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近20年前，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本震撼人心的自述《牛棚杂忆》问世。如今，《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推出了这本书的英文版。此书由季羡林撰写，英文版新增了在纽约的作家兼媒体评论人查建英为其作的序。季羡林生前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专攻语言学。人们通过这本书可以一窥红卫兵看管下的囚徒的悲惨经历。书名中的“牛棚”指的是季羡林等落在红卫兵手中的北大人员遭受关押的地方，棚屋弱不禁风，地面阴冷潮湿，床铺是茅草做的。
“在饿肚之外增加了劳动和随时会有皮肉之苦，”季羡林回忆。文革过后，季羡林在北大地位卓然，受到了政府与媒体界的推崇。他于2009年过世，享年97岁，生前写下了这本书，自称希望借此打破有关文革的沉默。
关在牛棚的九个月里，季羡林曾被迫去运成筐的煤、去拔过草，在校园附近挖过稻田。他在书中描述了“棚友”如何见到红卫兵不许抬头，任他们训斥骂人。每天上午，红卫兵命令这些牛棚里的人抄录要背诵的毛泽东语录，倘若背错一个字，“轻则一个耳光。”
查建英用英文撰写了两本非虚构书籍——《弄潮儿》(Tide Players)和《中国波普》(China Pop)——另用中文创作了五本作品，涉猎虚构与非虚构类。《弄潮儿》讲述的是当代中国的行动者与推动者，先是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集结成书后又被《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选入2011年度最佳书籍名单。她在北京长大，就读北京大学，目前活跃在纽约和北京两地。在为《牛棚杂忆》撰写的引人入胜的序言中，她指出，书中对当年暴行的描述“让我又想起了自己在北京的童年时期的一些噩梦般的回忆”。她表示，季羡林的这些文字弥足珍贵，因为官方档案尘封，关于那段时期的严肃书籍少之又少。查建英指出，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季羡林在成书时有所淡化，并隐去了多数加害者的姓名。查建英写到，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而是想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档案。
问：《牛棚》1998年在中国出版的时候，想要做到广泛传播。现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今天在北京，文化大革命的话题鲜有提及。大家对此不以为然，基本不会想起季羡林和他当时的经历。你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答：时间显然是个因素。另一个不那么明显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审查。这种遗忘并非自然发生的；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些东西。人性中希望逃离过去创伤的那一面也许普遍存在，但许多中国人现今展现出的遗忘则是非常故意地进行了选择。比方说，如果问他们鸦片战争或抗日战争的事情，他们不会不以为然，而是很可能拉上你滔滔不绝地讲下去。这些事件发生的年代要早得多，但还是记忆犹新，因为政府不断地提醒民众，中国曾遭受外辱。每个中国儿童都在接受这些历史课程的训诫。可是涉及到内部浩劫的时候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起的，得到了党的领导层的一致拥护，成百上千万人参与了暴力与迫害活动。这是彻底的国产梦魇。同样这个党今天仍然在执政。所以，这个话题悄无声息地受到钳制令人意外吗？对于政府为什么想要民众遗忘，这么多人为什么又会乐意遗忘，你感到奇怪吗？
在这种背景下，《牛棚杂忆》能够出版，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了。这得益于一段相对宽松的政治时期，而且作者本人是大名鼎鼎的学者。尽管被悄悄地禁止宣传，它依然几度再版，多次印刷，估计销量达数十万册。对于有13亿人口的一个国家来说，这个数字可能并不算多，但是考虑到书本身这么灰暗，又受到了种种限制，已经表现得相当不错了。
问：《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是本小说。不过，我读《牛棚杂忆》的时候就想起了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这部作品：社会的极权性质、个人面对邪恶力量时的悲惨遭遇。在你看来，谈及在极权政府治下遭受的苦难，《牛棚杂忆》是否可以与其他作品相比，不管是虚构类还是非虚构类？
