏林、伦敦、新加坡和旧金山,最终选定迪拜为Telegram总部。

在全球有约9亿5000万用户的Telegram,除了是即时通讯工具,用户也可以在平台上发贴文、创建最多20万人的讨论群组与订阅数达数百万的频道、共享文件等。

赛夫丁说:“一些政府对Telegram感到担忧,因为它对非法内容,包括贩毒、辱骂或色情内容的审核不足。Meta或X等其他平台虽也有类似问题,但不同的是,Telegram不属于美国所有,也很少与全球执法部门和政府合作。此外,一些人也怀疑它可能与俄罗斯政府有联系。”

Telegram号称安全隐秘,且在内容审核上几乎采取不干涉的做法。杜罗夫曾透露,Telegram只有50名职员,当中30人是开发员。相较之下,脸书估计有1万5000名内容审查员、X有1800多人、Tiktok有6000多人。

杜罗夫常强调用户隐私的重要,而Telegram的常见问答中就称:“到目前为止,我们向包括政府在内的第三方披露的用户数据为0字节。”

这使Telegram在独裁者掌权的国家成为民众少有可以进行公开讨论的自由空间,但同时成了极端主义、虚假信息和其他有害内容广泛传播的避风港。平台上可以轻易找到毒品、假身份证、枪械、建设钓鱼网站等非法物品和服务的购买渠道。

8月25日,杜罗夫的支持者在法国驻莫斯大使馆外举行一人示威,要求法国还杜罗夫自由。(路透社)

不过不少专家指出,Telegram并不如它所说的那么安全。与WhatsApp和Signal等通讯应用默认使用端到端加密(end-to-end encryption)不同,Telegram只在一对一的聊天中提供端到端加密,且这项功能须由用户启动。换言之,Telegram其实可以读取平台上大部分聊天内容。

改变“不干涉”立场推出监管措施

如今平台创办人被控,Telegram的“不干涉”立场终于松动。杜罗夫星期五(9月6日)宣布一系列举措,包括禁止匿名者上传博客内容、删除应用搜查周边用户的功能等,以打击非法内容、机器人程序和诈骗分子。杜罗夫说:“虽然99.999%的Telegram用户与犯罪无关,但0.001%参与非法活动的用户给整个平台带来负面形象,使平台近10亿用户的利益面临风险。所以我们今年将致力于让Telegram的监管工作,从备受批评转为获人赞誉。”

执法官方动真格提告社媒显然还是有用的。不过违法分子也会继续钻漏洞,寻找新渠道发布有害内容。犯罪分子、社媒和执法机构之间的博弈远还没结束。

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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