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秋天,绿叶开始发黄,我参加了柏林文学节组织的一场抗议活动。几十位来自各国的作家和记者,聚集在叙利亚驻德国大使馆周围,喊着“阿萨德滚蛋”的口号,那时,叙利亚内战开始不久,西方各国都支持反政府武装。

当时大伙儿都挺愤怒,阿萨德不仅独裁,并且杀人如麻。柏林的风已经有点凉了,我们站在街道这边,而那边,叙利亚大使馆墙外,来回游动着警车和警察,他们都在履行职责,一再叫我们不得靠近。文学节主席乌里用电喇叭喊话,而被喊话的使馆区域,有如凸出地面的阴森的棺材。

街头朗读开始,刚刚从战乱中逃生出来的叙利亚作家——两位女性、三位男性——挨次对着电喇叭,朗读他们的文学,不,文学已经没有了,仅仅是真相就足够。透过口译,我知道这些文字是在密集的枪声和惨叫中写下的:建筑在燃烧,街上血流成河,全副武装的屠夫们在追击着平民,而他们躲在塌掉一面墙的家中,或者炸断了楼梯的三层,对着计算机,劈哩啪啦打字。他们的脑袋要埋得很低,才不至于被狙击手发现,不过,偶尔,他们也会冒险抬头,瞅一瞅窗外,目击多少人被击毙。一个女作家哭起来,因为她的丈夫下落不明,而她的两个孩子被流弹打死。她的哭泣传染了大伙儿,我的泪水也止不住。大伙儿邀请我说几句,我就说幸好有你们,留下如此珍贵的记录,我相信这些文字,会在人类历史中长存。我又说中共从建国开始,进行了数不清的大屠杀,比如1950年的土地改革,就枪毙了两百到四百万地主,几乎彻底消灭了中国乡村知识阶层,可没有具体的个人记录留下来。还有1959至1962年的大饥荒和1966年的文革。你们的文字,令我想起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发生,我也躲在家中写作并朗诵《大屠杀》,街上是巡逻的持枪武警,他们随时有可能上楼一脚踹开房门,将我抓走,让我彻底失踪……

我记不清还讲了什么,总之,我被愤怒所支配。抗议活动结束时,我与叙利亚作家们一块合影,并留下彼此的电话。我不会任何外语,只是用这种方式,给他们些许温暖。时光流逝,阿萨德没有滚蛋,叙利亚内战似乎永无尽头,因为伊斯兰国成立了,比阿萨德更狠更冷血,他们将所谓的“异教徒”成串捆绑起来,命令趴在地上,然后扫射;还把人从高楼顶推下去,活活摔死;他们绑架人质,索要赎金,并在视频里将人质割喉。任何人,只要还是文明世界的一员,都会愤怒,愤怒而徒劳。

难民潮涌过来了,这是无始无终的庞大群体,单从报纸、电视和广播,辨认不出他们中谁是作家,谁是三年前在叙利亚使馆对面朗读过灾难记录的作家——他们消失了,或者混杂在难民潮中,继续进行着微不足道的个人记录?我想寻找他们,寻找三年前的悲伤和愤怒,但是,一切的一切,都被之后发生的、更剧烈的杀戮和逃难淹没了。

我为此而愤怒,可我的愤怒在一天天减少。

因为眼下的战争难民潮,似乎与我,一个中国的政治难民无关。长期以来,我在缓缓挣脱自己内心的监狱,我写道:“坐牢是一场噩梦。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把它们写出来。这也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出狱后的我,觉得自己很不正常,只好设想我的读者都在天上,如帮我藏匿狱中手稿的杨老头、教我吹箫的老和尚、我爸、我姐等等,他们都已作古。人在绝境就只能设想有一群高高在上的无形读者在看你的书。无形当中就获得一种力量,去见证一切过往。虽然写作过程极其痛苦,特别是手稿被没收两次,每一次都沮丧到发狂,但也不得不重新开始。因为没有记录下来,有一天,所有这一切都被忘却,生命浪费了,苦也白受了,没人会记得你。你就像一条癞皮狗,被暴打然后被抛弃,这种结局更可怕,噩梦会缠绕终生。太多次梦中我又回到监狱,觉得再也出不去了——直到我动笔,慢慢写,慢慢写。如今生活在自由环境,每次噩梦都越来越短,以前都很长,逃跑得筋疲力尽,醒来时小腿抽筋。随着一本接一本书的出版,我接触了那么多西方读者,他们给我写了那么多热情洋溢的信,似乎都在提供驱除噩梦的途径。这样,我不断获得做人的尊严和勇气,这样, 我一定会成为一个自由、健康、孩子气的见证者。”

2015年9月2日,我在柏林爱乐厅,当着1500名左右的观众,采访被禁出国四年多后首次出国的艺术家艾未未。最后我开了他一个玩笑:

