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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需要坚信,文学是社会所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形式;它是一种针对弱肉强食原则的解毒剂。

——约瑟夫·布罗茨基

我甚至在想,在我们的历史已被埋葬并遭到如此践踏的条件下,艺术家比历史学家有更多的可能性去恢复真理。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还在担任军官时,军中秀才索尔仁尼琴曾获邀向军官们作一次演讲,内容竟然关于“宪法”。演讲详情不得而知,据说很成功,他由此发现了自己的演说才能。结合《古拉格群岛》,我无法确认索尔仁尼琴的法学修养,但可以感受到他超常敏感的司法神经。

索尔仁尼琴笔下的苏联法制,不是那种丛林社会的无法无天,而是“有法无天”,那个法,不是宪法框架下用来规范统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法,而是徒具形式,无视正义,专门用来满足、迁就统治者古怪念头和即兴利益的法。在这种法律面前,所谓违法和守法都已失去意义。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何时会违法,你也无法通过规行矩步的方式确保自己安全。比如索尔仁尼琴反复提及的刑法典第五十八条,含有14个分条,构成一个巨细靡遗、包罗众生的司法口袋,概括地说,“普天之下没有一样过失、念头、作为或不作为是五十八条的手掌所不能惩治的。”

索尔仁尼琴举过一些例子(当然是挂一漏万的):

女售货员收到分货员送来的商品,手边没有别的纸,就在一张报纸上记帐。肥皂的块数正好写在斯大林同志的脑门上。五十八条,十年。

母牛不听话,放牧员在气头上骂了它一句:“集体农庄的骚Х……”五十八条,判刑。

艾洛奇卡·斯维尔斯卡娅在业余文艺晚会上唱了一首民间歌谣,影射了……这简直是暴动!五十八条,十年。

还有这个虽然微不足道、但特别让人郁闷的例子:“1937年有一名妇女到新切尔卡斯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待站去,询问如何处理她被捕邻居的没有奶吃的乳儿。那儿的人对她说:‘请等一等,我们查一下。’她坐等了两个小时光景——就从接待站被抓走送进了牢房:正急需凑满数字,可是又派不出那么多工作人员到全城去抓,而这一位已经自己送上门来!”索尔仁尼琴总结道:“我国几十年政治逮捕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被抓起来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因此也就不准备作任何抵抗。”

对少年犯人也实施“满打满算”的做法,就是说,适用于成年人的刑罚,全部适用于少年犯人。比如,一个孩子“因为偷了一衣兜土豆——小孩的一个裤子口袋里装的土豆”,判了八年。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例子是:“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按五十八条进了教养院。”

五十八条的司法解释,包括这样的精神:“总的说:我们不把意图与犯罪本身区别开来,这正是苏维埃法律对资产阶级法律的优越性。”这个意图,甚至包括你压根没有想到的,比如伊格纳托夫斯基中将,他站在临河的窗前掏出白手帕擤了擤鼻涕,能有什么意图呢?真要说,该意图既不涉大脑,也无关心灵,纯属生理性的鼻腔粘膜在捣蛋。但当地领导为了配合列宁格勒的战局,急需破获几个重大阴谋集团来向斯大林同志邀功,于是,擤鼻涕就必须被释读为向对岸德军打信号。——他人的意图成了你的罪证!索尔仁尼琴冷冷地评价道:“不知为什么无产阶级那里主要的总是——嗅觉……一切都是通过鼻孔。”借助鼻孔陷害他人之所以屡试不爽,当是因为声称有此嗅觉者,往往会得到革命警惕性高的嘉奖。

当罪行带有流行病的症状,“全国的犯罪作案显示出令人惊奇的一致性和单调性。一会儿全国遍地是强奸犯,一会儿只有杀人犯,一会儿全是私自造酒者”,人们不难想见,这类罪行其实只有一个稳定来源:某个领袖人物的歇斯底里妄想症。在这种司法环境下,你之被捕入狱,与你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

索尔仁尼琴当然知道“伪证罪”的荒唐性,但在一个“根本不认为作伪证是犯罪”、伪证甚至构成司法的润滑油、所有伪证都是法定铁证的环境里,批评伪证罪会被视为凌空蹈虚,不切实际。“整个世界上,整个人类历史中,只有我国对伪证者关怀备至!”

