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韬光养晦,枕戈待旦(2008.5.14-2010.11.29)(本人经历之四)

毕竟是管过我的,头天晚上,胡卫生作为病犯监区监区长特地到8监区来看了我,说次日上午会派两个犯人拖板车来帮我搬家。

5月14日上午9点来钟,病犯监区的两个犯人拖着板车来了,陪我一起调过去的郭国全和张金星又找了一辆板车,就这样我的东西还拉不完。普通犯人只准有行李,我则在过去的十年里积攒了不少家具,包括衣柜,书柜,和两张书桌,当然都是狱吏用旧后淘汰的。8监区基本上在监舍区的西北角,病犯监区则在监舍区的东南角,这次搬家也就几乎要围着监舍区绕半圈。一年前的大修使几乎所有的监区都换了地方,现在我们老五队原来住的一号楼朝北的那个院子住的是4监区,由从老五队调去的鬏毛刘明文任监区长,那个院子背后,一号楼朝南的院子本来住的是老六队,现在则住着病犯监区。

奉命帮忙的病犯监区的人把东西拖来就不管了,我和张金星、郭国全正忙着往指定的楼上的房里搬东西,忽然有人通知我让我到办公室去。

这个队的办公室是从南面原老五队那边隔过来的两个大监号,也就格外宽敞,我打报告进去,宽大的办公室里面只有两个人坐在办公桌旁,年纪都是四十来岁,但一个细长一个矮胖,细长的立刻命我:“去拿个小凳来!”

这当然叫我很不受用!

来了十年,只有狱政科长姚文忠这么对待过我,其他任何时候狱吏找我谈话都是客客气气的让我和他们一样坐椅子,不过,对犯人来说坐小凳是本分,坐椅子是狱吏给面子,这没什么可争的,我立刻照办,拿来小凳低低的坐下,看着高高在上的他。

“我们见过面,”细高个脸长眼小,神情还算温和,“我叫叶平,是这个队的教导员,你刚来的时候我就在老六队,到老五队去看过你。”

那年头我是个稀奇动物,全监狱去看我的狱吏太多了,一般也不敢和我说话,所以我对他毫无印象,故听到这话只是“嗯”了一声。

“从现在开始你归我管,具体事情由副教导员王凯负责……”

听了他的说辞后,我谈了自己的原则:“为了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我已经坐了二十年牢,现在还剩两年。我尊重你们个人,尊重你们的工作职责,服从你们的限制性要求,因为我毕竟在坐牢,你们则由国家法律赋予了管理我的任务,不管换什么人,管理上大的方面是一样的。但是,我也要强调,我会依法维护我的人权,到汉阳监狱以来,监狱方面违法侵犯我的人权的实例多不胜举,比如扣押我的全部家信,不准我父亲女儿探监,还在大会上宣布开除我的人籍……”

“有这事吗?”他无法置信的反问。

我就把1999年5月12日发生的事情大致说了一下。

“他这人……”叶平神情古怪的摇了摇头,“你放心,在我这里不会发生这种事,只要你做到你说的这三条,我们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当然你也知道我们的权力有限,解决不了你的多少问题。”

人的第一印像固然重要,排除第一印象中的不正确东西对一个理性的人更重要,尽管叶平是除姚文忠以外唯一没让我平坐(也就这一次)的人,但他这么做只是怕我桀骜不驯难以管理而已,并非表明他要跟我为难,而且,他的为人也相对正派,虽说没什么能力。

后来见到了本该直接主管我的王凯,是个年仅二十多的人,他却因不知怎么管我才好而主动要求和本来主管我的张天对换,结果几天后张天就为我又调来了,这样12年我的直接主管狱吏就只有两个,甘霖管了5年,张天管了7年,这个王凯呢,应当说是个叫人愉快的阳光青年,但一无能力,二无经验,却被迅速提拔,很快当了狱政科副科长,其中的奥妙可想而知,和他同样情况的还颇有几个,如安华和一个姓巫的财务科副科长,我虽没有渠道打听内幕,但可想而知都是官二代。

病犯监区的一楼只有两个大房间两个小房间,胡卫生是因为有病犯自杀弄得监区长被免职才有机会爬上来的,为了防止再发生自杀事件,就要求全部住楼下。一间大房里最多只能放下十一个单人双层床,也就只能住二十二人,小房则连十人也住不了,没办法,只好让二三十个犯人在大厅里开地铺。须知这时才5月份,地下潮气极大,几乎一大半睡地铺的犯人身上都贴着伤湿止痛膏。而且,大厅里一片狼藉,许多犯人就那么躺在地铺上抽烟吐痰,吃剩的东西随手往旁边一扔,甚至把喝了不要的剩茶叶也随手倒在身边。看着这么一副肮脏混乱的情景,真叫我倒抽冷气!而且,我发现,楼梯口的一间小房四面没窗户,居然也住了许多人,里面一天到晚都是黑咕隆咚的。后来得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住的还都是特权犯,他们花钱找关系开后门调到病犯监区来就可以逃避做苦工,每天呆在监舍混天度日,因为那里很隐蔽,做喝酒赌博等违反监规的事就不容易被发现,即使被发现了也可赶紧设法对付,当然,他们倒不用防范本队狱吏,到这里我才知道,许多狱吏和特权犯之间的利益关系之深实在叫人瞠目结舌!

病犯监区的二楼有十间大房,却全都没有住人,只是把东边顶头上的两间当做干活的车间在用,而我则被安置在西边楼梯口对面朝南的房间里,这间房足有40个平方,只可惜门因此在侧面,空气也就不对流,当然它的更大问题是一到春末只要太阳暴晒三天就炕得忍受不了,但这不是这一间房的问题,而是全监狱四栋监舍楼二楼上共有的问题。近一百人住楼下,只有我一人(郭国全、张金星仅因是监督我的才也“陪住”)住楼上,这当然不是对我的特别照顾,而是对我的特别防范措施。就在这之前几天,7监区一个政治犯王文生因为和我说话被他们队发现后告到了湖北省国家安全厅,这一下汉阳监狱自然又要紧张一阵,故采取了将我“束之高阁”的办法,趁成立留置监区顺便把我一个人弄到这个楼上来以便把我与世隔绝。

自然,我一调来,这个队的监区长教导员胡卫生叶平就对全体犯人做了训诫,任何人不准上楼,任何人不准和我说话,否则会取消奖励,关小号,甚至加刑。不过,这种做法对我的生活影响不大,因为我的小环境已经彻底改变,郭国全、张金星都是正派人。也因为胡卫生是个糊涂虫,叶平则还正派,也性格粗糙,不怎么无事生非,虽然他们还是搞了回“杀鸡吓猴”。

来到病犯监区,我还是一如既往每天早早起来进行高强度的锻炼,做一两千个俯卧撑、下蹲、仰卧起坐,然后跑步五千到一万米,白天则全力以赴的“赶作业”,也不主动和人接触,这种生活模式在犯人中当然是绝无仅有的,这样,自认为有一点档次的人反而更千方百计和我接触。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迁急于向我说明过去的事情而和我说话,没想到刚一开口就被胡卫生发现,立刻把他叫过去装着谈别的什么事,愚昧颟顸的胡卫生没有正面处理这种事的能力和勇气,便让叶平在全队犯人点名时宣布取消张迁的本季度表扬奖励,并说:“什么原因你自己清楚!”

