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腾讯文化 作者:张中江/整理

摘要

对于历史上的苦难记忆,今天的年轻人要知道慈悲心是什么。“如果从慈悲心出发,你就会知道有一些记忆绝对不可忘记,它唯一的动机就是慈悲心而已。”

开启家族记忆之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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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因为场地临时由图书馆更换到金融博物馆书院,龙应台上来先以玩笑化解,“任志强先生什么时候变成图书馆的馆长了?”

随后的发言中,龙应台从母亲失散在大陆的哥哥谈起,提到自己有一次探亲时,得到了外婆当年用过的木盒。里面有母亲幼年时留下的笔迹,右边写的是“此箱访客忽(勿)要开”,左边是“应美君自由开箱”。

“那个性格非常明朗的10岁的美君,在那个时候就对全世界正气凛然地宣告这是她的财产,只有她能自由开这个箱子。我就抱着这个箱子,从江西婺源回到了台北”。

经由这样一个带有家族信息的旧物,龙应台想和观众分享的,其实是记忆断裂的故事。她由此联想到,“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中国江南生活记忆所有的一切,跟我是断裂的。造成这种割裂的原因,就是战争。”

战争之殇:宜昌烈士和卡廷惨案

龙应台回忆起几年前媒体帮她安排的大陆之旅。那次旅途中她了解到,在修建夷巴高速公路的过程中,施工人员在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发现了大量的烈士遗骸。

这些烈士到底是谁?专家表示,国民党军队曾经在该地与日军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战斗。这让龙应台颇为惊奇,自己不知道外婆的木盒还算正常,为何长达四年的惨烈战斗,这种事情也会被人忘记?

其中的原因,一方面人都是为眼前困难而惑,另一方面比如像战争过后,就会出现一些记忆是政治正确的,一些则属于政治不正确。

当某一段历史被划归为不正确的部分时,要遗忘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这就是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很大的悖论。不过让她欣慰的是,宜昌政府后来的做法,还是成就了一段佳话。

龙应台所举的另一个关于战争的例子,就是发生在二战期间的卡廷惨案,遇害者包括军官、牧师、教授、医生、律师等2万多人。换句话说,波兰这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精英治理阶层,当时全部被杀光了。2万多人人间蒸发,这件事却被忘记了几十年。

为了一个所谓更大的目标,不管是什么国家,都可能会有计划而且强而有力地封锁这些记忆,不管那个记忆多么重大。当时罗斯福就是为了所谓的大局,而把它锁在抽屉里。

“可以想像这2万多人是有家属的,他们有孩子,是有后代的。这些记忆在哪里?它还如游丝一样飘在空中,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最后的结果是,连游丝都不见了。”

生生割下刺青的老兵

龙应台曾经认为,个人记忆中应该推翻的、拆除的、修复的,以及要重建的,自己都在做,而且知道要这样做。直到一个月前认识一位山西平遥出生的赵先生。

这位先生少年时代稀里糊涂加入国民党军队,后来被俘加入共产党军队。抗美援朝时候再次被俘,17岁就进了战俘营。1954年,一部分志愿军战俘返回大陆,还有一万多人到了台湾,当时被称作“反共义士”。他们奔向台湾的时候为了表忠心被迫刺青。

1987年以后,这些老兵陆续回到大陆见家人。他们回乡前纷纷到医院洗去刺青,赵先生为了回乡,生生把手上的青天白日旗(那块皮肉)割了下去。

这让龙应台非常震动,“我以为我的记忆里修复过的、推翻过的、重建过的,都了然于心了,”经过这件事,“我才发现,真实地面对自己记忆这件事,不是在哪个年龄的时候就已经做完的事情,它是你要一辈子不断地去审视、不断地去看、不断地去追问的一件事情。”

国史应该一层层向上织

当天台下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是青年学生,龙应台对他们说,记忆的流失和故意被看不见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你如果认识到这件事情,而想要保存记忆,必须花非常大的力气。 遗忘这件事,需要一个人用很高的自觉去抵抗。