熟悉罗马法的索尔仁尼琴即使没有听说过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他也知道人不能自证其罪。但苏联的司法体系是靠自我归罪来维持运转的,它从来不屑于分辨举证责任。作家爱伦堡回忆说,契卡曾向他提出要求:“请您证明,您不是弗兰格尔的奸细。”“1950年,国家安全部的一个著名的上校福马·福米奇·热列佐夫对犯人们这样说:‘我们并不打算花费力气去向他证明他有罪。让他向我们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吧。’”有一种罪名就叫“不检举自己罪”。极权国家的语词创新,实在匪夷所思。

索尔仁尼琴即使听说过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名言“让十个有罪之人逃脱,强于让无辜之人受罪,这就是法律”,他也没有兴致引用,因为,苏联秘密警察信奉的司法智慧是这样的:“俗话说:先打鹊雀和乌鸦,到头就能打到白天鹅。挨着个儿打,最后总能打中要找的目标。大规模镇压的首要意义就在于:真正厉害的和隐藏得很深的人,单个儿是抓不到的,在大规模的镇压中就会落网和灭亡。”反过来说,为了帮助当局完成抓获“白天鹅”的首要任务,普通公民有义务做出牺牲,扮演“鹊雀和乌鸦”,哪怕该牺牲意味着遭到无端爆头或在劳改营蹲上二十五年。——向这类机构谈论公民权利,效果不会好于向老虎讲授素食之道。

细究起来,即使“寻衅滋事”也折射了人类的理性之光,因为只有人类知道,“滋事”需要借口,再大的恶棍也不致于省略找茬步骤,直接搧人耳光。于是,一个无人知其名姓、也不懂俄语的中国老头,吃到了枪子:“警卫士兵叫他到跟前去,士兵把一包马合烟扔给他,正好扔在前沿地带的边缘上。中国老头俯身去拾烟时,士兵朝他开了枪。”那条边缘,构成了士兵开枪的法理依据。据说,中国老头长得“怪模怪样”,大概,在士兵眼里,他的长相本身就构成一种“滋事”,而国家政治保卫局有过这样一道命令:“爱惜子弹,除向犯人外,不准开枪!”

有个人三年刑满时又被捕了,罪名是“散布了有关公债的谣言”。索尔仁尼琴提醒读者:“关于公债还能有什么谣言呢?反正每年五月,就像花一定会开一样,必定会发行新公债。”另一个罪名是“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索尔仁尼琴再次提醒道:“是啊,被流放的人应该感恩戴德、庆幸自己的遭遇才对!”我想起霍姆斯大法官的一个比喻,“即便是一只狗也知道被人无意绊倒和被踢一脚之间的不同。”官方显然要求人们用超越自然法则的方式来爱戴它,达到素以忠诚著称的狗都无法达到的境界:将“被踢一脚”理解成被赏赐了一根肉骨头。

索尔仁尼琴对当时法制状况的分析概括,犀利得令人直冒冷汗,我再摘引两条:

愚蠢麻木的侦查和司法的臃肿躯体之所以能够存活,全靠着它是不会有错的。这个躯体之所以有力,之所以信心十足,是因为它对自己的决定从不复查,任何一个法官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判决并坚信不会有人来纠正他。

侦查既然不再是查明真相,因而对侦查员们自己来说,当他们办棘手的案子的时候,是履行刽子手的义务,而在办容易的案子时,则不过是消磨时间,以便取得工资。

《谁来守护公正》一书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批评了索尔仁尼琴在哈佛的演讲,他说:“这样一个被我认为是理解了自由真谛,不畏极权势力的人,居然会批评法律,这着实让我震惊。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法律是一个冷酷的东西,是一种威胁,但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法律意味着解放。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为了替自己的批评提供佐证,肯尼迪大法官还提到了一段经历:

