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前所公布的各种文献显示,这起骇人听闻的杀人决定经联共布中央委员贝利亚起草,由斯大林定夺,全体委员签字。

卡廷森林,埋葬的是波兰的一代精英。或许因为其“阶级属性”,一支冰冷的手枪对准了他们的后脑。

索尔斯基少校敏锐地感觉到又有异动,在苏联人通知他所在的波兰战俘小分队出发前,迅速地开始记录:“早晨5时之前几分钟,我们被叫醒并被押上囚车,我们到了一个小树林,看到那里是一些别墅。在那里,除了腰带和铅笔刀外,他们取走了我们的戒指和手表,那时手表的指针指向6时30分。”(《波兰红十字会的秘密报告》之索尔斯基日记)

军人之死

不光是索尔斯基少校,所有人的戒指和手表都被收走了,他们身上所留下的,只有冬天的装束,有人的衣袋里还留下笔记本。能证明他们的国籍和军人身份的物品,是他们绝大多数穿着有军衔的军装,这些东西在三年后被人挖掘出来。

几分钟之后,索尔斯基少校已经无法再进行记录。一支德国产的转轮手枪从他脑后开枪,子弹从前额穿出去。和他同来的整个小分队波兰军官都被这样近距离枪杀。

他们到底死于谁手,曾经引发了半个多世纪的异议和抗争。

索尔斯基看到的别墅,是位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斯摩棱斯克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墅区,外人根本进不来。在1940年3、4月间,苏联人对波兰军官执行枪决,先是选择四壁都蒙着羊毛毡的牢房,这样的毡房有隔音的效果。

被汽车带到这里的波兰人以为自己将被遣返回原籍了。但是并没有,那只是一个过场,以免有人闻出不正常的空气发生暴动。

这些按原籍编成的小队乘车来到斯摩棱斯克州无边森林的一群别墅区里,先是被领到一处叫“红角”的地方。波兰战俘在红角被核对姓名、父名、出生年月,之后再进入有隔音设施的别墅。进别墅前,空气陡然变了,有人上前给他们戴上手铐。一进屋,一支冰冷的8毫米口径手枪对准了他们的后脑。

一阵焦煳的青烟散去,尸体由汽车拉到卡廷森林距皮亚季哈特卡村不到两公里的森林公园第6区埋葬,这里有一个用机械化挖土机挖出来的大坑。

这样的死者在三年后被德国人挖出来时,衣服还蒙在头上,并且会比别人的衣服多两个洞,一个在后脑,一个在前额。子弹近距离射出,有些子弹还有力量再穿透旁边死尸的身体。(吴伟《苏联与“波兰问题”》,英国驻波兰流亡政府大使欧文·奥马雷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安·艾登的报告)

没过多少天一切从简,送来的是直接在监狱处决后的尸首。

索尔斯基被枪决的这天,有200到350人与他一同死亡,这是每次枪毙战俘的一个平均数;在他临刑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卡廷森林附近埋葬了25700名像他一样的波兰人:社会阶层较高,出身不好、具有波兰独立倾向,时而会有反苏情绪。后来发掘出的死者,还有波兰籍的将军、医生、律师、神职人员,军人占绝大多数。

卡廷森林做屠杀场是有传统的,1919年,这里是苏联政府正法沙俄军官的地方。

现在,索尔斯基和他的同胞们也被拖到土坑里,上上下下堆埋了五层人体之后,土坑被盖严,上面栽上了小树。1943年,4月13日,德军在斯摩棱斯克发现了这个万人坑,并向全世界宣布。两周后德国及其盟国所组的调查组来这里实地勘察时发现,这是一批只有三年树龄的针叶松。

这里是苏联著名的松香之都,针叶的松林不会说话也不会说谎。每一根松针都有一个指向。

谁是凶手

是谁杀害了25700名波兰人,从1943年4月13日起,在此后漫长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个历史悬疑。

发现万人坑的德国人说,这是苏共干的。

苏共马上回应说,德国人在无耻地诬陷他们,大屠杀无疑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暴行。

德国人立即打了张时间牌,1940年4月,我们还没打到卡廷呢!

苏联又说,这是你们1941年9月屠杀的。

德国马上反驳,这里的树已经种了三年了。

卡廷惨案真相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封存在只有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才能翻阅的档案袋里。这宗档案向后人展现出一些活生生的人物和他们的言行: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指挥了枪决行动,这说明,两万多波兰军人的确是为苏联人所杀害。

在枪决前没有经过起诉、提审、公诉,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枪毙他们的手枪是从莫斯科运来的一皮箱德国手枪,子弹也是德国生产。所有这些都会让发现万人坑者感觉:此案至少与德国人有关。

然而事实却是,一份不早于1940年3月5日的档案显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讨论了贝利亚起草的《贝利亚就枪毙3个专门战俘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中的波兰军官、宪兵、警察和民团分子等给斯大林的报告》,会后,全体委员都在上面签了字。有一枝蓝色的铅笔圈掉了贝利亚的名字,增添了“科布洛夫”的签名。从以后显示的历史档案看,这枝蓝色铅笔对波兰战俘开了杀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性质,就是苏维埃联盟下辖的主要秘密警察机关。

在苏共历史上,有两位著名的首脑都喜欢用红蓝铅笔,一位是列宁同志,他喜欢红色的那端;另一位是他的接班人斯大林,他喜欢用另一端。到了1990年代俄联邦的档案学者在研究这宗案卷时,通过用笔习惯和笔迹判断出最后一个给这份“绝密”级的杀人文件进行修改的人是:斯大林!

