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里想起你给我的爱情,感谢爱情,你是预防囚人精神崩溃的铜墙铁壁——题记]

 

亚洲第一大看守所的第一、三行道之间,有一片窄窄的空地,满是瓦砾,和些许浅草,阴冷而潮湿着,我偶尔从放风场的墙壁上的风洞中可以望得到。后来种上了一些低矮的灌木,到也郁郁葱葱。

它似乎是专为了撩拨我本已烦躁的心河而栽种、生长的,我就开始日日逼迫自己去怀念一棵树。这种功课,最终使我沉静、消散,不知今夕何夕。

她是这样的一棵树:瘦瘦硬硬地直立于众草和灌木之间,宛若一位清瘦、苍白、孤独的乡土少年,她的美丽仅仅只是年轻、挺立。脚下是万丈深渊,深渊下是湍急桀骜的岷江,头顶是两列山峰裁折出的一线天空,偶尔有几缕阳光漏下、掠过。她正是这样紧紧地抓住山腰上一块小小的石坪的缝隙生长出来的。

 

1987年8月,为排遣高考失意的郁闷,我逆岷江河道到川西草原游历,经青城,历旋口,过汶川,穿理县,越鹧鸪山,下刷金寺,抵达红原、若尔盖草原。熟悉掌故的人们说,这是羌人的繁衍地,羌人顺河道迁徙东行的足迹,就是华夏民族文明蓬勃发展的历史。我不能领会这厚重的文化积淀,少了探访祖先神性的激情,只是感到越往前行,路随河道曲折,水应山势翻滚,两山的距离更窄近,斧劈刀削似的,人就越来越感到促迫。阳光难得见到,山峰隐没在云雾里,山风更坚硬,更呼呼地响。我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从车窗上望河道对面的山腰上看见她的。

阴冷、干硬的风狠刮她的躯干,她一动不动。我觉得她的不动大有深意:或者不屑,或者不可,或者另有情怀。我猜测不到。

总之,她就那么瘦瘦硬硬地直立于众草和灌木之间,年轻、孤独、挺立,无视土石贫瘠,无视万丈深渊,无视江水湍急,以及阳光的稀缺,风的干硬、阴冷。

 

岷江逆行之后,我到一所末流学院很混了两年。当我离开它的时,正是血肉和苦雨俱下的那个炎夏的恶劣日子。我的老师在一片留言纸上给我写到:

“你是山巅的一棵小树,你等待什么?等待那最初的风雷?你述说什么?没有人能懂……”

我先自庆幸自己在他眼里并非一株小草或灌木,然后立即想到的是那一棵树,岷江河道山间的那一棵树,同时我听见一个声音:“我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我四下一看,没有人。我想一定是我在自言自语。

 

秋后清算按既定方针执行,我被扔到三县两市交界的一个乡村初级中学做孩子王等候最后处理。田野里,山坡上,只有苕、麦之类口粮的光辉形象,无边无际。人说:鸡巴风景,老母猪就是双眼皮。但我仍然爬上山冈望远,对着更远处的田野、山坡和它们的苕、麦地呕哑歌唱。

 

我的反革命爱情发生于1991年8月之后。那是我因贤斌的案子从收容所脱落重返故乡的日子。赞美上帝,阿珍老师的宽容、善良和坚定使我于次年8月做成了她家的毛脚女婿。

10月秋收,我和阿珍被她父亲紧急召回,派往汶川执行一项重大的家庭使命:阿坝师专发来一封措辞严厉、含糊的信函,着令阿珍父亲赶赴学校。我们一合计,猜定是阿珍的大弟因竞争留校人选的缘故触雷,学籍恐有不保。

阿珍的大弟是阿坝师专美术系的小帅哥,以敏捷的领悟能力和艺术造诣深得专业教师的喜爱,专业教师希望他能留校,从而壮大美术系的专业实力,他自己也正做着作艺术家的梦想,这对于世代在土地中刨食、切盼子女挣脱土地羁绊的小学教员的阿珍的父亲来说,无疑是极其重要、关键的。阿珍父亲沉重地说:“这种竞争是极残酷的,你们还无法体会……无论如何要保住学籍!”议定的结果是由我和阿珍代父应召。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我和阿珍在两位老人的泪光中迅速起程。

车轮滚动,山水后驰。我对阿珍说:“和你远行,好甜蜜。”阿珍幽幽地说:“甜蜜不起来。完不成任务,要么把老爸气死,要么让老爸看扁你,你毛脚女婿的毛脚悬空倒挂起来,我只有留泪的份。”

