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盗回被宙斯窃据的火种,触犯天条的普罗米修斯受到天帝的惩罚,在高加索的悬崖上被紧紧束缚,凶恶的猎鹰啄食着他的肝脏,使他承受无尽的痛苦。然而,他无怨无悔。今天,当我回忆起20十年前的一切,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不断在我眼前显现。在恶毒的天条的诅咒下,你们现在好吗?盗火者们,你们是否还热情如旧,是否还记得当初的一切?我试着记录下雪泥鸿爪的片段,以冀抛砖引玉。

一、“79”民运在杭州的兴起

1978年大约是10月底,我去金钗黛巷杭5中宿舍朋友陈维健家。好多以前认识的朋友都在:吴报建、章某某,还有几个面熟但叫不出名字的。大家脸上都有一种兴奋感,似乎在我进去以前热烈地谈论着什么事。

我原来在抚宁巷小学读书,四年级转到了木场巷小学。我初小的同学有很多是陈维健的中学同学。陈维健的母亲万老师又是一个极为慈祥的人。陈维健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家境一直不好。一些较优秀的、知识份子家庭出身的学生经常去他家交换书籍、交流思想、谈论对时局的和中国前途的感想,日复一日自然成了莫逆之交。

陈维健体魄强健、生活严谨、不苟言笑,逆境中的生活养成了他喜欢深思,以自己的价值观念来评判周围的是是非非。在人性被极端扭曲的时代,这种独立的人格真可谓凤毛麟角。他当时以“可教子女”的身份在码头从事非常繁重的装卸工作。

事后知道,陈维健和他周围的朋友们,在听说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消息后,已经多次以“郑石鸣”(郑奋、鲁石、民鸣)的联合笔名,利用上夜班的机会,在路过湖滨(现解放路百货商店新旧楼交接处)时,张贴了《国民性一瞥、二瞥》等反专制、倡民主的文章。他们利用夜色,带着大口罩,提着浆糊桶,到了那里,一人扶着自行车,一人站到书包架上,匆匆贴好,立即骑车向北消失在黑暗中。

我当时在玉泉杭州植物园工作,每周进城一次,在与陈维健和他的朋友们的交往中,我提出可以为他们抄写文章,因为我兼任单位的宣传和美工,文具纸张可以领用。几次抄写后,我又借用陈维健的个人笔名“民鸣”写了几篇小文章。其后我在白天前往民主墙观看,发现有许多外地人在那里抄文章。一打听,他们都是受人之托前来抄写的,抄不完就住旅馆,第二天接着抄,费用由委托人(大多是专制政体的受害者)支付。我心里有了一种想法:何不把这些文章油印后分发,便于携带和流传。我建议陈维健以刊物的形式定期出小册子。陈维健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没有必要,我也就作罢了。后来我在抄写《民主万岁》这篇文章时,自作主张添写了许多尖锐的内容,引起了大家的不满。我趁机提出:为不连累大家,离开他们,自己改弦更张,并答应为以前的事保守秘密,因为当时他们都是知识份子家庭出身,处事非常谨慎,不愿意招惹是非。

20年过去了,如今大家天各一方。青少年时代的历史在我是刻骨铭心的,今天在我的回忆录中披露,不知是否会遭谴责。但是,在浙江民运史上,这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作为一种对真理的追求,一种人类精神,我想应该予以记录。

“郑奋”是吴报建的笔名。他文笔优美,见解独特,是民主墙前期大字报的主要执笔者。当年他从黑龙江回城,没有工作,联络起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并通过朋友结识了陈维健。也是他最早得到北京民主墙的消息,开杭州民运风气之先。我至今不知道“鲁石”叫什么名字,只记得他瘦长的个子,文儒的样子,戴一副眼镜;是个中学教师,已婚,有家室;在我们这么一群毛头小伙子中,可谓是大哥哥了。在民主墙形成气势后,为家室的安全考虑,他急流勇退了。我几乎没有与他讲过一句话。但是,我很怀念他。

期间,我离开陈维健他们后,经常徜徉在民主墙下,继续以“民鸣”的笔名写了《文革政治小词典》等文章。有些文章在读者中形成较大的影响。文章贴多了,我的身份也为读者所熟知。有许多读者踫不到我,就直接用笔在我的文章上写着希望与我见面。

