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听说，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些女子很浪漫，比如说想要嫁人，又不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和媒妁又拿她没办法。她便要飘出深阁香闺，在集市中搭一高台，倚着栏杆往下露脸，招得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倘若见下面有中意的人儿，便要将手中那毛绒绒的彩球砸他的头。谁挨了那球，便要与她洞房花烛、白头牙缺。做小孩时，觉得这类事很好玩极有趣，甚至也盼望有那样一位好心的美女子，将那毛绒绒的彩球优雅地掷中自己的头，该会更好玩更有趣。
后来想想就没有那么好玩兼有趣了。这简直是轻佻、愚蠢、荒唐至极！你想掷谁？我或者别人？哎呀呀！那球不是轻易可抛撒的啊，砸在谁头上可就难说了。（张艺谋在唱“正打中我的头呀”的喜悦全体现在“正”、“我”二字上，若不然呢？）就算掷中了我，我是谁？你是谁？哎呀呀！那球不是轻易可抛撒的啊，砸了我的头，我是中大彩或者倒大霉可说不定，我可不敢和你赌命运。
再后来，我走路可就有些小心了，举凡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地方总要避一避。但我们中国的人实在很多，要回避可就没路可走了，所以心惊胆战的时候多，这日子就有些不好过。
便想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台海两岸几乎同时发生“祝寿征言”和“反右”事件，有心把它们放在一处来说一说。但我非治史之才，引用的材料不广，多半就是直接编码，有剽窃之嫌，但我并非要剽窃，以此告诉史家和读者兼作引言，请恕不恭。
第一部分
《自由中国》与《祝寿专号》的出台
《自由中国》创刊于1949年11月，胡适先生为该刊确定四条办刊宗旨：1、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价值，并督促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设自由民主的社会；2、支持国民党的反共政策；3、帮助共产党地区的人民恢复自由；4、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中国。本此宗旨，胡适先生将此刊命名为《自由中国》。《自由中国》创办时，雷震任社长，国民党内的王世杰、杭立武等也参与创刊，积聚起一大批笃信自由民主、崇尚英美政体的从大陆到台湾的著名知识分子，该刊编辑包括胡适、雷震、毛子水、张佛泉、殷海光、瞿荆州等多人。
且说1956年10月的台湾，擅长溜须拍马的各部门政要好不忙碌。干什么呢？制作寿幛寿幔，准备寿礼。为什么呢？31日蒋总裁蒋总统介石公70大寿。这可是讨他老人家欢心捞取自己好处的良机。可是，这一次老蒋突出怪招——献言祝寿。他下令各机关不得发起有关祝寿之任何活动：既然大家真心爱戴我老人家，能够给伟大领袖提供宝贵意见就是最好的寿礼，就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好忠诚。因此他命令：“切望各报章杂志，征请海内外同胞直率书陈所见，对国家反共抗俄政策之贯彻以及内政应有之兴革贡献具体意见。”这就是“祝寿征言”。
胡适这类人们，在我们这边一般群众眼里，无非是国民党及蒋介石麾下弄臣谀人罢了，这里我们且不要去管它。却说蒋介石阁下破天荒第一次想听听“海内外同胞”的意见，《自由中国》却不肯放过机会，只要当真。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是否开了会，在什么地方开会，会场里有没有光明。总之，他们连夜组稿，编辑了一册《祝寿专号》（包括1篇社论和15篇文章），赶着在1956年10月31日蒋总裁介石先生生日当天出版奉献。
《祝寿专号》的主要内容
《祝寿专号》的社论向寿星提出的希望有三点：希望蒋总统与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相媲美，华盛顿坚决拒绝作第三任总统，蒋介石先生也应该开始选拔继任人才了；确立责任内阁制，使国家元首成为虚位元首；实现军队国家化，撤销军队中的国民党党部。
15篇文章由胡适、雷震、徐复观、毛子水、陶百川、蒋匀田、陈启天等多位著名人士分头撰写，每篇都针对一个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且语气婉转。但由胡适亲自撰写的《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却令蒋总统越读越冒火。
那么，这位蒋总统的老朋友胡适准备的两故事是什么呢？一个是说艾森豪威尔当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承认他不具专门知识，愿意让校内各部门首长全权负责；另一个更逗，说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对一件事情不能决断，秘书为此事撰写了两份稿子，一份肯定一份否定，请他批复。艾森豪威尔干脆在两份文稿上都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并让秘书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罢”。讲完这两个故事，胡适劝蒋总统介石先生向艾森豪威尔学习：“‘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马。……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不能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六字诀，努力作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呢？”凭胡适与蒋介石先生的交情，胡适绝无讽刺蒋介石为无能无智之人的意思。但这篇文章及那篇社论却很厉害，它们代表自由知识分子，首次公开提出了蒋介石的任期题即下台问题，提出了蒋介石在任期内应“无智、无能、无为”的意见，还从法理上要求蒋介石成为虚位元首，恢复宪政的要求。
