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县世界客属第28届恳亲大会纪念

香港客家及其研究的重要性

香港客家为国际客家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原因有三:

一、客家人是香港本地原居民的重要组成,香港六百多万人口中,客家人达二百多万,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在这些客家人中,百分之七十是英国统治前在香港拓荒的客家人的后裔,被称为老客,百分之三十是后来移居进港的客家人,人们称之为新客。但纵使是香港人,也很少人知道,因为香港客家人的客家认同在急速地消失中。香港是一个客家认同几乎消失的客家地区。但近年在台湾客家运动和全球性客家恳亲活动的辐射和激励之下,香港领汇房地产投资信託基金于二零零九年九月举办了客家文化节,二零一一年六月有香港客属总会之成立,由梁亮胜担任主席,二零一二年,再有香港客家文化研究会成立,由林文映担任会长,客家社团的整合以及新兴社团的成立,显示香港客家人开始关注本土文化和香港客家的议题。香港的客家文化有无机会复兴,这是值得吾人关注的现象;

二、香港是客家研究的重要发源地,香港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创系主任赖际熙以及曾任该系主任的罗香林,都是客家研究的重要奠基者;

三、香港原也是全球客家社群组织的重要据点,一九二一年九月,旅港崇正工商总会在赖际熙、李瑞琴、黄茂林、廖新基、徐仁寿、古瑞庭等人的倡议与胡文虎、陈承宽和张发奎等人的奔走,以及广州客属大同会的协助下而成立,“崇正”意谓着崇尚正义、正本清源或崇正黜邪。一九二六年依徐仁寿之建议改名为香港崇正总会,这是全球最早且影响力最大的客家社团,一九七一年香港崇正总会成立五十周年,在会长张发奎和理事长黄石华的筹划下,将全球客家社团的祝贺活动定名为世界客属第一届恳亲大会,并决议其后每两年在世界各地召开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此一活动已成为全球客家的盛会,强化了客家认同,也促进了各地客家文化的复兴。无论从香港本土客家族群的研究、客家研究在香港的发展、或是香港客家社团在香港和全球的影响力来看,香港客家研究都是一个丰富的宝藏,而值得我们重新认识和开挖。

香港客家源流

香港位于珠江口东侧,由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三个区域组成,明朝时原属广东省新安县,明神宗万历元年(一五七三年)由东莞县析出。清初为对付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海上势力,则採取坚壁清野的战略,于清世祖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年)颁布〈禁海令〉,十八年(一六六一年)依南明降将黄梧之议,颁布〈迁界令〉,强令中国自山东至广东沿海五省居民内迁五十里,清圣祖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再下令内迁三十里。新安县三分之二辖区为之净空,导致于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年)一度废县,并入东莞县。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清朝平定台湾,隔年依福建总督姚启圣之请颁布〈复界令〉,才恢复新安县。

废除海禁与重置新安县后,除了原居民回流,清朝亦致力于招民开垦军田,原居梅州、潮州、惠州地区的客家人则纷纷走出山区,进入珠江三角洲,人口中空的新安县正是客家人主要的移民区域,新安县属的今深圳市龙岗地区是陆上的客家移民中心,而新安县属的今香港之新界和九龙,与中国大陆陆地相接,也就自然散落着无数新建的客家村落,估计约有十五万客家人移入今日的香港地区,而主要以务农为生,部份则进一步迁入香港岛。这就是今日香港原居民的起源。

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依〈南京条约〉永久割让新安县所属之香港予英国,清文宗咸丰六年至十年(一八五六至一八六零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战败,复依〈北京条约〉,再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国将新安县深圳河以南地区以九十九年为期租借与英国,此即香港之新界,香港岛、九龙与新界三区,乃共同构成香港殖民地。由于新界居民强烈抵抗英国国有化的土地接收政策,英国乃赋与原居民以永久承租权,这些新界居民即为香港的原居民,在新界北部和东部,则主要为客家人。一九九七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约满,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续约,但失去新界,香港无法自足维持,中英乃经过谈判,将香港主权完全归还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于当地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高度自治。