(同时,我通过在北京读大学的朋友与《北京之春》联络,收到北京来信已是1979年2月了。)

二、民主墙下

民主墙下各个阶层的读者闻讯而来,越聚越多。最初,大家神情凝重、默不作声。继而,有人轻声地念,有人悄声地评。看完后,大家都不愿离去,就三五成群地议论起来。有口才的便公开发表自己的观感,自然而然地开始了演说。

在演说的人群中逐渐有几位崭露头角。一位是陈立群,机警聪慧又急智。从济济的人群中,她毅然登上临时搭建的桌台,大义凛然,滔滔雄辩,博得围观群众的阵阵掌声。那年陈立群22岁,因脚疾,在街道的装订厂工作。她出身在一个非常富有正义感的、具有相当文化涵养的开明家庭。一兄三妹,她排行第二,为人朴实厚道。她父亲也是专制制度的受迫害者。在日后的民主运动中她表现出极强的领导才能,无论内务外交,运转自如,成为高压时期浙江民运的重要负责人。另一位是王荣跃,黑龙江回城知青,待人谦和,敢说敢为,颇具魅力,以他的胆识、勇气和口才,不久成为杭州回城知青的当然领袖。他的哥哥王荣清(当时是杭州绸厂职工)也毅然加入了演说者的行列。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到他们兄弟俩有种悲壮的侠风。他们兄弟俩都很正直,每次演讲总是娓娓道来,间或抑扬顿挫,富有感染力,没有半点哗众取宠、故弄玄虚的做作。他们的家一度成为民运人士的聚会点。我曾认为,我们浙江民运之所以始终健康发展,他们兄弟俩的深厚内涵也起了积极作用。

民主墙上的文章越来越多:署名“杭州锁厂李雪安”的文章,秉笔直书毛泽东,着实使大家惊悸不安。谁都怕引火烧身,谁都不敢与他有任何来往。看看李雪安,没有前呼后拥的气派,只有“荷戟独彷徨”了。在众多的民主墙作者中,李是署真名的(也可能是唯一的)第一人。(多年后,我邂逅李雪安,发现他其实是个极诚实厚道的人,为朋友讲义气。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他并没有利令智昏,把自己嵌进钱眼中去。虽然,他的景况并不太好。)风风火火又闯进一个“方醒华”,文笔犀利,书法优美,颇具鲁迅遗风,令人耳目一新。(他真名方杏华,当时是杭州钢铁厂小轧分厂行政人员,后来为“六四”下狱,失去工作,颠沛流离,莫知所往。)还有署名“求是”的小块文章,短小精悍,切中时弊,不失时机地提出一些思考问题,意在让大家通过讨论来明辩一些是非。(不久,我们通过家访,知道“求是”为张冶达的笔名。张冶达,海宁人,性格温和内向,忠厚长者,恺悌君子,当时在大福清巷的煤球店工作,住在湖滨星远里。后来,张冶达长期从事民运事业,成为后期民刊的主要撰稿人,现在个人景况极差。)

民主墙下站着一个人,站在那里几乎没有挪动过位子,也没有讲过一句话,只是在看。张贴文章的人来了又走了,他几乎没有离开过。那天,他突然轻声对我说:“民鸣,叶航想要见你。”一边说,一边把我拉到僻静处。

三、“四五”月刊编辑部

在他向我介绍后,我知道了这个人名叫夏连忠,当时任杭州藤器厂工会主席,曾参加过1976年的“四五”运动。夏连忠与我约好晚上在民主墙下同叶航见面。1976年我在植物园时曾以“袁鼎”的笔名给当时在杭州玻璃厂平板车间工作的叶航去过信,并索要他主编的《四五》月刊。民主墙运动兴起后,叶航也在墙上张贴了原来的以纪念周恩来为主要内容的《四五》月刊。时值1979年,3年前的政治诉求一如明日黄花,观者寥寥。但是,不可否认,以叶航的人格魅力,在他周围已经聚合一批富有经验、知识渊博的智囊人物。我所接触过并敬如兄长的有陈晓峰、韩幼叔、贝立等。在日后的政治活动中,这些人发挥了很大作用。

