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肖曼

中国著名异议政见人士和独立记者高瑜在2014年4月被北京警方抓捕,一年之后的2015年4月被以“泄密罪”判刑7年。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王军涛先生和高瑜早在1986年就认识,先后担任当时在北京的民办《经济学周报》的副主编,又共同经历了1989年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在今天的《中华世界》节目中,我们采访在美国的王军涛先生,谈谈他对高瑜的了解和他们共同经历的一些事情。

法广:高瑜被抓和被判后这一年间,有许多人发表关于高瑜的文章,请您谈谈您与她相识相交近30年的故事。

王军涛:我跟高瑜是在1986年认识的,那时中共中央刚刚搞了一个“精神文明”的决议,很多部门在组织一些座谈会,我和高瑜就是在一个座谈会上认识的。那时高瑜已经是中国新闻社的资深记者,我们知道:中新社的任务就是给海外和港台的媒体写文章,站在共产党的角度上来介绍中国的情况,在港澳台创造一个对共产党比较有利的环境,高瑜为了思考怎样去介绍中国而广泛听取不同方面的意见。

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在政治上还是有些标签,被看作是“异议人士”,高瑜听了我的发言后就和我交换联系,定期相聚,她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我们一起进行讨论。她也把自己的意见写成文章,提供给港澳台媒体。此前高瑜是写一些对共产党有利的文章,后来则开始写一些对当时局势有批判意见的文章。

1988年3月,何家栋先生接管了《经济学周报》,请我去做副主编,同时他与高瑜关系也很不错,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高瑜也开始为《经济学周报》写些文章,其中一篇就是严家其和温元凯对话,当时反响很大。这篇文章主要提醒大家关注:在改革快速发展中也可能会出现一个保守的回潮,如同一个勃烈日涅夫式的长期停滞期,出现对改革的反动,而且时间还可能很长。

当时因为中共中央高层点了我的名字,问为什么我能够到《经济学周报》当副主编?使我没有办法继续做这个工作,我们就和高瑜商量:她能不能从中新社出来到《经济学周报》?《经济学周报》当时是民办,没有任何的福利,高瑜最后还是把在中新社的工作辞掉了,放弃那里比较优厚的待遇,来到《经济学周报》当副主编,以后我们就成了直接的同事。

在1989年民主运动爆发以后,高瑜对青年学子走上街头为民请命表示钦佩并且提供各种支持,另一方面,她也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希望这场学潮能够不被镇压,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希望学潮在适当时候能够停止并产生更丰富的成果。因为当时中国改革派已经掌控一线的大局,我们都希望学潮不会致使发生86到87年改革派导致胡耀邦下台的局面。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双赢的目标,高瑜当时一方面去做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和一些将军的工作,使他们发出声音反对开枪,另一方面也代表他们去做学生的工作,希望学生能对中共改革派的正面想法提出回应,以实现双赢的局面。

共产党一开始就把高瑜看成是眼中钉,特别是一些元老派保守派。所以在开枪之前就把高瑜和曹思源等人抓了起来。在海外,一般比较关心学生领袖,把他们当作运动的领导和关注中心, 但那些真正想维护共产党独裁统治的保守派把高瑜这样的人看得危险的多,所以在镇压运动之前先把他们控制镇压了起来。

高瑜在被抓之后继续维护自己的原则,在被关押一年多之后没有被判刑,但她很关心那些被判刑被迫害的人,比如陈子明和我,通过海外媒体做了很多工作。当时她为香港《镜报》写了很多文章,《镜报》老板徐四民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还很受共产党器重和信任,高瑜通过他们向中共中央反映了很多意见,主要是怎样在监管环境中落实政策,而且能解脱一些政治犯。

徐四民当时确实做了一些工作,高瑜也继续用笔批评各种各样比较保守的势力和做法,支持当时中国新的改革动向,比如邓小平南巡讲话重启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当时我和陈子明在监狱里为了维护政治犯的权益多次绝食抗争,高瑜也是通过各种方式向海外写文章介绍情况,通过同学等个人关系把我们的申诉,我们亲属的申诉转到中共高层,比如当时主管政法的乔石,这对缓解我们的处境起了很大作用。

