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漫长而单调的地方官员生涯中，习近平刻意压制内心的反社会倾向，把自己装扮成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技术官僚。等到终于登上大位，他才露出真面目：他是狮子，是泼猴，是皇帝，是救世主。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平庸，他要用权力改变中国乃至世界。他更要像毛太祖那样，给中共政权打上强烈的个人烙印，而一切拦路的障碍，无论是党内反对派还是民间异见者，都要冷酷无情地扫除掉。于是，习近平统治的中国，像一辆没有剎车的火车，朝着法西斯主义的方向高歌猛进。一场巨大的灾难，近在咫尺，迫在眉睫。谁能制止这个希特勒式的重度“狂妄症候群”患者呢？
当你们为某件事感到愤怒时，也要像我曾被纳粹激怒时一样，要变成一个强悍的战士，献身投入历史的洪流。而这股巨大的历史洪流也会因为我们的加入，往正义与自由的方向更为迈进。
————史蒂芬．黑塞尔（Stephane Hessel）
二零一五年，中共政权大张旗鼓地“纪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其中最盛大的活动是具有浓郁的法西斯特色的大型阅兵式，全球不禁为之侧目。澳大利亚《雪梨晨锋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俄罗斯，中国，所谓的伊斯兰国政权都是法西斯”的社论，国际版编辑彼得•海切尔（Peter Hartcher）将中共列为法西斯政权并猛烈抨击：中国是一个正在成形的法西斯帝国，它有什么资格“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呢？这篇社论引发了中国外交部的强烈抗议——以后，该报记者若申请中国签证，恐怕会遇到故意的刁难。
何谓法西斯？这篇社论明确指出，法西斯有三大决定性特征，首先是专制，其次是权力高度集中，第三是国家高于个人。作者指出了这三个政权的本质：俄国的普亭妄言“西方打算拔掉俄国熊的爪子和牙齿”，并试图恢复“俄罗斯的伟大”；中国企图克服西方帝国主义带给他们的“百年耻辱”，一直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洗脑，让孩子“勿忘国耻”；ISIS则宣布要恢复哈利法，恢复伊斯兰教的伟大。以灌输仇恨、鼓动民粹、诉诸暴力而论，三者何其相似！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虽然在政体表面上三家各有不同，但实际上它们都是法西斯主义实体，它们放弃民主自由，追求暴力，对外扩张不愿受道德与法律的约束。”
从“次法西斯”到法西斯的飞跃
彼得•海切尔并非发现中共政权法西斯化的第一人。早在二零零四年，中国独立学者余世存就发表了一篇题为《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长文，梳理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精神现象。
毛时代之后，中国一步步地演变成一个“四不像”的国家。在某些方面，它相当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它又极端社会主义。有时，它慷慨资助那些意识形态上与自己近似的“小兄弟”，比如奉行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北韩和古巴；有时，它又疯狂的煽动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声称要向近代以来欺压过中国的西方列强展开复仇计划。它一边宣称要弘扬毛泽东思想，一边又抬出孔夫子和佛教来装点门面、收拾人心，可谓“左右逢源、古为今用”，急迫之下甚至顾不上这些观念、思想和宗教之间难以弥合的矛盾与裂隙。因此，如何“定义中国」，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而言，成为一个莫大的难题。
余世存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只有大陆中国，在内政的基本观念、外交的基本原则上跟自由民主世界格格不入。这个文明古国在数千年间充当过东方世界的发动机，如今它倔强地保持另类、个色，它不合群。那么，人们该怎么谈论它，怎么称呼它，怎么指望它呢？余世存对中国的定义和概括是：“这个时代同极右专制的法西斯主义类似，而在精神气魄、社会动员能力、对外输出等方面不如远甚，称之为次法西斯时代也许最为精准。”
十多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已“坐二望一”，可以支撑习近平的帝国梦了。习近平“朕即天下”的自恋和自信，来自于其太子党的身分，以及红卫兵时代“不怕血”、“不怕死”的青春记忆。邓小平的遗训“韬光养晦”被抛弃，习近平发誓要“有所作为”和“大有作为”。如是，余世存所提出的、适应技术官僚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次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在习近平掌权之后就要将“次”字删去了——正在成形中的习近平主义，就是崇尚铁与血、货真价实的法西斯主义。