从蒋介石先生的本意来看，他绝不是想要征集到这样的寿礼，他准以为人们会说：伟大领袖，神明圣德，万岁万岁，万万岁。看了这册《祝寿专号》，他才明白开明和民主的姿态实在是装不得。但这一切都是自己一时的轻佻浪漫惹的祸，事已及此，只有早早了结为妙。今后也不要再搞什么“征言”之类的玩意儿了。
反制努力与无力
《祝寿专号》一出，迅疾风靡台湾，短短数月，再版11次。国民党恼羞成怒，努力反制。
首先即下令党办《中央日报》：从此不受理《自由中国》的广告。
12月初，《祝寿专号》出版后一个月余，国民党又以“国防部总政治部”名义下发“极机密特种指示”，要求“向毒素思想总进攻”。不久又发出署名周国光的61页小册子——《向毒素思想总进攻》吧，该小册子历数“毒素思想”的危害性、产生根源，并进行批判。“极机密特种指示”和小册子都提出：最近某刊物借替总统祝寿机会，对领袖施以种种恶毒批评和攻击，其用意显然可见，而其幕后是否有匪谍指使亦难揣测……要总裁作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国家元首……其中含有极大的政治阴谋，目的想总裁从此少管事，削弱他对党政军的领导力量，使国家重心得不到巩固，便利于阴谋分子计划的发展，以破坏反共抗俄大业。这是批评者的重大毒辣阴谋，我们要注意提防！……党认为是思想上的大问题，因此及时领导同志，发动思想大军予以无情攻击……主张人民向政府争自由，这是什么意思？是否目的在制造人民与政府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为共匪特务打前锋？“概括起来，无非是详细批判自由主义者的三项主张：要求言论自由；反对党化军队；反对党化教育。据史家考证：周国光的署名，与蒋经国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时使用的化名相同。
最后，这两份文件要求国民党各级组织：“要认清敌人思想的来龙去脉，以反毒辣的政治阴谋”、要“以思想对思想”、“要先发制人”、“区别对象”、“对准要害”、“找寻弱点”。“各级组织要有计划的策动思想正确，信仰坚定，有见解，有口才，有写作绘画能力的同志，口诛笔伐。一方面以读者投书或者读者投稿的方式，直接投寄此一刊物，及各种报刊，义正词严，予以反击。一方面有计划的作口头宣传，耳语运动，使此一刊物及其同路刊物，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一种极恶劣的印象，由不相信他们的滥调，进而反对他们的滥调。”
文件对于重要问题的论战，还提出具体政策规定：“一定要有组织领导，组织支援，在党内进行大规模的思想动员，定计划步骤，安排出战人选，攻击不偏于一个角度，而要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四面八方来围剿敌人。”
但他们提出：“暂不攻击刊物和个人，只攻击毒素思想。”
于是，国民党所控制的各家报纸，纷纷对“毒素思想”大批特批，奈何手中没有多少真理，又不准备动用真武器和牢房，只好扣一堆大帽子，反而扩大了《自由中国》的影响力。“从此不受理《自由中国》的广告”变成了不遗余力地免费地为《自由中国》作广告。
令人惊讶的是国民党当局的反制为何如此温良恭谦让无力？事实是这一伙亲英美价值体系的知识分子在国际上有很广泛的支持背景，他们还抛家别子，背井离乡，追随国民党到台湾，把民主实现的希望与三民主义挂靠在一起，蒋氏父子在各种压力制约下只好如此无力反制。
风云涌动
在蒋介石先生宣布“征言”之际，香港的自由知识分子褚定民先生赶急撰写了一本《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的小册子，于1957年1月在香港发表，他直接倡言让蒋介石退休，希望胡适领导岛内外以及争取美国势力来一次倒蒋运动，组成国民参政会，改组政府，由胡适任总统，蒋廷黻任行政院长，吴国桢任外交部长，孙立人人参谋总长，俞大维任国防部长；新政府的各级人选取三三制——原有官员留用，台湾人民选和海外华侨及社会贤达各三分之一。充分暴露了整个反对派阵营企图推举胡适取代蒋介石和要求改组台湾政权结构的潜在心理。
1957年6月，《自由中国》再发社论：“今天最宜于当我们行政院的人是蒋廷黻，这是这里的许多人以及反对共产党、忠于我们政府的华侨所共有的想法。”该社论还要求国民党降到普通政党的地位，整体必须是责任内阁制。如果蒋廷黻当了行政院长，必须没有人在幕后替他拉线。这简直就是与香港的褚定民的主张互相呼应和勾结了。
1957年8月至1958年2月，《自由中国》又连续发表15篇以“今日的问题”为总标题的社论，广泛议论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言论自由、党禁等问题，实际上是连载了一部要求全面改革的政治宣言书和逼宫檄文。
风云涌动，人们仿佛看到了刀光剑影，听到了人叫马嘶，甚至嗅到了血液奔涌而出的浓浓腥味。
寻隙土遁或金蝉脱壳
但国民党当局竟然当真要“对准要害”和“寻找弱点”，然后虚晃一枪，寻隙土遁或金蝉脱壳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新一轮15篇文章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首篇《反攻大陆问题》。该文首先申明其前提是“渴望反攻大陆”，这是与国民党当局相一致的，但他接着说：“人不能总是生活在愿望之中……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太大”，因而，政府应培养持久的心理基础和停止制造精神紧张，而当采取“实事求是，持久渐进，实质反共”的基本原则。总而言之，《反攻大陆问题》的要求，不在对外而在对内，不在“反攻大陆”问题本身，而在指责国民党的现行政策，要求解除蒋介石集团对宪法的利己修正，促使其实施宪政。而后面的14篇社论，则是具体论述在实施宪政时首先应该做些什么。
关于反攻大陆的问题，一向是言论禁区，过去无人敢谈，而《自由中国》敢于冲破这一禁区，这在当时颇具爆炸性，因此一下子吸引了广泛的关注。
