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九日起，中国大陆发生了两起值得全球关注的事。当天，上任才十七天的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带队进驻证监会，会同国务院多个部门排查近期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几天后，孟庆丰亲自带队赴上海，排查多家贸易公司恶意捣乱股市的行为。而当天凌晨三时，北京女律师王宇一家突然被绑架失踪。十一日晚，中共最大的三家喉舌新华社、央视和《人民日报》同时报道，公安部已摧毁了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自二○一二年七月以来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犯罪团伙”。数天内，中国大陆知名的人权律师均被“围剿”。短短几天内，涉及二十八个省市的三百多位律师、律所人员及相关人士被刑拘、传唤、抄家、失踪和监视居住，其中十二人已被官方证实刑拘入狱。
中共为何在七月九日那天突然发起全国的人权律师大抓捕，与同一天动用公安部「暴力救市”有何关系？抓捕律师是否属「暴力救党”的一次预演？人们不得不进行冷静和理性的思考。
六月以来的股灾
六月十二日，上证指数冲至五千一百七十八点一九点，谁也不曾料到Ａ股次日起一泻千里。短短四周，七月九日上证指数跌至三千三百七十三点。据统计，截至七月十四日，中国家庭持有股权账面缩水了六点八万亿元至十六点五万亿元。六月十二日后，股市突然掉头向下，转瞬间，上亿股民就被卷入看似无法停止的下跌中。一个月内，中国大陆股市值蒸发超过十八万亿元，相当于一个德国或十六个希腊的年国内总值。每一分钱，都是股民口袋中的真金白银，被套牢者比比皆是，许多人甚至倾家荡产，遭遇绝境。
六月十八日，香港Ａ股进入暴跌通道，当天是香港“假普选”政改方案在立法会遭否决，次日股市便大跌三百点。此时中央政府出台了降息、降银行准备金率等多项重磅救市措施，但股市毫不理会。六月二十九日，亚洲投资行签字的当天，Ａ股仍遭暴力砸盘。这些时间点上的惊人巧合，事先没有人预料，中共高层却老羞成怒，就武断地认为此次股市暴跌是敌对势力在操控。
七月四日，国务院把中央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国资会、主要央企负责人召集一起，甚至叫公安部参加联席会议并参与救市。据统计，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十日短短两周的时间里，中共各政府机关发布信息、政策多达四十七条，最多的一天不少于十二条。中共为何于七月九日的同一天内，发起“暴力救市”和抓捕律师的“暴力救党”行动？也许是害怕数万中、小股民聘律师将股灾中的侵权行为，潮水般地诉至法院。之前的五月一日，中共法院曾高调宣布开始“有案必立”，至今为止，中共大陆已有十万以上的公民分别将江泽民诉至检察院和法院。人们就不难理解，中共为何在七月九日的同一天，开启了一场迄今为止最大力度、牵涉范围最大的“暴力救市”和抓捕律师的“暴力救党”行动。
七月股指下跌百分之十四
七月九日后，公安部孟庆丰副部长亲自带队到上海。七月十三日，上海警方透露：“我们确实调查在上海的贸易公司恶意做空Ａ股的犯罪线索，已经确定了对象，此次股灾，被怀疑有个别贸易公司在背后操纵交易。”公安部罕见的介入，则意味者将有一些公司或个人涉嫌犯罪。
七月六日到八日，港股暴跌，一天即完成了Ａ股以往需三周百分之三十的跌幅。三天后，港府未出手，市场自身迅速反应，这场因Ａ股暴跌和希腊危机而引发的“港股风暴”得以迅速平息，得益于香港法制比内地好上不止十倍。
七月十五日，上证指数下跌一百一十八点七九点，两市再现“千股跌停”的场景。七月二十七日，上证指数出现八年来最大的暴跌，报收于三千七百二十五点五六点，跌幅百分之八点四八。有人认为，政府出面“救市”是毒药，越救越上瘾。也有人认为中共的“国家队”出手救市，救的仅仅是流动性和市场秩序。中共有人认为，此次股灾的幕后操盘手可谓是段位不低的高手，远在当年的索罗斯之上，所动用的资源也非当年的索罗斯所能比。先是从打击中共的理论、道路、制度“三自信”入手，而直接与重大的政治事件挂钩。许多股民买股票虽是买的是一种经济回报，但越来越多的股民却表现出对中共政策不确定的预期，对中共领导人关于实现所谓全面小康一种不确定的信心。人心向背，可以预期的信心一旦被击垮，重建是非常困难，它会引起连锁反应，很可能是中国大陆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在此次股灾中，受影响的最主要是“中产阶级”，他们的稳定与否无疑是对中共执政地位属致命的。甚至有人说：“这是冲着五星红旗而来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认为：“这一次矛头明确针对中国了，直接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考验我党驾驭经济的能力。做空势力想通过一连串事情导致经济滑坡，社会不稳定，甚至可能借机策动颜色革命。”
七月一日，中国人大刚通过《国安法》，就已经发生了致命的股灾。这或许是在七月九日由习近平定夺，中央办公厅操刀，公安部和中宣部联合在一线指挥的“暴力救市”和“暴力救党”的缘由与真相。
来源：《动向》2015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