1994年我被释放到国外,陈子明被释放留在国内后,当局对高瑜采取了严厉措施,以“泄密罪”对高瑜进行了判决,高瑜从监狱出来后继续进行抗争,秉承了1989年被镇压的“民主自由宪政法治”的理念和期望,用她的笔继续工作。这次高瑜再次被抓,一个人一个记者以同样罪名三次被抓,两次被判刑,这在国际新闻史上也是首例了,而且她是一个女记者,一个资深记者,年岁如此之大。高瑜现在已经是国际范围内的象征,坚持新闻自由的象征,也是新闻自由良知勇气的象征。

法广:高瑜上次出狱后曾经有机会出国,也到过美国这些地方,你们有没有见过面?

王军涛:05年06年之际,高瑜来美国时,我曾经和她一起去见美国的保护记者协会,一位负责中国和亚洲的资深工作人员说:当你们受到迫害时,我们有良心上的困境和顾虑,就是要不要为你们呼吁?如果不为你们呼吁,我们会觉得失职,但是为你们呼吁,当局可能会加重对你们的迫害。我记得:当时高瑜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当我们走上这条路,选定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会受到迫害,是有思想准备的, 也许你们为我们呼吁而加大他们对我们的迫害,但是会使得我们付出的代价更有意义,因为会有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声音。即使加大了代价,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为了让我们的选择更有意义,你们应当去做这件事情。高瑜的这些话当时给我很深印象,高瑜后来也曾经在海外各地倾听各种各样的声音进行学习,补充国内信息闭塞的不足。

法广:高瑜已经被判了7年,很多方面认为这个判决不公平,甚至很荒谬,您的看法如何?

王军涛:对高瑜的判决是很荒谬,我实在不知道共产党的智商如此之低。有许多专家指出在证据等环节上的缺失,比如没有证据证明她向境外提供了“情报”,无论是电脑还是Skype都没有,是不应该定罪的。

还有就是判决书说:高瑜和姚监复先生在讨论有没有9号文件的时候,9号文件的内容已经被人泄露到海外了。而且现在从海外的媒体报道上可以查到国内有些微博上当时已经有人讨论这个问题,虽然不是向境外提供,但境外媒体早就纷纷在猜测这个9号文件。所以高瑜和姚监复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这个问题已经被海外知道了。这个“泄密罪”即使从判决书上看都是不成立的,因为高瑜并不是第一个向海外报道的人,充其量是海外有人向她询问是不是看到这个文件?

判决中提到《明镜》新闻网,而《明镜》新闻网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在高瑜电脑里发现的四个版本的“9号文件”精神内容,而《明镜》发表的有关内容和高瑜电脑里的四个版本都不一样,说明并没有采用她的东西。《明镜》主要负责人在之前已经说明:他们之前已经从中共高层得到“9号文件”内容大意,只是他们当时也不太确定,就没有全文发表。

判高瑜是荒唐的,但我认为判高瑜其实不是因为“9号文件”,因为抓高瑜是在海内外议论“9号文件”几个月之后的事。为什么抓判高瑜呢 ? 我认为主要还是因为高瑜坚持新闻记者的良知,她始终坚持向海外和国内的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介绍中国特别是高层的一些争论,高瑜在那段时间发出声音所代表的群体,实际上还是那些中共高层的一些改革派,比如李锐先生,《炎黄春秋》杂志周围的一些老人。他们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前就参加了革命又目睹了共产党各种各样的经验教训,他们认为中国应当拥抱普世价值。他们定期有聚会,对于实际中的问题提出针砭性的评论。高瑜主要是把他们的想法和意见传递到了海外,这让当局比较惊恐,因为直接动这些老人也不大可能,他们在党内还有地位,影响会更大,所以就以抓判高瑜的方式,切断这些消息传递的来源和思想信息的渠道。

来源: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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