3月5日还有一份档案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战俘集中营中波兰军官问题的会议记录》,这份档案里对战俘集中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关押的25700名战俘、官吏、宪兵、反革命组织成员,“采用最高惩治手段一一枪毙。”

目前所公布的各种文献显示,这起骇人听闻的杀人决定经联共布中央委员贝利亚起草,由斯大林定夺,全体委员签字。

在贝利亚和斯大林都去世几十年之后,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贝利亚在《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中称,掩盖卡廷秘密的除了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局,还有苏共中央的历任总书记,包括最后一任的戈尔巴乔夫。而他的父亲贝利亚是唯一反对卡廷大屠杀的人,从未在屠杀波兰人的报告上签过字。

这本书又给历史的真相带来一团迷雾。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吴伟研究员认为,卡廷事件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是集体的决定。如果贝利亚不同意大屠杀的决定,谁能调得动“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所以,目前在没有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还不能采信小贝利亚的说法。

为何杀人?

1940年3月5日,贝利亚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提交了一份密级为“绝密”的报告。这份报告现在被认为是整个枪杀波兰军人事件中最早的一份文件。

报告称“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集中营和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里,现在关押着大批原波兰军官、原波兰警察和侦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波兰民族主义分子反革命政党成员、被揭露出来的反革命暴动组织的参加者、投降变节分子,等等。所有这些人都是苏维埃政权的可恶的敌人,对苏维埃怀有刻骨仇恨。”

贝利亚报告提到的企图继续进行反苏宣传的这些人,每个人都急切地等着获释,加入反苏的斗争。他们中间有人散布反动言论,想从被德国和苏联,以及历史上被占领的国家独立出来,完成波兰人民的独立事业。

波兰史学界认为,这些被苏联杀害的两万多人,是民族的精英,民族独立运动者。在苏共的眼中,他们是阶级敌人、阶级异己分子。波兰史学家的认识代表了波兰人民的视角。

如果站在苏联的视角考察,也许问题会简单些。从苏共中央当时的意识形态来看,用阶级出身来判断一个人,给一个人做政治定性是最简单而直截了当的手法。苏联甄别波兰被俘人员的原则,也很简单,就是以阶级属性为原则,吴伟是第一个提出“阶级属性”论点的人。

当他用这个观点与波兰同行交流时,波兰学者坚决认为苏联人当时用的就是民族灭绝的办法,怕波兰人有国家独立意识,所以要把民族精英、文化思想者统统铲除。

在1940年3月以前不久苏共高层关于波兰战俘问题的相关文件中,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词汇“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身处不同阶级的战俘有着不同归宿:士兵就被遣返回原籍,军官就被处死,因为苏共认为,士兵是被骗入伍的,是劳苦大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农民会被送回家乡,而律师医生就会被枪毙,因为劳苦大众是会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而波兰知识分子不容易被洗脑,反动而顽固。

于是,“阶级属性”一刀切,达到的效果正是波兰人看到的精英阶层被屠杀。

内务人民委员会区分一个人是拥护苏维埃还是反对苏维埃,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看他的原籍。东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早已划归苏联境内,苏联政府认为,这些地区的群众在思想认识和意识形态上早已与政府步调一致。而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因归波兰境内,所以苏联就认为那里的居民脑子里还留有地主、资产阶级波兰时期的残余,这些人被认为是“最反动”的一群,所以在管理和劳改时,一定要与其他们区域的人员分开,以免他们在人群中散播危害苏联政府的思想。

后来,被甄别复议出来的各类战俘,按他们被分出来的类别决定去哪个集中营或“古拉格”,思想反动的就分到最苦的地方去劳改。比如说到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下署的公司,而黑色冶金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煤矿。一批批战俘就被送去挖煤。

21岁的波兰青年雷沙尔德·卡丘罗夫斯基也是战俘,经过甄别,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而发配到酷寒的西伯利亚去服苦役,苏德宣战结束了他的劳役之灾也无意间挽救了他的生命,他在70年前没有被拉到卡廷森林去枪决。

70年后的2010年4月10日,这位90岁高龄,一生历经国家动荡、斯大林威权、希特勒迫害、克格勃暗杀的老人,乘坐总统专机,与第四任波兰民选总统卡钦斯基夫妇及波兰政要前往斯摩棱斯克州纪念1940年遇难的同胞。20年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下野后,卡丘罗夫斯基结束流亡回到祖国,将波兰共和国全部法统象征——总统旗帜、国玺、总统印信、总统绶带、1935年宪法之正本,交给了首位民选总统瓦文萨。

卡丘罗夫斯基他也是波兰流亡政府的最后一位总统。

2010年,在纪念卡廷事件70周年的前夕,这架去纪念卡廷事件遇难同胞的飞机,就坠毁在卡廷原始森林,机上97名波兰军政界要员无一生还。

卡廷森林70年后再演悲剧。

来源:《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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