这个做法虽说是杀鸡吓猴,其他犯人除少数外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张迁本人是清楚的,原因却不是因为这事,而是因为他多年前就为我倒过大霉。

从我来说这时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奇怪为什么这个人每次视线和我相遇都会显出一种很古怪的笑容,也一直不和我说话。应当说明,狱吏的威胁恐吓在犯人中的作用总是有限的,而且越到后来越小,病犯监区的犯人不是有病就是有来头的关系犯,更不把狱吏当回事,因此大部分犯人还是照样找机会和我说几句。这样一来,张迁见面就古怪的笑笑始终不发一言,于我来说自然反而有点奇怪。直到一年多以后张迁即将满刑,胡卫生也因贪婪无比臭名昭著不大管事了,两人相遇时我因得知他为我扣除了表扬向他道歉,他才苦笑着告诉我:“这事情不怪你,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更别说不是故意的。说起来呢,这还是小事,早在六年前,我就为你倒了一次大霉!这一次也正因为我想把那一次的情况告诉你才又倒了霉……”

由此,我才得知,2002年底那次,因为强盗头子任宏盛报告当局而受害的并不仅仅是朱建华,完全无辜的的张迁被整得更惨,仅因同时从楼梯口路过,不仅关小号近两个月,而且在明知他既没喊我也不认识我的情况下,还向他进行敲诈勒索,要他向狱政科长姚文忠交钱,谁能想象,一个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我这个民主人权活动家的中共狱吏,居然会向一个已排除了和我有任何关系的犯人以和我可能有关系而去加以敲诈!可以说,姚文忠正是那些假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中共官僚的典型代表。

张迁2010年初刑满出狱,其家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吴西村163号。

仅仅调到病犯监区三天,张金星就被调往洪山监狱。张金星家住仙桃市即原沔阳县的长垱口,与亲友一起前往北京做生意被人把十几万本金诈骗一空。多年来仙桃已成诈骗之乡,很多人靠诈骗发了财,这种情况下亲友提议如法炮制把本钱骗回来,没想受骗容易骗人难,他们的骗局立即被拆穿,为此他判了三四年刑,由于北京的监狱不留外地人,判刑后他就被送回了湖北,一到汉阳监狱知道这里干活那么累,他就让家人花钱想办法买通狱吏调个轻松地方,他家立刻到处找关系,就这样以几万块钱的代价找到监狱局的一个负责人,洪山监狱是湖北最好的监狱——所谓部级监狱,就下调令把他调到那里去。一接调令,张金星痛悔不迭,因为先前是怕做苦工,才不惜工本花钱找关系,没想许红兵熊永红为自己少麻烦而给我少麻烦,把他这个忠厚老实没有任何关系或说尚未找到关系的老农民调我这来,这里不用干活,而且三个人住40个平米的大房间,现在花几万块钱不说,调去的地方也只会比这坏而不会更好。与此同时,他更感慨的是“坐这些地方的牢,只遇到了你一个好人”,因为我不仅善待他,而且关心他的生活,怕他被蚊子咬借了他一床蚊帐。此时他干脆开口向我把那顶蚊帐要去,那蚊帐是我专门为“陪住人员”准备的,想想我剩的时间已经不长,他既然要就给他算了。就这样在反复说“你是个好人”中走后,没一会儿他又上来了,原来洪山监狱来接他的狱吏被汉阳监狱的熟人接去吃饭,他也只能吃了饭再走,既然如此,我也就又拿出自己家里送来的好菜款待了他。

此时,我仍有点担心汉阳监狱是否又开始寻找强盗头子杀人犯之类的坏蛋来迫害我,不过既然只剩下两年多时间,加上郭国全没走,也不在乎他们派个什么样人来了。

当晚,一个叫王启军的三十来岁的犯人调了上来,这人身体瘦弱,一脸病态,因为在河北涿州盗窃商店的香烟抓住判了九年,送到冀中监狱服刑一两年后,因水土不服吃不惯杂粮身体极度衰弱被该监狱主动让他保外就医,就这样回家两年后由湖北当局收监送到汉阳监狱来了,这人从十二三岁开始在社会上流浪,自然沾染了不少恶习,但人也还算不坏,没有专门窥视我和打小报告害人的问题。

调来才几天,还是五月份,一连出了四五天太阳以后,屋里就热得叫人难受了,准确的说,不是热是炕人,由于不仅没有隔热层,而且为防漏在屋顶上铺了尼清,这样房顶的吸热能力特别强,并且不断地以热辐射的形式释放出来。对这种情况每个人的反映大不一样,有些人不怎么在乎,有些人则无法忍受,我偏偏属于后一类,这才明白为什么每年五月开始每个队住楼上的人就有不少会到楼下大厅里睡地铺,一直睡到进十月份。

这天傍晚我烤得受不了,便拿着口琴下楼到风场的东南角去趁凉,由于一号楼最先盖起,当初其南面又没有其他建筑,这里的风场全监狱最宽,大约有15米。此时风场的卫生由两个乡下来的老犯人打扫,一个是80岁的饶夕阳,一个是73岁的王佑汉,这两人都很负责,风场上也就和大厅完全不同,总是很干净整洁。如前所述,2007年汉阳监狱在监舍区南面盖起了医院,之所以要把病犯监区安排在这里,正是因为对面就是新盖的医院,病犯监区三天两头有人发疾病要往医院里送,才来这几天,我就几次看到有人发病后其他五个犯人四个分别抓一个手或脚,另一个抱头,就这么一起提着送到几十米以外的医院里去抢救。1970年下放农村后,年少的我学会了吹口琴,从那开始我身边就始终带着一个,尤其坐牢时更少不了,没事就拿出来吹一吹,既是个精神寄托,也是调剂情绪的方法。就在我于凉爽的晚风中畅快的吹口琴时,调来的当天和教导员叶平坐在一起的狱吏从外面回队,一进风场见是我站在那里吹口琴立即大惊失色,马上紧张的站在一旁窥视,仿佛我会伺机逃走,一会儿,又赶紧到办公室去拿了个椅子来专门守在几米外监督我的一举一动,这一下我的一点好心情完全被他败坏了,气得立即转身上楼,他一见,也立即拖着椅子进了办公室。向人一打听,我就记住了这个比胡卫生更愚昧颟顸的家伙——郭进,此后观察到的他的种种恶行丑态实在叫人匪夷所思。