晚上,一行人匆匆而来,一式大氅,挟裹着风尘,为首的便是叶航:气度轩昂,宽额隆准。他一面与我握手,一面说着诸如“早就想见你”的客气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叶航,可以说对他的印象相当不错。我明白走上这条荆棘路的人,本身是对信仰的祭献。异教徒的命运自古凄惨,然而我们“为王前驱”,以一个小小的我为我们的时代做一个诠释。在叶航身边的是陈晓峰,瘦瘦的个子,深邃的目光,显出几分无畏和哲理。叶航请我随他们一同到西湖边上去会谈。于是,我们来到了一公园的僻静处。

四周漆黑一片,冰冷的风从湖面上强劲地吹来,我们彼此看不清对方的脸。稍稍寒暄后,我直截了当地向叶航提出不要再做回锅菜了,我们的刊物应该以启迪民众、宣传民主、铲除产生“文革”专制独裁的土壤为目的。叶航和他的朋友们表示同意我的观点,提出要请我加入《四五》月刊。我也答应了。叶航当时在杭州大学政治系读书,没有太多的时间从事事务性的工作。我加入《四五》以后一下子就忙碌开了。我有意识地把民主墙下的积极活动份子吸收到《四五》月刊中来。其实,当时《四五》月刊内已经是人才济济了,除了前面提到的叶航的朋友们,还有聂敏之、施国翔、朱惠良、叶崇武、毛庆祥、沈宏、徐涛、夏连忠等等(这几位大都是在文革中久经考验的、在原来的派系斗争中他们获得了丰富的政治经验的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终于看到了社会的症结所在,毅然投入到民主运动中去)。对于各类人才我兼收并蓄,根据他们的特长──设立理论组让智囊们切磋探索。记得理论组是由陈晓峰负责的。会写的进入写作组,根据智囊们的理论写出群众易懂的文章。我兼任写作组负责人。会说的,建立演说组,定期、不定期的民主讨论会供他们挥洒自如,由王荣清兄弟负责。不会写、不会说的安排在发行组,从事后勤工作和刊物的分发工作。朱惠良负责刊物印刷,陈立群姐妹主动负责张贴与发行(其实她们的文章也写得不错)。还有财务总管,由徐涛负责。我加入前,《四五》月刊编辑部对社会公开的通信地址是“杭州市第4医院同心干”(施国翔的太太在第4医院工作),有许多读者来信、来稿,并留下联络地址。我提出根据读者留下的地址分片回访,通过回访为编辑部进一步组织稿件,同时也扩展了力量。在具体操作上,为了便于和读者沟通,我们在民主墙下设立了“民主信箱”,让读者把意见和建议及稿件自行投放。每次开箱,我们都感动不已。许多读者给我们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件。个别读者还每月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来捐给我们。陈立群姐妹、王荣清兄弟、吴闯(地力)、张冶达以及其他多位积极份子的加盟,内部策略的调整,组织框架的搭建,使《四五》顿然生色,一举成为杭州民运之翘楚。在柳浪闻莺某官邸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大家选我为《四五》月刊的临时召集人。当时我估计大家是从几方面来考虑的:第一,我在民主墙发表的多篇文章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二,我的背景比较单纯,既不是叶航和他的朋友们那样出身大干部家庭,也不是从派系中来,原有二方都对我感觉不错;第三,我的组织和活动能力,已由事实证明比较强;第四,当时,接连出刊的《浙江潮》和《沈钟》刊物里有不少是我故友,他们都比较给我面子,我的出任有利于相互间的协调。

期间,返城知青在王荣跃、沈建明等人的带领下,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他们游行、静坐、绝食,要求废除“上山下乡”政策,要求返回故土,要求落实生存的权利。当局也以强硬态度对待他们,矛盾日渐激化。接连数天,愤怒的知青在湖滨路十字路口集会。参加的知青人数之多,交通为之堵塞。为保护《四五》月刊,保护王荣跃的人身安全和市民的正常生活,我写纸条告诫王荣跃把游行集会安排到少年宫去。但是,从众法则已经使知青队伍无法驾御。王荣跃被捕。在受审时,问及我在知青活动中的行为时,王荣跃出示了我的纸条,我们都得以幸免。

