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需要坚信，文学是社会所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形式;它是一种针对弱肉强食原则的解毒剂。
——约瑟夫·布罗茨基
我甚至在想，在我们的历史已被埋葬并遭到如此践踏的条件下，艺术家比历史学家有更多的可能性去恢复真理。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一
略
二
还在担任军官时，军中秀才索尔仁尼琴曾获邀向军官们作一次演讲，内容竟然关于“宪法”。演讲详情不得而知，据说很成功，他由此发现了自己的演说才能。结合《古拉格群岛》，我无法确认索尔仁尼琴的法学修养，但可以感受到他超常敏感的司法神经。
索尔仁尼琴笔下的苏联法制，不是那种丛林社会的无法无天，而是“有法无天”，那个法，不是宪法框架下用来规范统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法，而是徒具形式，无视正义，专门用来满足、迁就统治者古怪念头和即兴利益的法。在这种法律面前，所谓违法和守法都已失去意义。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何时会违法，你也无法通过规行矩步的方式确保自己安全。比如索尔仁尼琴反复提及的刑法典第五十八条，含有14个分条，构成一个巨细靡遗、包罗众生的司法口袋，概括地说，“普天之下没有一样过失、念头、作为或不作为是五十八条的手掌所不能惩治的。”
索尔仁尼琴举过一些例子(当然是挂一漏万的)：
女售货员收到分货员送来的商品，手边没有别的纸，就在一张报纸上记帐。肥皂的块数正好写在斯大林同志的脑门上。五十八条，十年。
母牛不听话，放牧员在气头上骂了它一句：“集体农庄的骚Х……”五十八条，判刑。
艾洛奇卡·斯维尔斯卡娅在业余文艺晚会上唱了一首民间歌谣，影射了……这简直是暴动!五十八条，十年。
还有这个虽然微不足道、但特别让人郁闷的例子：“1937年有一名妇女到新切尔卡斯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待站去，询问如何处理她被捕邻居的没有奶吃的乳儿。那儿的人对她说：‘请等一等，我们查一下。’她坐等了两个小时光景——就从接待站被抓走送进了牢房：正急需凑满数字，可是又派不出那么多工作人员到全城去抓，而这一位已经自己送上门来!”索尔仁尼琴总结道：“我国几十年政治逮捕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被抓起来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因此也就不准备作任何抵抗。”
对少年犯人也实施“满打满算”的做法，就是说，适用于成年人的刑罚，全部适用于少年犯人。比如，一个孩子“因为偷了一衣兜土豆——小孩的一个裤子口袋里装的土豆”，判了八年。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例子是：“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按五十八条进了教养院。”
五十八条的司法解释，包括这样的精神：“总的说：我们不把意图与犯罪本身区别开来，这正是苏维埃法律对资产阶级法律的优越性。”这个意图，甚至包括你压根没有想到的，比如伊格纳托夫斯基中将，他站在临河的窗前掏出白手帕擤了擤鼻涕，能有什么意图呢?真要说，该意图既不涉大脑，也无关心灵，纯属生理性的鼻腔粘膜在捣蛋。但当地领导为了配合列宁格勒的战局，急需破获几个重大阴谋集团来向斯大林同志邀功，于是，擤鼻涕就必须被释读为向对岸德军打信号。——他人的意图成了你的罪证!索尔仁尼琴冷冷地评价道：“不知为什么无产阶级那里主要的总是——嗅觉……一切都是通过鼻孔。”借助鼻孔陷害他人之所以屡试不爽，当是因为声称有此嗅觉者，往往会得到革命警惕性高的嘉奖。
当罪行带有流行病的症状，“全国的犯罪作案显示出令人惊奇的一致性和单调性。一会儿全国遍地是强奸犯，一会儿只有杀人犯，一会儿全是私自造酒者”，人们不难想见，这类罪行其实只有一个稳定来源：某个领袖人物的歇斯底里妄想症。在这种司法环境下，你之被捕入狱，与你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
索尔仁尼琴当然知道“伪证罪”的荒唐性，但在一个“根本不认为作伪证是犯罪”、伪证甚至构成司法的润滑油、所有伪证都是法定铁证的环境里，批评伪证罪会被视为凌空蹈虚，不切实际。“整个世界上，整个人类历史中，只有我国对伪证者关怀备至!”