冷战结束后,我接触过许多俄罗斯法官,他们很难相信白宫不会给我们打个电话,告诉我们某个案子该怎么判。当我们告诉他们:“不是,我们这儿不允许这么做。在这里,司法权是独立于行政权的。”他们会说:“好吧,可能表面上是这样,但没准儿他们会用别的方式,暗示你们怎么判。”

我猜,如大多数言必称索翁的文字工作者一样,工作繁忙的肯尼迪大法官也没有时间细读《古拉格群岛》,他批评的这种俄罗斯式办案习惯(也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领导干预司法”),其实并未逃过索尔仁尼琴的锐眼。他曾以惯有的机智嘲讽道:

在审判员的视野中始终有一张漆黑发亮的真理的面孔,它就是合议室里的电话机。这个传达上帝旨意的神坛是从来不会坑害人的,所以,只管照它所说的去做好啦!

行文至此,我需要重申一个事实:索尔仁尼琴是一流的文艺家。为了完成写作,他做了大量学者式研究,但其笔墨属于一颗文学灵魂。他用扎实的研究确保作品的信史品质(“此书中既无臆造的人物,又无虚构的事件……所写的事实都是千真万确的”),用出众的文学才具来提升作品的感染力。他把《古拉格群岛》的文体定义为“文艺性调查”,意思略近于“报告文学”,但宏伟的结构、浑厚的篇幅(共计160万字)及字里行间的蓬勃生鲜之气,会让人意识到,那是一种全新表达。

索尔仁尼琴的写作让我想到雪域高原上的朝圣者,空气稀薄,弥望皆白,举步惟艰,而又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用毫不含糊的一个个足印——追杀而至的风雪随后又将足印悉数掩埋——见证自己的求索。虽困厄丛生,艰辛备尝,跋涉者的眼神嘴角上,始终淡定恬然,那是以信仰立身处世者特有的勇毅和坚韧。他说:“现在我知道了,一个作家决不应被愤怒、厌恶和轻蔑之类的感情所支配。”

他对客观表达的执着近乎与生俱来(早年给女友的信里表示“我写东西相当客观”),俄罗斯一流作家所独具的那种对人民的挚爱,即弗吉尼亚·伍尔芙称道不已的“不要用头脑来同情——因为这还容易做到——而是要出自内心”,他也天然具备。他的书中偶有抒发,必有一种非如此不可的强烈理由,比如,当他感叹“主啊,主啊!在炮弹下我曾祈求你保全我的生命。而现在我祈求你——给我降下死亡……”读者愕然之余,马上会警醒到作者的境遇,那甚至是一种连“死地”都不足以摹其悲惨的绝地。

除非得到允许,死都不容易。比如绝食,只有在狱方任你自生自灭的前提下,绝食才可能成功。不过,试图借助绝食来影响社会舆论——就像圣雄甘地那样——想都别想。他们会把绝食者扔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密室,让他默然无息、毫无气概、像野狗那样死去。一旦狱方意识到此人还得活着,他们会像一个综合了兽医和强奸犯特征的恶棍,麻利地把绝食者摁倒在地,实施强制灌食,全套手法如左:

用薄片把嘴撬开,撑大牙齿间的缝隙,插入一根管子:“吞吧!”如果不吞,就把管子往里推,于是有营养的流质就直接进入食道。然后还按摩腹部,使得犯人不能采取呕吐的办法。感觉是:精神上受玷污,嘴里甜滋滋,狂喜的胃在吸收,高度的快感。

因此,只有具备出众的智慧和技艺,自杀才有可能。比如有位英国囚徒凯利——

……在监室开着门、看守站在门洞里的情况下,割断了自己的静脉管。(他使用的工具是从洗脸池上剥落的一块瓷釉。凯利把它藏在一只鞋里,鞋子放在床边。凯利把被角从床上拖下来盖住鞋,取出瓷釉,在被子下面割断了手上的静脉。)