我不能让阿珍太难过,就指点窗外山重水复的景致说些“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话安慰她。

车过旋口不久,我“啊”了一声,告诉阿珍:“看,就是那棵树,还站立在那里。”阿珍循我的指引,也望见了她,欣喜地说:“恩呐,是一棵好树,特别的精神和气质。”

 

将近正午到汶川,下车,问路,远望见几处校舍放置在一列大山崖逼成的狭长河坝上,江水与河床剧烈撞击,人在抖动的跨江大桥上能够感觉到,惨白的阳光在铅灰的云团缝隙间发亮,气温骤然走低,似内地的寒冬。冷风呼啸,卷起尘土迎面袭击路人,时时将人推后一步、半步。山石万丈,高高地、恶恶地似要塌下来压人,飞石滚动、溅落,叭叭作响……我和阿珍攥紧对方的手,努力往前走。

 

按早前商议,我们先去找一位作助教的乡党。助教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然后出去打听情况。与预先想象相差不多:帅哥到女生宿舍串门,守门的老太新寡,车翻进岷江并死了丈夫和儿子,尸骨不见,情绪很不稳定,与帅哥闹将起来,从而触动了美术系政团人士与专业阵营为留校人选积累的矛盾的扳机,专业阵营属意帅哥的艺术造诣,政团人士另有深意,党、团、班干也跟着鼓噪,着令帅哥停课等候最后处理。政团人士穷追猛打,专业阵营只有忍气吞声招架的份。

午后和助教议定要应付、打点的人物,下午由助教去寻帅哥躲藏的去处,我和阿珍退回城里筹办礼品。查看了几家商店,觉得每处送两瓶洋酒较合适。看看还有些余钱,阿珍说中秋将近,就加送一封上好的月饼。我说这样很得体。

回到学校,帅哥已找到了。阿珍没有过多责备他,预备姐夫老倌也不便多嘴。

 

当晚和次日上午,从班主任到学生处长,从专业教师到政团人士,我和阿珍与他们做比傻的游戏。

教师们愿意尽力,但显然效果不会有多大,政团人士狠批我和阿珍,说帅哥头发卷曲(嗨,可恨的遗传!),不热爱劳动,不积极参加团体活动,个性张扬,自我中心,不团结专业水平低的同学,在校期间谈恋爱,对自己的政治思想教育忽视,一定会成为一个不合格的大学生,从而将严重损害学校的声誉。

新寡的守门老太那里也去的,让帅哥立在门口低头认罪,让老太出气。然而,老太只嘤嘤地哭,和诉说相夫教子的苦处,阿珍眼睛红红地陪着流泪。末了,老太的态度是要我们相信党中央相信组织相信领导相信人民会正确处理这件事。阿珍只是摇头叹息。

 

只剩下找系主任一途。我一直不习惯和官吏们打交道,现在要豁出去,为了阿珍。

据说系主任外出开会未回,阿珍说今天星期六,系主任说不定会提前回来。就到系主任家去。

阿珍说下周一高教厅要到这里视察工作,“实在没有办法,我拦截他们给他们下跪。”我被阿珍的坚决震动,停下脚步,望着她的面孔说:“阿珍,你正是那样的一棵树。”

我的意思是,我的阿珍来自中国社会的底层,在生活的夹缝中求生存,生活的艰辛已经使她具有了为捍卫自己珍视的价值及意义绝不退缩的坚强意志和高贵品质。她能够克服困难、部分地摆脱身份的羁绊的艰难过程和努力不放弃的行为就是明证。

阿珍不好意思起来,说:“走吧,什么树呀草的。”

 

开门招呼我们的是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六十来岁模样。我们说拜会系主任,他告诉说系主任不在家,他是系主任的老泰山。我们不便立即退出去,就和他攀谈起来。就知道他是从林业部门退下来的一位工程师,知道他有过饱受磨难的右派经历,他对我和阿珍的大学生、乡村教师的身份和经历很感兴趣。

我们就谈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的承诺,谈《共同纲领》,谈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谈储安平和罗隆基、章伯钧、龙云反革命联盟,谈大跃进、文革和四五运动,谈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运动和学潮,谈复古、西化与现代化。他还谈到1989年他女婿打算领学生到成都去声援被他好心劝回……话很投缘,或击膝,或扼腕,或摇头,皆嗟叹不已。当然,也没有忘记谈帅哥的处境和我们的忧虑,似信马由缰,不知天色之晚。