这在《自由中国》来看，不能说不是高屋建瓴，但关键是这个问题本身太具有关注性。此论一出，国民党方面喜出望外，立即组织有效反击，扭住“反攻有望”还是“反攻无望”和雷震搞两个中国的辫子大做文章，而对宪政体制不置一词。论战看是热闹喧嚣，但国民党当局搅动浑水，已经模糊《自由中国》追寻的主题。
由于讨论反攻大陆问题本身具有巨大张力，由于国民党搅黄有术，使得《自由中国》发动的这一场要求全面政治改革的舆论攻势，最终被简化为“反攻无望论”事件。这时我们的感觉是：枪声冷落，余烟缭绕，天空的月亮明朗，星星稀稀疏疏。也没有了人声马嘶，也没有狗在叫唤不停。
尾声和新剧情
自“祝寿征言”到“祝寿专号”及其随之而来的大讨论大论战，以自由知识分子问政水平的充分展示，和国民党当局虚晃一枪恨恨地寻隙土遁或金蝉脱壳，落下台湾民主化大喜剧剧间休息的帷幕。经过短暂的喘息和补妆，双方在组织反对党和压制组党方面展开了新的较量。
1957年4月1日，《自由中国》发表《反对党！反对党！反对党！》的社论，大声呼吁自由民主人士起而组党。11月，《公论报》发表李万居社论，随声附和。1958年2月，《自由中国》发表《反对党问题》社论，呼吁成立反对党来监督执政党并使它实行必要改革。5月28日，《自由中国》召开集会，胡适提出由教育界、青年及知识分子出来组织在野党的建议。6月20日，《自由中国》发表《积极开展新党运动》的社论，并提出组建新党的两种方法。1959年1月，《自由中国》发表《取消一党专政》社论，要求国民党破除“万世一党”的迷梦，迈向民主宪政的新纪元。1959年2月，自由知识分子趁美国派调查团到台湾了解“经援”情况之机，由胡适向调查团团长徳莱柏发出请美国扶助成立反对党，实行自由选举的呼吁。1960年6月15日，雷震等人筹组新党，定名为“中国民主党”。9月1日，《自由中国》第23卷第5期出版，为组党问题专号。
国民党当局终于忍耐不住了，9月4日，警备司令部逮捕雷震和《自由中国》的编辑傅正、经理马x，以及原任《自由中国》会计、现任国史馆职员的刘子英（后把刘子英打成“共谍”，再让他出面攀诬雷震）。9月27日，公布对雷震的起诉；10月3日台湾军事法庭开庭审判雷震案；10月8日宣布判决；11月17日，“国防部高等复判庭”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对雷震的原判：明知“匪谍”而不告密检举，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公权5年；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公权7年；合并执行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7年。事情到这里，距《祝寿专号》已经四年，尽管这次对雷震的迫害与《祝寿专号》有些牵连，但让国民党及蒋氏父子终于下决心收拾他的更多原因，则在于由彼时至此时四年来从未间断和越来越激烈要命的言行。
由《祝寿专号》而开启的《自由中国》及其自由知识分子的追求，以及蒋氏父子和国民党当局对此作出的反应，对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站在第21世纪的今天来反观，就更加清晰明朗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勇敢坚韧努力形成的持续压力，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势力的和平演变政策对台湾自由化、民主化的策应和扶助，以及在此等压力下蒋氏父子和国民党内部的开明姿态的形成和发展，是台湾民主化进程中三股不可缺失的重要力量。历史将忠实地记录每一部分积极力量的努力，供上帝在天国给予眷顾和赏赐，供后人在未来颂扬。
倚靠在高台栏杆上渴望爱情和幸福的女孩子，爱情和婚姻要来轻叩或撞击你羞涩惊惶的门窗。古代有个许穆公主，因要婚嫁而哭泣不已。结婚几天后，她喜不自禁地说：“我怎么那样傻呢？我怎么那样傻呢？”面对台湾今日情形，我想蒋介石蒋经国两位先生此刻的心境当如是。以此来结束蒋介石先生的“祝寿征言”，蒋氏父子后来的全面革新和台湾自由知识分子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理性及努力的话题，不恭兼轻佻至极，但我喜不自禁。
第二部分
引蛇出洞之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6年1月25日，台海的另一边，北京，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讲话，参加会议的有1800名全国人民代表和党外人士。除此而外，还有一位黄发碧眼的美国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斯诺先生。正是这位斯诺先生的在场，使后人们对这一天以及由此引发的关系到中国社会长远发展和数十万乃至更多人的命运的历史事件的研究更具佐证。斯诺先生记录到：“在赞扬了全国的大团结和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迅速前进之后，毛突然莫名其妙地谈论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当年的斯诺先生并不如现在的人们那样熟悉毛泽东的谈话格调，因而对毛泽东或心血来潮或信口开河地拉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感到“突然”和“莫名其妙”。然而，正因为此，我们对“双百”方针提出的时间不须置疑。
对于毛泽东而言，这或许是意犹未尽，但对由此而来的却煞有介事。
1956年3月8日，刘少奇向文化部党组发出了有关戏剧问题的指示：“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允许长期共存。”