很快我就了解到,病犯监区此时有八十人左右,以后也一直保持在100人以内,其中多数并不是病犯而是“关系犯”,所谓关系犯并不是我的发明,这个概念明确见于中国监狱管理系统的官方文件中,从前主要是高官的亲友,现在则只要有钱就行,花钱就能买通狱吏受其保护干轻松活或者不干活就是“关系犯”,买通谁谁保护你你就是谁的关系。病犯监区的犯人中,有十来个不同程度和类型的精神病人,有十来个不同类型的残疾人,还有十来个60——80岁的老年人,其他都是关系犯,关系犯里也分三六九等,钱供得少、周期性进贡不到位、没什么本事的岌岌可危,在这里天天要做点杂活不说,还随时可能被调往生产监区,钱供得多、按时到位、神通广大的则稳如泰山,乃至和胡卫生称兄道弟,把其他的狱吏都不放在眼里,可以每天独自出本监区到外面去,在整个监舍区到处玩,因为监狱头头和特警队的都认识他们,这样,他们不仅是关系犯而且是“特权犯”,特权犯这个概念也不是我杜撰的,同样见于中国监狱管理系统的官方文件中,而病犯监区的特权犯在汉阳监狱则还只是最低层次的,其他特权犯的情况后文有专门介绍。

平心而论,犯人社会的两级分化虽说是社会不公的表现,无形中却给我带来了很大运作空间,以我的为人、品格,上层犯人自然趋之若鹜,并且主动要求利用他们的条件为我办一些不大不小的事。为自己考虑,小事我不求人,为他们考虑,大事不能求他们。这样,到病犯监区不久,我就有了获取外界信息的通道,从此对国际国内形势了如指掌。由于这方面内情十分敏感,故仅点到为止,一切尽在不言中。

此时,病犯监区在二楼东头的两间房里为社会上的黑工厂加工假药,替其完成药品的外盒包装工序,这些假药完全按药品制作包装,写着能治许多病,却又声称是保健品,故不必到国家药监局去通过注册,记得名称的只有“V6”,见说明书上称有壮阳功能,一些犯人马上大吃,结果阳没壮弄得全身酸痛。干活时有狱吏守在那里,每天将录音机开得大大的,和其他队相反,这个队干活的正是老弱病残,因为他们没关系,没送钱给监区长胡卫生,故必须当劳动力使用,相反,年轻力壮的都送了钱的,也就不干活或者干一点轻活,再就是指挥人家干活。比如每次汽车开来上货卸货,扛大药箱的居然都是70几岁的老犯人,比如刘忠爎、余丙金、董光炎、王佑汉等等,连八十岁的饶夕阳也得跟着上货!

监狱管理法规明确规定不准把监舍当劳动场所,愚昧颟顸的胡卫生为了利用病犯赚点小钱不仅这么做,而且当厂方来人发现病犯监区二楼完全空着,要求把这里当仓库时他也满口答应,于是很快二楼所有房间乃至走廊都堆满了硬纸板做的药箱,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形成火灾,我们楼上的三个人必然葬身火海,幸而不久因为北京要开奥运会监狱头头进行安全大检查,一问胡卫生这个加工生产的收入情况,气得大骂他:“你想钱想疯了?这点钱在社会上光租仓库都不够,发起火来算哪个的?”立刻下令让假药厂来把东西搬走,不准再接这个活做。

自从我调到病犯监区,我就发现胡卫生变了个人,在八监区时他说话做事非常收捡低调,像个小媳妇似的,几个月的一把手使他变了一个人,说话有了霸气,做人蛮狠起来,当然这是他的事,问题在于他对我的态度也完全改变了,不仅表现得十分冷漠,而且颇有敌意,每当有人和我说话时他就远远地盯着,然后叫人把和我说话的找去威胁,从而使我有了被贼惦记的烦恼。思考一番后,我决定主动出击,这家伙和严小平刘勇不同,人家个人品质无懈可击,他无德无能到处非法弄钱,对他也就没必要回避。不久,在旁无别人时我对他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什么人你也清楚,你的所作所为我也晓得,我来了上十年马上要走了,这一前从来没有出什么大事,你何必跟我找麻烦?你应该晓得,2006年我在监狱局长面前一句话监狱长王保平就下不了台,几个科长出面才勉强把这事摆平,你要是弄得我要找你的事了,不晓得有几个科长能为你出面?”不出我料,这种低能的贪官绝对上不了台面,听了我的话为了自保立刻可怜兮兮的说:“那是的,我哪能跟老板比?没得事哪个给哪个为难呢?你放心,我只想平平安安准时把你送走。”把监狱长王保平称为老板已是汉阳监狱狱吏的惯例,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买卖化到什么程度,从此这家伙当我面又变得灰溜溜的,但是,对全队犯人来说,则还是变得越来越凶,尽管他怯弱的个性决定他永远不会成为其他凶残狱吏那样的人。

再说王启军调来半个月后,教导员叶平忽然说接狱政科通知另外调人到我这来,这自然让我又紧张一阵,王启军立即被赶下楼。来人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叫刘才星,已坐了几年牢,为的是少不更事,几次和人到高速公路上偷铝合金的路牌卖钱判了十年刑,来这里后家人通过老乡关系弄进伙房一年多,被挤出来后到五监区搞了几个月毛织,又找关系调到了这里。他是江夏区郑店镇人,和严小平是老乡,问他关系是不是严小平他不说,尽管其他任何事他都口无遮拦的主动告诉我们。当然这也是惯例,多数关系犯都替自己的关系保密。刘才星虽受派监控我,却因少不更事玩性太大自顾不暇,每天在楼下和人赌博到深更半夜,被当局严查的手机就有两部,其中一部输出去了,另一部的充电器也被人检举揭发了,弄得胡卫生天天找他麻烦。偶尔没事在楼上呆着,他就将自己的各种经历和见闻滔滔不绝的讲给我们听,正是通过他,我第一次获得了汉阳监狱上层和伙房的惊人内幕。这个小家伙自述说,他什么都关心,什么都打听,也没有目的,就是喜欢把一切周围的情况都搞清楚,加上本身有条件接触监狱的头头脑脑,也就对监狱里的复杂人际关系一清二楚,对哪个监区在哪里,谁是监区长教导员,他们之间关系怎么样,谁的后台是谁,监狱党委班子几个人如何勾心斗角,几大科室的科长各有什么鬼名堂,尤其是伙房的种种鬼事他更如数家珍,这些方面后文多有提及。前面已经介绍了刘才星被伙房当时的监区长熊永红敲诈两千元人民币的经过,这里再讲一件他本人的事情。2007年底,在熊永红调走之后,新来的监区长按惯例把伙房犯人赶出去一二十个,这样想留下的犯人都纷纷上供,也有空位置为其他队花钱找关系的犯人做安置,更为监狱头头向伙房送人留下了余地,故不仅新监区长一上任就可收回投资,尚为巴结上司做了准备,因为他们这种人一到任,上司同僚都会找来卖面子,要求帮忙安排几个人——也就是通过他让自己赚一点钱。刘才星的钱已经给熊永红敲去了,没办法只好眼睁睁看着被赶出伙房到五监区去干活,好在他年纪轻适应能力强,很快就学会了拉机子织毛衣。当然,人总是想轻松,家里有条件的也总想让坐牢的亲人少受罪,这样,就又花钱打通关系弄到我这来了。此外,他还绘声绘色的告诉我们,今年春节前,事先给伙房的熟人打了招护,然后在一天早上天不亮的时候拖着板车去了,给熟人丢了一条300元的香烟,然后在熟人的帮助下,堆了一满车鸡鸭鱼肉蔬菜作料,光肉和鱼就是几百斤!当然,他是兴高采烈的自我炫耀,我则听得七窍生烟,对他我倒没什么可指责的,他本来就是个损人利己的小偷,问题是汉阳监狱是怎么管理的?这一情况并不令人意外,只是对我春节前的目睹的一个补充,更充分的说明我向狱政科长赵勇做的反映完全正确,更有力的说明熊永红称金维都等人不是偷盗是代购为骗人的鬼话。刘才星仅仅在我这里呆了十几天,就因为这里还有一个来自江夏区郑店镇的少年杀人狂邓玉桥老缠着他令他害怕(年仅十六七岁的邓玉桥纠结十几个少男少女多次抢劫出租车并命众人动手捅刀子杀死司机),也因为他老被胡卫生盯着追查手机而怕影响减刑,主动以和我这个老家伙搞不来为由调回五监区去了。因为他已是生产能手,生产监区对他须臾难离的手机管得也松——其实病犯监区管得也松,胡卫生是因人而异,也是怕我用。