今天你是在和一个中国政治难民对话,难民问题,是目前德国乃至全欧洲,最迫切的问题,你有一天会成为政治难民吗?或者,你很快要回国,万一又几年出不来呢?你的柏林工作室让我替你管理?办成艾未未难民中心?也替德国难民局减轻一点负担,他们的效率很低,你难以想象的低,效率越低问题就越大,所以,你就行行好,做做难民的《童话》吧。

艾未未说他不会成为难民,并且讽刺我不像难民,因为我每年在大名鼎鼎的费舍尔出书,这些书给我带来的收入,足以让我过上比较舒适的专职作家生活。他还说要做难民题材的作品。我心里说,难民此刻不需要艺术,需要的是活着,并安顿下来。

欧洲难民问题让中国问题退居第二或第三。我继续写,不停地写,而我的祖国,不断有朋友在失踪。政府的策略,是放一个艾未未出国,蒙蔽住国际社会的视线,以便抓更多的异议分子。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被软禁四年多后,我又能给她打电话了,我曾为了她给德国总统高克写信。高克回了信,说他在与习近平的见面中,专门提了刘霞的处境——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人权在“沟通中”进步,在乌龟爬行般挪向“中国特色的民主”?可与之同时,为“德国之声”工作的、70多岁的女记者高瑜被捕,判刑7年;始终微笑的维族学者伊力哈木被判无期,宣判时,脚踝还拖着几十斤重的铁镣。我不知在习近平执政时,到底抓了多少“异议分子”,好像没一个西方机构具体统计过,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腾飞却有目共睹。

此刻我对自己感到愤怒,甚至绝望,我不知我的写作,会不会被淹没在未来的中国难民潮中——1949年,中国共产党乘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侵华日军消耗了国军数百万主力,而最终战胜国民党,篡夺了政权。于是有200多万内战难民涌进台湾岛,让台湾的600万人口转眼激增到800万。幸好有这么一个名义上归属中国的海岛可退,否则这股难民潮,就会分别涌向周边各国。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逃窜到西方各国的政治难民,据说有十几万。接踵而至的是共产党体制内的贪腐难民,因环境污染而背井离乡的“环境难民”,因各种原因逃离祖国的同胞们,20多年来至少以百万计,并且每年都在递增——我号称“时代录音机”,可我一个人的记录,迟早会如叙利亚作家们拼命留下的记录,被喧嚣的时代本身淹没。

但是,叙利亚作家的声音真的被淹没了?还是,仅仅,是我没听见?还是,仅仅,被疲于奔命的人们忽略掉了?不能想太多,否则,你会对自己的徒劳感到愤怒。艾未未说,专制社会的特点,就是让每个人有一种“无力感”,我在自由的德国,也能感觉到艾未未传染给我的“无力感”。

幸好我还没丧失同情心,幸好我还有比较坚韧的中国传统的支撑,幸好德国人给了机会,让我在圣保罗教堂,发表《这个帝国必须分裂》的和平奖致辞——分裂的概念可以是联邦制、各省自治,也可以是单独立国,西方不应该仅仅输出资本主义与冷冰冰的市场理念,而应该坚持不懈地向庞大帝国的每个区域,输出被独裁政府不断歪曲的自由、民主、人权,让老百姓也了解,自由、民主、人权如同空气、面包和水,是生而为人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些普世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孔孟、老庄,不仅不冲突,完全能融汇贯通,成为中国人的美好未来。

我多次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交谈,西藏的灾难比中国深重,整个国家都在流亡。数年来,为争取信仰自由及达赖喇嘛回归,有一百四十多位藏人自焚。我曾在尊者80寿辰庆贺大会上演唱一个17岁尼姑自焚前写下的《自焚者之歌》,尊者眼眶湿润了,他在随后的讲话中,以长者身份,告诫全体西藏同胞:要不断学习,要努力保守本民族的传统、宗教和文化,因为这种独一无二的雪域文明,不仅能增加我们长途跋涉的信心,而且会给全人类带来福祉。

我的愤怒在一天天减少,虽然我渺小至极,也远离四川老家,虽然我的文学记录或许被汹涌时代所淹没,但按照老庄思想,每种生物无论贵贱,都在浩淼天道的循环中。于是,我只能,继续写:

“我不觉得这个帝国有多强大,只要我们坚持真相,坚持记录罪行。当年的希特勒、斯大林也很强大,毛泽东更强大,好几亿人都崇拜他。又怎么样呢?在历史长河里,一个罪恶政权看似强大,但打开千年历史一看,他们其实都算不了什么。因为罪行都被记录下来了。我们在记录时感觉自己很渺小、无助,连愤怒也徒劳,但是我们留下来的见证,从历史长度来看,要比任何一个罪恶政权都历时长久。从这个角度,共产党、阿萨德、伊斯兰国实在不值一提。只有做生意的人才会要讨好这个政权,说中国崛起、强大了,但是这些政权和接近政权的生意人将来都会消失,而人类历史将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即便在中国,相关分裂的历史记载也数不胜数。”

2015年9月18日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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