龙应台对欧洲一个名为“历史学会”的民间社区组织很感兴趣。这个组织有一点像足球队,或者是合唱团,或者是烹饪班。它是街坊邻居都会参加的。这个“历史学会”可能有高中生,有小学老师,有邮递员。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每个街坊都有,什么都去问,什么都去找。

“对于历史的关怀,它几乎像你学烹饪、唱歌一样,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小小的‘历史学会’,其实就是我说的个人记忆编织进入那一个大的编织体的东西。”

在演讲的最后阶段,龙应台提到,在某些国家里,所谓的国史,是从家史、街道史、村史、乡史出发的,一层一层绵密地往上织,织成国史。

“我们如果只允许从上而下的国史的宏大论述,就代表说把我们的记忆,包括我母亲的母亲的木头盒子的记忆,都交给别人,从上而下来叙述。

如果只有从上而下的国史是唯一被允许的,而且它垄断我的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话,我会怎么反应?”

讲到这里,龙应台提起马克·吐温的一个故事。那时候他是个年轻的记者,很冲。有一次他在当地报纸的评论中写到,“议员有一半是混蛋”。那些议员马上就跳出来骂他,让他道歉。所以马克·吐温马上道歉说,“议员有一半不是混蛋”。

回到演讲主旨,龙应台表示,“我比较认同的是,我们的记忆应该是从个人史、家史一层一层绵密地织出来才成为国史。但是如果倒过来,没有民间自主发动的家史、街史、村史、乡史,国史再怎么写,我会说‘国史的一半是假的’。如果遇到抗议的话,我会说‘国史有一半不是假的’。”

互动环节:磨亮自觉这把剑

在随后的互动环节里,有学生问到龙应台担任台湾“文化部长”时期的经历是否很悲惨?

龙应台回答说:

“我确实是为了一个更远大的目标,必须忍辱负重,被误会或者被攻击,我没有时间,而且我也不能回应。但是,这是我个人的选择。我在那个时候认为,如果要促成社会进步,在那个位置上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你绝对不能用‘悲惨’来描述一个人愿意跳到工地里去做工。如果年轻人觉得所谓在政府工作就是为公众服务,如果为公众服务被认为是肮脏的字眼,而且是悲惨的事情,真的是很糟糕的。

胡适之曾说好人要进政府。你不要觉得这句话迂腐。因为有一天正派的好人都不愿意进政府的时候,那个社会才真的是悲惨。”

有学生就做口述史需要付出的精力提问,龙应台回答说:

“我今天的演讲从开始到最后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自觉’。当一个人的心里有那一个自觉的时候,我告诉你自觉是一把剑。这把剑,你必须常常去磨它。就如同我刚刚告诉你,遇到那位赵先生才发现我还需要那把剑,那把剑必须一直存在。

自觉是一把剑。自觉是要学习的,是一种能力。当你有那个自觉的时候,你的人生过程会不断地磨那把剑,客观的现实会变。”

龙应台接着这个话题,继续回答说,两岸人都要磨亮自己自觉的那把剑,去照亮别人为你造成的集体记忆力,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如果两岸的人都有自觉的亮剑,可以照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那个时候两边就会自然地接近,否则都在两种假象之中争吵。他必须磨亮自己那把自觉的剑去看待这件事情。

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人口有多少,都是年轻人应该磨亮的东西,就是自觉的那把剑。

龙应台还表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如果认为那种压力只来自官方和政府,你就还没有认识到这个社会的彻底的结构性改变。但是,它来自有权力的一方倒是真的。只不过,有权力的一方在这个年头不只有政府,比如它还来自有钱人。

最后阶段,龙应台感慨当天的演讲十分不容易。社会的进步,总是依靠很多有心的人,心里带着自觉的那把剑,不断地磨亮它。在努力的过程里,不管是对于两岸,还是对于自己身边的人,要再多一点宽容,宽容可以鼓励向前。

对于历史上的苦难记忆,今天的年轻人要知道慈悲心是什么。“如果从慈悲心出发,你就会知道有一些记忆绝对不可忘记,它唯一的动机就是慈悲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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