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月11日下午，读到《北京青年报》，获知邓力群已经因病去世，享年百岁。报道中给他加了不少头衔，如优秀的共产党员，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等等，胡耀邦去世后有人曾经希望给胡耀邦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但邓小平坚决不同意。
我现在讲一讲我同邓力群交往的经过，讲一讲他是怎样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由右跳到左的。
我同邓力群的相识是从1962年开始的。当时，他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秘书，被派到公安部，帮助谢富治总结四年政法工作的教训。当时谢富治出任公安部长，还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邓力群来公安部以后，部里派了办公厅主任刘复之和研究室主任俞雷，群众出版社总部编辑于浩成帮助邓力群写这篇文章。邓力群一开始听我们汇报，俞雷讲各地发生的案件，尤其是讲到有些地方饿死人的事实后，对邓力群触动很大。邓力群听后就开始口述总结报告。记得他离开了座位，在屋子里来回走动，边走边说。
他说这四年以来全国各地的政法部门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犯了左倾的错误，他讲了很多事实。他讲的时候从容不迫，条理清晰，简明扼要。当时我对他实在是非常佩服，觉得此人确实不愧是一个大的理论家。当时正在召开全国政法会议，各省市三长即公安局长、检察院院长和法院院长都出席了。邓力群的总结报告在会议上传达后，引起很大的反响，讨论时非常的热烈。但此时忽然传来，毛主席看到了邓力群的总结报告，很不高兴，立即下令会上收回了这份文件。
在此期间，邓力群曾经与我个别谈话，当时他还兼任红旗杂志的副总编。他跟我讲今后红旗有一些什么内部资料可以发给我。群众出版社有什么内部资料也可以跟他交换。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邓小平复出后，1975年在国务院成立了一个政治研究室，由邓小平直接领导。这个研究室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组成，后来增加了邓力群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这时候已经有很多人陆陆续续从五七干校返回原机关工作。那时，我被公安部下放在葛洲坝，在那里工作了有半年之久。当时一块去的还有公安部一局的一位处长，叫白浩。听说，他的老婆被调到新成立的政治研究室，搞人事工作。白浩跟我说，你是不是可以调到那里去工作呢？我说我认识邓力群。他们就和邓力群谈了这件事，邓力群也同意我去。当时，文革期间造反派说我是假党员，组织关系还没有恢复。邓力群说要等待一段时间再考虑调动。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邓力群任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当时，他在社科院搞了一个双周座谈会，主要是他们院里边的一些人参加，院外也有些人被约参加。当时公安部幼儿园主任田大姐，正好调到社科院工作，他就跟邓力群讲了我的情况。邓力群约请我也参加这个会。1979年6月22日，下午我在双周会上将张志新在死以前曾经被割喉管的事情讲出去了，当时大家听到后都十分气愤，第二天《人民日报》理论部就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有这封信的原件：
于浩成同志：
昨天，在社科院双周座谈会上听到了你的发言。其中谈到几个重要情况：
一、辽宁省公安厅监狱在枪决人之前切气管的详情（包括怎么搞起来的，切了多少人的气管）；
二、出卖张志新烈士的告密者的情况（包括现在当了什么官）；
三、广西南宁市那位教育局负责人打死了人，升了官，而又去主持受害者的追悼会的详情。
以上几点，请你分别写成材料，拟在本报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加以揭露。不知尊义如何？请考虑。
此致
敬礼
人民日报理论部
六月二十三日
随这封信，还有人民日报王礼明给我写的一封信，请我为《人民日报》写稿。
在双周会议的期间，我认识了刘宾雁和严家其，从此，就成为好友。后来，邓力群又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当时，为了解决党委不得再审批案件的这个问题，他负责给中央起草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关于加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执行的通知，后来被称为79年的64号文件。为了起草这份文件，邓力群约了我和社科院法学所的王家福，李步云，刘铁年我们四个人，由我来担任组长。