1956年3月14日，周扬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说：“如果要开展百花齐放，首先应该保留和发掘民族遗产。”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6年5月13日，刘少奇向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发表讲话，解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1956年5月26日。宣传部长陆定一秉承上级指示，在北京对一群知识分子发表讲话，并鼓动人们运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方面，共产党高层一而再，再而三抛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竭尽煽风点火之能事；另一方面，大陆知识分子在相当长时间内出奇冷淡，风吹雨打，水波不兴。事实上，双方都没有忘记1951年毛泽东总结和提出的党的戏剧方针——“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以及稍后即来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大批判、思想改造运动，还有那个倒霉的胡风和他的同志们的命运。
面对知识分子的裹足不前，当局显然有些不耐烦了。他们要求知识分子对陆定一的讲话发表看法。但这种要求更使知识分子感到困惑难安。1956年5月28日即陆定一讲话后的两天，中国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机关报《光明日报》终于还是代表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对赋予自己的新自由表示了欢呼。但这种欢呼中包含着对这些新自由的广度的深深迷惑。他们担心，万一对新的自由的限制理解有误，那将会再一次带来令人不快的后果，因而表现出最初的十分谨慎和不敢放胆地去尝试。为此，国务院科学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作家协会及各民主党派被要求分别组织各种讨论会，邀请知识分子参加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方针的作用和意义。
在被邀请参加的讨论中，关于是否必须用马列主义标准指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成了尖锐对立的分歧，郭沫若和范文澜等人坚信不同学派之间的争鸣必须以马列主义为基础；四川大学校长彭迪先先生等人认为，如果确立了马列主义为讨论的基础，实际上也等于已经把其它学派赶出了争鸣场所。
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分歧部分弥合，它保证：即使观点不能符合马克思主义，人们也有权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人们发现，对是否应该将马列主义作为辨别是非的标准，该社论仍然小心翼翼，避而不答。它说：“该由争鸣者本人决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其论点的基础，还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明辨是非。”
尽管存在着种种疑虑和担心，尽管存在着局限性，但经过这几番几轮的鼓吹以及保证，毫无疑问，它给具有议政传统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带来了情绪和行为的变化，（比如费孝通在《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第7版中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因而，在包括文学艺术领域的社会科学界掀起了一阵为时虽短，但却自由活泼的浪潮。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此时的国际形势也在发生意味深长的变化。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20大，赫鲁晓夫在会上严厉批判斯大林的过度专横行为，苏联开始了“解冻”时期。由于这种“解冻”加上其它一些因素，导致了1956年6月28日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稍后的匈牙利事件。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否会引起社会动荡产生了种种议论。
但是，当局仍然决意要推行“双百”方针，并在9月的中共八大决议中确定下来，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还承认：自从共产党执政以来，贪污腐化违法乱纪和道德沦丧的倾向已有相当发展，因此，党有必要采取措施来消除这些舞弊现象。
引蛇出洞之二——整风
那么怎样才能既推行“双百”方针，又能消除舞弊，又能控制局势呢？
《中国青年报》1957年2月登载《整风运动的几个问题》提示人们：中央决定从1958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工作。
《人民日报》2月17日刊载《发扬党的整风学习的经验》的文章。
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八次全会上，毛泽东就国际国内事态作了一次较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讲话。
3月5日—20日举行的政协会议，把2月27日毛泽东的重要讲话作为中心议题，毛在此时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了一些新的限制，提出要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