正如索尔仁尼琴揭露的那样,“不,他们在夺走你的生命的时候,还要先钻进你的胸膛去搜查你的灵魂。”未经恩准,哪怕奄奄饿毙,都会面临刨坟鞭尸的批判。格罗斯曼在《生活与命运》里提到,官方曾将“整村整村的富农连同小孩、老头子、老奶奶”的饿毙,定性为“蓄意死亡,是给国家抹黑”。

作为一流语言大师,索尔仁尼琴的场景再现、勾魂摄魄能力,是同属一流的学者无法望其项背的。他擅长用寥寥数语,用出人意想的语气,或一个天外飞石般的比喻,瞬间凝固一个场景,令人无法释怀。

形容饥容:“他饿到手掌都透明了。”

屠夫行径:“他们杀人的时候喝得醉醺醺,枪打得马马虎虎——仅仅盖上了一层薄土的大坑到早晨还在那里动弹。”

说明狱警的迫害狂本性:“还有另一个口令,这已经是鹅的漫画了:‘抓住脚后跟!’意思是,凡是空着手的人,都要用两只手抓住自己的脚踝骨附近的地方。现在——‘齐步走!’(喂,读者诸君,请放下书本,在屋里走走看)。”

还有一个:“在运河上最难受的,莫过于要你事事表态。哪怕你只剩下一口气了,还得装出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样子。你还要用饿得不听使唤的舌头在会上发言:要求超额完成计划!”

概括警察国家的本性:“一个连绵羊尾巴的数字都保密的国家!”

不胜枚举。

索尔仁尼琴自称:“绝对没有人可以与我媲美,甚至连肖洛霍夫也在我之下,人们肯定会喜欢读我的作品,而与我相提并论的那些人的书不会有人读。”我认为他说得诚挚坦荡,正所谓当仁不让,我对此不存异议。

索尔仁尼琴费心收集过俄国谚语,他一个用到极致的讽刺手法,大概来自一句谚语的启发:“要说狼的坏话,也要说出狼的道理。”他用将心比心的态度拟想出大量“狼的道理”,读来寒意砭骨。试举数例:

如果站到法学家们的立场,便会觉得:既然连全国普选也只有一名候选人,那末,说实话,审案子为什么必须有两种可能的结局?而且无罪判决在经济上也是一种胡闹!因为这就是说,情报人员、行动人员、侦察机关、检查机关、监狱的内部警卫、押解人员——大家全都白干了!

(对卫国战争中的残废者的流放)他们不该为了祖国的荣誉而在战争中使自己的样子变得那么难看。这也是为了使我们这个民族——在各种田径赛和球类比赛中都取得辉煌胜利的民族——显得更加健美嘛!

既然你们进入了这个史诗的国度,就不要再用小时和昼夜衡量你们的生命。这里的进来和出去间隔着几十年、四分之一世纪。你们永远回不到你们原来的世界!

读学者的扎实论著,我们偶尔会嫌其文字板结,观点拘泥,缺乏把事实瞬间照亮的魔力;读文人气的学术随笔,又难免嫌其论证残缺,诗意过剩,缺乏把气势落到实处的沉稳可靠。索尔仁尼琴兼两者之美而无两者之弊,在叙述结构上,《古拉格群岛》纯是学术性的,就像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叙述风格上,一颗富含才气、情感饱满的文士心灵,始终在纸页间游走,你在每一页都能听到不绝如缕的“咚咚咚”——是心在滴血的声音,也是囚徒敲击墙壁的声音;是隐士徘徊斗室、笔赴危境的声音,也是志士心忧天下、回应穹苍的声音。

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文学成了历史的一种别称;反过来说也行,历史成了文学的一个门类。再想,司马迁的《史记》,不也是用一枝文人笔墨铸就的?

载《经济观察报·观察家》2015年12月7日,可能个别文字被系统错误判别,无法全文转载,祈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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