香港割让之后,由于英国的锐意经营,经济地位上升,而后来居上超越广州,许多广州府人(广东人)因而纷纷就近移民香港岛和九龙市区,使广东语逐渐成为香港市区的通行语言,客家人虽然逐渐被同化,但在香港狭小的空间中与本地广府人的族群差异及其衍生的冲突,则是客家意识激发和进一步扩散的主因。瑞士基督教差会巴色会(Basel Mission)于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到香港发展,在客家语传道中获得相当成就,该会瑞典牧师韩山明(Theodore Hamberg)有客家话字典之手稿传世,为近代客家语拼写的标准化奠下基础。韩山明与后来受封为太平天国干王的洪仁玕认识,而根据洪仁玕的口述历史撰写了《太平天国起义记》(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一书,这是有关客家人与太平天国的第一手资料。随着巴色会客家教会的拓展,广东客家和南洋客家的族群意识也随之形成和凝聚起来。

香港割让八年后的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年),中国爆发广西客家人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广东肇庆府鹤山县客家乡勇协助清军反攻太平军,战争过程中有骚扰本地广府人之情形,引起广府人之反弹,冲突于是扩大为维时长达十三年的土客大械斗,而在此期间,香港也成为广东客家人的避难之地。因土客械斗之故,广东境内普遍形成广府人与客家人之间的族群分类意识,客家人不服为广府人所歧视,遂有中原正统论的客家源流论述之建构,并有客家意识与认同的鼓吹,粤东客家知识份子如黄遵宪、丘逢甲、温仲和、锺用龢等人,曾在光绪三十三年(一九零七年)发起组织客家源流研究会,正是客家意识和客家研究的重要倡导者。

民国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苏州桃坞中学教员乌耳葛德(R. D. Wolcott)所编英文《世界地理》(Geography of the World),于〈广东〉条下,谓“其山地多野蛮部落,如客家等是”,客家人士闻之大哗,于是北京、上海、广州各地,有客属大同会之组织成立。广州方面,则于翌年夏间,派饶芙裳、姚雨平、黄炼百等人赴港,与香港客属人士廖新基、李瑞琴、黄茂林、赖际熙、何天池、吴穟畴、林圃香、黄锦英、江瑞英、张镜康、温葆六、谢远涵等人联络,于九月二十九日召开旅港客属代表大会,严正要求上海商务印书馆修正《世界地理》内容,并以“崇正黜邪”为宗旨,成立旅港崇正工商总会,选出前清客家翰林赖际熙为会长,赖际熙等利用香港的工商资源,高举客家旗帜,力倡中原正统论,而出版有《崇正同人系谱》十五卷。日后,在崇正总会的支持下,乃又有客家学者罗香林出版《客家研究导论》与《客家源流考》,从此奠定了当代客家研究的基础。一九二二年至一九四零年期间,崇正总会先后在香港创办了四间崇正义学,抗战期间,更由胡文虎登高一呼,捐输国军,对香港和中国公益事业,贡献不遗余力。

一九一一年香港政府做过人口调查,客家人占全港人口百分之十五。国共内战后大量中国大陆难民涌入香港,经过半世纪的演变,目前客家人约占香港人口百分之八至九,人口约六十万。香港约有四百个客家自然村,三分之二分布在新界,客家话仍为新界北部主要的语言。一九六七年香港爆发左派大暴动,事后香港政府展开以广东话为统一语言的香港化政策,取消电台客语节目,限制以广东话为公共与教学中文用语,这一政策对客家话的传承伤害极大,导致客家话的使用已仅存在于老年人,成为可能即将在香港灭绝的语言。

由上可知,要对客家研究或客家学的知识社会学基础和发展脉络有所掌握,乃至于对于全球客家运动有所认识,香港都是重要的历史起点,而值得吾人正视与重估香港客家研究的价值。我人希望客家研究学界,今后能够在以下三个问题意识之上,展开对于香港客家的研究:一、香港政治疆界内的客家人分布之情形;二、香港有关客家族群之研究状况;三、香港客家社团之现状。我们想要了解,香港客家人的客家认同,在老客和新客之间是否一致?如何维持?如何消失,有无复兴的可能?香港的客家研究学者有哪些?他们关心的议题是什么?香港客家研究的整体面貌究竟为何?香港的客家社团现状如何?香港客家族群新一代的领袖有谁?香港客家社团今后该如何传承和发扬客家文化?