答：以集体的名义摧毁个人，是所有的极权社会共有的经历。在这个意义上，《牛棚杂忆》的确可以与《正午的黑暗》和其他许许多多来自前苏联集团等地的虚构与非虚构类作品相提并论。但在我看来，《正午的黑暗》其实是以小说的形式进行的辩论：库斯勒通过他笔下人物遭受的痛苦来将共产革命的核心冲突戏剧化，这个冲突就是共产革命目的的高尚与其手段的残暴之间的矛盾。而《牛棚杂忆》的力量并不在于雄辩，而是具体的细节与丰富的事实。这是一份幸存者的证词，带有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的众多惊人细节，生动而直观地让读者感受到，在恐怖统治之下，整个受迫害的群体是怎样苟活的。部分内容揭示了毛泽东时期的特性，比如意识形态胁迫的过程，还有群体暴力的野蛮性。不过，季羡林描述的劳改营里的非人折磨及人性沦丧，在一个封闭环境中的种种可怕行径——这些也让我想起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的《夜》(Night)这类奥斯威辛回忆录。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对我说：“我们是这个国家里的犹太人。这是我们的奥斯威辛。”
问：你在序言里解释，文化大革命“逐渐消失了，仿佛一切发生得那么自然”。你是否知道一些例子，家庭成员当年分属不同的阵营，但直到今天也从来都不讨论那些经历？
答：其实，这种消失并不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一旦破了个口子，那些毒血就都流出来了。文化大革命撕裂了千千万万个家庭。我知道的例子里有夫妻反目、子女告发父母。有些家庭后来修补了裂痕，取得了和解，但另外一些就完全毁掉了。有一个例子是，一名女性在家里对毛泽东进行了批评，遭到儿子和丈夫举报，于是她被带走枪毙了。这个儿子最近终于拍了一则视频，声泪俱下地剖白，因为这么些年他一直受到悔恨的强烈折磨。
问：在非人待遇最严重的时候，季羡林曾遭受毒打，连站都困难。他爬了两个小时才到了一个解放军诊所，那里的一名医生却拒绝给他治疗，于是他又爬上了艰难的回程。你是否知道一些例子，待在中国的文革幸存者在后来的岁月里与当年折磨自己的人对质？
答：我母亲曾经这么做过。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天她在一个鱼市里排着一条长队，突然她认出了队伍前面一名男子：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名男子曾经领着一群人在深夜洗劫了我家；在一次审问中，他也曾殴打过我母亲。所以我母亲上前和他对质。认出她以后，那名男子非常震惊，磕磕巴巴说不成话。周围的人都盯着他们看。我母亲坚决地据理力争，不愿轻易放过他。她不停地提醒，他曾经做过哪些恶劣的事。最后，这名男子放弃排队，躲进了人群。
问：在他于1992年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季羡林问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对过去保持沉默？你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答：在有关未来的喧嚣声中，对过去的沉默更显得一片死寂。政府想让人们往前看，关注正面的东西。所以过去的幽魂被锁在柜子里，你只听到对经济增长、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没完没了的颂扬。这不仅意味着过去作恶的人得不到惩罚；还让人们对其中的受害者产生恐惧。这项策略效果不错：在实施这一政策几十年之后，大多数人压根不关心文化大革命。那些想把它当作大事对待的人，要么被认为是惹是生非，要么是思维不正常。
问：红卫兵有不少后来都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季羡林曾经写道，“他们中有的人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没有感到一点悔恨，岂非咄咄怪事！难道这些人都那么健忘？难道这一些人连人类起码的良知都泯灭净尽了吗？”你会如何回答他？
答：实际上，前红卫兵的情况各不相同。他们中有不少后来逐渐产生极大的幻灭感；有些成为改革者，甚至异见人士。还有一些，我觉得他们在照镜子的时候，并不喜欢里面的自己，但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没人逼他们这么做。我当然不能排除有些红卫兵属于“不道歉，不后悔”的，就像我不能说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邪恶。换句话说，有些人的确没有一丁点良知。
问：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中国多个学术机构曾为季羡林在梵语领域的非凡成就授予他各种荣誉。这个过程中，他们是否提到过季羡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可怕遭遇？
答：你觉得他们会愿意戳这个敏感点吗？不会的，他们会像躲瘟疫一样避开它。中国的学术机构是国有机构；都有一个党委书记担任最高领导，在政治问题上，他们都严格听从官方指示。有时候，商业媒体会提到季羡林过去所受的磨难，但往往是以经过美化的轻松笔触：季羡林大师曾经经历诸多磨难，但他对祖国的热爱不曾泯灭，等等等等。都是让人非常恶心的东西。当然，季羡林本人也一直把爱国主义当作自己的盾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不曾丢弃。
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