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弯抹角旁敲侧击为土地私有化喊一嗓子
书页里夹了一片银杏树的叶子，好多年前夹进去的，竟还是绿的。淡淡的绿。叶子已被压得如蝉翼般薄。
翻书的时候，被儿子看见了，他想要。我说，你轻点拿，别弄坏了。他点头，然后捏在手里。
他边摆弄那片叶子，我边给他讲银杏树的故事。一不留神，银杏叶在他手里裂开了一道口。我，心里微微泛起一丝的痛。
但我也理解，3岁多点的孩子，拿到手里一个新鲜东西，第一件事就是先弄清其物理性质：软的，硬的，光的，涩的，温的，凉的……。所以我也就没有责备他。
他手里举着捏破的叶子，却说：我还想要一个。我说：好，我们散步的时候，到公园，爸爸给你再拔几个。
公园离家用不了5分钟就走到了。
所谓公园，其实就是在一条干枯的河床的两边开出的绿化带。
绿化带中间夹的那条河死多年了，尸体躺在那里，经常飘出股股刺鼻的气味。刺鼻的气味并不是河的尸体的“专利”。我见过自然死亡的河，它死后，尸体是非常干净的，躺在那里，几百年不腐不臭。我家门前不远的这条河，显然是非正常死亡的。它死了，人还不肯放过它，周围的企业、住户，包括扫街的清道夫，一如既往地在把垃圾、污水往它的尸体上倒。刺鼻的气味，就是这样来的。
有一年，这怪怪的气味不知怎么“流窜”到我所在城市的政府办公大楼里，市长闻到后立即感到头有些晕旋。市长晕旋的结果是，他很快签署了一项命令：“改造我们城市的这条母亲河，造福于两岸的广大市民”。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造母亲河运动就在我们这个小城展开了。历时两年零8个月，改造母亲河的第一期工程胜利完工。
所谓第一期工程，就是把河床的垃圾清理了，然后在河的两岸种一些树，植一些草坪，“先让它变的亮丽起来”。有市长的命令在那里鸣锣开道，河的两岸很快就亮丽起来了。但河还是死的——里面没有水；小男孩小女孩们，仍经常跑到它干裸的尸体上玩。
可它的两岸毕竟是亮丽了。有草坪，有花木，还有好看的行道灯和护栏，整整洁洁清清爽爽，大人孩子都喜欢来这里休闲，或走或坐或嬉戏，它自然也成了我和孩子经常散步的地方。
只可惜是树太少，大多都是些孩子树，柔弱地立在那里，怪孤零的。也不知它们的父母去了哪里。
在这些稀稀落落的树中，就有二十来棵银杏树。我这人特别喜欢银杏树。有一年秋天，我在一个地方见了几棵高大的结满了果实的银杏树，喜不自胜，在树下拣了好些落果在手里，想着有一天把它们种在什么地方，也让自己拥有如此这般一片林子。结果辗转多年，能让它们落地生根并100年不遭刀斧之横祸的地没找到，虽心有不甘但还是把它们丢弃了。
我带孩子散步，路过这一溜二十几棵瘦小的银杏树时，每每要停下来，观望那么一会。我顺便把自己知道的有关银杏树的知识、故事，也讲给儿子听。因为是新栽的树，有几棵来年死了，我心里好一阵惋惜。
公园建成的第三年，一日，我带孩子散步路过这里，忽然看见几个民工在锯这一溜银杏树。我不明白这些可怜的小树犯了什么错误，竟至于要锯杀它们，便上前去询问。一位民工讲，这一片地方要建一座桥，他们是在为建桥者清场地。我好想走上前去，让他们不要锯这些树，而是把它们挖出来，另找一片空地栽上。我甚至想，我掏钱把这些没爹没娘的小树买下，自己弄块地，以便它们能成一片阴凉。可是我心里知道，这样两件事，我是一件也没有能力完成的。你表面看这是几个民工在那里行凶，其实在那几个民工的身后，是一架没有人的感觉也没有半点人性的机器在指挥这场屠戮。是的，这是一场屠戮。发起并指挥这场屠戮的机器在用自己钢铁般的意志向它的目标挺进，凡有阻碍这目标的，无论是人是物，都将被它无情的铁臂推开或除掉。
也许，第二个方案较为可行：现如今，只要你肯出钱，尤其是拿几棵被判了死刑的树变现，还是有人愿意做交换的。问题是，我买下它们，种到哪里？
就在不久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片子，讲一个农村老人顽强植树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这个叫董老汉的人把自家的地全种上了树之后，又开始在公共荒地上种，结果他被村干部叫住了，村干部说，你不能在公家的地里乱种树。
显然，我一个拥有城市户口的人，这辈子不可能有一块在自己私人名下的土地，也因此我即使想收养几棵被判了死刑的树，我把它们安置到哪呢？
每一年的植树节，我都是在惶惑中度过的。电视上热闹的植树场面不管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做，我，一个普通中国公民，却是发自内心，想为自己的国土添一片绿的。可是我买了树，往哪种？
在一些极为庄重的场合，时常有一些极为庄重的人用极为庄重的口吻对公众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但国家是什么呢，它又是谁的呢？我快50岁的人了，至今搞不明白这个问题。如果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具体生命没有属于自己可以独立支配的想种瓜种瓜想种豆种豆的土地，那么他们的根往哪扎，他们的家牢靠吗？他们的内心深处，何以生出持久的美丽的需要数代人浇灌的梦想？而国家，把如此广袤的土地攥在自己手里，是使它变得更丰饶更美丽了呢，还是变得更破败更荒凉了？
我想有一棵树。我想有一棵自己的树。首先，我想有一棵自己的银杏树。因为我喜欢银杏树的叶子，现在，我的儿子也喜欢上了银杏树的叶子。我想在属于自己的树上，采摘银杏树的叶子。
许多公园都挂有这样一个牌子：严禁采摘花木。我知道对这样的牌子，我是不必当真的。可是我还是当真了，每当我在公园散步时摘取一片自己喜爱的树叶，总感觉自己是在做一件不应该的事。当一件事被当众宣布为不可为时，我要是做了，就有违规的内疚和自责。我的不敢、不愿在公园采花折枝，还缘于这样一个故事：几个中国大陆的植物学家在日本考察，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日本同行用手指一棵日本特有的古老树种给中国人看，中国同行听罢，抬手就要去折那棵树上的一个枝子，随行的日本人大惊失色，忙上前拦阻，嘴里连连说：不敢不敢，那是犯法的。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一座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在这样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别说从一棵树上折一节树枝，就是砍倒一棵树，又有何妨，又有何可顾虑的呢？最关键的是，有谁会看到、有谁会发现呢？可是日本人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认为，既然法律禁止的事，在大庭广众面前不能做，在法律“看”不到的地方也不能做。
所以当我带孩子站在这公园仅剩的几棵银杏树前时，我的手犹豫了。
我想有一棵树，一棵属于自己的树。
首发2006年《杂文报》，收入《2010年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文章发表时没有副标题，现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