这件事，后来让凌云副部长知道了，他曾经找我谈话，说邓力群叫你去怎么也不通过我们。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他说你去吧，有什么事你回来汇报。这份文件起草后，邓力群找胡乔木，找了很多人参加座谈，修改。最后定稿报中央批准。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认为这个文件是政法部门工作以来最好的一份文件。可是后来，这份文件并没有编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的汇编。看起来这个问题，当时在党内还是有争论的。我回到部里以后，办公厅的副主任席国光找我谈话，说你们起草的这个文件不要党委来审批案件，这不是反对党的领导是什么。我说这个是中央通过的文件，恐怕谈不到什么反对党的领导的问题吧。
后来，我因为在报刊上，在一些座谈会上，发表了很多不合时宜的言论，引起了邓力群、胡乔木的注意。1981年4月7日下午，在纪念邓初民的座谈会上，我和严家其都出席了。在会上，邓力群看到了我们，他就派秘书来找我们两个讲，说散会后留一下，力群同志有话讲。散会后，邓力群对我和严家其讲要多写文章宣传四项基本原则。
4月20日下午，邓力群派人打电话来，叫我去中南海勤政殿他的办公室谈话。邓力群讲，你最近写了一些文章，有的写的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完全一致。有些话，你虽然说的对，但是中央还没有表态，你就讲了，这是不对的，讲早了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不能比中央更聪明。在他同我谈话期间，胡乔木来找邓力群。胡乔木见到我以后就跟我讲，说看过我的一些文章，并且认识我的父亲董鲁安，说我长的面貌还很像，保留了董鲁安的轮廓。胡乔木说你的父亲，我们在建国初期曾经在一起非常好，怎么样怎么样，他也说你以后要特别注意，要同中央保持一致。看起来当时他们是想劝说我，劝说我能够回到他们所谓的正确立场上去。后来彼此就渐行渐远了。
1981年，邓力群也搞了一个研究室，原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1987年胡耀邦下台后被撤销。当时，这个研究室把王若水、李洪林和我的言论都印发了出来。后来，我因镜报的事件而被罢官，事实上同邓力群的这个研究室发的几份文件大有关系，因为公安部最担心的就是我成为自由化的典型人物，怕吃挂落，所以，当时给了我比较严厉的处分。胡耀邦下台后，邓力群、胡乔木为了贯彻反自由化，还特别提出了一个名单，由邓小平看过，交付赵紫阳来处理。
在1987年暑期的北戴河会议上，王若水，吴祖光被定为劝退，张显开除党籍，苏绍智撤销党内外职务。要研究于浩成、戈扬、管惟炎等时，据说讨论快到中午饭的时间了。赵紫阳就看了看手表，说时间已经到了吃午饭了，会议暂停，下次再谈吧。结果下次的会，根本没有开，因此我们几个算是逃过了一劫。
1987年以后，我和邓力群再也没有任何来往。
最近几年，邓力群可能是因为年事已高，所以很少有什么活动，只是听说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书中点了我和张显扬等人的名字。书中也给他自己做了许多辩解。中央知道后，严令收回，因为中央曾有不准领导干部在外面出书的决定。
回忆过去这些事，我也不想用左啊，右啊这样的概念来说邓力群。但是，没有办法，这也是一种习惯了。原来邓力群是比较右的，是比较实际的，比如说关于取消党委审批案件这件事是我最早提出来的，邓力群也很赞成。否则，他也不会找我帮助他起草这个文件。还有一件事让我很惊讶，在起草这个文件时，他还跟我们讲，即使犯人被关到监狱里边，但是他的选举权没有被剥夺，因此，应该设立流动票箱，到监狱去，让那些犯人来投票。当时我说邓力群同志确实思想还是很先进的。想不到后来搞了那么大的一个转弯，邓力群成了与胡乔木并列的“左王”。关于他的转变，我想了一下，我认为，邓力群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一心想取代胡耀邦，成为党内的总书记，因此的话，他就是拼命的向左转，以取得邓小平跟陈云的信任。看起来这完全是权力斗争的需要，争取“上位”的需要，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需要。关于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反自由化运动，都是邓力群和胡乔木两个人建议实行的。
胡乔木始终是一个左右摇摆的人，邓力群后来是一左到底。邓力群去世了，但是，加给他那样一些头衔，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说他是优秀共产党员，我想只要举出一件事就够了，就是他在延安同李锐老婆范元甄通奸这件事。
这说明，他在私德方面有亏。
2015年2月12日
于浩成口述，史义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