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参加广州民主圈的一个聚餐,吃饭过程中大家就清末、辛亥革命等近代史中关于民主变革的成败问题进行了争论,触发了我的一些灵感。

首先,我觉得我们的历史观或者说对待历史的态度需要调整。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后人不一定搞得清楚,尤其是一些较为复杂的事件。因此对历史问题作出某种定论也就不一定是客观准确的。文史研究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不一定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得出确定的结论。我们研究历史,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给历史作一个评判甚至去追究责任,而是为了借鉴和警示当代人和后人,以解决当代和未来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研究复杂的历史事件的时候,不必言辞凿凿地说它肯定是怎样的,而应该是得出一个可能性,所有的证据、逻辑和心理分析都只不过是反映这种可能性的大小程度,即使别人有充足的理由指出其中某个证据或分析有问题,也往往只能降低这种可能性的程度,而不一定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这样,大家自然会去思考、评估。很多人总是喜欢把话说得很绝对,以显示其权威性,仿佛不说肯定的话就枉为专业人士,由此而引起不必要的争吵,甚至发展到人身攻击,实在是有伤大雅,也不利于学术交流、研究。其实,谦逊一点,中肯一点,不等于自贬身价。

中国人一驳斥别人的时候就喜欢说“你傻呀”,然后用不容置疑的语气、神情进行驳斥,从而把观点之争变为人格、颜面之争,赢了的得意洋洋,输了的颜面尽失,由此而产生芥蒂,甚至为了颜面不惜动以拳脚。当今民主圈里这种现象也很普遍。

还有就是要有预案、对策意识。我是一枚工科男,搞工程监理的,对预案这个东西比较重视。预案意识正是绝大多数国人所缺乏的。中国的地震每次都救援不及时、不顺利,早些年就是因为没有预案,后来虽然有了预案,却也是用来应付的,根本就没有可操作性、指导性,预案管理就更谈不上了。

前面我说到,对复杂历史问题的研究得出的只能说是一种可能性,其意义在于,我们要分析当前和未来是否还存在这种可能性,如果存在,并且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那么,如何消除这种可能性,以及在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时候如何应对、处理。

有些人认为,清朝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已经开始要搞君主立宪,如果没有发生辛亥革命,也许中国早就实现了宪政民主。对于这个历史问题,我们也只能说很有这种可能。那么,当前或将来的中共高层会不会向宪政民主的方向走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那么,如果中共高层向宪政民主的方向走,会不会在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由于专制因子的减少及反当权派势力的增长,结果被某股势力趁虚夺取了政权,实行新的独裁专制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那么,该怎样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就要有策略。一旦发生,如何应对?这就需要有预案。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或没有策略、不做预案,是对人民不负责任。

当今统治者也发出了一些像是要走宪政民主之路的信号,但很微弱,而且反反复复,很难确定其真实意图,而且对民间的公民活动打压很严厉。统治者为了顺利实施政改而力求稳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求稳定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打压公民活动,这是很愚蠢的。一来,强力打压可能引发暴力式反弹,二来,没有成熟的、正常的公民活动,公民素质很难有普遍提高。目前提高民众素质的途径主要是网络上的思想启蒙,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是要实行宪政民主,民众素质普遍较低这是比较危险的。辛亥革命最终的失败在较大程度上是有这方面的原因。要提高公民素质,必须要有正常的公民活动。

这里所说的“要实行宪政民主,民众素质普遍较低这是比较危险的”,与中共说的“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的素质论不是一回事。要实行民主,人民没有一定的素质是肯定不行的。说得难听点,在一群猪里面实行民主搞得成吗?问题是,一、这个“一定的素质”是谁也说不清的,究竟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行呢?二、人民的素质是无法准确测定的,你怎么知道中国人的素质究竟达到什么程度了?凭什么说现在还不适合实行民主? 但是,人民素质越高,走民主道路的成功概率就越大,这是毫无疑问的。反之,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真要想走民主道路,就应该让公民活动正常滴开展起来。理性的、有序的小规模公民活动不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不过,即使统治者有走宪政民主这条路的想法,也不可能明确地说出来,或做得很明显,那样会导致保守派的强力阻挠和反击。这就需要民主派一次又一次一点一点地去触探,一步一步争取。这需要一些勇士。

当然,民主派的触探应理性进行,不可急于求成,不宜求规模大,更不能搞暴力活动,要有秩序、守规则。这种活动,形式重于内容。把这种形式维持下来、继续下去,内容上自然会有进步,因为真理定会战胜谬误、正义定会战胜邪恶。

来源:新公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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