记得在知青第一次湖滨集会时,王荣跃在岗亭里演讲。我站在他旁边,尽可能保持冷静,维持着周围的秩序。集会结束,我走下岗亭,被人群密密地围住,无法脱身。在紧急中,朋友刘志群挤过来,把手上的自行车钥匙交给我,并帮我挤出人群去,轻声约我在孩儿巷见面,就让我跨上车走了。到了孩儿巷刘志群的家,里面坐着一大批人,都是刘的朋友,如胡天马、卓刚等。他们都很年轻,向我提出要参加《四五》月刊。我以前也认识他们,都是一些特具艺术气质的好青年。我告诉他们,在中国政治迫害非常残酷,他们还年轻,希望他们不要加入进来。如果他们有意见想发表,可以向我投稿。或者,他们自己出一份刊物,尽量温和一些。以后,他们果然出了《萤火虫》,很有特色,很温和,可读性很高。但是,最后当局仍然没有放过他们。刘志群被迫从单位辞职。当知青请愿达到高潮时,我们在岳王路附近的某位民运成员家开踫头会。有人介绍来两位青年人,其中一位相貌堂堂,器宇轩昂,带着一种军人的气质。他自我介绍叫杨晓雷,在杭钢焦化分厂工作。他非常热情,滔滔不绝地谈了对民运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并表示愿协助我做一些具体工作。正如他的名字,杨晓雷办起事来雷厉风行,浑身好像有用不完的劲。他和另一位民运成员徐国强(笔名马列兵,当时是杭州印染厂职工,为民运呕心沥血,不幸早逝)病恹恹的样子刚好形成对照。在我离开《四五》编辑部后,杨晓雷一直成为民运的中坚力量。另一位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朱惠良,一副憨厚的样子,讷于言辞,人缘极好,办事踏实,社会活动能力很强。当时《四五》的刻印和发行工作几乎都是他包揽的,一直到具有一手刻蜡纸和美术绝活的吴水泉兄妹加入。

接连几天的集会,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上海的民运人士龚星南正好在当时来杭州。他主动找到我们,约我们去上海与上海的民运人士交流与合作,互相学习,互补优势,使沪、杭两地的民运形成合力。我们编辑组全体人员欣然同意。

1979年2月初,叶航、陈晓峰、毛庆祥、徐涛和我一行数人,前往上海。龚星南陪着老乔等几位《人民广场》的民主活跃份子到车站迎接。我们一下车就被“条子”(便衣)盯上了。但是,由于我们一直提倡体制内改革,一直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所以我们很坦然,按计划和各民运团体的负责人进行了交谈,并由上海方面安排在复兴公园内的茶室里作了较大规模的会谈。大家就民运在中国的存在必要和发展方向作了积极探讨。我们介绍了杭州民运的发展状况。最后,根据上海民运人士偏长演说、杭州民运偏长文章的情况,我们邀请上海方面有机会来杭州演讲,而我们则为上海提供文章。这天,我记忆最深的是,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小伙子,白皙瘦削的脸,戴着眼镜,个子不高,很文静,总是问我一些具体问题。在我们互留通信地址时,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傅申奇。

四、《浙江潮》与方醒华

在《四五》月刊第3期发刊后,某日,民主墙上张贴了《浙江潮》刊物。从选用的文章看,出这份刊物的是方醒华无疑。通过民主墙上的文章,我已经与方醒华有过几次接触。我们真可谓是“以文会友”了。他清瞿黝黑的脸,一口萧山官话,机敏而强悍。从第一次见面,我凭感觉一下子就把他和布朗基(巴黎公社时期的法国职业革命家)联系了起来。在几次的接触中,我们彼此的印象都很好。他曾同另一位民主墙的早期发起人王东海一起来我家,约我合作。我至今想不起,为什么竟没有答应他。也许我当时不能接受他那么激进的政治态度。也许我正忙于《四五》的改制吧。于今心里还隐隐有些遗憾。

民主墙下有些独往独来的勇士。他们个性独特,辩才滔滔,胆略过人。我曾同他们接触,希望他们加入到《四五》里来,但是没缘分。吴某某便是其中的一个。他们总认为,《四五》是由学生办的,有种“少不更事”的感觉。在这种想法下,方醒华牵头,联络王东海、吴某某、李雪安和其他几位加盟。《浙江潮》便诞生了。在当时,里里外外都认为,这是一份工人杂志。《浙江潮》的发刊,为浙江的民运注入了新的活力,壮大了声势。我们《四五》不再形单影只。编辑部的全体成员都很受鼓舞。