习近平大大提升了中国的“仇恨教育”的烈度。如同希特勒对内将犹太人、基督徒、社会民主党人当作内奸和叛徒，习近平对内也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非政府组织、各类宗教信仰者和各少数民族当作不稳定因素和危险分子。如同希特勒将西方民主国家和苏俄当作势不两立的外敌，习近平将美国、日本当作是“必有一战”的敌人（党国的宣传机器特别将民主体制成熟而稳固的日本妖魔化为“军国主义复活”的国家）。经过长期的洗脑教育，许多中国人一提起美国和日本，就牙齿发痒，恨不得“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说起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就梦想着大军远征，秋风扫落叶般地将“叛逆之地”夷为平地。中国已经拥有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就等着习近平的应运而生了。
习近平秉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被很多港台学者命名为“天朝主义”。台湾学者曾昭明如此梳理天朝主义论述的历史脉络：“汉帝国透过“经学”（儒教释经学）建构起来的天命神学，是“帝国认同”的原型、典范与核心；乃至更为细致的天朝主义论述，还会考虑宋代“理学”对儒教天命神学的佛学式“改造”——但众所周知，这种“理学”式的帝国儒教神学，是更为严明“华夏—夷狄”的哲学人类学区别的。”当然，除了中国固有的帝国传统文化，习近平还从纳粹、苏俄乃至今天的普京那里“偷学”到不少“独裁术”，使之变成一锅“东北乱炖”。
习近平的“天朝主义”初露端倪，有不少御用学者为之镀金抹粉。比如，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天朝主义“左派」学者汪晖的“理论概括”：习近平的一带一路策略“是一条超越冷战格局、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未来之路，一条突破近代以来形成的霸权体系及其新形式的解放之路，一条以深厚的历史文明及其近代历程为背景的、综合当代各种先进经验的继承创新之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声音，过了八十年之后，在遥远的中国的回音壁中起死回生。
西方的对华绥靖主义政策，何时梦醒？
习近平与希特勒一样，都是会念魔咒的巫师——和平、民主、法治、自由，是这两个独裁者常常挂在嘴边的名词，人们一不小心就被催眠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德国口头声称寻求和平、暗地里却扩军备战，西方民主国家信以为真，采取绥靖政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灾祸一发而不可收拾。如今，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学者和媒体，也对习近平的法西斯主义和扩张政策缺乏警惕，敞开大门，引为上宾。习近平笑容可掬地告诉西方国家，一起发财吧，中国的人权问题与你们无关，假装没看见就好了。一些陷入经济衰退的西方国家，与中共称兄道弟，被关押在狱中的刘晓波成了“隐形人”。习近平宣布成立中国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亚投行，除了美国和日本之外，欧亚各大国均奋不顾身地加入，幻想点石成金，殊不知这是一处深不见底的“烂泥潭”。对此，彼得•海切尔发出明确警告：“西方的领导人们不应该再玩文字游戏了。……我们的世界面临着法西斯主义的复苏，而陷入经济泥潭的欧洲和困于政治内斗的美国，都还没有意识到它们要面对的危险、愤怒的敌人是谁。”承平日久的西方诸国，对这一沉痛而尖锐的呼吁充耳不闻。
西方绥靖政策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曾在布殊政府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的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提出的“必须尊重中国”的理论。美国在外交上如何处理中国问题呢？柯庆生认为，美国必须找到一种策略，让美国能“接受甚至鼓励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崛起、以及享有更大的名声，但要影响中国的选择，使其更愿意放弃横行霸道的行为……策略的成功，一方面需要实力和强硬的一种不寻常的组合，另一方面需要有让中国安心、能倾听中国声音的意愿。”这种观点，用中国古话来说，不正是“与虎谋皮”吗？
曾因报道天安门事件而荣获年度英国最佳国际新闻记者的梅兆赞（JONATHAN MIRSKY），同是也是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他在一篇书评中直言不讳地批判柯庆生的观点：“我与许多后来被关押的中国异见人士见过面，多次目睹中国在西藏的行为，眼看着中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开枪打死和平的示威者，这些经历让我很难赞成柯庆生的观点。”梅兆赞也写过关于我的报道，他深知中国的真相绝非柯庆生从少数中国御用学者那里了解到的皮毛。
习近平政权对内镇压上的残暴酷烈和对外扩张上的凶猛蛮横，可谓“两手抓，两手硬”。比如，对内打压媒体、学界、NGO和人权律师的同时，刻意挑动搁置多年的南海争端，使南海成为比当年的巴尔干半岛还要危险的、一触即发的火药桶。北京曾经承诺过，就南海争端与外围国家协商谈判，不会作出任何挑衅举动。话音刚落，习近平就下令在南海诸岛施工作业、围海造地，毫不理会美、日以及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台湾的反对与抗议，一副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的派头。