香港客家研究之回顾

香港的客家研究,要分两类来评述,一为香港有关客家的研究;另一为关于香港客家的研究。

香港客家研究之源起

香港是客家研究的发源地之一,西方人来到广东,就发现了当地存在着广府、客家和福佬三种语族,香港割让之后,香港境内的客家族羣,也自然就吸引了西方殖民者、传教士和学者的目光,其中,巴色会由客家语传道切入宣教事业,其基于传教的需要,所为对于客家的研究,甚至可以被认为是罗香林开创客家学之前的先驱。清穆宗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来到香港的巴色会德国传教士欧德礼(Ernest John Eitel),而后进入香港政府担任视学,在教务及公务之余,亦致力客家语言历史及民俗研究,而着有《客家人种志略》(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Hakka Chinese)和〈客家历史纲要〉(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后者出版于一八七三年的《中国评论》(China Review),出以客家传说下的中原正统论,而以五波迁徙勾勒出客家的历史。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来到香港的巴色会瑞士传教士毕安(Charles Piton),着有〈浙江省和广东省的客家〉(The Hai-Kah in Chekiang Province and the Hakka in Kwanttung Province)和〈客家源流与历史〉(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Hakkas),他根据客家族谱,描绘出客家祖先因唐末黄巢之乱,避乱于福建省宁化县石壁,复而南迁的历史。

西方传教士有关客家的研究,主要採取人类学的途径,而以进化论的观点持论,得出客家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下的优秀种族,对不时面对广府人歧视言行的客家人产生很大的鼓舞,也带动了中国的客家研究。

一九一二年九月,赖际熙应聘至香港大学担任中文总教习,他带着清楚的客家意识,主持了广东省《赤溪县志》和《增城县志》的修订,记录了清末土客大械斗的历史,这是研究清末香港客家移民的重要史证,而后又参与了由大埔客家人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主持的《广东通志稿》的编纂,承认客家之地位而给予专门之论述。赖际熙参与创办香港崇正总会,担任会长长达十三年,正是香港客家学术的奠基者,他的著作为后人收为《荔垞文存》一书。

罗香林是客家学的一代宗师,他就读于国立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期间,中国的民族学研究正在起步阶段,他在清大历史研究所即以百越民族为研究对象,奠定他客家研究的基础,清大硕士毕业后,他再到燕京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曾获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奖学金奖助至华南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并到广东考察客家文化及其社会组织,尔后至国立中山大学担任校长室祕书兼广东通志馆纂修,进而任教于历史系,参与邹鲁主持的《广东通志稿》编纂工作,并获将客家作为研究项目的燕大国学研究所顾颉刚、洪煨莲之邀请,担任《客家史料丛刊》主编。一九三三年,罗香林通过史料和家谱,以中原正统论诠释客家的源流,而出版了《客家研究导论》一书,开创了当代的客家学,他不仅重视中国历史中的客家,也对于客家人物感到兴趣,着有《太平天国洪秀全家世考》,整理有经略越南与台湾的刘永福口述历史《刘永福历史草》,他有关孙中山与客家关系的考证《国父家世源流考》,自成一家之言,对客家意识的型塑影响深远。一九四九年他避秦于香港,得到香港崇正总会的支持,使香港成为冷战时期客家研究的中心,也带动了台湾的客家研究。一九五零年他出版了《客家源流考》,其后又有《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一书,考证客家人在南洋殖民拓垦与建国的事蹟。

首任广州珠海大学校长黄麟书,也在一九四九年赴港,并主持珠海大学迁校香港,他着有《客家迁徙之研究》、〈客家南迁之始问题〉等,他认为客家史之研究应当上溯自秦始皇屠雎率军五十万人南征,而他也考证认为南征秦军以赵人为主力,而使古代北方文化与语言之印记留存于以南方百越文化为基底演进而来的客家文化当中。

