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8日，我又踏上了一年一度青岛之行的行程。青岛之行，是我自1998年以来每年必修的功课。见一见一年不见面的朋友，向他们倾诉一下一年中的酸甜苦辣，已成为我调节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所以，春节前后，每每盼着春节放假，每每为早一天完成走亲访友的程序焦虑，心情急迫的就如临近结婚捏着指头算日子的新郎，心里火烧火燎，急不可待。
今年的青岛之行有点例外。例外的原因有二：一是打算写写小说，把久在心头攒动的写写民运朋友的冲动，早一天落实在纸上后，再去青岛让青岛朋友们提提意见；二是我的身体情况。自去年年底以来，因长期政治上的压抑，以及经济上的窘迫，导致身患焦虑症，需经药物治疗稳定一个时期才好成行。但身体一有好转，去青岛的急迫，就压着我恍恍惚惚地坐上直达青岛的长途汽车，急匆匆的去见一年未曾谋面的青岛朋友们。
一路在似睡非睡的迷蒙中度过，心绪不宁，看着晴朗的天空都有灰色的色调。一路上思虑着汽车在那个车站停车。我知道这是我的病症——前瞻性焦虑症的症状——心里也是这样宽慰自己，但依旧难以克服心神不宁沮丧的心情。这与往年前往青岛的欢快急迫的心情，是何等的差异。
还好，汽车还是经过以前的路线。我依旧在青岛罐头厂下车，步行三、二百米，到姜福祯先生经营的书店。姜福祯先生的气色不如去年，以前红润的脸庞现在有点青灰。姜先生介绍自己的情况时说，长年在阴冷的书店里，寒气在身上积累，现在肾脾等方面的功能都衰退。姜先生腿上虚肿，脚腕及脚上呈黑色，据医生诊断为静脉曲张、气血两亏所致。看到姜先生的样子，我本就沮丧的心情，更加郁闷。
姜福祯是我在北墅劳改支队结识的民运朋友，他不只是我在北墅劳改支队服刑时形影不离的“联号”，也是我“监狱大学”的老师。姜先生是老民运，1979年就参与孙维邦的《海浪花》、《人》等民刊的编辑发行，为这被开除职业大学学籍，管制使用；其后，姜先生自学法律，但因政治原因，中共当局拒绝发给律师证。1989年，姜先生因积极参与青岛的“八九”民运，被判刑8年。1998年参与中国民主党筹组，是上递山东省民政厅审批的3位签名人之一。姜福祯这些年来一直经营图书，近几年图书受电子图书影响，只能是惨淡经营。
朋友们一年不见了，酒还是要喝的。虽然医生嘱咐我戒酒，但没有酒，怎能尽兴一年的思念？就喝点啤酒罢，有那个意思就行。姜春源听说我来了，拎着包啤酒过来了。都是八九民运的参与者，都因八九民运坐过牢，也就有说不完的话题。
姜春源原是青岛味精厂一车间工人，中共“六四”大屠杀后，他基于义愤率领全车间职工罢工，导致全厂停工，并在街头演讲，被中共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5年。姜春源刑满释放后，靠做小商贩维持家用。
酒喝起来，话就海阔天空了。互相询问了共同的一些民运朋友，令人欣慰的少，令人心情沉重的多。王在京、陈延忠（因参与“八九”民运，被中共分别判刑8年、17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牛天民（被判刑7年）身体不好，史晓东（被判刑5年）还是整天的萎靡不振，张宵旭（被判刑15年）为家庭疲于奔命，张杰音讯全无……，哦，也有令人欣慰的消息，陈兰涛到加拿大后情况不错。
健谈的姜春源谈起他的生活经历。“从北墅劳改队回来后，我先是拖着车子走街串巷的卖水果蔬菜，其后又卖花卖狗，起早贪黑的挣钱。我尽量的不花钱，衣服拣人家扔的，吃药也是吃人家过了期扔了的，人家的馒头扔了，我看看还干净，就捡回来蒸一蒸吃，菜一般也是从菜市场拣。这些年我过的就是垃圾箱的日子。”姜春源说着这些一脸的黯然，“这两年省吃俭用积攒了两个钱，年龄大了，想到劳动局把我间断的养老保险续上，一问才知道，我的工龄也被共产党贪污了。退休退不成了，自己这两个钱更得算计着花。孩子大学还没毕业，还得花钱。如果能出国还好，如果在国内还得给他买房结婚。一想这些头都大了。”
姜春源这些牢骚话，冲散了我们久别重逢的喜悦，三人本来融洽的酒局，也笼罩着淡淡的愁云惨雾。
“唉，想想死去的王在京、陈延忠，想想神经失常的王芙蓉，我们还勉强能混着。好好活着，等着‘六四’有说法的那一天吧。我们还能等得到。”姜春源在妻子电话的催促下，结束谈话回家。走前再三让我到他家玩，我因行程太紧推辞了。其后拜访了牟传珩先生。其他朋友因联系不便，支好放弃拜访。
当年参与“八九”民运的朋友，大都境况艰难。但他们有的一直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前行，有的虽然没有参与后来的民运活动，却仍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2010-4-24
来源：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