3月6日—15日举行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12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一次思想、政治宣传的讲话。参加会议的有380名党的干部和100多名在各条战线声望卓著的党外人士。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确认党要忠实执行“双百”方针，他告诫说：切不可用粗暴的、强迫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他还为过去的花卉稀少感到遗憾，并请人们畅所欲言，并宣布党中央决定本年度就要在党内进行一场整风运动。
各民主党派的中央机构和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也被要求就毛泽东最近讲话举行专门会议进行学习讨论。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在4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中得到透露，6月18日由新华社加以报道，6月19日，《人民日报》给予转载，标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人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同时给予保证说：有错误的人将会免予处分，以期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非党人士如果愿意参加这场整风运动的，将受到党的欢迎，但参加后不受限制，可自行决定何时退出。
4月30日，新华社就此作出报道，它还作出整风的目的是：“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改进工作作风，以便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需要。”
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党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全国性整风运动开始了。
短促而自由的鸣放
关于“双百”方针的鼓吹和决心整党的经过，前面作了一般意义上的叙述，它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印象：在经过镇反、肃反和一次次洗脑后，毛泽东和他的党想团结和鼓动知识分子与自己一道去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而因而要给知识分子以自由。但鉴于较近的被打击的经验教训，知识分子硬是忍住爱议论的嘴，毛泽东和他的党便苦口婆心地去鼓动了。当东欧和苏联的波动事件出现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认为：东欧和苏联的事件是他们的捆绑政策造成的，只有给人民说话的自由，才可以预先化解这种矛盾或情绪对立。为此，他和他的党决意通过党的整风使人民畅所欲言。无论怎样，先摆好要民主的姿态。
如果说1957年5月1日开始的整风运动还是共产党自己的事情，那么，到5月10日，情况就不同了。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党外人士也被纳入了整风范围。
基于对历史的现实的认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名人对共产党进行着小心翼翼、字斟句酌的批评的时候，年轻一代却行动了起来，具有五四运动民主传统并在现代中国历史上领导过几次学生运动的北京大学，又一次一马当先，充分“鸣放”起来。这一天即是1957年5月19日，“鸣放”由仅限于少数几个大城市的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因北京大学学生的参加，使此后的整个运动才获得了强劲的动力，并在5月底6月初逐步推向了高潮，即部分人对共产党人的彻底否定的激烈言辞。
自由的鸣放出现了，但事情立即发生了变化。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作文《事情正在起变化》，指出要准备反击右派的进攻。
5月25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意味深长地说：“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不能胜利……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同一天，定于6月3日召开的人大会议突然推迟到6月20日。
5月26日，《人民日报》发出“公开地、全面地反击右派进攻”的信号。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问什么？》社论，毛泽东和他的党发动并领导起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政治斗争。
一场自由的鸣放剧刚刚敲响开场锣鼓又迅速降下终结幕布。
反右和右派分子的溃败、投降
被极力鼓动起来言说超出了鼓动者的臆想，因而引起了鼓动者的警觉和怒火。5月15日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没有引起被鼓动者们的些许注意，5月26日发出的反右信号丝毫没有遏减人们“鸣放”的激情，6月8日的《这是为什么？》的《人民日报》的社论，让人们摸着脑门疑问：这是为什么？但先前的许诺已经收回，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新剧情拉开帷幕。
