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铭山:2010年青岛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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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8日,我又踏上了一年一度青岛之行的行程。青岛之行,是我自1998年以来每年必修的功课。见一见一年不见面的朋友,向他们倾诉一下一年中的酸甜苦辣,已成为我调节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所以,春节前后,每每盼着春节放假,每每为早一天完成走亲访友的程序焦虑,心情急迫的就如临近结婚捏着指头算日子的新郎,心里火烧火燎,急不可待。

今年的青岛之行有点例外。例外的原因有二:一是打算写写小说,把久在心头攒动的写写民运朋友的冲动,早一天落实在纸上后,再去青岛让青岛朋友们提提意见;二是我的身体情况。自去年年底以来,因长期政治上的压抑,以及经济上的窘迫,导致身患焦虑症,需经药物治疗稳定一个时期才好成行。但身体一有好转,去青岛的急迫,就压着我恍恍惚惚地坐上直达青岛的长途汽车,急匆匆的去见一年未曾谋面的青岛朋友们。

一路在似睡非睡的迷蒙中度过,心绪不宁,看着晴朗的天空都有灰色的色调。一路上思虑着汽车在那个车站停车。我知道这是我的病症——前瞻性焦虑症的症状——心里也是这样宽慰自己,但依旧难以克服心神不宁沮丧的心情。这与往年前往青岛的欢快急迫的心情,是何等的差异。

还好,汽车还是经过以前的路线。我依旧在青岛罐头厂下车,步行三、二百米,到姜福祯先生经营的书店。姜福祯先生的气色不如去年,以前红润的脸庞现在有点青灰。姜先生介绍自己的情况时说,长年在阴冷的书店里,寒气在身上积累,现在肾脾等方面的功能都衰退。姜先生腿上虚肿,脚腕及脚上呈黑色,据医生诊断为静脉曲张、气血两亏所致。看到姜先生的样子,我本就沮丧的心情,更加郁闷。

姜福祯是我在北墅劳改支队结识的民运朋友,他不只是我在北墅劳改支队服刑时形影不离的“联号”,也是我“监狱大学”的老师。姜先生是老民运,1979年就参与孙维邦的《海浪花》、《人》等民刊的编辑发行,为这被开除职业大学学籍,管制使用;其后,姜先生自学法律,但因政治原因,中共当局拒绝发给律师证。1989年,姜先生因积极参与青岛的“八九”民运,被判刑8年。1998年参与中国民主党筹组,是上递山东省民政厅审批的3位签名人之一。姜福祯这些年来一直经营图书,近几年图书受电子图书影响,只能是惨淡经营。

朋友们一年不见了,酒还是要喝的。虽然医生嘱咐我戒酒,但没有酒,怎能尽兴一年的思念?就喝点啤酒罢,有那个意思就行。姜春源听说我来了,拎着包啤酒过来了。都是八九民运的参与者,都因八九民运坐过牢,也就有说不完的话题。

姜春源原是青岛味精厂一车间工人,中共“六四”大屠杀后,他基于义愤率领全车间职工罢工,导致全厂停工,并在街头演讲,被中共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5年。姜春源刑满释放后,靠做小商贩维持家用。

酒喝起来,话就海阔天空了。互相询问了共同的一些民运朋友,令人欣慰的少,令人心情沉重的多。王在京、陈延忠(因参与“八九”民运,被中共分别判刑8年、17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牛天民(被判刑7年)身体不好,史晓东(被判刑5年)还是整天的萎靡不振,张宵旭(被判刑15年)为家庭疲于奔命,张杰音讯全无……,哦,也有令人欣慰的消息,陈兰涛到加拿大后情况不错。

健谈的姜春源谈起他的生活经历。“从北墅劳改队回来后,我先是拖着车子走街串巷的卖水果蔬菜,其后又卖花卖狗,起早贪黑的挣钱。我尽量的不花钱,衣服拣人家扔的,吃药也是吃人家过了期扔了的,人家的馒头扔了,我看看还干净,就捡回来蒸一蒸吃,菜一般也是从菜市场拣。这些年我过的就是垃圾箱的日子。”姜春源说着这些一脸的黯然,“这两年省吃俭用积攒了两个钱,年龄大了,想到劳动局把我间断的养老保险续上,一问才知道,我的工龄也被共产党贪污了。退休退不成了,自己这两个钱更得算计着花。孩子大学还没毕业,还得花钱。如果能出国还好,如果在国内还得给他买房结婚。一想这些头都大了。”

姜春源这些牢骚话,冲散了我们久别重逢的喜悦,三人本来融洽的酒局,也笼罩着淡淡的愁云惨雾。

“唉,想想死去的王在京、陈延忠,想想神经失常的王芙蓉,我们还勉强能混着。好好活着,等着‘六四’有说法的那一天吧。我们还能等得到。”姜春源在妻子电话的催促下,结束谈话回家。走前再三让我到他家玩,我因行程太紧推辞了。其后拜访了牟传珩先生。其他朋友因联系不便,支好放弃拜访。

当年参与“八九”民运的朋友,大都境况艰难。但他们有的一直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前行,有的虽然没有参与后来的民运活动,却仍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2010-4-24

来源: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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