接着又调来个五十岁的河南人赵建峰,作为当局用来对付我的人,赵建峰给我送来的汉阳监狱黑幕更多,不同的是主要属于地狱般的惨痛事情。他本是河南一家起重机厂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人,该厂破产后留在武汉自谋生路,本身也是社会边缘人物,靠在街头卖夜市烧烤为生,一天夜里,为讨债跟着面熟的欠债食客走,谁知那些人抢劫后逃掉,人家把他当抢劫犯抓住了。抢劫犯也被抓住一个,他却不认识,结果抢劫犯们花一两万块钱从派出所把真犯买了出去,他却被公安局检察院有意无意当做抢劫犯判了10年!恰好一送到汉阳监狱他就发现那食客“大宝”(此时才得知真名叫李子高)已经为其他案件判刑早几天送来了,但事已至此明知是冤案当局也不管了,关于此事后文有详细介绍。赵建峰和郭国全一起入监,因为‘大宝“李子高”在老五队,当他们这一批人分到老五队时,就把他留在了窑上——老三队,后来的二监区。这样,在窑上干了多年的他对那里的残酷黑暗自然感受特别深。又穷又是外地人,赵建峰本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不巧中国的一个著名贪官,因为作为第三个为巨贪而判刑的河南交通厅长,石发亮大无畏的贪官气概震动天下。其兄作为河南检察厅长开后门把石发亮弄到湖北送到汉阳监狱来了,这样赵建峰作为其河南老乡也就成了“关系犯”,因石发亮和其兄的要求,加上他确实年纪太大在窑上干不了了,这才弄来对付我。关于石发亮在汉阳监狱的奇闻容后再述。赵建峰不仅为冤案抓来,而且那么大年纪还在窑上做了多年苦工,再加上他家“解放前”本来是地主,中共将其家产剥夺殆尽,他怎么可能不牢骚满腹?

且说,这时天已越来越热,才六月末,我就长了一身痱子。要说呢,我这人也是一爱出汗二爱长痱子,只要汗不能大量排泄就要长痱子,所以我冬天虽然洗冷水澡,夏天则洗热水澡以扩张毛孔防长痱子。但这一年住楼上,面对无隔热层的房顶的烘烤,无论采取什么办法,用花露水,搽痱子粉,用十滴水搽全都不管用,7月中旬连晴十来天后,身上的痱子不仅结成了板而且全都化了脓,因为出不了汗,全身燥热无比,整个人像要爆炸一样,难受得令人无法忍受。可叹的是郭国全和赵建峰二人却不在乎,也没长痱子,真没想到人与人之间的生理差别如此之大!冬天我仍能光膀子在冰雪中锻炼,夏天却把自己都无可奈何,天一热就难以思考问题看书学习,故每到夏天都度日如年,这个夏天就更完全丧失了自我。难受之极无法忍受之际,只好找监区长教导员一再要求,他们却说做不了主要请示监狱领导,就这样一拖再拖。7月18日傍晚我正为避热在风场东南角趁凉,忽见狱政科长赵勇跟着监狱长王保平一行十余人为巡查远远走来,便大声叫“报告赵科长”,站在附近的胡卫生吓得赶忙走过来说:“你有么事跟我讲了我来跟他说。”这家伙贪得无厌,也胆小如鼠,生恐我找其上级谈话于他不利,这时赵勇已闻声走了过来,我没有理睬胡卫生,对赵说:“你看我身上,在楼上烤得痱子结成板烂得流脓,实在受不了!”他说:“楼下哪有地方?”胡卫生还在给我找事:“你去穿衣服再和干部讲话!”我没理他继续对赵勇说:“不是搬下来。是临时下来避几天,在大厅里把这最烤人的几天躲过去。实在是受不了,没办法才找你们通融一下!”赵勇说:“不管么样我们还要商量一下……”这是没办法的事,我只好说:“不让我下来睡我坐也要下来坐几天,不然实在烤得受不了!另外,我给严小平写了封信,麻烦你转他一下。”他居然说:“你该不会在信中骂他吧?”真是滑稽:“我这种人怎么会做那种事?只是给他讲一点道理谈一点事情。”次日,教导员叶平通知我:“我和赵科长商量了一下,你可以搬下来住几天,这是我们私自决定的,为你担了好大风险,你可不能给我们添麻烦!”本来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轮到我头上就好像是惊天动地了,真是叫人从何说起!可这于我又几乎是生死攸关,没办法,只好满口答应。就这样,我在打满地铺又脏又乱又吵的一楼大厅的最后面靠墙边的地方架起了床,以此为据点住到7月30日,这天下了一场透雨,我身上的痱子也大都消了。这个夏天可说是我人生中最难受的一段经历,我在一首诗里有这么句话:“牢房本就是人间地狱”,这不是夸张,是直接现实,没了自由的人关在再好的牢房里都不难理解这一点——因为你不能自主的解决生存问题,完全任人摆弄,故总是处在难受的状况中,如果哪个状况是你身体适应不了的,稍一持续你就没命了。这些天,我在楼上被烘烤得像要爆炸,全身难受无比,胸前皮肤大量溃烂流水,心老是狂跳不已,明显的中暑症状,而且是持续性的,不离开这种环境就不能解除。更重要的问题是,我尚仅仅是体验了这么一个夏天,汉阳监狱里,一般犯人都住楼上,几十年来多少万人年复一年的这么煎熬!此前每年5月到10月大厅里挤满了打地铺的人我总是不理解,对他们宁愿这么又脏又乱又吵还动辄打起架来也要挤在一起感到鄙视,现在才知道,原来他们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求生!我一个人住他们两百人住的二楼尚受不了,他们两百人挤在二楼又是什么滋味?