熟悉罗马法的索尔仁尼琴即使没有听说过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他也知道人不能自证其罪。但苏联的司法体系是靠自我归罪来维持运转的，它从来不屑于分辨举证责任。作家爱伦堡回忆说，契卡曾向他提出要求：“请您证明，您不是弗兰格尔的奸细。”“1950年，国家安全部的一个著名的上校福马·福米奇·热列佐夫对犯人们这样说：‘我们并不打算花费力气去向他证明他有罪。让他向我们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吧。’”有一种罪名就叫“不检举自己罪”。极权国家的语词创新，实在匪夷所思。
索尔仁尼琴即使听说过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名言“让十个有罪之人逃脱，强于让无辜之人受罪，这就是法律”，他也没有兴致引用，因为，苏联秘密警察信奉的司法智慧是这样的：“俗话说：先打鹊雀和乌鸦，到头就能打到白天鹅。挨着个儿打，最后总能打中要找的目标。大规模镇压的首要意义就在于：真正厉害的和隐藏得很深的人，单个儿是抓不到的，在大规模的镇压中就会落网和灭亡。”反过来说，为了帮助当局完成抓获“白天鹅”的首要任务，普通公民有义务做出牺牲，扮演“鹊雀和乌鸦”，哪怕该牺牲意味着遭到无端爆头或在劳改营蹲上二十五年。——向这类机构谈论公民权利，效果不会好于向老虎讲授素食之道。
细究起来，即使“寻衅滋事”也折射了人类的理性之光，因为只有人类知道，“滋事”需要借口，再大的恶棍也不致于省略找茬步骤，直接搧人耳光。于是，一个无人知其名姓、也不懂俄语的中国老头，吃到了枪子：“警卫士兵叫他到跟前去，士兵把一包马合烟扔给他，正好扔在前沿地带的边缘上。中国老头俯身去拾烟时，士兵朝他开了枪。”那条边缘，构成了士兵开枪的法理依据。据说，中国老头长得“怪模怪样”，大概，在士兵眼里，他的长相本身就构成一种“滋事”，而国家政治保卫局有过这样一道命令：“爱惜子弹，除向犯人外，不准开枪!”
有个人三年刑满时又被捕了，罪名是“散布了有关公债的谣言”。索尔仁尼琴提醒读者：“关于公债还能有什么谣言呢?反正每年五月，就像花一定会开一样，必定会发行新公债。”另一个罪名是“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索尔仁尼琴再次提醒道：“是啊，被流放的人应该感恩戴德、庆幸自己的遭遇才对!”我想起霍姆斯大法官的一个比喻，“即便是一只狗也知道被人无意绊倒和被踢一脚之间的不同。”官方显然要求人们用超越自然法则的方式来爱戴它，达到素以忠诚著称的狗都无法达到的境界：将“被踢一脚”理解成被赏赐了一根肉骨头。
索尔仁尼琴对当时法制状况的分析概括，犀利得令人直冒冷汗，我再摘引两条：
愚蠢麻木的侦查和司法的臃肿躯体之所以能够存活，全靠着它是不会有错的。这个躯体之所以有力，之所以信心十足，是因为它对自己的决定从不复查，任何一个法官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判决并坚信不会有人来纠正他。
侦查既然不再是查明真相，因而对侦查员们自己来说，当他们办棘手的案子的时候，是履行刽子手的义务，而在办容易的案子时，则不过是消磨时间，以便取得工资。
《谁来守护公正》一书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批评了索尔仁尼琴在哈佛的演讲，他说：“这样一个被我认为是理解了自由真谛，不畏极权势力的人，居然会批评法律，这着实让我震惊。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法律是一个冷酷的东西，是一种威胁，但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法律意味着解放。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为了替自己的批评提供佐证，肯尼迪大法官还提到了一段经历：
冷战结束后，我接触过许多俄罗斯法官，他们很难相信白宫不会给我们打个电话，告诉我们某个案子该怎么判。当我们告诉他们：“不是，我们这儿不允许这么做。在这里，司法权是独立于行政权的。”他们会说：“好吧，可能表面上是这样，但没准儿他们会用别的方式，暗示你们怎么判。”
我猜，如大多数言必称索翁的文字工作者一样，工作繁忙的肯尼迪大法官也没有时间细读《古拉格群岛》，他批评的这种俄罗斯式办案习惯(也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领导干预司法”)，其实并未逃过索尔仁尼琴的锐眼。他曾以惯有的机智嘲讽道：
在审判员的视野中始终有一张漆黑发亮的真理的面孔，它就是合议室里的电话机。这个传达上帝旨意的神坛是从来不会坑害人的，所以，只管照它所说的去做好啦!