习近平的履历与性格，宛如希特勒的翻版
习近平最崇拜的人物，是毛泽东，更是希特勒。多年担任精神病科医生，又曾出任英国外相的戴维•欧文，在《权力与疾病》一书中，针对身居高位的掌权者提出了“狂妄症候群”这一概念。他列出十四个评判“狂妄症候群”的指标：
一、自恋的倾向，把世界当作在其中施展权力与寻求荣耀的场域。
二、天性喜欢采取行动，以提升他们的形象。
三、对于自己的形象与外表有超乎比例的关心。
四、习惯以救世主的口吻谈到自己的所作所为。
五、把自己跟国家等同起来，认为这两者的形貌与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六、倾向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或者使用旧日国王的口气说话。
七、对自己的判断有过度的信心，对他人的建议或批评有过度的蔑视。
八、对自己所能达成的事情具有夸张的自信心，接近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
九、相信自己真正要面对的不是人民，而是历史或上帝。
十、相信在历史上他们将会得到胜利。
十一、不知休息、轻率鲁莽以及容易冲动。
十二、失去与现实的联系，常常伴随着日渐恶化的孤立状态。
十三、倾向于因为他们的“宏观视野”，坚信他们行动的道德正确性。
十四、毫无能力执行政策，可以称之为狂妄的无能。
戴维•欧文指出，若符合以上症状中的三项，就建议当事人“请及早下台”。以这十四条标凖衡量，希特勒和习近平符合的，至少超过十条。由此可见，习近平和希特勒都是狂妄症候的重度患者。病源来自于他们的家庭教育、少年及青年时代的经历和思考世界的方式。
以希特勒而论，德国历史学者克劳斯•费舍尔在《纳粹德国》一书中指出，从希特勒最初在维也纳遭遇艰苦的生活开始，他就形成了残酷和冷漠地对待他人的思想，后来他将这种思想理性化为伪达尔文主义的术语。这种思想主张生活是无休无止的为生存的战斗，在其中自由最强者才能获得胜利。希特勒曾向身边的人说：“残酷令人激动。人们需要神圣的恐怖。恐怖是政治最有效的方法。”
早年作为流离失所的社会边缘人，使希特勒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倾向，他的一生都仇视确定的、规范的体制。用汉斯•弗兰克的话来说，希特勒是一个麻木的心理变态者，受到原始的、任意的自我中心主义的驱使。这种反社会的人格，还可以从其孩提世代和家庭生活中的经历中寻找到，他到身上必然带有孩提世代在家庭中遭受背叛的印记。尽管这些人通常是聪明的，自然的或者可爱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是冷酷的、欺诈的和喜欢操纵的。
所以，克劳斯•费舍尔得出结论：“希特勒前三十年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反社会的环境中度过的。在历史上，强烈的邪恶多次获得了胜利。无论怎样有缺陷，希特勒和他的随从都是些极端的狂热份子，具有令人惊讶的心理动力。他们对德国的机构发起了猛攻，企图使它们屈服于他们的意志。”希特勒成功地破坏了魏玛共和国的宪政制度，一步步地走上独裁暴政之路，并自我加冕成为欧洲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拥有最大权力的“元首”。
习近平跟希特勒和毛泽东的早年经历和思想模式非常相似。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习近平，是一个被抛入社会底层的边缘人：因为父亲被毛泽东设计下狱、家庭支离破碎，尚未成年的习近平一度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作为最年幼的知青中的一员，他被送到陕西的穷乡僻壤劳动改造。因忍受不了缺衣少食的生活，他跑到父亲的老家富平向亲友寻求帮助，却被众人拒之门外。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中共的铁血统治已深入乡村，传统的古道热肠不复存在。而后，习近平潜回北京，却被当局当作“盲流”送入少年劳教所关押。最后，在家族长辈的劝诫之下，他不得已又返回延安的小山村，老老实实地当知青。
那一段生活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习近平心头，大大改变了他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吊诡的是，习近平并不仇恨他的家族的仇人——险些害死他父亲并导致他本人沦为“贱民”的毛泽东，相反，他对毛泽东的“山大王气”心仪不已。毛时代的话语方式和政治氛围成为他的“潜意识”。习近平梦想着有一天掌握了权力，要像毛泽东那样迅猛搅动社会，乃至创造一个“新天新地”。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漫长而单调的地方官员生涯中，习近平刻意压制内心的反社会倾向，把自己装扮成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技术官僚。等到终于登上大位，他才露出真面目：他是狮子，是泼猴，是皇帝，是救世主。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平庸，他要用权力改变中国乃至世界。他更要像毛太祖那样，给中共政权打上强烈的个人烙印，而一切拦路的障碍，无论是党内反对派还是民间异见者，都要冷酷无情地扫除掉。
于是，习近平统治的中国，像一辆没有剎车的火车，朝着法西斯主义的方向高歌猛进。
一场巨大的灾难，近在咫尺，迫在眉睫。
谁能制止这个重度“狂妄症候群”患者呢？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