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腾讯文化 作者：张中江/整理
摘要
对于历史上的苦难记忆，今天的年轻人要知道慈悲心是什么。“如果从慈悲心出发，你就会知道有一些记忆绝对不可忘记，它唯一的动机就是慈悲心而已。”
开启家族记忆之盒
当天因为场地临时由图书馆更换到金融博物馆书院，龙应台上来先以玩笑化解，“任志强先生什么时候变成图书馆的馆长了?”
随后的发言中，龙应台从母亲失散在大陆的哥哥谈起，提到自己有一次探亲时，得到了外婆当年用过的木盒。里面有母亲幼年时留下的笔迹，右边写的是“此箱访客忽(勿)要开”，左边是“应美君自由开箱”。
“那个性格非常明朗的10岁的美君，在那个时候就对全世界正气凛然地宣告这是她的财产，只有她能自由开这个箱子。我就抱着这个箱子，从江西婺源回到了台北”。
经由这样一个带有家族信息的旧物，龙应台想和观众分享的，其实是记忆断裂的故事。她由此联想到，“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中国江南生活记忆所有的一切，跟我是断裂的。造成这种割裂的原因，就是战争。”
战争之殇：宜昌烈士和卡廷惨案
龙应台回忆起几年前媒体帮她安排的大陆之旅。那次旅途中她了解到，在修建夷巴高速公路的过程中，施工人员在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发现了大量的烈士遗骸。
这些烈士到底是谁?专家表示，国民党军队曾经在该地与日军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战斗。这让龙应台颇为惊奇，自己不知道外婆的木盒还算正常，为何长达四年的惨烈战斗，这种事情也会被人忘记?
其中的原因，一方面人都是为眼前困难而惑，另一方面比如像战争过后，就会出现一些记忆是政治正确的，一些则属于政治不正确。
当某一段历史被划归为不正确的部分时，要遗忘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这就是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很大的悖论。不过让她欣慰的是，宜昌政府后来的做法，还是成就了一段佳话。
龙应台所举的另一个关于战争的例子，就是发生在二战期间的卡廷惨案，遇害者包括军官、牧师、教授、医生、律师等2万多人。换句话说，波兰这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精英治理阶层，当时全部被杀光了。2万多人人间蒸发，这件事却被忘记了几十年。
为了一个所谓更大的目标，不管是什么国家，都可能会有计划而且强而有力地封锁这些记忆，不管那个记忆多么重大。当时罗斯福就是为了所谓的大局，而把它锁在抽屉里。
“可以想像这2万多人是有家属的，他们有孩子，是有后代的。这些记忆在哪里?它还如游丝一样飘在空中，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最后的结果是，连游丝都不见了。”
生生割下刺青的老兵
龙应台曾经认为，个人记忆中应该推翻的、拆除的、修复的，以及要重建的，自己都在做，而且知道要这样做。直到一个月前认识一位山西平遥出生的赵先生。
这位先生少年时代稀里糊涂加入国民党军队，后来被俘加入共产党军队。抗美援朝时候再次被俘，17岁就进了战俘营。1954年，一部分志愿军战俘返回大陆，还有一万多人到了台湾，当时被称作“反共义士”。他们奔向台湾的时候为了表忠心被迫刺青。
1987年以后，这些老兵陆续回到大陆见家人。他们回乡前纷纷到医院洗去刺青，赵先生为了回乡，生生把手上的青天白日旗(那块皮肉)割了下去。
这让龙应台非常震动，“我以为我的记忆里修复过的、推翻过的、重建过的，都了然于心了，”经过这件事，“我才发现，真实地面对自己记忆这件事，不是在哪个年龄的时候就已经做完的事情，它是你要一辈子不断地去审视、不断地去看、不断地去追问的一件事情。”
国史应该一层层向上织
当天台下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是青年学生，龙应台对他们说，记忆的流失和故意被看不见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你如果认识到这件事情，而想要保存记忆，必须花非常大的力气。 遗忘这件事，需要一个人用很高的自觉去抵抗。
龙应台对欧洲一个名为“历史学会”的民间社区组织很感兴趣。这个组织有一点像足球队，或者是合唱团，或者是烹饪班。它是街坊邻居都会参加的。这个“历史学会”可能有高中生，有小学老师，有邮递员。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每个街坊都有，什么都去问，什么都去找。
“对于历史的关怀，它几乎像你学烹饪、唱歌一样，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小小的‘历史学会’，其实就是我说的个人记忆编织进入那一个大的编织体的东西。”
在演讲的最后阶段，龙应台提到，在某些国家里，所谓的国史，是从家史、街道史、村史、乡史出发的，一层一层绵密地往上织，织成国史。
“我们如果只允许从上而下的国史的宏大论述，就代表说把我们的记忆，包括我母亲的母亲的木头盒子的记忆，都交给别人，从上而下来叙述。
如果只有从上而下的国史是唯一被允许的，而且它垄断我的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话，我会怎么反应?”
