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为了纠正共产主义和文革的错误搞了改革，结果是错上加错，越加不可回头。
两岸三地新世代出现在历史或者政治舞台上，对于老革命来说，是一个「新问题」。
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开始」，来对抗和抛弃因为中共体制加上中国专制文化造成的华人世界的历史终结。没有新世代，就只有灰蒙蒙逐渐变黑铁般的绝望，没有人能从酱缸中走出来。新世代之前，新一代人对旧一代人的纠正，就像错误边上涂抹，越纠正底纸越脏，反而不如一张接近空白的纸。例如大陆为了纠正共产主义和文革的错误搞了改革，结果是错上加错，越加不可回头。
在香港，新世代以学民思潮和香港独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并且通过选举成为新的政治力量。在台湾，新世代以太阳花学运出现在政治舞台，并且组成第三势力，为即将执政的民进党所吸纳。在大陆，新世代要么沉默在魔兽游戏，异地探险旅游或者神幻小说的世界里，要么就在牢里或者监狱的门口徘徊。然而两岸三地的新世代，虽历史机遇和现实机会不同，然而在精神属性上有着“共通感”
大陆民间有两个女孩，给自己冠上动物形象。自我认同由人退缩到动物，来避开社会的纠缠，开始新的可能。一个是这次「709」律师大围剿被抓入狱，九零后的「考拉」赵威，她是大陆著名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助理；另外一个是八零后的「不锈钢老鼠」刘荻。
「不锈钢老鼠」作为刘荻魔幻的自我认同面具，至少是努力消解或者抵抗一些所不喜欢的东西，官方主流和民间「主流」试图强加于她身上的身份意义。 「不锈钢老鼠」刘荻是无政府主义和永远的批判者，不再是八零前那样是永远的控诉批判者。 2003年刘荻所参与的崔卫平主译米奇尼克《重建公民社会》，是维权运动的《圣经》，其中主要观点「面向社会的言说」，「平行结构」，深刻决定了维权运动的民间品质。
「考拉」赵威和江西刘萍的女儿廖敏月曾经在日本NHK电视台作为大陆抗争新世代的代表接受采访发言。于绝大多数90后，「考拉」赵威是个少数派，不能代表90后，却有代表性，算先知先觉或者随着大趋势先知先觉的第一批九零后。
我可以将90后（除了权贵的后代外）分为已经「先政治起来」和少数人，和正在等待「被政治化」的绝大多数人，就从公共参与精神气质而言，是共同的。 90后的沉默大多数人，与70之前的世代不一样，因为没有遭受政治控制和打压，他们一旦行动起来没有心理障碍，没有自我审查，应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十年不飞，一飞冲天。
「考拉」赵威的身份追求，不管是大学中的女权主义者，还是维权律师助理派，还是民国审美主义者（著名的民国复兴领袖辛灏年教授在一场演讲《为什么回归民国》时举过赵威带民国国旗围巾的照片），都是宪政目标和自我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的问题。这个已经在悬崖之外的深渊上或者虚空里。
入狱的「考拉」赵威，因为其清丽姣好的形象，成为维权律师与访民相结合的709社会运动的形象代言人。而美丽的「法治」却只能在牢里，这是大陆法治的「中国梦」现实。法治于中国大陆是一场梦，监狱是梦幻的安居之所，因为你追求法治追求真相，你就走上了犯罪之路。
「考拉」们于中国既得利益的秩序而言，毫无疑问是失范的，改革形成的个体与秩序统一性，在九零后身上的已经破产。八十年代自我实现和目标之靠近是统一的，所以是乐观的，积极的。九十年代自我实现，就开始错位了，除了市场经济和教育启蒙外，进入政府就是严重错位，98年后全面错乱开始，以新左派浮出水面为标志。
失范愈演愈烈，「考拉」们是毫无退路的。作为改革的吃红利和代价成本之转嫁承受的一代，他们只有通过政治解决才能获得比较有尊严自由的生活，不管这种政治解决是选票还是暴力革命。总之他们的宿命是社会民生与政治自由捆绑混合，解放与政治解决的一体，不献身于民间政治，他们就无从自我救赎之道。他们就有着献身的纯粹，被民主事业攫取的纯粹。
新世代90后政治立场超越在拥共与反共之上。他们也抛弃反共事业。例如香港区议会选举，激进反共的泛民几乎全军尽墨，被新世代抛弃。支持共党，没有自由，反对共党，也没有自由。大家都不和共党玩，致力于反共的，也不被期待:你们自己玩吧，没用。
反共无果，新世代的人们也不期待了。不如另试独立自我成城，或者其他。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玩几十年还招数依旧，还想拉住新世代的票友和戏迷的。感动自己的事情，感动不了不同遭遇的外人和新世代。
当支持共党与反对共党，对政治自由目标的达成，都毫无意义时，当内卷化严重存在普通人把民主英雄看成戏子演员时，路径锁定和惯性过大招数过老，社会正常标准就是用「有效性」或者成绩效果来衡量，来容忍来迁就，而纵容和投射于新世代，原来路径和原来城墙之外的新实验，新的可能性就会被广泛期待，尝试。这也是一种娜拉出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人们巴不得把旧的赶跑撵下来，又顾及旧情面不好意思，但总是想赶跑。香港有选举，通过选举把泛民给抛弃了，大陆没有选举，通过辱骂公知和憎恨「光说不练」来表达抛弃。
文章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