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7月27日 04 版)

res02_attpic_brief尚不为中国读者熟悉的威廉·弗雷德里克·赫尔曼斯(右)与海拉特·雷弗,摄于1954年,阿姆斯特丹之滑铁卢广场。  摄影:Cas Oorthuys/Nederlands Fotomuseum。据”Discovering the Dutch” (AUP, 2009)

res04_attpic_brief (1)J·贝恩勒夫。 摄影:康慨

至少有一点,荷兰与中国很像:我们都还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荷兰人曾经很有机会,如果下面这三个人能活得足够长:威廉·弗雷德里克·赫尔曼斯(Willem Frederik Hermans)、海拉特·雷弗(Gerard Reve)和哈里·穆里施(Harry Mulisch)。

不幸的是,他们都死了;幸运的是,他们的作品仍然受到喜爱,他们的声名、甚至他们的故事,也仍然广受传扬。

关于他们的文学业绩,中国读者可参照RP·迈耶所著《低地国家文学史》(李路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可惜此书只写到1970年代,但我在拜访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时,索得一册2009年新出的《发现荷兰人:论尼德兰的文化与社会》,主编为贝萨慕斯卡(Emmeline Besamusca)和维尔赫尔(Jaap Verheul),其中之文学部分尤重晚近,刚好补足。

这三位死者是二战后荷兰最重要的作家,犹如文坛上的荷兰三剑客。其中穆里施名气最大,四海咸闻,早在1980年代,便有其名作《暗杀》(施辉业、齐竞业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在中国出版,去年又有《石头婚床》(姚锦清译,花城出版社)上市。赫尔曼斯和雷弗则名声不出欧陆,通过下文所述,其原因不难想见。

话说大战结束,满目疮痍,传统的清教价值观复苏,荷兰社会奉行“要工作不要玩乐”,大搞资本主义建设,国家、集体、经济发展、艰苦朴素和社会团结为上,个人主义和享乐思想难有容身之所。赫尔曼斯和雷弗这一辈作家,却决意挺身而出,对抗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以笔为枪,燃点熊熊怒火。

赫尔曼斯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细腻的感受和阴郁的文字,描写萨德侯爵式的欲乱世界。雷弗同样表现出虚无主义的忧郁氛围、超现实主义的梦幻笔法和荒诞派的惯用表达。他们均以冷酷的观察、夺目的幽默著称,刻画出一个又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孤独者”形象,并为自己的直言不讳,以及过度的讽刺、笑谑甚至亵渎而惹祸上身。50年代初,赫尔曼斯的小说《我总是对的》(Ik heb altijd gelijk)激起了公愤,书中借主人公、刚从东印度殖民战争中返乡的军官路德维克·斯特格曼之口,大肆抨击天主教是“我们国家最吝啬、最肮脏、最卑劣、最下流的部分”。赫尔曼斯遂以侮辱共同体之名受到起诉,但他辩称,作者不能因为其小说中的人物做出违法之事而受到指责,正如“警察不能因为在报告中提及司机违章而受过”。这诚然是诡辩,但赫尔曼斯终获无罪。

过了15年,雷弗步赫尔曼斯的后尘上了法庭。荷兰文坛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个案子。“对,对。”小说家贝恩勒夫(J. Bernlef)接过我的话头,“他把神写成一头驴子,下来和他性交。”雷弗是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多年与基督教团体对抗。由于此时荷兰的社会氛围已大有进步,因此雷弗采用了更直接的方式为自己辩护。“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想像上帝,”他说,“每个人也都有权对其想象加以说明,如果他想的话。”雷弗亦获判无罪。一年之后,他出人意料地皈依了天主教会。

穆里施与赫尔曼斯和雷弗不同,他更重故事——根据《暗杀》改编的同名电影赢得了1986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但他同样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不是在法庭上,而是在运河的倒影里。

在阿姆斯特丹北部的一个旧船厂附近,我与荷兰著名的插画家安娜玛丽·范哈林根(Annemarie van Haeringen)共进午餐。说到半年前去世的穆里施,我提到见过一张美联社的新闻照片,显示穆先生的棺材装到船上,沿运河前往墓园,有位女市民站在桥头,将一只白玫瑰抛向灵船。“哇!你知道吗?那女人很有可能是穆里施的相好。”范哈林根女士压低声音说,“他是个大作家,也是个大情人。他的女人太多了。”

范女士将和贝先生一起,在今年8月底访华,参加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我们还是回到文学吧,或者说,回到该死的诺贝尔文学奖。赫尔曼斯死于2005年,次年雷弗卒。2010年,穆里施亦含恨辞世,他活着时,几乎所有荷兰人都料定他将很快接到斯德哥尔摩的电话,他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但他死在了秘鲁人巴尔加斯·略萨获奖23天后。

78岁的贝恩勒夫既是著名的小说家,也是成就卓著的诗歌翻译家。在他看来,诺贝尔奖早该授予瑞典大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了——贝恩勒夫正是特先生的荷兰语译者。特朗斯特罗默非常棒,贝先生说,但是瑞典人有心理问题,羞于把奖颁给自己的同胞。

对于好的小说家,贝先生也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话可用他的“两个讨厌”加以概括:讨厌太长的小说,讨厌政治化的小说。他不明白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为什么写的那么长,更明确表示不喜欢米歇尔·维勒贝克。

“我们一定不能让政治毁坏我们的生活。”贝恩勒夫对我说。

三剑客死后,后辈作家站到了前列,从中或许将产生荷兰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如1933年出生的塞斯·诺特博姆(Cees Nooteboom)、1946年出生的阿德里安·范迪斯(Adriaan van Dis),甚至我们上周介绍过的、1971年出生的阿侬·格伦伯格(Arnon Grunberg)。诺特博姆最为中国读者熟悉,他的小说《仪式》(吴冰青译)、《万灵节》(方柏林译)和《绕道去圣地亚哥 》(刘林军译)已在最近三年内分别由译林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出版,他本人亦曾在去年访华。

范迪斯将参加今年的北京书展,他的小说《散步者》(De wandelaar)也即将在中国出版。上个月去荷兰,我没能见到他。荷兰文学基金会的田仁文(Tiziano Perez)告诉我,范先生去了印度尼西亚。作为荷兰的前殖民地,印尼在范迪斯的作品——如其1983年的成名处女作、中篇小说《内森·西德》(Nathan Sid)——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他的父亲在印尼出生,与他的母亲在印尼相识。在范迪斯的早期小说中,热带的印尼如同远方的天堂,映照着灰暗阴冷的荷兰。由此而生的文化冲突问题,始终居于其作品主题之首,如他最成功的小说、1994年出版的《印尼的花园》(Indische duinen),描写的虽是战后的荷兰,但日军占领东印度期间,父亲在集中营的黑暗经历给全家人带来了复杂而长久的影响。

荷兰人自己也不否认,他们生活在一个又低又湿的小国,一个没有产生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小国。但他们并不缺少好作家。这些人有手艺,有思想,有良心,甚至也有八卦和绯闻。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读者。遍布阿姆斯特丹的书店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他们急切地面向东方,通过另一种语言,寻找新的读者,其数目之大,有可能让已故的三剑客因为嫉妒而跳出坟墓。是啊,只要有读者,就不会有作家真的死掉。欢迎你们,荷兰的文学家!

文中述及赫尔曼斯和雷弗的部分表述,参考了《发现荷兰人》(Discovering the Dutch)一书。(本报记者 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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