在共产党的领导人决心反右后，《人民日报》立即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一系列社论，表明党发动这场反右运动的理由，动员群众投身于这场运动。就在《人民日报》6月8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的同时，该报还报道了某钢厂的工人对那些针对共产党的恶意批评表示了极度愤慨。6月9日，《人民日报》又刊载了169 名读者的同样内容的抗议信。6月10日，《人民日报》以《工人说话了》宣称：主要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都举行了声讨右派分子，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会议。于是，整个宣传喉舌都充斥了各地工人、农民举行声讨大会的报告。这些抗议信件和有关声讨的会议的报道给人们如此印象：人民大众自发地起来保卫社会主义，保卫共产党的领导地位。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的社论，它要求人民：分清界限，向右派分子发起斗争。它向全国人民暗示：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与否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右派的唯一标准。同一天，工人阶级的喉舌《工人日报》也发表一篇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社论，号召工人阶级更为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粉碎各种各样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意见，共青团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从11日至14日连续发表社论，动员全国的团员和广大青年向右派分子予以回击。
令人惊讶不已的是，中国的所谓民主党派都迅速地对这一号召作出了反应。这些民主党派中的绝大多数成员，由于害怕被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慷慨激昂地、声泪俱下地、争先恐后地表明他们不赞成自己党内成员所发表的错误言论和他们所写的错误文章。这些人匆匆忙忙地、跌跌撞撞地、煞有介事地召集各种会议，批判那些向共产党和政府提出反面意见的人们，以表明他们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心悦诚服、忠贞不渝的精神，而那些受到攻击的靶子毫无例外地都是民主党派各自党内的可怜的主要领导人。批判会的目的，是强制他们的右派分子的领导人承认罪行，以此使他们在广大群众面前身败名裂、自惭形秽、自我贬损。不仅如此，这些在北京的民主党派的人们几乎一致地认识到：必须向全国各地的偏远地区我们的下属各分支机构和组织发出信号，以便让这些各地的分支机构和组织也可以立即行动起来，积极投身于检举、揭露自己党派中的隐藏的右派分子的任务中去。
然而，他们的地方组织更急不可耐，在还未得到他们在首都的首脑机关的详细指示时就已经看清楚了风向的东南西北立即行动起来：捉拿牛鬼蛇神！他们知道：正是这些民主党派的一些领袖人物发表了不利于共产党、不利于政府的许多言论才惹火烧身。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划清界限和效忠的重复。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例，至1957年6月17日止，就有6个省、9个市的委员会通过了决议，指控民盟内的主要右派分子，并敦促民盟中央立即端正态度，与那些右派分子的所谓反对观点划清界限。他们还号召各自所辖区域的所有民盟成员，发动一场反对右派分子的无情斗争。
及此，那些右派分子四面楚歌，虽有个别试图抵触甚至有些不堪侮辱而企图自杀，但在内部倒戈和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纷纷缴械投降、仆地认罪，他们在全国人大所作的检讨公布于《人民日报》上。
在全国人大作自我检讨人员的名单、日期和检讨题目可由下表见到一斑。
大右派分子已经溃败、投降，中、小右派分子的解决就摧枯拉朽，无所阻挡。总之是互相揭发，互证有罪，编织所谓同党……
右派分子什么样
一场不遗余力才鼓动起来的“鸣放”和整风运动，最终以那些被鼓动起来言说的人被冠名为“右派”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遭受击溃快速收场。那么，在共产党领导人眼里和展现在历史橱窗中的那些分子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事实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完整而像样的答案。为此，我将从他们的著述、言论概括、人员组成等几个方面给人们组织材料。
一、主要右派的著述
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
章乃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
章伯钧：《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一定要是社会主义道路》
陈振汉等人：《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
陈达：《晚婚、节育、新中国人口问题》
陈涌：《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
秦兆阳：《现实主义，宽阔的道路》、《关于写真实》
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钟惦棐：《电影的锣鼓》
费孝通：《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早春”前后》
