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习式外交:告别韬光养晦,转入“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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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外交遗嘱: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是邓小平的外交遗嘱。之所以说是遗嘱,是因为邓是在安排自己“退休”以至身后事的两个特殊场合说那番话的。第一次是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离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刚好三个月,邓小平在家里召见江泽民、李鹏、乔石等全体政治局常委和杨尚昆、万里共八人,向他们表达了辞去军委主席职务的意思并交待其内外政策,邓说:“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几天后,邓在会见李政道时作出了更为直白的表述:“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

第二次是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其时东欧巨变、苏联难保已成定局,主张对本国抗议运动採取“中国的办法”(即六四镇压的办法)的两位东欧领导人都下场不好,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被迫下台,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夫妇则被机枪扫射、暴屍雪地。此情此景之下,国内国际都有人蠢蠢欲动,希望中国站出来说话,成为社会主义阵营或共产强硬路线的国际新头头。邓召见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三人,在原来三句话的基础上又加了三句话:“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决不当头”,重点是“不当头”。邓小平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所以,在东欧巨变进程中,尽管中共当局内心震动、惊恐万状,却仍不动声色地对东德倒台、两德统一表示理解,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齐奥塞斯库的惨死则表示“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

江胡忠实执行邓外交遗嘱

一九九一年苏联发生了“八·一九政变”,苏共保守派软禁了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并设立所谓“紧急状态委员会”。有证据表明,中共高层知悉这一政变计划,而且兴高采烈。在苏联宣佈政变几分钟之后,中宣部就立即安排中央电视台插播了政变新闻,江泽民连夜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对戈尔巴乔夫被赶下台表示欢呼,并打算公开表态对发动政变的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苏共同志”表示热烈祝贺和支持──这是苏共政变团体当时可望得到的唯一的国际支持,也是中共政府在六四屠杀受到西方国家广泛制裁之后可望在国际舞台化被动为主动的唯一反制行动。但邓小平亲自阻止了这一计划,邓于苏联政变次日召见江泽民、杨尚昆、李鹏、钱其琛四人,告诫他们“中国的表态要研究一下”、“再等等看”。实际上,邓小平拒绝了中共介入苏共内部事务和美苏冷战结局这一次最后与最佳的机会,这是因为邓预估政变可能会失败,而且即使政变成功,邓也不希望中共高层兴奋过度、锋芒毕露,以至昏头昏脑重新走上与苏共结盟对抗西方的老路。这是邓小平手把手地指导他的继承人提前执行他韬光养晦的外交遗嘱。邓死之后,江泽民、胡锦涛倒也基本上忠实地执行了邓的“既定方针”,所谓“办好自己的事情,就是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这句颇有孤立主义意味的外交流行话语体现了江胡时代对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的理解和遵从。

习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

然而,自习近平上台以来,绝口不提韬光养晦,此战略似已完全不合时宜。官方媒体频繁主张在东海、南海“亮剑”,习近平强调在国际事务中“积极有为”。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以“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为主题的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在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这一判断是基于以下理由:“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所以,“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

透过其中语焉不详的表述,习近平这番话的意思其实是说:中国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对现行国际秩序发动革命、实施转折的程度。从今往后,中国将会以全新的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体制变革”,这意味着,中国既要比以往更加强有力地应对国际挑战、“争夺发展制高点”,还要做一些以前不愿做和不敢做的事情:包括对全球事务“定规则、定方向”,在国际新秩序中确立其新的“地位和作用”──亦即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虽仍然没有明说,但这等同于直接宣佈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战略已经寿终正寝。

习近平的执政风格比江、胡更强势,比毛、邓更琐细,他不仅把权力抓得很紧,也喜欢把事情都揽在手上。他打破了以往形成的高层分工格局,无论党务、经济,无论疆藏、港台,无论军事、外交,都是身先士卒的一把手,既当最后拍板者,又是最高执行人,还是终局裁判员。“全球治理”当然也是由习近平亲自出马来解决,但是,习近平的“全球观”似乎并未形成,对于国际新秩序的目标和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和地位并无清晰的认知,所以,他做了一些让人看不懂的事情。“一带一路”究竟是为了争夺内亚战略基地、建立中国的势力范围,还是仅仅出于消化中国过剩的钢铁水泥产能的经济动机?一个小小阿富汗,美国尚且搞不定,中国岂有能力搞定矛盾複杂、冲突频仍、投资风险极大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为了得到补给基地和军港,中国已经在缅甸、斯里兰卡白白扔掉了大把的基建投资,如何收场目前尚无可行方案,此“先行先试”的试点行动既已明白搁浅,又如何向前推进更複杂、更冒险的“一带一路”全盘规划?

再者,实际利益寥寥的南海争端战略意义何在?在中国的后院,习当局尚且没有能力、更没有信誉与他国一起“定规则、定方向”,又如何在其他地方、其他领域“定规则、定方向”?还有,在习近平的“全球”棋局中,朝鲜是弃子还是棋眼?日本是夥伴还是敌人?这些事情,习近平似乎都不甚了了。

习选择了不太好的时机

想当年,毛泽东有“两个阵营”、“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与其前后两段截然不同的革命外交路线相对应(第一段是“一边倒”,第二段是“反帝反修”);邓小平有“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战略判断与其专心内务、对外开放的韬光养晦外交路线相对应。但习近平的“全球治理”外交路线并无相应的战略价值观、战略思维和战略理论与之配套。而且,习近平恰恰选择了一个不太好的时机──国内经济减速、周边争端加剧。放弃韬光养晦、进入“全球治理”,这究竟是有意把国内焦点问题往外引,还是稀里糊涂做大梦──即所谓“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抑或是另闢蹊径,重拾已在苏联东欧中断的国际共运世界革命大计?既然要花中国纳税人的钱去办这些改变“全球治理格局”的事情,习近平就有义务把这些事情向中国人民说清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2015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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