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玛(捷克犹太裔作家、集中营幸存者):“在我高中毕业前,我的老师让我入党,作为一名听话的学生就入党了。 我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也没有写过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打油诗。我厌恶喊口号,更多的是因为它缺乏美感,其次才是它的政治意义。”

译者按: 捷克在体制转型25年之后,以前的共产党员以各种面目重返政坛,有的成了其他党派的成员,有的下海从商后成为百万富翁参加竞选。本届议会选举中,作为多党民主制的一员,共产党获得14.91%的选票成为捷克第三大党。捷克议会报记者对伊凡克里马进行了专访。伊凡克里马是目前捷克在世的被翻译最多的作家,他曾因为出生犹太家庭在二战期间被送进集中营,他的作品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受到争议并禁止发表,还被罚做苦力。

记者:有的反共人士认为,前体制中的共产党官员摇身变成了百万富翁,比如安德烈巴比希(现ANO党主席、议员和财政部长——译者注),以此博得了选民支持,篡夺了国家权力。这种阴谋论是否很不靠谱?

克里玛:我一向反对阴谋论。阴谋论中的臆想多于事实。但是我也不否认政治中没有阴谋。

记者:您如何看待强硬的反共主义?直到今天,反共依然是支撑有些右派政党的唯一理念。

克里玛:我不喜欢任何狂热主义。 哪里没有清醒的思考,哪里就会出现被误导。一旦有了反什么主义,比如反犹主义、反德主义、反吉普赛主义,首先就确定了和问题本身的负面关系。我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我在和教会的关系中理解了现实主义,最终抛弃了反宗教主义。

记者:对于教会财产归还的问题,您是如何用现实主义的思维来看待了?

克里玛:我对这件事激动不起来。原来属于教会的财产应该归还。但是我觉得,给教会的经济补偿有点过份,其中我看到的政治多于公正。 (译者注:捷克议会通过法案归还共产党没收的教会的巨额财产,并给予经济补偿。此项法案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且引起民众的争议。 )

记者:阴谋论者一直认为犹太人控制着世界。 您被列入新纳粹分子的捷克犹太要人名单。您对此如何看待?

克里玛:在这份名单中也有路德维克.瓦促里克。一旦社会获得了言论自由,人们可以自由表达了,就难免会出现这样的名单。 但是这个名单已经碰触到了宪法的红线。 在一个社会中一定有一些精英和相当比例的暴民,中间是普通人。在民主社会中,所有人都可以表达思想。关键是,宪法应该禁止带有暴力倾向的政党的存在。 没有其他的办法。

记者:直到今天,瓦茨拉夫.哈维尔还被指责太宽容,应该在1989年把共产党禁掉。您怎么看?

克里玛:共产党组织非常严谨,如若被禁,一时会对其造成打击,但是并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他们会用另外的名称按照宪法规定成立新党。禁令等于废纸。社会应该把这些极端党派边缘化。然而捷克共产党目前并没有被边缘化。

记者:另外, 您在“真爱”名单中出现,和前总统哈维尔关系密切,你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译者注:“真爱”是前总统哈维尔倡导的“真理与爱必胜”口号的缩写。)

克里玛:我和哈维尔是朋友关系,他在没有当总统之前, 我们经常见面。 他当总统之后,也曾邀请我去他别墅,但是那里通常会有很多人,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有求于他,他们渴望接近权力。 我对他一无所求,也没有对权力的欲望。每当哈维尔看到我,总是欣然微笑,因为看到了老友。我们在简短的交谈后就分手了。我从没羡慕过他的地位。

记者:您为什么从来没有过政治雄心?

克里玛:每次我被授予某个职位时,我都婉拒了。 我只有一个抱负-写作。所有妨碍我写作的事我都回避。所以我没有积极参与宪章运动和天鹅绒革命,后来也没有参政。在九十年代我一直在写作。我是写作狂,虽然写得很慢,但是从不停止。

记者:您对自己要写的故事列提纲吗?就像米兰昆德拉那样。

克里玛:没有。一旦开始写,我自己也不知道将如何收场。我经常修改写好的东西。我对故事的发展顺其自然,没有条条框框。

记者:对于议会选举您也放任自流?比如另一位作家巴威尔.高厚特曾宣布的,他支持的党派不断变化,根据哪个政党最有希望解决当下的问题来决定选举哪个党派……

克里玛:我总是参加选举的,在选举时从两个靠谱的政党中进行选择。我不是很赞成党派进入议会的最低票数为5%的规定,这个比例高了点,限制了议会中政党的丰富性。如果把这个门槛降到3%, 政治会更加多彩和多变。我们现在的选择太少了。

记者: 你认为为什么高厚特始终为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的身份而纠结?

克里玛:这是他的事,因为他曾经是狂热的共产党员。他曾为官方宣传效力。他用自己的才智为体制歌功颂德,也因此得益。 总之因为年轻无知而为体制服务。另一方面,他成为了最早的严厉批评现实的人。

记者:您当时对共产党体制下的现实生活也有过很多批评。您没有想过,会遭到报复吗?

克里玛:当然想过。我的第一部小说《远离人民》就受到了巨大争议,曾被定为是对我们社会批评过头的典型。 小说中年轻人的怨言引来很多议论,这给我带来了很大麻烦。

记者:相反,宪法法院院长巴威尔.理海斯基是在带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时期入党的,他为自己的党籍感到骄傲……

克里玛:这不奇怪。我虽然在这之前就入党了, 但是因为我没有做任何事,所以我没有任何负罪感。 在我高中毕业前,我的老师让我入党,我作为一名听话的学生就入党了。 我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也没有写过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打油诗。我厌恶喊口号,更多的是因为它缺乏美感,其次才是它的政治意义。 每次当我们整个班级参加五一节游行时,我都因此喊不出口号。

记者:您曾两次被捷克共产党开除。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共产党制度的?

克里玛:很早,大约在1956年,在第20届党代会上赫鲁晓夫透露了斯大林专制的罪行。对于老党员来说,这是惊人的发言。老党员都哭了,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真正的共产党员听从上级指示,当上级向他们传达真相,他们相信了。 这是一个特别的过程和有趣的生活经历。

记者:去年我去了斯大林的出生地,格鲁齐亚的哥里,那里的大多数居民至今崇拜着斯大林……

克里玛:可以理解。这是他们的英雄, 他们的同乡,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和希特勒不同的是,他打赢了战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是残酷的。当一个罪犯战胜了另一个更大的罪犯时,胜利的罪犯受到所有人的庆贺。然而这两个都是可怕的罪犯。

记者:对于以前出卖您的人您是如何处置的?

克里玛:在我的朋友当中没有一个出卖我的人。这我很确定。 曾经有一个告密者经常和我来往,但是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他的可疑之处,所以我利用他传递错误信息。我没有让他进入我的朋友圈。 他总是在我们人多聚会的时候来向我借书。我觉得他自己都为此感到羞愧,所以经常喝醉以后来,不敢问任何问题。可能他也很无奈。

记者:你在交友方面的运气不错……

克里玛:对。 另外我对警察警惕性很高。

来源:公众号:一起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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