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福剑“不雅视频”事件一出,“右派看到告密,左派看到侮辱领袖”,阵线分明,舆论两极。央视已经停播毕福剑主持的《星光大道》,并声明“认真调查”、“严肃处理”,这意味着还有后续惩罚;《中国纪检监察报》发出了官方最强音,严厉指责“党员毕福剑”“破坏党的政治规矩”——这个词儿原本是为薄、周、徐、令“新四人帮”准备的。面对攻势,毕福剑无可逃遁,已经按中青网的要求向“全国人民”道了歉,可是毛左不依不饶,认为“这不是下岗、道歉就可以蒙混过关的”——看那架势非要把毕姥爷整趴下不可。我有朋友昨天经过央视大楼,看见一群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在那里高声“请愿”,要求将反毛、反共、反军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毕福剑判处死刑。

可是,左右互掐,全民热炒,如此争论下去,亦非最高当局所喜闻乐见。所以,和柴静雾霾片事件的下场一样,眼见得舆情汹涌,中宣部也就耐不住性子了。当局的意思,我猜想,处罚毕福剑事小,引爆评毛潮事大,它希望此事到此为止,媒体和“全国人民”应该立即闭嘴。雾霾有毒,可远不如毛毒可怕,若毕福剑事件演变成一场争议、反省毛时代血债与罪孽的民间运动,习当局显然没做思想准备,绝无坦诚面对的政治勇气。

笔者自认政治上属于右派——如果中国有一个以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为基调的右派党,我甘愿一辈子做它的“自干五”,不过这一次,我对右派们在毕福剑事件中愤怒声讨“告密文化”、 群起围攻告密者的思路和作法略持异议。

毕福剑事件谁是拍摄者、谁是告密者?有没有告密者?虽经众多技术派网友全网“人肉”,目前仍然存疑。美国特工白丹利?那是故意造谣,搅深水;孔庆东门下文人张清?此人已两度声明,不认识毕福剑也没与毕同桌吃过饭。完全有这种可能:拍摄者觉得毕福剑“辱毛”段子很有意思、太精彩,不忍一人独享,在朋友圈小范围公开,却不料因毕福剑家喻户晓的形象和嗓音,而在朋友圈的朋友圈……的N次方圈中迅速流传,终于势不可挡,传到了以毛为第一神圣的毛粉圈和以“讲政治规矩”为第一职守的习粉圈中,于是乎,毕姥爷摊上大事了。如果是这样,就告密一词的本意而言,则本案并没有真正的告密者。

大约七八年前,中学历史老师袁腾飞慷慨激昂的讲课视频被人放到了网上。他是这样评说毛泽东的:“毛作为一个人,后面得加一个字:渣,他是个人渣,战友情、夫妻情、父子情什么都没有,眼里只有一种东西,什么?权力。”“他连小学四年级的自然科学知识都不具备,据无耻文人们说,他是个诗人,……毛的诗也只能归入打油诗一类。……无耻文人们讲,毛熟读史书,这我们不否认,毛只看史书,看了一肚子的阴谋诡计,问题是历史上有益的经验他没有一条吸取的。”“毛这个人多二啊,治国无方,扰民有术,狗屁不懂的东西。”“几千万人活活饿死,你还说他是伟大领袖?……哪个读过书的人,如果认为他伟大,那你的书就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毛)你毁灭中国文化,你就是汉奸,谁这么干谁就是汉奸。你把中国文化彻底毁灭,你就是最大的汉奸。”“1949以后,毛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毛自己死掉了。”“毛纪念堂不是不可以去,你可以去,但是你要记住那是什么?那是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天安门广场我是从来不去,我开车从那里经过,我都起鸡皮疙瘩,四千多万冤魂索命啊,太可怕了。那个地方就应该改成大屠杀纪念馆,纪念碑也是,把那碑文铲了,改为:死于1949到1978政治恐怖的人们永垂不朽,应该有这个殉难者纪念碑。”

请原谅我大段抄袭袁腾飞讲话,因为他讲得精彩、骂得痛快。若以“辱毛”论罪,毕姥爷无论如何比不了袁老师。他的学生们为老师所折服,不忍如此精彩妙论埋没在小小课堂,于是摄录、传播了袁的讲课视频。他们是基于理解,出于敬意,而不是为了告老师的密,所以也就特别理直气壮,完全无所畏惧。结果,孩子们胜利了,视频火了,袁腾飞不仅没被学校停课、开除,反而在网上红透了,被网民捧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其后袁腾飞又上了央视《百家讲坛》,并且连续几年成为版税收入最高的历史作家之一——虽然从学术严谨性的角度,袁腾飞所写的历史著作基本上都不合格,但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言词犀利、妙语如珠、充满激情、极富现场感染力的历史演讲者。

当然,毕福剑不同于袁腾飞,骂毛之时,毕早已是名人,是党员,在央视“吃共产党的饭”,以讴歌盛世、溜须当朝为终身职业,而袁腾飞却是骂毛之后才“暴得大名”的。但我们不能据此断定拍摄、曝光、传播毕福剑说唱视频的人就是心怀恶毒的告密者,我们目前能够断定的只是,习近平时代确实比“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胡温时代政治气氛更严酷、言论空间更狭窄。小肚鸡肠的胡锦涛尚且容得下袁腾飞,“心胸宽广”(刚去世的李光耀评习语)的习近平却容不下毕福剑。