三
行文至此，我需要重申一个事实：索尔仁尼琴是一流的文艺家。为了完成写作，他做了大量学者式研究，但其笔墨属于一颗文学灵魂。他用扎实的研究确保作品的信史品质(“此书中既无臆造的人物，又无虚构的事件……所写的事实都是千真万确的”)，用出众的文学才具来提升作品的感染力。他把《古拉格群岛》的文体定义为“文艺性调查”，意思略近于“报告文学”，但宏伟的结构、浑厚的篇幅(共计160万字)及字里行间的蓬勃生鲜之气，会让人意识到，那是一种全新表达。
索尔仁尼琴的写作让我想到雪域高原上的朝圣者，空气稀薄，弥望皆白，举步惟艰，而又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用毫不含糊的一个个足印——追杀而至的风雪随后又将足印悉数掩埋——见证自己的求索。虽困厄丛生，艰辛备尝，跋涉者的眼神嘴角上，始终淡定恬然，那是以信仰立身处世者特有的勇毅和坚韧。他说：“现在我知道了，一个作家决不应被愤怒、厌恶和轻蔑之类的感情所支配。”
他对客观表达的执着近乎与生俱来(早年给女友的信里表示“我写东西相当客观”)，俄罗斯一流作家所独具的那种对人民的挚爱，即弗吉尼亚·伍尔芙称道不已的“不要用头脑来同情——因为这还容易做到——而是要出自内心”，他也天然具备。他的书中偶有抒发，必有一种非如此不可的强烈理由，比如，当他感叹“主啊，主啊!在炮弹下我曾祈求你保全我的生命。而现在我祈求你——给我降下死亡……”读者愕然之余，马上会警醒到作者的境遇，那甚至是一种连“死地”都不足以摹其悲惨的绝地。
除非得到允许，死都不容易。比如绝食，只有在狱方任你自生自灭的前提下，绝食才可能成功。不过，试图借助绝食来影响社会舆论——就像圣雄甘地那样——想都别想。他们会把绝食者扔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密室，让他默然无息、毫无气概、像野狗那样死去。一旦狱方意识到此人还得活着，他们会像一个综合了兽医和强奸犯特征的恶棍，麻利地把绝食者摁倒在地，实施强制灌食，全套手法如左：
用薄片把嘴撬开，撑大牙齿间的缝隙，插入一根管子：“吞吧!”如果不吞，就把管子往里推，于是有营养的流质就直接进入食道。然后还按摩腹部，使得犯人不能采取呕吐的办法。感觉是：精神上受玷污，嘴里甜滋滋，狂喜的胃在吸收，高度的快感。
因此，只有具备出众的智慧和技艺，自杀才有可能。比如有位英国囚徒凯利——
……在监室开着门、看守站在门洞里的情况下，割断了自己的静脉管。(他使用的工具是从洗脸池上剥落的一块瓷釉。凯利把它藏在一只鞋里，鞋子放在床边。凯利把被角从床上拖下来盖住鞋，取出瓷釉，在被子下面割断了手上的静脉。)
正如索尔仁尼琴揭露的那样，“不，他们在夺走你的生命的时候，还要先钻进你的胸膛去搜查你的灵魂。”未经恩准，哪怕奄奄饿毙，都会面临刨坟鞭尸的批判。格罗斯曼在《生活与命运》里提到，官方曾将“整村整村的富农连同小孩、老头子、老奶奶”的饿毙，定性为“蓄意死亡，是给国家抹黑”。
作为一流语言大师，索尔仁尼琴的场景再现、勾魂摄魄能力，是同属一流的学者无法望其项背的。他擅长用寥寥数语，用出人意想的语气，或一个天外飞石般的比喻，瞬间凝固一个场景，令人无法释怀。
