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7月27日 04 版）
尚不为中国读者熟悉的威廉·弗雷德里克·赫尔曼斯（右）与海拉特·雷弗，摄于1954年，阿姆斯特丹之滑铁卢广场。 摄影：Cas Oorthuys/Nederlands Fotomuseum。据”Discovering the Dutch” (AUP, 2009)
J·贝恩勒夫。 摄影：康慨
至少有一点，荷兰与中国很像：我们都还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荷兰人曾经很有机会，如果下面这三个人能活得足够长：威廉·弗雷德里克·赫尔曼斯（Willem Frederik Hermans）、海拉特·雷弗（Gerard Reve）和哈里·穆里施（Harry Mulisch）。
不幸的是，他们都死了；幸运的是，他们的作品仍然受到喜爱，他们的声名、甚至他们的故事，也仍然广受传扬。
关于他们的文学业绩，中国读者可参照RP·迈耶所著《低地国家文学史》（李路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可惜此书只写到1970年代，但我在拜访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时，索得一册2009年新出的《发现荷兰人：论尼德兰的文化与社会》，主编为贝萨慕斯卡（Emmeline Besamusca）和维尔赫尔（Jaap Verheul），其中之文学部分尤重晚近，刚好补足。
这三位死者是二战后荷兰最重要的作家，犹如文坛上的荷兰三剑客。其中穆里施名气最大，四海咸闻，早在1980年代，便有其名作《暗杀》（施辉业、齐竞业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在中国出版，去年又有《石头婚床》（姚锦清译，花城出版社）上市。赫尔曼斯和雷弗则名声不出欧陆，通过下文所述，其原因不难想见。
话说大战结束，满目疮痍，传统的清教价值观复苏，荷兰社会奉行“要工作不要玩乐”，大搞资本主义建设，国家、集体、经济发展、艰苦朴素和社会团结为上，个人主义和享乐思想难有容身之所。赫尔曼斯和雷弗这一辈作家，却决意挺身而出，对抗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以笔为枪，燃点熊熊怒火。
赫尔曼斯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细腻的感受和阴郁的文字，描写萨德侯爵式的欲乱世界。雷弗同样表现出虚无主义的忧郁氛围、超现实主义的梦幻笔法和荒诞派的惯用表达。他们均以冷酷的观察、夺目的幽默著称，刻画出一个又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孤独者”形象，并为自己的直言不讳，以及过度的讽刺、笑谑甚至亵渎而惹祸上身。50年代初，赫尔曼斯的小说《我总是对的》（Ik heb altijd gelijk）激起了公愤，书中借主人公、刚从东印度殖民战争中返乡的军官路德维克·斯特格曼之口，大肆抨击天主教是“我们国家最吝啬、最肮脏、最卑劣、最下流的部分”。赫尔曼斯遂以侮辱共同体之名受到起诉，但他辩称，作者不能因为其小说中的人物做出违法之事而受到指责，正如“警察不能因为在报告中提及司机违章而受过”。这诚然是诡辩，但赫尔曼斯终获无罪。
过了15年，雷弗步赫尔曼斯的后尘上了法庭。荷兰文坛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个案子。“对，对。”小说家贝恩勒夫（J. Bernlef）接过我的话头，“他把神写成一头驴子，下来和他性交。”雷弗是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多年与基督教团体对抗。由于此时荷兰的社会氛围已大有进步，因此雷弗采用了更直接的方式为自己辩护。“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想像上帝，”他说，“每个人也都有权对其想象加以说明，如果他想的话。”雷弗亦获判无罪。一年之后，他出人意料地皈依了天主教会。
穆里施与赫尔曼斯和雷弗不同，他更重故事——根据《暗杀》改编的同名电影赢得了1986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但他同样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不是在法庭上，而是在运河的倒影里。
在阿姆斯特丹北部的一个旧船厂附近，我与荷兰著名的插画家安娜玛丽·范哈林根（Annemarie van Haeringen）共进午餐。说到半年前去世的穆里施，我提到见过一张美联社的新闻照片，显示穆先生的棺材装到船上，沿运河前往墓园，有位女市民站在桥头，将一只白玫瑰抛向灵船。“哇！你知道吗？那女人很有可能是穆里施的相好。”范哈林根女士压低声音说，“他是个大作家，也是个大情人。他的女人太多了。”
范女士将和贝先生一起，在今年8月底访华，参加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我们还是回到文学吧，或者说，回到该死的诺贝尔文学奖。赫尔曼斯死于2005年，次年雷弗卒。2010年，穆里施亦含恨辞世，他活着时，几乎所有荷兰人都料定他将很快接到斯德哥尔摩的电话，他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但他死在了秘鲁人巴尔加斯·略萨获奖23天后。
78岁的贝恩勒夫既是著名的小说家，也是成就卓著的诗歌翻译家。在他看来，诺贝尔奖早该授予瑞典大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了——贝恩勒夫正是特先生的荷兰语译者。特朗斯特罗默非常棒，贝先生说，但是瑞典人有心理问题，羞于把奖颁给自己的同胞。
对于好的小说家，贝先生也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话可用他的“两个讨厌”加以概括：讨厌太长的小说，讨厌政治化的小说。他不明白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为什么写的那么长，更明确表示不喜欢米歇尔·维勒贝克。
“我们一定不能让政治毁坏我们的生活。”贝恩勒夫对我说。
三剑客死后，后辈作家站到了前列，从中或许将产生荷兰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如1933年出生的塞斯·诺特博姆（Cees Nooteboom）、1946年出生的阿德里安·范迪斯（Adriaan van Dis），甚至我们上周介绍过的、1971年出生的阿侬·格伦伯格（Arnon Grunberg）。诺特博姆最为中国读者熟悉，他的小说《仪式》（吴冰青译）、《万灵节》（方柏林译）和《绕道去圣地亚哥 》（刘林军译）已在最近三年内分别由译林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出版，他本人亦曾在去年访华。
范迪斯将参加今年的北京书展，他的小说《散步者》（De wandelaar）也即将在中国出版。上个月去荷兰，我没能见到他。荷兰文学基金会的田仁文（Tiziano Perez）告诉我，范先生去了印度尼西亚。作为荷兰的前殖民地，印尼在范迪斯的作品——如其1983年的成名处女作、中篇小说《内森·西德》（Nathan Sid）——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他的父亲在印尼出生，与他的母亲在印尼相识。在范迪斯的早期小说中，热带的印尼如同远方的天堂，映照着灰暗阴冷的荷兰。由此而生的文化冲突问题，始终居于其作品主题之首，如他最成功的小说、1994年出版的《印尼的花园》（Indische duinen），描写的虽是战后的荷兰，但日军占领东印度期间，父亲在集中营的黑暗经历给全家人带来了复杂而长久的影响。
荷兰人自己也不否认，他们生活在一个又低又湿的小国，一个没有产生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小国。但他们并不缺少好作家。这些人有手艺，有思想，有良心，甚至也有八卦和绯闻。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读者。遍布阿姆斯特丹的书店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他们急切地面向东方，通过另一种语言，寻找新的读者，其数目之大，有可能让已故的三剑客因为嫉妒而跳出坟墓。是啊，只要有读者，就不会有作家真的死掉。欢迎你们，荷兰的文学家！
文中述及赫尔曼斯和雷弗的部分表述，参考了《发现荷兰人》（Discovering the Dutch）一书。（本报记者 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