再说我让赵科长转给严小平的那封信。严小平虽对我进行了严酷迫害,迄今为止我只把那当做政府行为,把他当做个严格听命上级的正派官员,故虽说是对手,并不小瞧他的人格,正因此才在他调离一年后把我写的五万字的《“更化”时期的中共狱警严小平》一文给他看,以此作为我和他打交道的一个总结。没想他不仅不把该文还我,而且滥用职权把我的私人法律文件《法庭陈述词》和一本二十万字的书稿《中国人怎样当政治家》私自拿走了!这样,在汉阳监狱把我的文稿都还给我了的情况下,我当然要求严小平把他私自拿去的和我给他看的文稿都还给我。对严小平的反应,我分析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全部完璧归赵不可能,因为上十年过去,变动太大,至少部分归还,以证明他是个诚信的人,第二种,虽然不能归还,见信后来找我说清楚,那么他仍然是个坦荡君子,能直面现实,第三种,什么也不归还,更不和我见面,这么做人就未免太没劲了,因为他调走后为了在我心目中留点好印象还特地那么当回事的找过我!约半个月后,赵科长找来告诉我:“我把你的信交给了他的老婆,过几天给他打了电话,问他你那个事情么样搞,他半天不说话,光笑,后来说,你的法庭辩护词上头拿去了。”这个结果当然也在我预料之中,但是,严小平的人品则远在我的预料之外,也就是根本没有人格可言,他为我鄙视他而来找我,把我中肯写他事迹和与我的博弈的文章拿去看了却不还给我,这不是对不起我,是不尊重他自己——他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不讲信誉的卑鄙小人。

当局忽然开始高度戒备,因为这时已到北京奥运会前夕,提出了为保两会平安稳定压倒一切,汉阳监狱三天两头检查、搜监,一时之间狱吏们紧张得不得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监狱长来看了楼上的情况后大发脾气,将胡卫生臭骂一顿后下令立即停止假药的装盒生产,让厂家把堆在楼上的纸板箱统统拖走。

没想,就这样监狱局的几个头头来了仍不满意。这是一个酷热的日子,不过官老爷们是下午四点钟才进来的,在王保平监狱长的陪同下乘坐敞篷电瓶车到监舍区来了。通常一到夏天上层就不来检查,社会上的人也不来参观,监舍里热得这么厉害,犯人本身又那么邋遢,许多人都只穿一条三角短裤,有的甚至光着屁股到处跑!

这是惯例:每当中共有重大活动,或者认为遇到重大挑战,全国监狱系统的官员就一级级向下压。所以,这天他们不得不破例冒着酷暑前来,作为钦差大臣对下属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在这种系统里,上级永远是正确的,只要找茬总找得出,至于找什么茬很难说,可能会帮着解决真问题,也可能只是敲诈下属。病犯监区不到外面出工,所有的人基本上总在监舍里,况且不少有病,生活习惯大都也不好,,加上近百人全都挤在一楼的三四间房和大厅里,再怎么打扫,卫生总也保持不了,东西堆得乱七八糟,外人进来更难免会产生通感,觉得有难闻的气味。监狱局的几个处长包括卫生处长见了这番情景还能不大发议论?事已至此,汉阳监狱这回来不及对付,奥运一完监狱局的人一撤走就赶紧采取措施——把这个卫生最难搞的队搬到角落里去收藏起来,不让监狱局及其他外来人见到!至于方便发病者抢救的考量就让他见鬼去吧。不过,这回检查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当他们到医院检查时,住院的犯人一起向处长和监狱长抱怨住院和关小号一个样,一天24小时关在酷热的楼上不准下楼,结果卫生处长和王保平当即拍板,允许病犯每天放一次风:晚饭后6:00-6:30可以到医院前的风场里活动半小时。

次日傍晚,我们就从窗户里看到几十个住院的犯人下楼散心,多数倒还正常,有几个则明摆了不久于人世,其中包括老五队的杨毛生。还有一个,居然不顾酷热灼人,赤膊躺斜在水泥的地面和墙角之间,可见他已经完全没了活气!

和其他队不同,这个队的点名次序至此没什么要求,因为一些残疾犯有的不能站,有的不能坐,那些精神病犯更不容易训练,因此大家都是乱站。现在,每晚点名时这个队里自认为有点地位的犯人都会站到我身边来谈几句。这天,我忽然发现其中一个蓄着长发,便随口问道:“你要走了?”他却莫名其妙的一笑说:“今天刚来。”我不解的问:“刚来怎么不剃头?”他又说:“马上还要走。”这一下我更糊涂了,重刑犯监狱居然成了茶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旁边立即有人解释:“他保外回去了几年,开奥运才临时收监几天,马上又要回去。”这时点名开始我不好再多问。就在这当口,犯人肖勤匆匆忙忙端着个小靠背椅殷勤的送到他身后,点完名后,又像扶伺老爷般的主动走到他身后,帮他把小靠背椅提着送回去了。这是我几十年坐牢生涯中第一次见到,有的犯人居然百事不做,专门等着人家自觉伺候——贪婪的胡卫生管理下创造的记录。当然伺候别人的犯人我见多了,伺候对象则总是狱吏。不过这记录没保持多久,由此开始,我见到的百事不作专门等人伺候的犯人就多了,也就是说,至此监狱里的犯人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两极分化,当然,和从前牢头狱霸靠拳头征服不同,现在的主仆关系是“自觉自愿”的,能享受老爷待遇的是有钱人。这其间,身旁的特权犯,本队最有实力的三多(绰号)对我羡慕的说:“他已经回去了几年,靠了他老头的势力,他的企业已经办得有蛮大规模了。他这辈子算是百事不愁。”这个年仅30岁的老爷叫陈勇,至于他为什么“保外”,又为什么可以把坐牢当上茶馆,后面将要详说,果然不到十天以后,奥运会还没有开完,陈勇就又回家了。

奥运会开完不久,应是10月18号,病犯监区应命和9监区对换住地,9监区从事毛织生产,白天多数犯人出工,剩下的去留置监区,早上把卫生打扫干净就可以以整洁的空监舍迎接上级的检查和社会上的参观了。病犯监区换去的9监区原来的老地方是三号楼的西北角,也就是8监区的背后,王文生本来就在这个队,和朝东的病犯监区这边正对着监舍区大门不同,9监区原来那个地方远离监舍区大门,也远离会由于某些原因必须让人看看的医院,把不堪入目的一切掩盖起来正是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搬家的过程中,在新的院子里正好遇到9监区剩下的一个“网络犯”张承全,趁着混乱俩人抓紧时间谈了几句,他是三峡大学副教授,因为在网上和台湾民众交流时发表的言论以及将大陆公开刊物的内容上传而判刑三年半,关于他的情况,照例留在后面作专门介绍。