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传的继承问题》
萧乾：《放心、宽容、人事工作》
黄祺祥：《民主党派工作上的两个问题》
黄药眠：《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咕噜》
罗隆基：《我对目前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
毕鸣岐：《为什么还要把阶级关系和两面性抓住不放？》
曾昭伦、华罗庚等：《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
王若望：《挖掉宗派主义的老根》
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
吴祖光：《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
刘绍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意见》、《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徐懋庸：《论和风细雨》
二、右派言论概括
右派分子没有组织和团体，他们被鼓动起来言谈和写文章，因而说他们为右派。我们要研究他们到底说了什么，但他们的七嘴八舌并不具备完整的体系，把具体的言论罗列在此又恐不当，因而采取概括归纳方式，把不为共产党容纳的观点摆放：
1、当初允诺联合政府，现在一党天下；
2、社会主义民主只是形式而已，宪法只是一纸空文，人大和政协很像修饰民主外表的两朵纸花；
3、共产党取代政府，政府机构被剥夺了决策权；
4、党外人士被党架空，共产党对民主党派设置限制，使民主党派趋于消亡；
5、法律机构不健全，在肃反运动中有许多清白无辜受害者；
6、“无知”加“外行”的党委会应该撤出学校、文艺和教育机构，消除阻碍科学发展的因素；
7、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不可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建立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用公式；
8、民族资产阶级无需再进行思想改造，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危险性；官僚主义操纵文艺创作，胡风既冤又屈；
9、实行彻底的新闻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
10、反对盲目模仿苏联。
三、右派的人员组成
在毛泽东和他的党眼里，右派分子如此这般：颂扬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系，反对社会主义文化；反对政府的基本政策，如外交政策、对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政治运动；否认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否认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国家进行建设的能力；反对共产党在政府中，特别是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部门中的领导，要求把党的某些基层组织内的领导，把高等教育学府、新闻报刊、出版社的领导撤出去。1957年6 月26日，周恩来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称这些右派分子“企图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把中国从社会主义道路上引上资本主义道路。”总之，右派分子顽固地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事实上，被鼓动起来言说的人首先是共产党外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自由派人士。这部分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由、民主、科学精神的载体，他们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就已经以各种形式关注和参与政治。他们既反对国民党的腐败，又不赞成共产党的一些主张，因而希望走第三条道路。但随着形势的剧烈变化，这种努力付诸阙如，除胡适等人随国民党蛰居海岛外，相当一部分人在中共统战政策攻击下与共产党合作，为“打倒蒋家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参与了新政权的最初建设，但联合和民主的实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思想改造与自由精神在身体内外争斗痛苦难以忍受，明知后果莫测但试图小心却终至于管不住一张嘴。虽然言说，但心中老抓紧一根小心的弦，因而也并非如共产党人后来指责的那样严重。
其次更多是党内干部和对新政权充满感情的一般知识分子一般群众，他们被一再的鼓动所感动，一心一意跟党保持一致：既然伟大的党希望我们为她提意见，我们就全心全意而不是半心半意地帮助党找毛病。还有一类，就是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有做，只因为领导需要足够数量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因而自愿或不自愿、有意或无意中作了右派的老好人。
对“右派”的惩罚
右派分子被揭露出来后，即受到批斗，党和它操控的政府又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安排他们。