冷战时期作为中国替代实验室的香港客家研究

冷战时期,中国大陆的客家研究完全停滞,香港因而成为相对活跃的客家研究重镇,但主要皆为中国客家研究的移植,至于香港本地客家人的研究,并未受到这些客家新移民学者的重视,这方面成果的展现,许多其实是西方人类学以香港新界作为中国社会研究个案的派生结果。这些研究注意到香港客家人与本地广府人的不同,但很少就客家人之所以为客家人的族群性格从事分析和定性。这一时期的西方乡土中国人类学研究,为香港的客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记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与其客家研究论着,有英国曾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远东系系主任的裴达礼(Hugh Baker),一九六六年针对新界上水村廖氏宗族的研究《一个中国宗族村庄:上水》(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Sheung Shui),上水廖氏于明代移民自闽西长汀,是一个已经完全广府本地化的客家裔家族;一九六八年美国学者安德生(E. N. Anderson)的〈香港乡村里的偏见与族群刻板印象〉Prejudice and ethnic stereotypes in rural Hong Kong),研究新界本地人与客家人的族群互动关系;香港中大历史系英国学者科大卫(David Faure)长期在新界从事田野研究,熟悉当地族群与社会关系,一九八六年出版有《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新界东部的宗族与乡村》(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Hong Kong);瑞典哥德堡大学(G?teborgs universitet)社会人类学高等研究所教授艾尧仁(G?ran Aijmer),也以新界客家人为对象,于一九九三年完成出版《香港新界马鞍山客家的墓葬、祖先与风水》(Burial,Ancestors and Geomancy Among the Ma On Shan Hakka,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一书。台湾旅港之香港中大人类学系教授谢剑的研究则针对香港客家社团,而于一九八一年由香港中大出版《香港的惠州社团:从人类学看客家文化的持续》一书,一九九一年再有〈试论香港客家社团的本土化及其意义〉一文。丁新豹一九八八年香港大学中文系的博士论文《香港早期之华人社会(1841-1870)》,则附带出早期客家人在香港的生活与历史面貌。

作为国际学术节点的香港客家研究

冷战结束后的一九九二年,香港的客家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香港崇正总会理事长黄石华找了谢剑和香港中大政治学教授郑赤琰和胡文虎基金会主席胡仙,在九月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海外华人研究社、人类学系,以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华南及印支半岛人类学研究所(French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Centre of Anthropology of South China and the Indo-China Peninsula)等研究机构,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首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会中决议成立国际客家学会,会址则设在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海外华人研究会,选出谢剑、郑赤琰为正、副会长。这是一个客家研究的学术团体,使香港一跃成为国际客家研究社群的中心平台。香港崇正总会和国际客家学会的灵魂人物黄石华,是黄麟书的族弟,一九九六年他对客家学的发展做了重要的归纳,他认为客家学就是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学科,主张运用科学方法和观点,系统地研究客家族群的历史源流、组织、现状和发展规律,推及社会、经济、语言文字、民俗、文化,以及族群心理、感情、意识的发生、演变,以指出该族群发展的规律,并以科学方法预测其未来趋势。同时,亦可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等科学的角度,做全面的、多方位的研究,用以探讨客家族群与整个汉族及华夏传统的关系,分析客家人族群性于人类文化的意义,进而以科学论证客家族群对中华民族与世界人类所做的贡献。黄石华强调,客家学应该是以民族学理论为基础,并融汇众多社会人文学科的综合性的科学,是较民族学具有更多的个性特徵、内容更为丰富的科学。

跨越抗战、中国内战和冷战的香港崇正总会,可以说是支撑客家研究最重要的栋樑,赖际熙、罗香林、黄石华和黄麟书这些客家研究的领航者,都是来自广东省的客家移民,香港是其移居之地,因而在意识上,未必完全自认是香港人,所以在客家研究的主题选择上,他们也都忽略了香港本地的客家社会,而作为香港客家社团的代表香港崇正总会,事实上也是外地移民香港之新客的社团,新客从事的客家研究,集中在客家原乡和客侨社团,这也是他们的客家感情寄託。

