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是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

1989年世界睹目的“六·四”事件发生,沉默还是抗争,出席还是缺席,显然是个问题,时年我27岁,可我总认为那才是我的成年礼。从此我从穷乡僻壤里走了出来,使自己个人命运的脉搏,与那场伟大的历史事件一起波动,随后浴火重生……

人的一生面临许多的择决。在人生的一个个十字路口上,人们之所以走上这条路,而没有走另外的路,都是有原因的。在这一系列的内部、外部的原因中,必有一个能够触发人们奋然前行的重要原因。惨烈的“六·四”事件对我来说,就是促使我走上反抗暴政的具体原因。这一事件,把我从睡梦中敲醒,是我人生里程的分水岭。

我生活在偏僻、落后、闭塞的农村。叔叔大爷的闲言碎语,婶子大娘的家长里短,就是我成长过程的人生学堂。他(她)们朴实、善良、宽容、忍耐的示范,奠定了我人格的基础,他(她)们的愚昧、狡诈、自私、自欺的影响,也束缚了我胡思乱想的翅膀。

我的孩童时期,生活在父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式的情调里,只是父辈们那因生活艰辛习惯性的叹息,和街坊邻里因生存艰难为一点东西龃龉争吵弄出来的鸡飞狗跳,使这质朴的生活忧郁沉重。

我自小学至中学毕业,一直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中度过。要说有点变化,也就是小学、初中贪玩,上高中后因对父老们生活艰难的认知加深,学习用功刻苦点罢了。惭愧得是,我辜负了父辈们对我的期望。一直认为我“少时了了”的长辈,期望着我能登上大学的金榜,一来盼我给他们挣口气,二来也希望我脱出农村这个无涯的苦海。还好,高考落榜后,我因母亲落实政策得以户口转非,就工于临朐县水泥厂。

在这期间,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是我姑母家的三姐夫,因与人打架,在1983年“严打”期间被共产党枪决;二是1986年潍坊市招干考试,我以毕业三年的劣势,与应届生及三门课照顾60分的以工代干者竞争被录取,政审后又被人顶替。那几年,原先比较隐蔽的社会不公正,开始逐渐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浮上台面。这一切,都是既没见过世面又没有城府的我,难以接受的。在学校里所受的教育,父母在家里的教诲,与现实格格不入,在这些事件中作为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触发了我的思考,但苦闷彷徨一直伴随着我走进北墅劳改支队。

1986年,我参加了厂里办的工业企业管理专业的电大中专班。学习之余,开始接触一些介绍西方思想的书籍。后来,苏晓康的《乌托邦祭》,包遵信的《走向未来》丛书,以及揭露文革罪恶、知青生活的伤痕文学等,一大批与共产党正统理论“离经叛道”的书籍相继发行。我尽力搜寻这些令我耳目一新的精神食粮,在书里寻找精神的慰稽和思想的出路。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先生逝世。由此引发的“反腐败、反专制、争自由”的学生运动,迅速在全国扩展开来。我的家乡临朐,是一个死气沉沉、波澜不兴的山区,跃跃欲试的我,也只能是摩拳擦掌干瞪眼,只能想尽办法了解情况。那时临朐的电视很少,我只好在上班时看报纸,下班回家后听收音机,急切地关注着学运的动态。5月初,我到潍坊市建委培训时,专程到昌潍师专、潍坊医学院抄录传单。

1989年6月4日,中共出动野战军血腥镇压了北京学生运动。“六·四”,惨烈悲壮的“六·四”,众目睽睽下的“六·四”,震惊世界的“六·四”,令人痛彻心肺的“六·四”,只有畜生才这么出手的“六·四”,中国共产党就这么干了。这使我在思想上与中共的一党体制脱钩,彻底决裂,惨绝人寰的“六·四”惨案,使我第一次认清了中共的丑恶嘴脸。

6月7日晚,悲愤莫名的我,利用上小夜班的时间,书写三份《告临朐县人民书》,张贴于临朐县城行人最多的三条街道。1989年10月28日,临朐县公安局经过全县范围的笔迹派查,和其后我岳父的报案,找我做了笔录。1989年12月19日,我被逮捕,翌年3月被判刑两年,旋即到北墅劳改支队服刑。

我在北墅劳改支队专门关押“六·四”犯的直属队,结识了姜福祯、孙维邦、张宵旭、陈兰涛、张杰、史晓东、张本先、牛天民、王在京、陈延忠、刘济潍等“六·四”朋友,得到他们在生活学识上的很大帮助。这一期间,我师从姜福祯、孙维邦两位先生,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对以前在学校、社会被灌输的毒素,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清理,并在他们的指导下,在文学、哲学、政治、法学、经济、心理、美学等方面用心。”六四”事件的影响,及在北墅劳改支队这段生活的锤炼,是我灵魂出浴的圣火,它使我蜕去了沉重地负担,重新张扬起生命的风帆。

此岸劫,彼岸花。

萨特认为:人一旦看到了某种真实,他要再过自欺的生活就十分困难了。因为他需要穿越虚无,发现意义的彼岸。

我的刑期短,朋友们刑期长,被孤独和寂寞噬咬了数年后,朋友们才渐渐出狱,于是1998年,我积极参与了谢万军、刘连军、姜福祯发起的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的组建运作,并与姜福祯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际操作;1999年与姜福祯、申贵军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吁请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立即释放全部“六·四”政治犯,制定《出版法》、《结社法》、《政党法》、《监督法》,剔除宪法中与民主、人权思想相悖条文,重塑主权在民的民主理念;2000年救助残疾弃婴,在姜福祯、孙维邦、燕鹏等朋友的帮助下,促使临朐县政府部门给予安置;1999-2000年帮助月庄村民进行公正的村委选举,新当选的村主任张铭军、副主任李玉杰、委员李安河、村民魏红梅被逮捕后,我及时把消息传给卢四清先生,在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下,四人得以释放;参与民运朋友发起的大部分签名。2001年,我在王金波先生的帮助下,开始向海外媒体投稿,现已发表批判中共暴行、抨击时弊、揭露真相、理论探讨等各个方面内容的文章80余篇。

痛,并期待者;痛,并快乐着。

“六·四”事件,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终身之痛,彻骨锥心之痛,也是我在荆棘路上义无返顾前行的强大动力。建立民主、自由、公正的社会制度,公正评价“六·四”,杜绝以后类似“六·四”惨案的重演,也就成了我毕生向往奋斗的目标。

2007-12-6

文章来源:八九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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