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牢门,就有诗人师涛被逮捕的恶劣消息,然后是刘晓波、余杰和政治学家张祖桦受到北京公安的传唤和搜查,独立作家杨天水被杭州警方传唤后下落不名,杨天水的好友独立作家张林突然失踪,王荣清被传唤……

出来后,我居住在离城区30公里的山沟里,那是我妻子现在讨生活的地方。我试着骑自行车计算,需要3个多小时才能到城里。

我这样说是要向那些生活在中国都市或海外的朋友表明一个资讯:欧阳懿的妻子不是在郊区而是一个山沟里教书。我入狱后,有些同情我们的新朋友到那里去探望她和我儿子,他们很明白那地方的含义。

这就好解释朋友们不断地要我进城里的网吧收集有关资讯,而我一再说太远和不方便的原因了。

好在有个电话,这些消息就是从电话里知道的。

听到它们,我的感觉是,这天气和我两年前进去时一样寒冷。

不,更加冷得呛人!

一个月后,才逮着个上网机会,看见网民正针对上面那些恶劣消息和记录,大感叹“胡温新政”的破灭。

我的意见是:何必?

我以为,根本没有什么新政,哪里谈得上它的破灭!

或许有人要问:网络上的自由言论越来越多了呀;私有财产的保护写进了宪法呀;人文字样和人权保护也入宪了呀。你哥哥被关了两年,怕是色盲加偏见,看问题当然不客观。

最近几年坐过牢的人会知道,现在的看守所或监狱方面,用在押人员或被判强劳的人创造的价值中的毛毛雨添置了电视机。到了晚上6点半,人们可以看3个多小时的节目。

收看电视节目有严格的规定:新闻联播必须保证有组织地看;只允许看CCTV-1台。技术上的保证是锁定这个频道和监管干部掌握遥控器;任何人不得擅自调动;每天对看新闻联播的情况作书面记录、报告;对违犯规定者严惩不怠!比如打水沟子(胶底布鞋沾水打光屁股)几十个连带罚值夜班。

干部说是学习。其实是一种强制洗脑子的管教方式。这些东西看得多了,你自然就会是“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之民了。

我的戏噱方式是问同牢:

CCTV什么意思?中央电视台嘛。

中央电视台什么意思?中共中央电视台嘛!

比我反动透彻的家伙说:劳改频道呀!

在监狱里,我经历了“非典时期”的新闻言论变化的观察。先是被控制的数据报道,后来是不准隐瞒数据。谁在隐瞒?怎样的公开?我清楚地意识到:是那些网民在铤而走险!他们不惮网络警察的追踪,要说出真相,向更大的世界说出真相而引起的效果。关于这一点,我想在大墙外亲眼目睹了这一现象的网民更清楚、更明白。后来的整顿网吧,丑化网络,其实是对这一控制失意的报复和补救而已。网络上的自由言论不是臆想的新政的结果,而是无数的渴望自由言说和揭露黑幕说出真相的人们的心血付出的结果。大批网络警察的招募和训练,难道真是要来保护你自由言说的吗?

2002年12月30日,东海一枭先生在《又为斯民哭“欧阳”》(枭鸣天下之63)一文中转述道:“《记者无国界》指出,欧阳懿已是被中国政府关押的第33位网络异议人士。”

自由言论越来越多,这是人们想像中的新政的结果吗?排开包括我自己因言论获罪的事实而言,中国大陆的监狱里有多少因言论而被关押被判刑的人?有多少人因言论而上了黑名单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有多少人知道这里的言论其实是很难自由的而自动失语?或许我之后的刘荻朋友和杜导斌先生以及文章开头那些消息中的师、友、网民更清楚一些。但这种声音有多大呢?