1957年6月25日，人民政府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创立一支新型警察部队，称“人民警察”。8月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劳动教养办法的规定，说要建立特殊的农场和工厂来改造反革命分子、流窜犯和社会上其他坏分子。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拥护拘留和实行劳动教养的决定。于是那些从工作岗位上被开除，断绝了生活来源的右派分子就去到了东南西北的监狱或劳改农场、劳改工厂。
另一种惩罚右派分子的方法就是闻名五湖四海的“下放”，即把那些“错误”不怎么严重或者公开“承认”错误并能够表示改过的右派分子或未戴帽子的但实际上已被认为不可靠的知识分子输送疏散到农村或矿山。《人民日报》1957年9月11日报道，从5月起已有30万人被下放；新华社1958年初报道，到1957年11月份，下放人数增加到81万；而到1958年2月，下放人数迅速上升到130万。
还有一部分留在原街道上，罚扫厕所和街道并接受群众监督。
关于受到处罚的右派的数量，至今仍难得到一个确切的数据。有说55万，有说70多万。还有一种说法是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决定右派数量的，但由此该有多少人成为右派分子，仍然不得而知，或许是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迷。但确有事实表明，有些地方或单位为完成或超额完成百分之五的指标，或抓纸团或指派老好人当右派的情形。还有后来，毛泽东似乎听到有人把他与秦始皇相提并论，似有不甘，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不就坑杀了470个儒生？我们比他厉害得多，我们一举打倒了几十万右派分子呢。
结语和结语
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整风，再到反右的这段历史，短暂而令人扑朔迷离、欲说不休。1957年底反右任务大功告成时，共产党人并不想说太多。他们在扫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阻挡后，要去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和展示自己的建设能力。1958年在召唤，他们将大踏步迈进，他们要展示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掣肘的万丈豪情和大手笔——大跃进，徒让那些右派们在各自的苦水井里思索：这是为什么？
关于“鸣放”、整风与反右的关系的第一种说法是：为了团结知识分子，争取知识分子一道去建设社会主义，但一次次思想改造运动已经使知识分子沉默不语和有无限戒备。毛泽东和他的党摆出开明的姿式，挥动橄榄枝请知识分子畅所欲言，但他和他的党万万没有想到，那些洗脑袋运动竟没有达到目的，知识分子把开明的姿式当了真，于是冲突不可避免。
另一种说法说法与毛泽东见那些右派们思索得太费劲并不断抱怨时忍不住说：“那不是阴谋，是阳谋，是引蛇出洞。”有关。赞成“引蛇出洞、斩草除根”说的依据是50年代后期的苏东局势。其实，苏东事件发生时，毛泽东“双百”方针的招式已出，后面的事件不能作为前面事实发生的原因。支撑这一说法的另一依据是认为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谋略家，其实这是毛泽东神话制造者的一厢情愿。也有举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证明的。如果第二种依据是想神话而实则妖化了毛泽东，那么毛泽东自己的话则是想自作聪明来掩饰自己的轻率愚蠢。如果又不是如此，那又无异于自证了自己心理变态的疯狂：哪里还有一丝丝儿人的味道。
1957年反右，是中国社会灾难史上的一件大事，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缺席，自由精神、民主意识的湮灭，使我们民族的理性荡然无存，以后的疯狂和灾难有了原因。直至22年后的西单民主墙的物事的兴起，希望才在沉沉中喘出一口气。
回顾和感叹这段历史，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专制和独裁的傲慢张狂，但我们更应该去思索：在国际关注和支持缺失的情况下，自由知识分子应该有怎样的责任和独自担当？
应该在任何时候坚持自己的主张，应该在任何情况下勇于独立担当。指望在七嘴八舌中言说而求得安全是不可靠的，群众的眼睛会在一旦中雪亮，而这种雪亮，将使你无处躲藏。挥舞权杖的人们偏爱群众运动，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易作顺民，检举揭发的本领一个比一个高强。那么，你寄希望于群众运动的依据呢？没有！那么你热衷于群众运动的后果就是磕头投降。
是的，当我打算把“祝寿征言”与“反右”事件放在一起来展示时，我仅仅想把两个人物的个性、气度让人们比较，我并没有此时此刻这种压抑和忧愤的心理准备。当我整理到那些争先恐后揭露看似自己队伍中的人的人的事实和一个个自由知识分子仆地投降的材料时，我几乎绝望了——天塌地陷。我不知道我还能否把这篇文章结束。至此，我身心俱累。我知道，后半部分只可能以草稿的形式编成，我没有信心如前一部分那样修改七遍八遍了。
那么，快回到引言中的故事去吧。
当你从一个人头攒动的街口走过，一个毛绒绒的彩球逼你而来，彩球的另一端可能是一个轻佻傲慢泼烦的女人或心理变态者，你——一个渴望爱情和幸福婚姻的小生，该怎么办？
你——一个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面对舞动权杖的专制，该怎样来回答你的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而关于两件事的深入比较，我不打算作得太多，我以为对于把握了历史材料的读者的认识水平应该作充分肯定。
2000年4月成都石油路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