在科大卫客家田野研究的启发下,经由香港崇正总会和国际客家学会的支持和协力,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教授劳格文(John Lagerwey),则以香港国际客家学会为基地,促成法国远东学院与福建社会科学院合作,自一九九二年起在福建、广东与江西边区客家大本营展开长期的客家调查研究,这一计画得以展开,亦拜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之赐,其研究成果则逐步汇集出书,收录于香港国际客家学会出版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当中。在该一计划的背景下,谢剑也进入到中国大陆广东省梅州梅县进行田野调查,于一九九四年有〈围不住的围屋:对一个客家宗族复苏的初步研究〉发表。《客家传统社会》丛书自一九九六年广东嘉应学院教授房学嘉主编之《梅州地区的庙会与宗族》出版至今,已有三十多册。这正是一个以香港作为平台,展开国际客家研究资源整合的典范,其研究深入中国的客家大本营村里乡间,成果斐然,更壮大了中国客家研究的阵容。这是香港对于客家研究的重要贡献。不过,这一个跨国资助的客家调查研究,却还没有关于香港本地客家的成果问世。

香港新界客家始终是一九九零年代以来有关香港客家之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像是美国学者郭思嘉(Nicole Constable)于一九九四年出版有《基督徒心灵与华人精神:香港的一个客家社区》(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研究新界北区客家村落粉岭龙跃头村与当地的巴色会崇谦堂教会,发现了客家教会对客家认同的作用。香港圣经公会牧师李志刚从一九七零年代即开始研究客家教会在香港发展历史,他在一九九四年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上发表〈香港客家教会(巴色会)之设立及其在广东与北婆罗洲之传播〉,提供了一个全景的客家历史和地理视野,一九九八年,又有美国学者鲁珍晞(Jessie Gregory Lutz)与其夫婿罗岚.鲁茨(Rolland Ray Lutz),以相近于李志刚的视角,出版《客家人面对基督教新教,1850-1900》(Hakka Chinese Confront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1850-1900)一书,也是针对巴色会在香港和广东客家地区传教事业的研究,当中尚有戴文光等八个客家传道人的传记。汤泳诗是新界道风山基督教丛林桥樑与对话部主任,她于二零零二年出版《一个华南客家教会的硏究:从巴色会到香港崇眞会》,而李志刚于二零一二年又在香港出版了《基督教与香港早期社会》。这些都是有关香港客家与客家教会巴色会早期状况的研究。

香港客家在都会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冲击,也是人类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一九九零年代初期有任职新界理民府的英国学者许舒(James Hayes)关于荃湾客家的研究专书《沧海桑田话荃湾》(Tsuen Wan:Growth of A ‘New Town’and Its People),加拿大学者罗碧诗(Elizabeth Lominska Johnson)也长期关注荃湾,她有论文〈香港的一个客家村庄——荃湾的土着居民〉(Hakka Villagers in a Hong Kong City:The Original People of Tsuen Wan),二零一零年又有论文〈妇女拜祭者和被拜祭者:香港的一个客家社区〉(Women as Worshippers,Women Worshipped: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出版。

一九九八年,郑赤琰在香港崇正总会支持下,在岭南大学建立了族群与海外华人经济研究部,展开《族群与海外华人经济》研究计画,一九九九年郑赤琰出版了〈香港崇正总会与客家学开展〉,后来又有〈香港崇正总会的缘起与发展──一个族群会馆的政治适应力的个案研究〉,是关于香港崇正总会的重要研究,二零零零年,他出版〈“敏锐危机感”与客家人的政治成就〉一文,分析客家人如何将生存危机感转化为政治性格从而获取相当的政治成就,客家人的这一政治性格在二十世纪初即为征服台湾过程遭到客家人极力抵抗的日本人所发现,郑赤琰重新发展该一主题,而以太平天国、国民革命、中国共产革命中的客家构成,邓小平、李登辉、李光耀等杰出的客家政治领袖为证。

自中国大陆移民加拿大的客家学者郑海麟,近年亦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也有人把他当做香港学者,他的客家研究集中于客家先贤黄遵宪,一九八八年有《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一书的出版。

谢剑于一九九八年在台北发表〈香港地区的客家研究及其影响〉一文,对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香港客家研究及其对于两岸客家研究影响,做了总体性的回顾。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为理则于二零零三年发表〈香港客家人的历史和现状——香港客家人研究述评〉一文,则是对于此前香港本地客家人的研究的总体观察。