我们告辞,老人却谈兴未竟,然而说:“你们弟弟的事,包在我身上,有时候我也能当系主任的主任,他听我的。不团结专业水平低的同学?他们专业水平低还有理了?在艺术领域打拼的人们,没有点个性能有什么创造力?年轻人,能惹多大事?要给机会的。你们工作忙,父母也在家着急,就不要等结果了,明天就回去。”他再三保证,嘱我们放心回内地。临末,他将礼品袋塞给我们。阿珍说:“先生,就算我俩对你老这样一位知识分子的敬意。”老人呐呐了半天,才接受,把我们送出去,看着我们走远。

与助教合计,说我们遇见贵人相助了,说已无大碍,再无等待的必要。我们决定第二日乘早车离开,谢过助教说明天不来辞别。就回招待所去。

夜深了,远近的山和羌寨全已经隐藏到黑暗里,只有江水奔腾的声音恣意地对抗着夜的静谧。

我问阿珍:“你真敢拦截那些官吏给下跪?”

阿珍说:“用不着了呀!”

我说:“我的毛脚该不会悬空倒挂了。回去就娶你!”

阿珍很幸福,吝啬地赐我一个字:

“嗯。”

 

去年9月,阿珍的小弟途径汶川,被某派出所一位警察同志扣押,强压了盗窃之名并实施非法拘禁,打电话到二妹家敲诈。我们得先瞒住岳父母,因此也不能告诉阿珍。为了实施有效营救,我和二妹赶赴红原提取有力的证据。

我又一次逆岷江而行。车到鹧鸪山顶,我问二妹的感觉。她以“腿发软,不敢往山下看,不敢想。”作答。我何尝不是如此呢?

这些年来,我有了阿珍,还有了我们的儿子,行事颇多犹疑。我甚至暗笑自己越活越没出息。有时就自己安慰自己:“有了爱,就有了牵挂,人,原本应该如此。”

 

能够为我们提供证据的人却是一个烂仔,在红原的汉人和藏民中广有恶名。原本也在警察堆里骗吃骗喝,最后才被清除出去。

这位前警察藏族同胞同志很懂得我们的艰难对他的价值,狠敲我们杠子。我只有像新近播放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的伟大爱国者李鸿章大人同志一样屈辱地出让利益。我对这位亲爱的同胞有一种冲动:“牦牛日的,屙你一屁眼儿尿,抽你的耳刮子。”

走在冷风吹刮的红原县城的街道上,躲着乱窜乱撞的狗和醉汉,我没有好心境。

 

阿珍终于知道我在红原,以为我自己出了事,反复追问,我才告诉她实情,嘱她暂时不要告诉父母。她要我沉住气,不要太责备自己,还问起山间的那一棵树,我说进山时没有注意到这些。

 

中秋那天往回赶,正逢鹧鸪山上初雪。十余分钟飘落,远近的山峰全盖上厚厚的雪被子。下到米亚罗,晃过理县、汶川,那树就在眼前了。

依然瘦瘦硬硬地直立于众草和灌木之中,依然年轻、孤傲地挺立于那石坪之上,依然无视万丈深渊,漠视阴冷、干硬的风,一动不动地静听一切声响,树干和树冠上披挂一层薄薄的雪。

感觉中她似乎与我有一种约定:十多年的等待就只为我再一次匆匆一瞥,或者是千万年的生命默契——在永远年轻、孤傲、挺立中等待。我的心颤动不已。

 

1989年以来,因为个人、亲友、同事、学生以及其他相干或不相干的人的权利实现和维持,我踏入一个又一个法律的、政治的泥淖或雷区,与各色人物或不算人物的人物缠斗、打拼,冷暖自知。

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我可以不相信法律,我可以蔑视沐猴而冠者手中的罪恶政治,但我始终坚信和坚守良知不放弃。这是我一生的财富,也是千万年的生命约定,是我信仰和宿命中重要的一部分。正如眼前的这棵树的处境、精神和宿命,这正是我对她不能忘怀的原因。

 

2002年12月,我因不同政见和言论再次获罪,辗转关押数地至此处。尽管如此,其艰难程度较阿珍和儿子要差次几分。时光在流失,生命的长度被压缩、截短,我需要在孤傲中挺立、沉静,就想念阿珍和儿子,就怀念那一棵树,感觉宿命和信仰还在,我没有在自己的信仰和宿命之外游移,便精神轻松,喜乐无比。赞美上帝。

赞美上帝!

 

2003年7月,于成都市看守所308监室

 

《自由圣火》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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