来到三号楼,我照例被安排在楼上单住,然而这里楼上的大房间虽然更多,在张天主动给我安排住进足有50平方米的大房间里住的情况下,估计是监狱里的哪个主管人发过话,赵科长居然专门赶来,把我重新安排在一个只有20平方的小房间里。这些事我照例完全服从,没有提什么意见,尽管他和我说话是商量的语气,其实不过是委婉的命令,这样,只要不是太出格,一般我都是完全服从的。住惯了大房间再住小房间就觉得很憋屈了,但既然是坐牢,又有什么价钱可讲呢。

不过,这一回我在楼上没有住长。

上十天之后的一个上午,我正照例在窗前伏案疾书,特警队的四个正规着装的年轻人忽然整齐列队走了进来,接着隔两米远相对而立,一如古代官员出行有人鸣锣开道,明显是有高官驾到,坐牢几十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阵势,真叫我莫名其妙没法理解,这时,监狱长王保平带了一两个人走了进来,他径直走到我面前笑问::“还在写书?”

自从两年半以前,即2006年4月24号我当着监狱局长的面质问他汉阳监狱的违法执法问题以来,这个监狱长单独见到我时就总是扭头走开,即使陪同高官见到我时也是故意视而不见,现在他却专门向我走来,显然是因为由特警队开道才壮了胆,但我头一次在监舍里见到这种排场,便认定还有大官在后头,就瞟了他一眼“唔”了一声后一直盯着大门,因为他离我太近,他身上的香水味直扑我的鼻孔,我这人又讨厌男人用香水,只好向后退了一步,没想就这样他看着我我看着大门一阵后,尴尬不已的他只好转身走了,他一出门,四个年轻特警立即跟着出了门,我这才明白,今天到我这来的大官就是他本人,他的这个阵势也完全是摆给我看的。王保平本是农村人,好容易考进湖北大学,然后分配到监狱局当干事,通过谨小慎微的扶伺上司才爬了起来,前监狱局长张坚在升湖北省司法厅长时专门把自己的这个秘书(彼时已是副处长)弄到这里来当监狱长。从他在这里当监狱长的所作所为来看,可想而知当年他是怎么给监狱局长当秘书的,而张坚作为监狱局长又是在如何行事。

平心而论呢,王保平作为监狱长一直极力向我示好,从我个人来说应当感谢他,须知,全监上下两千多犯人中千方百计巴结他而不得的大有人在,而且,此前个人品德好一点点的监狱长都极力迫害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这两种人的做法也异曲同工,都是在为自己打算,从前的作法代表了绝对专制的那一代,那时的高官靠残酷往上爬,久而久之残酷已经习与性成,他这一代则进入了全面腐败时期,自己不择手段的弄钱,也已经发了财,故开始小心翼翼尽量不得罪人,或者说得罪不起的就尽量不得罪,我作为民主人权活动家对他而言加以迫害带不来好处,示以关爱则无需本钱也有利无害。但是,我不仅是民主人权活动家,也是社会学家,从来就注意调查社会研究社会,他和他的同僚乃至整个监狱社会都是我研究的对象,所以,实在抱歉,我对他的好意敬谢不敏,对他的所作所为一样要进行记载和分析。

王保平大驾光临的一个后果是次日教导员叶平通知我搬下来住,这是因为楼上有通往房顶的天窗怕我逃跑,还是因为怕我独自住楼上更不易于监控不得而知,但命令由王监狱长作出是无疑的。

叶平通知我住进一个没有外窗的小房,那本是一个大房被割成了套间,又把靠窗的外间封了。生性疏阔“逆来顺受”的我马上准备照搬,但两个“陪住人员”即监控我的人郭国全赵建峰一看回来对我大发脾气:“有不少靠窗的空房没人住,凭什么要我们住那个小黑屋?”凭什么?就凭当局要把我与世隔绝!不过,听他们这一说我改变了主意。他们当然不敢去说,说了也没用,只能由我出面再去找。我找到教导员叶平说:“那个房间没有窗户,住那里和关小后没有区别,你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我不如把我关进小号算了。如果楼下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同类房间我也无话可说,现在就在我们楼下就有一间同样的空房,如果你们不让我住那间房就直接把我关进小号吧!我这人从不要特权,也不提非分要求。”叶教导员一听忙说:“不是那个意思。这样吧,我替你向狱政科反映一下,应该没有问题。”

这样,我们就搬进了楼下的同一间房。在病犯监区,我还是第一次和其他犯人住同一层楼,他们自然又要紧张几天,立即在走廊和大厅之间安了一道铁栅门,下令所有其他犯人每天白天必须到大厅和风场上去,我和监控我的郭、赵则留在铁栅门的这一边的监号里,因为这不影响我的晨练和白天的赶作业,我也就欣然答应了。但是,他们却没料到,现在我的窗外就是8监区——也就是我呆了八九年的老五队!

本来在楼上我只能听到熟人们的声音,偶然和他们打一个招呼,现在,他们可以随时从窗户里找我了,于是,从搬下来的这天起,每天都有8监区的人络绎不绝的到窗前来,对我感情浅一点的只是打打招呼,感情深的和要结交我的则跑来没完没了的长谈,有冤情有怨气的也都跑来向我倾诉,由于病犯监区的人见不着,也就没人向胡卫生叶平报告,虽是如此,我还是唯恐走漏风声,尽量避免和他们谈得太久。

然而,不久还是出了麻烦!

没几天胡卫生把郭国全找去大发脾气,回来后郭国全对我不高兴地说:“已经有人报告到监区长那去了,说8监区有人反映,你总是在和8监区的人说话,这样以后会出大事的!问我说,你是不是想加刑?!我说,他在8监区搞了上十年,人家见了打个招呼说句话是难免的,多说几句我就赶走了。我保证不会出事,出了事随便你怎么加刑都可以!不过你以后最好还是少和8监区的说话为妙,免得弄得我不好下台。”

被当局的走狗监控迫害了近十年才遇到个通情达理的,为他着想就是为我自己着想,我当然不得不尽量注意,但是,8监区的人要找来由不得我,我也没理由把这些对我有话说的老朋友们赶走,况且我也确实需要通过他们了解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比他们需要我还需要他们找来交谈,这样,情况自然没有大的改变。结果,没几天胡卫生又找了郭国全,他自然又埋怨我一通。这种情况下,我真不能不减少一些和8监区朋友们的交流了。

那么,这个反复向胡卫生大小报告跟我过不去的家伙是什么人呢?我虽没有直接证据,但可以肯定只能是强盗头子任宏盛、杀人犯张挺进或郭房放,尤其是杀人犯的可能最大。这家伙祸害我那么多年,被我赶走后失去了一切特权,以其卑劣的为人即使对他毫无好处他也会千方百计的害人。

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设法巩固郭国全的地位,次日和郭国全商量好后,一见颟顸的胡卫生,我就故作愤怒的冲他大叫:“刚才8监区的人给我打了个招呼,郭国全马上把人家赶跑了。他太不像话了,再这样你把他调走,免得搞烦了我把他赶出去!”