重新认识香港客家

二零零零年以后香港客家研究的趋势,反映出香港回归中国后,香港以往作为西方中国研究替代实验室的角色开始退却,香港学界基于对于香港本土历史兴趣的香港客家研究中文著作开始增多,特别是有关认同与族群关系的主题,这也受到台湾行政院客家委员会成立以后,以国家力量鼓励客家研究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香港的客家研究也因此在两岸的客家研究风潮中,找到了新的专属的舞台。如现任国际客家学会会长建道神学院中国文化研究系主任的刘义章,在香港中大历史系退休前,将研究视野投向新界元朗的客家村落,有〈香港客家村落的历史与文化考察:崇正新村的个案研究〉和〈元朗客家村落田野调查初步报告〉的出版,二零零五年他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移民与客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香港崇正总会宣传部长老冠祥合写〈香港崇正总会与世界客家运动〉,对香港崇正总会对于世界客家运动的贡献,特别是在客家意识的凝聚和客家学术的推广,都做了清楚的介绍;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教授刘镇发,为香港客家人,原为生物学者,二零零零年获香港理工大学汉语语言学博士,二零零一年出版《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考证粤西土客大械斗对客家认同形成的影响,认为中原正统论缺乏有力的证据,因为不独客家人,闽南人和广东人也都与唐朝有文化上的连结,也有同样因黄巢之乱而自北方南迁的传说,他更从生物学和遗传学指出客家人和广府人、福佬人血缘相近,却远远不同于当代北方的汉人,《香港客粤方言比较研究》论文集的出版,则奠定其在香港客家话研究上的地位,当中有数篇论文系与其同事周柏胜合作,他们共同论证客语与粤语的关系,也同意北京大学语言学教授徐通锵的研究,即客语和粤语皆源自宋语而约在七百年前元朝时才分化的。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中大历史系教授陈丽华于二零一零年取得香港中大历史学博士的学位论文为《客家地域社会的形成:台湾六堆》,这是第一位研究台湾客家的香港本地学者,她在博士研究的基础上,又有〈“客家”身份的建构——殖民体系下的香港新界与台湾六堆〉、〈客家人的宗族建构与历史记忆塑造:以台湾六堆地区为例〉和〈谈泛台湾客家认同──1860~1980年代台湾“客家”族群的塑造〉的完成,二零一四年则将研究焦点放回香港本地,发表了〈香港客家想像机制的建立:1850-1950年代的香港基督教巴色会〉,陈丽华讨论了英国殖民经验对于香港客家族群身份建构的意义,台湾客家研究中常见的认同主题,显然对她的香港客家研究提供了相当的观点。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陈永海于香港客家人认同的发展问题亦着力甚多,〈作为中国国族事业的客家言说——从香港看近代客家文化认同性质的变迁〉、〈从二十世纪初香港的都市发展个案看客家跨境华人族群网络〉、〈谁的客家文化与认同〉、〈清末民初香港殖民地客家人的族群化〉是他近年有关该一主题的作品。

二零零五年刘义章、科大卫以及谢剑,应广西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之邀请,共同主编出版了《香港客家》论文集,这是一本使香港客家研究以整体的面貌展现在世人之前的经典之作,让人们惊艳于传统与现代、都会与乡村、东方与西方交界的香港,客家研究题材竟如此丰富多彩。刘义章在该书导言中表示,该书旨在呈现香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客家认同”这一现象所起的关键作用,由此说明香港客家的渊源,并为香港客家文化留下记录。该书除了收录有陈丽华〈香港客家研究综述〉、陈永海〈作为中国国族事业的客家言说——从香港看近代客家文化认同性质的变迁〉、李志刚〈香港客家村落中的天主教〉、刘镇发〈香港的客家话〉与刘义章〈香港客家人与教育事业〉等前已介绍过的学者的论文,还有香港崇正总会张新霖的〈香港新界客家张氏源流初探〉、香港香港中大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夏其龙的〈香港客家村中的天主教〉、英国学者夏思义(Patrick Hase)的〈十约:沙头角地区的定居与政治〉、珠海学院中文系教授萧国健〈香港新界之客家民居〉、李志刚、夏其龙〈香港客家教会的发展和贡献〉、专研香港饮食文化的香港中大人类学系副教授张展鸿的〈香港客家菜馆与“正宗东江菜”〉、香港中大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副教授邹桂昌、香港中大太空与地球资讯科学研究所教授马路华(Lawal M. Marafa)、香港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郊野公园护理主任魏远娥合写的〈香港风水林土壤研究的意义〉、新天地文化旅游经理刘育〈客家文化民俗村〉、香港崇正总会理事长朱石年与张新霖的〈客家人对香港经济的贡献〉以及刘育的〈以21世纪精神探讨香港客家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刘义章自认本书缺乏有关客家村落的人文现象和历史文化、客家社团、客家人与其他宗教如佛教以及他们与传统民间信仰的关系的讨论,事实上,这也显示出香港本地客家研究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不过,本书中刘育的著作,对于香港文化的保存,提出了建设客家文化民俗村的政策建议,也就是直接将客家村落生态予以完整保留,而以文化艺术与观光产业支撑该村落的永续发展,他认为客家文化也应当是香港的文化资产,因而应当将客家文化保留并发扬,转化为观光资源,这样也可以对于客家人保留传统文化的意愿创造出足够份量的动机。刘育提出了几个客家古迹,建议强化其宣传行销,丰富馆藏和举办客家特色文化活动,这些地方是柴湾罗屋香港客家民俗博物馆、荃湾三栋屋博物馆、荃湾海坝街民宅、沙田王屋村、沙头角镜蓉书屋、西贡上窑民俗文物馆、大埔上碗窑村樊仙宫、沙田山厦围曾大屋等。

