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2011年4月,一群中国便衣警察将我在北京机场绑架,然后把我带到一个秘密地点拘留了81天。虽然在关押期间,大多数审问都集中在我的政治活动上,但被释放之后,政府却捏造说我的公司偷税漏税,要求我交清240万美元的税款和罚金。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指控我,一名官员说,“不罚你,你也不会消停。”

为了澄清事实,争取公正,我决定上诉。由于案子的敏感性很高,我联系了浦志强,他以敢为那些被中国专制政权打压的政治活动人士辩护而著名。出于仗义,浦志强接下我的上诉案。他办案条理清晰,逻辑明了,记忆惊人。

多年来,志强为很多记者、上访者和人权活动者进行过辩护。他维护法制的行动,连同他的勇气和出类拔萃的能力,令他成为一个政治迫害目标。他的影响力日增,中国政府视之为威胁。

浦志强在被关押了19个月之后,于12月14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民族仇恨”、“寻衅滋事”的罪名受审。检方的指控基于浦志强在社交网络上的七条微博。上周二,法庭宣布这些罪名成立,判处他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执行。这一判决意味着,他将永远失去律师的身份——他多年来利用法律替无声者发出声音的平台也被摧毁。

这个判决好于预期,可能是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产生了影响,但获释后他也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的生活。警方会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如果他在未来三年内继续开展政治活动,就有可能随时被捕入狱。

警方在2011年6月结束对我的羁押之后,扣押了我的护照,禁止我在互联网上发布任何文章。还禁止我接受媒体采访。我工作室外的建筑物和电线杆上安装了监控摄像机,楼外还有警察驻扎。我要出门必须获得许可,即使出了门,也有便衣紧跟着我。浦志强也会遭到类似的待遇。

我第一次见到浦志强是在2009年的夏天,当时他是四川作家谭作人的辩护律师。我不认识谭先生,但我知道他开展过一项与我类似的公民调查。我们都试图揭开一个真相:2008年5月发生的汶川地震中,有5000多中小学生死于倒塌的校舍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校舍的施工质量有问题。谭先生把他的调查结果张贴在网上,结果被警方逮捕。

作为谭的律师,浦志强来到我的工作室交流意见。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北方人,嗓音明亮沉稳。他说如果我出庭作证,我的调查结果对谭的辩护很有利。他的执着令我感动。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谭先生受审当日的凌晨3点,警方突击搜查了我住的酒店,并且野蛮地强迫我和我的同事们留在那里,直到审判结束。我头部受伤,危及生命。尽管志强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谭先生还是被判处了五年有期徒刑。

中国严重缺少能勇敢到为人权的普世价值而斗争的独立律师。但浦志强不一样。

1989年,身在北京的浦志强是政法大学的学生。他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抗议。他对我说,政府命令坦克开进市里的那天晚上,他和一个学医的女生是最后撤出广场的人。回宿舍的路上,他们在偏僻的巷子里迷路了。这证明是两人的福气:他们避开了在主路上出没的军人对抗议者的随意扫射。后来,那个女生成了浦志强的妻子。

浦志强从未停止呼吁政府平反“六四”。去年5月,他在参加了一场纪念六四25周年的私人聚会后,被警方逮捕。我和他的朋友都没想到他会被逮捕并被关押这么久却不开审。在此期间,调查人员仔细盘问他的同事,并彻底审查了他律师事务所的财务记录,希望用经济罪名指控他。当这类企图失败后,他们只能诉诸于他的在微博上发的帖子。

浦志强是独一无二的,但他的案子却不是。自他被捕以后,很多人权律师都消失了。公众和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他们被关押在何处,处境如何。他们没有机会被探视,他们的子女被限制出境。我们可以想象到,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律师也会像浦志强一样接受审判,并得到有罪判决。

在全世界都在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的经济实力时,谁都不应该忘记,它的崛起是以自由和人权为代价的。悲哀的是,中国国内外的很多人接受了司法体制屈从于党的权力这个事实。

尽管如此,我拒绝麻木和习惯化。我不认为在中国就只能逆来顺受。

浦志强受审期间,法院外面聚集了一大群勇敢面对警方骚扰的中国支持者和西方人。他们的对浦志强的支持给了我希望。面对来自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威胁,一个人只需要在一生中大声发出一次声音,我们会战胜恐惧,强迫这个政权做出改变。

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