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两年前，我一直住在北京，是一个法律专业人士组成的松散群体的一员，普通中国人称我们这些人为“维权律师”。中国政府称我们是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团伙”，因为我们公开挑战了共产党控制中国法律体系的方式。大多数得到我们帮助的人被官员看作闹事者：比如房屋被强行拆除的上访者、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成员、法轮功学员，以及受城里雇主欺负的农民工。
2013年，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美国，用研究和写作的方式继续我的维权工作。我的许多朋友和维权律师同事为争取社会公正选择留在中国。7月初，这些维权律师中已有逾200人被拘留审讯，或被置于监视居住之下，这是我们所见到过的、对法律界最严厉的打压。被拘留的律师中有许多人被关在秘密地点，在他们被关押期间，有些人已被迫承认了自己的“犯罪活动”。
今年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案件证实了领导人的恐惧，他们觉得党可能失去控制力，其合法性可能会土崩瓦解。此次镇压的范围让人看到了现实严峻的一面。公众在质疑政府管理经济放缓、尤其是近期股市暴跌的能力，习近平的反腐败斗争已在共产党内部引起深刻的分歧。在这种背景下，人权律师尤其在对现实不满和受压迫的人民当中越来越受到欢迎，维权律师的社交媒体影响力也不断上升，这让我们的领导人十分害怕，以至于他们感到有必要采取当下这一轮全国范围的逮捕行动。
5月2日，警方在东北县城庆安的火车站枪杀了访民徐纯合，当时双方发生了冲突，他年迈的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亲眼目睹了全过程。地方官员称警方没有失当行为，而一组辩护律师代表徐家提起了诉讼。他们通过社交媒体，从目击者那里获得了视频，并指责官方媒体篡改监控录像，以掩盖警方的暴行。该案激起了公众对政府的巨大愤怒。
由于没有传统上的独立媒体，我们律师在揭露执法机构和法院的职权滥用，以及施加压力让它们进行改革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今年5月，一些活动人士和律师在江西省法院外静坐，希望引起公众对四个人的关注。这四个人称自己蒙冤入狱十多年，罪名是抢劫、强奸和谋杀，虽然在另外一个案件中，已经有犯罪嫌疑人承认了这些罪行，但法院仍然拒绝了辩护律师的再审请求，并拒绝让律师查看案件卷宗。40多名维权律师写信给习近平，他们的种种抗议之举也在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政府后来拘留了主要组织者，该案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我们努力促进司法公正，力求在每宗案件中获得胜诉，并用它们来唤醒公众的基本人权意识。很多人已经成为捍卫自己权利的活动者，这也让政府感到担心。
李欢君（音）曾在北京当幼儿园老师，当官员勾结开发商拆除了她的房屋之后，她向我们寻求了帮助。我们教她如何使用现有的中国法律和社交媒体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之后她就变成了一位热心的活动人士，开始为其他访民提供帮助。最近她参与了一个活动，呼吁政府官员进行财产公示和申报。
对于我们，遭受拘留和监禁的威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北京期间，警方对我进行监视，把我叫去审问，每次扣留我的时间都很长，还威胁要把我关进监狱。政府给我们设置了各种障碍，因为我们遵循法律条文行事，而不是服从党的安排。
目前的打压行动短期内会给政府带来暂时的平静。出于担忧，愿意采取行动的法律工作者会减少，至少暂时是这样。在没有维权律师会为他们辩护的情况下，上访者和政治异议人士在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之前会犹豫不决。
但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没有意识到，这种镇压最终会导致其政治破产。在中国，维权律师充当压力控制阀，引导民众通过适当的合法途径表达愤怒和不满，帮助他们表达意见。中国各地每天都会爆发数以百计的抗议活动，中国人民在对腐败、征地及国家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其他不公正问题表达不满。
在这个不稳定的社会中压制温和异议，损害了中国向民主社会和平过渡的机会，可能会引爆大规模的、暴力的社会动荡，甚至会引发政变。如果习近平主席在政变中失去权力，他和他的朋友们会发现自己没有独立的辩护律师。
尽管受到监禁和拷打， 很多律师朋友选择继续斗争。目前，几名遭到政府关押并获释的律师正在组织申诉，并自愿为那些仍被警方拘留的律师辩护。
2012年11月接受一家日本报纸采访时，一名记者问我的朋友江天勇，“鉴于这种严峻的政治环境，你会考虑放弃吗？”维权律师江天勇在被拘留期间遭到严刑拷打。
江天勇的回答反映了大多数维权律师的决心：“我在监狱里的遭遇说明，必须做些事情来改变这个制度。我不会放弃，为了我的孩子我也不能放弃。”
肖国珍是华盛顿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访问学者。
原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