“是我叫他这样做的!”胡卫生立即很神气的说,“你的情况你清楚,我们也没有办法。”

“那还差不多!要是他自己这样搞我就不客气了。”我马上放缓了语气,“就是这样他也不能做得太过分了,否则我还是不客气的。”

没想从此以后皆大欢喜,一则胡卫生忙于捞钱没心思多管,二则8监区那家伙捞不到任何好处,胡卫生也未必喜欢他的多管闲事,三来一段时间里我也尽量注意,这样从此以后再也没人为此找麻烦,对8监区的这个窗口也就成了我获取8监区和整个汉阳监狱的情况的极好窗口。

离开8监区才半年,该队已经走了不少人,来的新人就更多了,但因为每天有人到我的窗口来长谈,一些新来的也跟着早晚闲聊,这种人多半没什么价值,来找我的人一般都知道我的基本情况,也有特定目的。其中有个叫韦家卫的广西人,因为贩毒判了无期,这是个看起来很忠厚老实的农民,以其性格应该和犯罪完全无缘,我问他为什么要贩毒,他说家里穷了,找不到生活出路,只有这赚钱来得快,我说你这样赚了钱也花不成啊,他说他根本没有指望自己花,家里盖了房子,儿女有钱读书了,自己这辈子也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我说你家人发了财,或者说解决了生活问题,但是你把人家害了!他说,那些吸毒的人没有吸的才痛苦不堪,我们卖是帮助他们,再说我不卖照样还有其他人卖。我问他吸不吸毒,他说卖这个的一般都不吸,只是把它当个生意做,他自己家中很穷,他更吸不起。这种人虽不能给我提供汉阳监狱的重要信息,却也能使我更深刻的理解社会,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芸芸众生以食为天,我们这种以思考以意义和价值以追求真理和正义为生活的人不仅极少,而且其实还是极少数的另类。

不管怎么说,现在我离开了8监区,没人因为我再向8监区的犯人施压,从前那些有话对我说的人现在没了忌讳,纷纷跑来向我投诉他们的问题,揭露8监区的贪腐和官黑勾结,或者找我联络感情,问我一些学习和知识上的问题,关于这些方面,和本文主题无关的省了,有关的在其他相关地方叙述。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么两件事。

由于美国经济危机,汉阳监狱的毛织生产完蛋了,狡猾的“景绘”老板一直拖欠工资,见接不到活大亏其本,赶紧撤资逃走,留下不值钱的毛织机顶债,于是,汉阳监狱四个毛织监区完全停产,犯人没事做整天全部留在监舍里,于是天天在楼上聚赌,多数狱吏每天抽头(这里的说法叫抽水),其实过年赌博监区长也照样抽头,但平时天天这样万一上面追究起来是个麻烦,便下令每天上午9-11点半下午2-5点楼上锁门,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后面有专题,此处暂且从略。

要细说的是这么一件小事。春节前不久的一天中午开饭时我正坐在窗前桌旁写作,见8监区的防火员李成伟把菜一拖回后赶紧给自己挑了一碗好的。

没活干的时候伙食比平常更差,这天是周二,好不容易来了一顿鸡架海带汤,犯人都指望因此开开荤,然而,能因此开荤的却是哪些人呢?从前我在8监区时经常向许红兵投诉分菜不公,尤其是帅德奎把犯人的好一点的菜都挑出来供狱吏们享受的问题,现在我不在8监区了,情况会变成个社么样子?许红兵的“御厨”,吃成个大胖子的帅德奎立即拿了个脸盆般的大碗挑了一大碗好的,一如从前,他还边挑边往自己嘴里不住的塞。帅德奎打完心满意足的走了,早已等待在一旁的犯人头调度金维都的水板田尚红又拿着大腕挑起来。田尚红挑完以后还有几个有头脸的犯人接着挑,虽然没有太高地位,来的时间长脸皮又特别厚的王忠臣也拿个碗挑起来,这时,旁边又围上了几个同类型的厚脸皮,防火员李成伟这才一把把分菜的大铁勺抢过来:“都像这样人家还吃不吃?”这时,皇家御厨帅德奎在西头远远地大声传达监区长的命令:“集合开饭了!”于是,8监区的犯人在狭长的风场里排成了三排,奇怪的是第三排比前两排长的多,原来,他们是为了在点完名后尽早打到菜,名一点完,前两排人散去,后一排则成了打菜的队,这时,绰号叫苍蝇的狱吏聂谦高和监区长许红兵走了过来,那意思是监督打菜,看了一会儿,许红兵背着双手慢慢的往回走了,只剩下似乎很负责的苍蝇聂谦高。这时,来自武汉东西湖的小个犯人周洪庆打了菜出来,一看碗里不仅没有鸡架也没有海带,气得就在苍蝇聂谦高的面前把这碗“荤菜”倒了就赶紧往回走。苍蝇气得大叫:“回来,你给我回来搞干净!”周洪庆却置若罔闻扬长而去,苍蝇又命令刚打了菜的犯人:“去把他拉转来!”然而,这些底层犯人个个对狱吏贪吃犯人的那么一点好菜恨之入骨,一连几个被他驱使的犯人居然没有一个理睬他。苍蝇只好自我解嘲的说:“打得不满意等都打完了再打一点有个么事呢?何必像这样搞?为一点吃的扯皮划不来唦,说出去人家都要笑话!”

看到这一幕,尤其是听到苍蝇聂谦高的这些冠冕堂皇的鬼话,实在叫我又气愤又藐视又好笑!犯人生活那么差,没有家人送钱的犯人完全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一星期有这一两次象征性的开荤尚被狱吏(以及上层犯人)贪吃个几乎精光,这个狱吏还要来如此说风凉话,真是天理何在?狱吏聂谦高的丑行不知多少,经常做因为这个不够条件的犯人给了他钱或几条香烟,就把合格犯人的表扬记功拿下来给进了贡者的事,所以贫穷无靠的犯人都特别恨他。应是应城人陈进军,被他这么搞了后当面质问他凭什么这样做,他居然厚着脸皮说:“有意见你可向厂里告,看他们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我有权把奖励给他不给你。”

我所在的病犯监区和8监区情况颇不相同。

既贪财也贪吃的胡卫生不会吃犯人的大伙菜,也没有在办公室为自己安排“御厨”。

不过,两年后我要满刑前,为人相对正派的教导员叶平因为清楚我必然会揭露汉阳监狱的黑幕而感慨的告诉我,胡卫生一来就要安排一个“御厨”,但被他坚决否决了,同时,为了避嫌他从不在监舍区吃饭,每餐都去监狱的狱警食堂。