被用来为一党一小集团利益服务的大众媒体的声音,足以盖过我们这些扑火之蛾的呼号,满世界“劳改频道”的声音,足以左右那些幼稚者的判断力。

关于“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内容写进宪法”这种呼喊也很多很多年了,但这种呼唤又使多少人“犯罪”或“犯禁”呢?有记忆的人们会记得,对“八九”运动的定性和批判,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当时有一个述求即是:私有化。

“他们要私有化,就是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是要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就是反革命,就是暴乱分子,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坚决不答应。”

我学会上网后,曾在论坛上鼓吹“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宪法”,后来和两个小朋友办网站,我连生活费也不赚了,一门心思在自己那一块继续这种思想的探讨,写了20来篇的系列文章,渐至佳处,就被掳掠进去。

国安们说:“不和我们合作,任何时候踩扁你,经济上要彻底搞垮你!你看是否敢侵犯你?如果好好合作,我们会考虑给你的网站以经济上的支援。”

其他那些鼓吹“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宪法”的人们受到的不公正处罚得到纠正了吗?

但是,考虑到国际压力,要摆脱经济上的失败和制裁,特别是要保证已经从侵犯他人的财产中获得的利益,只好说“要与世界接轨”,于是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写进宪法”。于是,失去记忆或者粗心的人们大呼:新政了!新政了!

我说粗心是有依据的:“神圣”两个字我没有看着,而大呼小唤的人们以为有。我在看守所的电视节目里认真关注了几个学者摸样的人的讨论:

我们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文上没有加“神圣”两字,而对“公有财产”的保护条文上加有“神圣”两字,就是要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有本质上的区别!

强调阶级性和阶级斗争就是为了否定人性和人权,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就是反对人文主义和人文社会的建立与建设。阶级性、阶级斗争、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张扬、维护,决不会相容人性、人权和人文主义、人文社会的建立、建设。那么,这种相容文本现象的出现又怎样解释里?

我们可以参照“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版本来理解。

1998年,第三代领导核心在哈佛大学的“人权”演讲与杨建利先生们的“人权”理念的对峙,就是最好的注脚。

《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国际公约》签署后的组党一族的被重判入狱,就是很好的注脚。

修宪后温总理与记者的见面会上就“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将在联合国人权文本意义上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等问题的不爽的场面,我也是在看守所的龙板上仔细关注和倾听着的。

粗心的同牢说:“修宪了,欧阳懿,恭喜你要打滑了!”

我说:“我听得仔细,看得清楚。没有那种好事!”

3月16日开庭宣判,判决书上写的日期是3月1日。正是修宪会议结束的前后,出来后有当事人说案子是最高当局定的。

那么多因鼓吹和争取言论自由的人们还在黑牢里,那么多鼓吹和争取“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宪法”的人还在黑牢里,那么多鼓吹和争取“人权”的人们正在因此被掳掠进黑牢去,他们的亲人夜夜惊恐、哭泣,这种状况没有改变的迹象,新政在哪里?哪里有新政?

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些概念看起来很美,或者看起来可以得到人心,由一副杀伐面孔突然变成笑容可掬的谦卑接纳,然后听到山呼的万岁声,“摘桃手!”我只能这样认为。

这种接纳与接轨,还让我记起中学时两个让我感觉很博学而生敬意的同学小马哥和阿杰关于山西王阎锡山的狡黠的故事讲说:山西人都知道铁路是个好东西,希望山西省能修一条自北向南横贯山西全境的铁路线。阎锡山自己也说:“日本的铁路交通非常方便,遇到战争,政府一下命令,只要三、四个钟头就可以把军队掉回东京,我们修一条纵贯山西南北的同蒲铁路,将来有事,北起大同南到蒲州的军队,半天就可以调回太原来。这是一件有益子孙后代的公益事业,当然要公营起来。”但是,为了达到近期内的捞钱和长期的独霸山西的双重目的,他在铺铁轨上用足了心计:修成窄轨道,山西的车出不去,外面的火车进不来。山西人只知道阎主任要修铁路,哪里管它的宽窄,人人争说阎锡山阎主任伟大、光荣、正确呢。

阎锡山的伟大、光荣、正确与否,当初只有他自己。

今天中国的与世界接轨,是什么轨道或诡道,老天自然是知道的。

世人谁知道?谁知道呢?

以我自己的判断而言,没有什么新政,当然也就没有新政破灭的失望与呼号。

2005年2月3日星期四

《议报》第1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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