记得,在《浙江潮》发刊没几天,方醒华约我去半道红与《浙江潮》全体成员见面。那是一幢楼房的底层(后来知道是王东海的家)。我进去后,里面烟雾腾腾。不会抽烟的我几欲窒息。但是,我还是一支一支地接,缕缕不绝地吸。在向他们介绍了《四五》编辑部的情况后,一个一个地回答他们接二连三提出的尖锐问题,真有一种“舌战群儒”之感。特别发难的是吴某某和另几位。老谋深算的王东海等待着我的破绽,不紧不慢地送上一个问题。每当这个时候,我发现方醒华的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那天,特别提出了帮派问题,因为他们有几位认得《四五》里的原“红暴”派成员。我对他们说,经过风浪波折,每个人的认识在提高,观念在改变,大家都是怀着对民主的信仰才走到一起来的,个人的非组织行为由个人负责,在《四五》月刊里不允许搞任何派系活动。《四五》月刊也不会是任何个人的派系活动工具。我对他们说,我们大家面对的是具有数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余孽。我们既然参加民主运动,就是选定了走一条充满了血与火的荆棘路。我们都是使者,也许,会以我们的一切殉了我们选定的事业,不要让无谓的猜忌和争论耗费我们的精力。不管是《浙江潮》或者《四五》,大家是兄弟。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和目标,为着解放思想,确立人权而抗争。最后,方醒华高度评价了我的观点。其他人也消释了以前的误解。当方醒华送我上车,我几乎虚脱了。在整个“79”民运期间,杭州的各个刊物和团体间也有出现过一次摩擦。我在其中的穿梭起了很好的作用。我当年在各个民运团体间获得的信任,使我成为唯一来往于各民运团体间的人。

几乎是同时,陈维健和他的朋友们也出刊了《沈钟》杂志,封面由木刻制版,在众多其貌不扬的刊物中,可说是“装帧精美”了。

连同后来出刊的《萤火虫》,杭州有了4家民刊,在与既得利益集团的较量中,在严酷的政治形势下,此起彼伏,互相呼应,探讨之风日盛,民主之声日高。其声势为国内所罕见。较之《四五》,其他三家的成员比较单纯:《浙江潮》以工作多年的工人为主体;《沈钟》以知识份子家庭出身的青年工人为主体;《萤火虫》的成员则为具艺术气质的青年工人,也算是声气相求了。实际上大家都是为了共同的政治诉求。

五、民运的政治诉求

“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79”民运期间,众多热血青年痛恨“文革”时的种种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事实,认识到一个不受监督的、用强权而不是民意来统治的政体给民族带来的空前浩劫;希望通过和平的、理性的方式进行探讨,铲除产生“四人帮”的土壤。否则,没准儿一个偶然的机会再出现一个强人,再把中国拖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希望大家通过反思,认识尊重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使每个个人不再成为专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于是,大家提出了要顺应历史发展,反封建专制、反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些要求当然会遭到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压制。

于是,大家提出,为治愈民族创伤,必须为被自己创造的怪物所吞噬的彭德怀、刘少奇平反,为被迫害和侮辱的千千万万冤、错、假案的受害者平反。记得当时我们提出了文革期间在杭州发生的几件案子:发生在凤起路的美术家全家自杀案;发生在浣纱路的青年自焚案,以及李提木被枪决的“反革命”案。

李提木,籍贯东阳,生前是杭州凤凰山小学的老师,出身贫困,因家庭多子女,父母准备将其遗弃,为教堂所收养,并根据使徒“李提摩太”的名字被赐教名李提木,受洗后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工作后,敬业爱岗,受到有关方面好评。60年代初,在率学生登山时,为抢救坠崖遇险学生而头部受伤。未几,文革飙起,养伤中,李提木借到《十字勋章》一书,希特勒的焚书、反犹、扩军、备战、蓬勃的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和国内狂热的学生和群众运动、最后发动第2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史实,使他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联系了起来。他对“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和“解放全人类”的叫嚣十分反感。他敏感地认为,中国政府正在走希特勒的老路。根据种种迹象,中国将对世界发动一场战争。而他,作为上帝的羔羊,要起来尽自己的力量阻止这场战争。而且,他通过自己的感受,对于社会的不平等及官僚的腐败非常厌恶。于是,他利用自己的绘画才能,画了一些宣传漫画,到西湖边去张贴。这就是发生在1969年的杭州“3.5”、“3.25”案件。当局被深深地激怒了,在市民中进行了反复侦查。当李提木再一次去西湖边张贴时,在路上被盘查,经搜身后发现传单而被捕。随即,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提木死刑,于1970年4月中旬被处决。是年李提木36岁。一个基督民主主义者由于和平的抗议而丧失了生命,更体现了专制制度的残暴。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向我提起李提木的侄子在植物园工作。更巧的是《四五》编辑部的聂敏之曾与李提木一起关在死囚牢中。李提木临处决前,把部份物品委托聂敏之转交家属。聂敏之由于林彪事件发生而免于一死,出狱后遍访李提木家属不着。我便辗转找到李提木的发妻任月琴,并约聂敏之在植物园见面。