胡卫生则不同,他每餐都要享受病犯监区犯人供奉的好饭好菜。

如前所述,病犯监区其实是特权监区,只有三分之一老弱病残,其余的都多少有点关系,由于是病犯监区,监狱特批一些犯人“吃流食”,也就是可以从伙房买面条鸡蛋在本队用电炉自己做。这个小口一开,特权犯们自然什么都能弄进来,也什么都能做了。

当然,不光是病犯监区,事实上多年来每个队的特权犯也都什么都能弄进来,也都在用电炉炒菜,早在几年前,发现老五队“宣鼓”一伙特权犯每天从外面买回牛蛙、基围虾、活鱼、野兔等等时,我就曾向汉阳监狱监狱长打过《关于汉阳监狱存在地下销售网络的报告》并通过指导员刘勇呈交上上去了,当然,其结果等于零——仅仅是刘勇将本队的特权犯的小灶停了几天。那么这个地下销售网络是什么人在掌控?还经营些什么?以后有什么发展变化?后文再详述。

病犯监区的犯人大体上可分为四类:

真正因为年老、残疾、精神病送来的,这些人没钱也没关系,在此既受压迫也得干活,当然这里干的活都不太累,比如打扫监舍区内外的道路卫生,以及偶然做一点加工活。

多少有点病,或者通过给点好处,或者作为刁民死乞白赖才弄来的,这些人也得干点活。

靠着“关系”,以照顾病犯的名义弄来的,这种人当然没有病。,却顶多干一点象征性的活。

纯粹因为有钱有势力,打通了上下关系,就是到这个队来疗养的,他们年纪轻轻,身强力壮,却成天赌博喝酒看微型录像,再不就打架扯皮,什么活也不干还要雇人洗衣做饭。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情况,如调皮捣蛋无法无天弄的没队敢要的。

自然,第一种人身无分文,一般不可能开小灶,但其中脸皮厚能不择手段求生存的也有办法弄到开小灶的东西,至于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须知,在伙食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人们都会千方百计弄点吃的,我虽然有点例外,那也是靠了家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按我的要求送点能够放几十天的东西比如香肠、咸鱼、牛肉(用油泡有时可放两个月但也常常坏了)。这样,病犯监区就有七八个吃饭团伙,其中三四个是“高级团伙”,每个团伙都雇了贫穷犯人给他们当伙夫,每月花几千块钱从外买肉鱼蔬菜回来。从前在南一楼我不下楼,他们在哪炒菜我不知道,搬三号楼后,正好一楼半有两个本用来当放行李的储藏室,现在就成了他们的伙房。这样,这三四个高级团伙每天做好香喷喷的饭菜后,就都分出几盘来给胡卫生送去,负责端菜送饭的则是水板,十堰市来的犯人李志。

这李志年纪轻轻,人却极精明极狡猾也极无耻,他替胡卫生做一切胡不方便做的丑事,他自己也什么丑事都做,只要能捞到好处。就在这时,我让主管干部张天帮买350元五十张菜票,他照例一拖再拖,找教导员叶平,他立即叫人买了让李志送给我,李志给我时故意说:“你点一下。”转身就走了,我接过一看前后的号码立即发现尾数是1——49,当时准备算了,一两小时后想到这么做一定会像财务科贪污我的现金帐一样没有止境,便去办公室打报告找到叶平说:“犯人的菜票你们干部要也没用,虽说差一张不是什么大事,但是道理要讲清楚,你们应该叫当事人给我当面弄清。”叶教导员吃惊地问:“不会吧?刚才我数了还一张不差。”说着接过去就数起来,数完后纳闷的自语:“怎么会差一张呢?”就在这时,李志慌忙赶来走到我们面前,装模作样的低头弯腰捡起个什么东西,然后把一张菜票递给我说:“这不是的?掉地下了。”我不想再废话,拿过他给的票就走了。我本以为这样给他留面子他会改弦更张,没想以后他会做得更缺德,结果在我手上也栽得更惨。至于他为胡卫生干坏事,后面将一一道来。

虽然一来就被当局尽量隔离,从前住楼下总算有很多事可以自然进入我的视线,自从到病犯监区单独住在楼上,我就被和监狱社会隔绝得更厉害了,现在下了楼,我才突然发现它的变化有多大。

令人惊奇的是,现在做生意的风气盛行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大大小小的狱吏都在做生意,上上下下的犯人也在做生意,当然,他们做生意的方法、内容各不相同,赚钱的水平也大相径庭。

从离我最近的说起,就连我身边的赵建峰也在做生意了,当然他做的生意最小。这是一个为了生活什么都不在乎,完全没有人格尊严的人,虽然他也多少讲一点江湖义气。他做的是倒卖香烟。坐在牢里怎么能倒卖香烟?因为监狱警察承包的犯人小卖部不仅卖高价,而且为拖欠送货商的货款而经常被断档,与此同时,一些队比如8监区到小卖部购物的权利完全被牢头狱霸金维都等人垄断了,这样,一盒1.7元的最低档香烟(大概叫长城牌),在监内已炒到2.8或3.5元,也就是4张或者5张菜票。那么这些香烟又是从哪里弄进来的?一些狱吏成箱的批发回来,然后卖给有头脸的犯人,后者再批发出去。另一个渠道,则是此时残存的最后一个犯人和社会有接触的队——老三队,现在的二监区,该队从事红砖生产,劳动极苦极累,但其他方面管得很松,犯人通过和社会上的人接触什么都弄得进来,当然,抓住后整得也惨,为此死人的事时有发生。不过弄香烟进来不是大问题,这个生意也并非老有。赵建峰就是从位于我们北面的老三队(他是从那里调到我这来的)犯人手里买香烟,然后加价卖给位于我们南面的老五队赚钱,他的这个生意一直做到一年多以后,那时我们已经搬回老五队原来住的南一楼的北面。

另一些专门给特权犯做饭的犯人,例如刘维胜、吴建军,则利用当“厨师”的便利,通过和特权犯同样的买肉卖鱼的渠道购进生菜,按预约炒好高价卖给他人,主要也是卖给8监区的犯人,8监区的张春晓(正是1999年5月12日领喊“打到美国”并致使我被汉阳监狱“开除人籍”的当事人,虽然我被“开除人籍”和他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多年来此人一直在和我套近乎)就是一个重要的二道贩子,他买回去以后还要加价再卖出去。

隔壁7监区没有病犯监区的条件,但熟食生意也同样红火,从老五队调去的犯人吕国威每天起早床趁狱吏在睡懒觉在墙角烧野火,炸了鸡蛋后用塑料袋装了五个卖7元钱。

此外,红安县的金仲明专门卖袋装的咸菜,麻城的邹艳山主要卖袋装的鱼肉,再后来,襄阳的张志强则以电视柜下的空柜为柜台全面销售副食百货,教导员叶平三番五次制止完全无效,一般认为他的后台就是胡卫生——病犯监区的监区长,也正因此,其他人的同样生意则都被禁止了。

这种情况全厂皆然,一开始什么人都可以做生意,起点很低没有门槛,一年半载后见已经“合法化”。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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