在网络传播已成为社会交往主渠道的今天,我猜想,毕福剑事件的发生与发展,也许真的不干告密者什么事儿。网络时代之所谓“新媒体”,以其灵动跳跃的特性,是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爆出一些不是事件的事件出来的。再者,即使毕福剑事件真的有人告密,似乎板子也不该都打在告密者身上。此次事件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央视真男儿”,也让全社会再一次痛感评毛、批毛、非毛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这不是坏事,说明“告密”的意义也并非绝对负面。那么,如果毕福剑没有因此事而遭灾、沉沦,依然故我,则告密不告密,也就无所谓;如果他反而因此事而豁出自己,别开生面,一举告别“两面人”,从此打开人生与事业的新局面,那岂不是“告密有功”了。

所以,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告密与否。如果没有一个把合法公民当疑犯对待、喜欢窥视刺探公民私隐的坏政府,如果没有从毛时代遗传下来的以思想言论划界线、分敌友的变态恶政,谁吃饱了撑的要去告一个酒桌段子的密呢?告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且据说这个段子并非毕福剑原创,而是东北二人传的老节目,按二人传的演法,是男演员前面“装逼”,正经八百地唱,女演员后面“任性”,以荤话、粗话、笑话插科打诨,毕福剑对这个段子的唯一创新,只是一人分饰二角而已。段子不错,才有人传,因为涉毛,才惹出“殊死”争议,这一点都不奇怪,不值得上纲上线。朋友圈内传播,论坛上面议论,这是包括毛粉在内的网民的基本权利,只要“有关部门”耐得住性子,不出来趟浑水,说几句毛泽东怎么了,有何密可告?

在我看来,右派声讨告密者,多少也有一点捏软柿子的味道。颇有意思的是,这次就连《环球时报》、《人民日报》也都加入了群起声讨告密者的行列。《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说:“不告密、不揭发,与其说是一种可贵品质,不如说是一条道德底线。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他说得多好啊,但作为最高党报,似乎忘记了习近平、王岐山正在“打老虎、拍苍蝇”,正在公开鼓励违纪官员的家人、情妇、部下向中央巡视组和中纪委告密;日前监督公车私用的好公民广州区伯在跨省“嫖娼”之际被长沙警方当场抓获,不也离不开眼睛雪亮的“群众”告密的功劳吗?《人民日报》既然谴责告密,何不直接建议中纪委撤销接受告密、听信告密、且奖赏告密的坏规矩,何不直接建议中宣部废止干预言论、妨害自由、蔑视人权的恶制度?

在我看来,毕福剑事件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言论自由,二是非毛化。关于言论自由,如果《宪法》第35条是真的,那么不仅毕福剑本人以说唱段子的形式表达意见的权利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对毕福剑视频进行善意传播——当然不包括恶意告密——和发表或弹或赞各种观点的网友的权利,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有人会说,毕福剑并非完全无辜,他对“伟人”爆了粗口,“老逼养的”确属不雅词汇,或已超越言论自由的通常界限,不过,正如美国最高法院约翰·马歇尔·哈伦法官1971年为言论自由写下的精彩判词,“一个人的粗话却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一句粗口不足以构成公共权力介入惩处公民私下言论的充分理由。退一万步说,即使毕福剑要为他的粗话负言责,他也不必向政府、向“全国人民”或向央视负责,“全国人民”和央视有什么资格惩罚作为言论者的毕福剑呢?而应该由毛泽东的直系后裔提起民事诉讼——既号称“法治国家”,那就请走法律程序。至于“(毛)可把我们害苦了”,这句话天经地义,绝对正确,无论语词、内容、涵义,都中规中矩,拿到哪里也不可能触犯言论禁忌,毛左们可以挑刺,但中共政府实在是没什么可以追究的。

一个调侃嘲弄毛泽东的酒桌段子之所以演化为一场公共事件,这说明,当年被邓小平以一纸“历史决议”所强行中断的非毛化进程亟待重启、亟待深化。毛泽东对镇反、土改、反右、大跃进、“三年经济困难”、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反人类、反文明罪行负主要领导责任,他给国家、民族造成了深重灾难,对四千万以上非正常死难者犯下了严重罪孽,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后人是没有理由不说透、不评透、不研究透的。评毛不是中共中央的特权,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权对这位昔日暴君发表意见,而自由开放评毛言论,正是重启非毛化进程之唯一正当、唯一可行的渠道。

但是,近两年来,人们都已经看到了,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在大幅倒退,灰色地带、模糊空间越来越小,“擦边球”也越来越难打。网络已搞了几轮净网运动,大V成批沦陷,记者、编辑都上了眼药水,学术界戴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紧箍咒,“文艺工作者”开了座谈会,高校老师也收到了课堂禁令……凡是公开发声、公开争议的场所,到处都有成堆的言论禁令。种种倒行逆施表明,习近平敢打活老虎,却不敢碰死暴君,这才会出现毕福剑事件这样本来不是事件的反常事件。

2015-4-14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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