那一幕凄惨的回忆,我至今挥之不去。那天,任月琴带着13、4岁的女儿一起来了。她说,儿子任灵年小不便带,留在家里。在大家谈了李提木的生平和狱中的情况后,我问及任月琴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李提木被处决后,在当时的恐怖政局中,他的遗孤得不到任何合法保护,不断遭到暴力的任意侵犯。说到伤心处,任月琴母女泣不成声。于是,我对任月琴提议,当局正在文过饰非、推卸责任、标榜自己,应该趁这个机会向有关方面提出为李提木平反。可是任月琴没有文化,子女弱小,没有人会写要求平反的材料。我提出由我以李提木侄子的名义写申诉状,由李提木的侄子去向有关方面递送。当局推却不过,只好私下里悄悄地平了反,但拒绝了苦主提出的登报公布的要求。由此可见,假如以前的事与当局无关,当局用不着躲躲闪闪,登报也不会丢了他们的面子。

我们始终认为,开放党禁和报禁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一个不受监督、或者由自己来监督自己的政权是什么黑暗事都做得出来的。这就是我们要求民主、我们为民主而奋斗的根本原因。堂堂中国真的空无一人吗?历史的空白会永远保留吗?民选政府不适应也是10月怀胎所生的中国人吗?中国人的生命价值不应该重视吗?“文化大革命”过7、8年还要再来一次吗?“8亿人口,不斗行吗?”

于是,我们义无返顾;于是,我们为某些既得利益者所不容;于是,我们被深深地烙下了“矣谒”的烙印。20年过去了,迫于国际形势的发展,“月亮它悄悄地在改变”,傅粉施朱,为了生存,为了既得利益。对于那些明智的政治家,不会忘记满清政府顽固地拒绝政治改革而终于丧失了生存机会的教训。20世纪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们会放弃吗?顽固反对人权准则的政府,能担负起国际重任吗?

民主,我深深地爱你。中国真的不能适应民主制度吗?真的不能容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吗?中华5千年的文明史,民主精神一脉相承,就是在政治最清明的帝尧时代,尚且有《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在不同的时期,赋予民主不同的内容。人类智慧创造的科技已经把人类从自然经济的封建时代发展成了现代文明社会,我们还要把人类蒙昧期的制度带入到21世纪吗?

20年过去了,在这个中国历史的徘徊期,我的许多朋友们为了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很多很多。每一念及,五内如焚。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无怨无悔的。毕竟我们在魔鬼的手掌间挖开了一丝光。我们堂堂正正地享受了一点作为现代人所应该享受的表达意见的权利、出版和交友的权利。我们的存在使独裁者的自我感觉不再那么好,使他们有所掩饰和顾忌,从而漏出更多的光来。对于一个渴望自由的人,比起我们的父兄,我们付出的代价并不大。从邓小平的“中国没有人权问题”到当局给的猪权──“人权就是吃饱饭”──已经是一个飞跃。在此我谨将此文纪念那段不能忘却的经历,并把一首普希金的诗献给当年的朋友们:

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
保持住你们高傲的耐心,
你们的思想的崇高的意图
和痛苦的劳役不会消泯。

不幸的忠贞的姐妹──希望,
在昏暗潮湿的矿坑下面,
会唤醒你们的刚毅和欢颜,
一定会到来的,那渴盼的时光:

爱情和友谊一定会穿过
阴暗的闸门找到你们,
就像我的自由的声音
来到你们服苦役的黑窝。

沈重的枷锁一定会被打断,
监牢会崩塌──在监狱入口,
自由会欢快地和你们握手,
弟兄们将交给你们刀剑。

文章来源:民主论坛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