讲到这里，龙应台提起马克·吐温的一个故事。那时候他是个年轻的记者，很冲。有一次他在当地报纸的评论中写到，“议员有一半是混蛋”。那些议员马上就跳出来骂他，让他道歉。所以马克·吐温马上道歉说，“议员有一半不是混蛋”。
回到演讲主旨，龙应台表示，“我比较认同的是，我们的记忆应该是从个人史、家史一层一层绵密地织出来才成为国史。但是如果倒过来，没有民间自主发动的家史、街史、村史、乡史，国史再怎么写，我会说‘国史的一半是假的’。如果遇到抗议的话，我会说‘国史有一半不是假的’。”
互动环节：磨亮自觉这把剑
在随后的互动环节里，有学生问到龙应台担任台湾“文化部长”时期的经历是否很悲惨?
龙应台回答说：
“我确实是为了一个更远大的目标，必须忍辱负重，被误会或者被攻击，我没有时间，而且我也不能回应。但是，这是我个人的选择。我在那个时候认为，如果要促成社会进步，在那个位置上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你绝对不能用‘悲惨’来描述一个人愿意跳到工地里去做工。如果年轻人觉得所谓在政府工作就是为公众服务，如果为公众服务被认为是肮脏的字眼，而且是悲惨的事情，真的是很糟糕的。
胡适之曾说好人要进政府。你不要觉得这句话迂腐。因为有一天正派的好人都不愿意进政府的时候，那个社会才真的是悲惨。”
有学生就做口述史需要付出的精力提问，龙应台回答说：
“我今天的演讲从开始到最后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自觉’。当一个人的心里有那一个自觉的时候，我告诉你自觉是一把剑。这把剑，你必须常常去磨它。就如同我刚刚告诉你，遇到那位赵先生才发现我还需要那把剑，那把剑必须一直存在。
自觉是一把剑。自觉是要学习的，是一种能力。当你有那个自觉的时候，你的人生过程会不断地磨那把剑，客观的现实会变。”
龙应台接着这个话题，继续回答说，两岸人都要磨亮自己自觉的那把剑，去照亮别人为你造成的集体记忆力，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如果两岸的人都有自觉的亮剑，可以照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那个时候两边就会自然地接近，否则都在两种假象之中争吵。他必须磨亮自己那把自觉的剑去看待这件事情。
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人口有多少，都是年轻人应该磨亮的东西，就是自觉的那把剑。
龙应台还表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如果认为那种压力只来自官方和政府，你就还没有认识到这个社会的彻底的结构性改变。但是，它来自有权力的一方倒是真的。只不过，有权力的一方在这个年头不只有政府，比如它还来自有钱人。
最后阶段，龙应台感慨当天的演讲十分不容易。社会的进步，总是依靠很多有心的人，心里带着自觉的那把剑，不断地磨亮它。在努力的过程里，不管是对于两岸，还是对于自己身边的人，要再多一点宽容，宽容可以鼓励向前。
对于历史上的苦难记忆，今天的年轻人要知道慈悲心是什么。“如果从慈悲心出发，你就会知道有一些记忆绝对不可忘记，它唯一的动机就是慈悲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