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高瑜受右派出身并曾被清除出党的何家栋之邀，出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从此，她和该刊的命运便与八九民运系在一起了。高瑜积极投身民运，除了采访民运中知识界人物，还邀请改革人物发表见解。1989年4月23日《经济学周报》头版刊登了八天前去世的胡耀邦委托夫人李昭代写给该刊的短信：首先，感谢对他的关怀和信任。第二，他认为周报不仅有学术研究，更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会得到社会的信任。第三，他仍在疗养过程，也不具备研究的条件，他祝愿《经济学周报》越办越好，起到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这封信的发表将民间纪念胡耀邦的活动引到反贪腐、争民主、促改革的路上，五月初首都各界大游行。5月4日，首都记者游行声援《世界经济导报》，打出 “不要逼我们说谎，不要逼我们造谣”、“旗帜鲜明地反对4.26社论”等横幅，高瑜也在游行队伍中。
高瑜不在六四通缉名单上，却一直在当局眼中， 6月3日早上一出家门便遭绑架，不是被戒严司令部，而是被国安，足见她早已在监视之下。6月10日《经济学周报》被封，导火索是高瑜采写的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高瑜在秦城监狱关押一年，获释后没了饭碗，没了公费医疗，没了生存空间。她有一百个理由流亡，也有一百种可能被接纳。但是，她留在那个迫害她的国度，为《经济学周报》正名，驳斥戒严期间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对《经济学周报》的攻击并将所有群众组织都定性为搞“动乱”、“暴乱”的非法组织，将人民的赤手空拳的抗暴，污蔑为“对解放军的屠杀”。高瑜出狱后做的另一件事，是把六四血案中失去亲人的天安门母亲推向世界。高瑜是丁子霖的学生，她没有为丁子霖夫妇和他们的爱子蒋捷连写过一篇报道，而是组织、策划、联络这些应当作为屠城血案原告的母亲们控告中共当局反人类滔天罪行作证，天安门母亲成为中国第一个人权组织。对此，丁子霖老师在《向天安门母亲走来的高瑜》一文中有详细叙述（http://www.canyu.org/n97967c6.aspx）。 高瑜在释放后做的第三件事是揭露中共当局用申办奥运掩盖践踏人权罪行。她在港台和海外媒体发表的有关申奥内幕的报道不计其数，《不能因为他们对国家对社会负责任而审判他们——北京审判陈子明王军涛内幕》一文则是一针见血的时评：“中国利用海湾危机打出的牌是’向来不主张以军事武力解决国与国的争端，主张以和平方式进行对话’，这与在国内用武力镇压八九民运背道而驰，但是中国政府全然不察自己暴露给全世界的矛盾形象，也丝毫不顾忌现任总书记江泽民去年上任后不久对外所做的’中国政府没有用任何法律手段惩处参加动乱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保证，现在突然要对王军涛、陈子明一批人进行审判，就是要借国际关系的转机，为重返国际舞台争回面子。”
1993年10月2日高瑜再次被捕，1994年11月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高瑜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按照高瑜本人的说法，她第二次入狱是因为中共第一次申办奥运失败，向西方世界重做一下人权的强硬姿态，一出奥运失败中郁积的恶气。
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前夕，高瑜推出《我的六四》文集，公布她所了解的六四史料、她曾发表的六四报道以及狱中经历与反思。在自序“二十年后还要做一只蛋”里，高瑜说：“在一堵坚硬的高墻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2014年4月24日，高瑜第三次被北京警方逮捕，高瑜案于2014年11月21日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开审。2015年4月17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判处高瑜有期徒刑七年, 剥夺政治权利一年。高瑜不服判决，正式提出上诉。国际特赦组织表示，71岁高龄的高瑜被判监，表明中国当局明目张胆打压言论自由。“记者无疆界”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高瑜，并撤销所有控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呼吁中国当局立刻释放高瑜，并尊重中国在国际上的人权承诺。” 欧盟声明：“高瑜案加深了我们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忧虑。”
高瑜多次获得国际媒体与新闻奖：1995年5月，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的“自由金笔奖”；1995年11月6日，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1997年，获记者无国界新闻奖；1997年5月3日，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2000年，获得在日内瓦颁发的全球20世纪的新闻自由英雄奖；2006年6月，第二次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高瑜发表感言：“在自由与独裁、真理与谎言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我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选择。”摄于国际压力，中共当局从未敢不让高瑜出国领奖，包括2006年获奖人深陷囹圄时。高瑜有多次机会留在海外，但她每次领奖后都匆匆回国，一直是“有疆界”记者。作为良知记者，高瑜堪比战地记者海明威，她的战线在中国。
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