从台湾看香港客家

台湾对于香港客家的认识向来有限,虽然香港崇正总会促成了一九七三年世界客属第二次恳亲大会在台北召开,通过在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在地设立世界客属总会,但当中活跃的身影,主要为中国大陆流亡台湾与香港的新客客家菁英,并不是香港老客与台湾的本地客家,此后的发展,由于时间的自然因素,台湾本地客家人士逐渐取得优势,再因本土化政策,使客家文化受到国家的重视与照顾,然香港客家却一直未受到香港政府的重视,香港客家人也在都会化和粤语化的环境中,逐渐流失其文化的发展空间以及维持客家认同的意愿。关于香港客家发展的问题,曾在香港中大人类学系博士班就读、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客座的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副教授杨聪荣,从台湾客家经验出发,即看到香港语言政策对香港客家难以平复的伤害,他在二零零二年即有〈香港的语言问题与语言政策──兼谈香港语言政策对客语族群的影响〉和〈为什么香港缺乏客家认同?──从语言政策的历史分析到身份认同的政治社会学〉论文的产出,可以说是当代台湾学界研究香港客家的先驱。

近年随着台港民间社会交流的日益密切,台湾客家学界也将研究的触角伸展向香港客家,如二零一三年国立中央大学客家政治经济研究所有曾韵洁之硕士论文《客家企业家社会价值实践之析探──以田家炳基金会为例》通过,同一年稍早中央大学客家社会文化研究所研究生曾士轩发表的〈现代香港客家的样貌〉一文,则深刻地指出香港客家发展的限制,即在香港政府的不利政策之外,根本的原因出在香港没有本土的客家运动来召唤出香港客家人的族群意识,也就不会出现抢救客家文化的社会动力了。中央大学客家社会文化研究所所长张翰璧于今年曾带领研究生,在香港客家文化研究会林文映的协助下前往香港客家地区进行考察,我们期待台湾学界能将其客家研究的能量带进香港,也算是台湾客家对于香港崇正总会在客家运动上卓越成就的回馈与酬谢吧。

总而言之,香港客家研究乃存在着断层的现象,早期关注的主题为整体客家的命运,冷战时期出现许多缺乏客家意识的香港客家人类学研究,近年香港本土的客家则逐渐成为焦点,但因研究社群不够庞大,研究受制于少数人类学、语言学和历史学者的兴趣,民间本土文史工作者羣体的支撑严重不足,不像台湾有法政学者的参与,因而会对于族群权利和多元文化政策特别关注,或者有民俗学者的投入,而更能掌握当地客家传统演化的脉络。然而,随着香港本土意识的崛起,如香港城邦论的倡议者香港客家人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陈云根,会不会把客家纳入香港民族建构的工程当中,而对于香港本地客家运动和客家研究的方向起到带领的作用,则是值得我们观察的现象。

民国一○四年十月十三日十一时二十分

台湾苗栗地方法院法官职务宿舍

《纵览中国》November 24,2015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