形容饥容：“他饿到手掌都透明了。”
屠夫行径：“他们杀人的时候喝得醉醺醺，枪打得马马虎虎——仅仅盖上了一层薄土的大坑到早晨还在那里动弹。”
说明狱警的迫害狂本性：“还有另一个口令，这已经是鹅的漫画了：‘抓住脚后跟!’意思是，凡是空着手的人，都要用两只手抓住自己的脚踝骨附近的地方。现在——‘齐步走!’(喂，读者诸君，请放下书本，在屋里走走看)。”
还有一个：“在运河上最难受的，莫过于要你事事表态。哪怕你只剩下一口气了，还得装出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样子。你还要用饿得不听使唤的舌头在会上发言：要求超额完成计划!”
概括警察国家的本性：“一个连绵羊尾巴的数字都保密的国家!”
不胜枚举。
索尔仁尼琴自称：“绝对没有人可以与我媲美，甚至连肖洛霍夫也在我之下，人们肯定会喜欢读我的作品，而与我相提并论的那些人的书不会有人读。”我认为他说得诚挚坦荡，正所谓当仁不让，我对此不存异议。
索尔仁尼琴费心收集过俄国谚语，他一个用到极致的讽刺手法，大概来自一句谚语的启发：“要说狼的坏话，也要说出狼的道理。”他用将心比心的态度拟想出大量“狼的道理”，读来寒意砭骨。试举数例：
如果站到法学家们的立场，便会觉得：既然连全国普选也只有一名候选人，那末，说实话，审案子为什么必须有两种可能的结局?而且无罪判决在经济上也是一种胡闹!因为这就是说，情报人员、行动人员、侦察机关、检查机关、监狱的内部警卫、押解人员——大家全都白干了!
(对卫国战争中的残废者的流放)他们不该为了祖国的荣誉而在战争中使自己的样子变得那么难看。这也是为了使我们这个民族——在各种田径赛和球类比赛中都取得辉煌胜利的民族——显得更加健美嘛!
既然你们进入了这个史诗的国度，就不要再用小时和昼夜衡量你们的生命。这里的进来和出去间隔着几十年、四分之一世纪。你们永远回不到你们原来的世界!
读学者的扎实论著，我们偶尔会嫌其文字板结，观点拘泥，缺乏把事实瞬间照亮的魔力;读文人气的学术随笔，又难免嫌其论证残缺，诗意过剩，缺乏把气势落到实处的沉稳可靠。索尔仁尼琴兼两者之美而无两者之弊，在叙述结构上，《古拉格群岛》纯是学术性的，就像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叙述风格上，一颗富含才气、情感饱满的文士心灵，始终在纸页间游走，你在每一页都能听到不绝如缕的“咚咚咚”——是心在滴血的声音，也是囚徒敲击墙壁的声音;是隐士徘徊斗室、笔赴危境的声音，也是志士心忧天下、回应穹苍的声音。
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文学成了历史的一种别称;反过来说也行，历史成了文学的一个门类。再想，司马迁的《史记》，不也是用一枝文人笔墨铸就的?
载《经济观察报·观察家》2015年12月7日，可能个别文字被系统错误判别，无法全文转载，祈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