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末期,我在学大寨的最前沿,在极左翼,向更左的方向冲锋,亲身体会到极左派前进的艰难。极左派名声不好,他们的视角很少被顾及。不过,我在左翼受挫的经历,对我理解晚年毛泽东的失败和中国极左势力的衰落大有帮助:我的焦头烂额之处,也是他们举步维艰之地。

一、义务劳动受挫

下乡插队之前,我在中学当了几年团支部书记,按照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的教导,多次组织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到农村后,我接任第三生产队的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又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搬到了农村。

我们村口的南山上有一片荒坡,第一次义务劳动就是在荒坡上刨坑栽树,建一座“共产主义青年梨园”。1976年4月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收工之后,我们青年突击队四十来人义务劳动两个小时,种上六七十棵梨树。这是我们村历史上头一回搞义务劳动,大家很好奇,连在校学生也跑来参加。效率高,干劲大,挑水爬坡都是一路小跑,义务劳动大获成功。

初战告捷,按照当时的俗套,我作《流汗歌》一首,发在黑板报上。诗写得很矫情,把符合正确路线的一分情绪夸张地感受为五分,表达为十分,努力自我感动并感动别人。

在胜利的鼓舞下,我又有了更宏大的设想:将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三天,最后取代有报酬的劳动。在我们生产队,然后在我们村,率先实现共产主义的劳动分配形式。这种设想的理论基础是:按劳分配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给多少报酬出多少力,以人们的私心为基础,助长雇佣劳动思想。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萌芽。我的计划比大寨还要左。大寨当时的劳动报酬形式是“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被后人讥为“大概工”,但劳动报酬与劳动态度和劳动成果多少有一些关系,因此就残留了雇佣劳动的痕迹。我打算消灭这点痕迹。

一周后,我组织了第二次义务劳动,人数稍减,但干劲也不小,补栽了三十多棵梨树,给上次栽的树浇了水。公社广播站很快就在大喇叭里表扬了我们青年突击队,还提到我的名字。

第三四次义务劳动,分别给苹果园和梨园浇水。众人的新鲜劲渐渐消退,参加者越来越少,有事请假的越来越多。列宁在《伟大的创举》里提出过一个设想: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判断入党积极分子的动机是否纯正?他建议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作为一面筛子。经受住半年以上考验的,才能吸收入党。党员经受不住考验的,还可以清除出党。这个想法当然不错,可是,把这面筛子用到我们生产队,恐怕过不了多久,筛子上边就剩不下几个人了——说不定只剩我一个。进一步说,我这个剩下的孤家寡人,动机是否纯正仍然成问题:我能经受住较大的考验,到底是因为我热爱劳动或热爱人民呢,还是因为我有更大的野心?

一天晚上,我召开团小组会,讨论义务劳动中出现的问题。我猜想,大家的新鲜劲过去了,再往下走,必须调动蕴藏在青年心中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启发大家的觉悟,读书学习,思考人生的意义,树立人生榜样,等等。没想到,这个会成了对我的批评会。几位团员在会上联合指责我,说大伙热情衰退的主要原因就在我身上。我利用了大伙,干活是大伙出力,出名却是我个人的。大家不愿意继续被我利用,成为我捞取个人荣誉的工具。

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毕竟公社大喇叭只点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其他人的面目模糊为一个集体。从结果看来,我迅速得到提拔重用,这种说法也可以得到支持。但利用大家捞取个人荣誉确实不是我的初衷,至少我没有意识到这种动机。我意识到的就是前边描绘的宏图大略。至于我想在实现宏图大略的过程中捞取什么私利,这一点不妨讨论,我也有兴趣加深自我认识,但我肯定不认那笔小账。我的抱负或野心没那么小,不在乎大喇叭表扬之类的蜗角虚名或蝇头小利。稳定军心,稳住阵脚,哄着大家死心塌地跟我走,更符合我的长远利益。

问题在于,我不在乎,人家却觉得亏了。而且是精神物质双双亏损。我刚来,根基尚浅,会上没有一个人替我说话。

按照党团生活会的规矩,我必须先作自我批评。我很想在自我批评之后发动反击,说他们试图逃避义务劳动,用对我的指责掩盖自己的懒惰和自私,掩护自己临阵脱逃。但是争吵起来,公开决裂,以后的义务劳动就更难组织了。这种仗只能由别人替我打前锋,我本人出面属于赤膊上阵。于是,我更加广泛深入地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做了自我批评,深挖了个人名利思想,重新部署了黑板报小组的宣传工作,请大家今后对我多多批评监督。原定议题取消,下一次义务劳动也没有安排。

几天以后,我被任命为生产队副指导员,进入生产队领导班子,团内职务由别人接任。我的极左宏图也不了了之。

我感觉松了一口气。当时有一句话流传颇广,据说还是毛主席说的:“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我把这句话抄在日记本上自我激励。这次及时的提升,免去了我预感到的一连串头破血流的失败。

当然,这种分析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那时我并未深想。现在深究起来,我感觉松了口气,就是因为我朦胧地感觉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棵幼芽在我们团小组内难以存活,更长不大。这还没涉及什么大东西呢,无非是一两个星期拿出两个小时,还有公社大喇叭里的那点荣誉分配,同志们已经摆出一副决裂的架势。这点东西尚且不能承担,一旦人数扩充到整个生产队,时间扩大到每周三五个工作日,关系到半数以上物质利益的分配,那时,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寄以厚望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又如何担当得起?我们心里究竟存在多少支撑这种自觉纪律的“伟大的英雄主义”?

列宁指望那种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能够战胜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在革命精神基础上建立的劳动组织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而取代资本主义。但在我发动的实战中,不过几个回合,英雄主义就败于利己主义,青年突击队也面临散伙的危险。当然,将来我可能更老练,根基更稳固,大权在握,手下有人打前锋,还可以动用强制手段,让反对者不敢说一个不字。不过,在那种情况下,维系义务劳动的还能算“自由的自觉的纪律”吗?

二、向自留地让步

我第一次和贫下中农打架是在1976年5月上旬。生产队的麦子正在浇灌浆水,社员自留地的土豆还在旱着。谁浇谁不浇、早浇或晚浇,与收成关系甚大。当时队里的三级扬程水泵老出毛病,我敢拆敢修,又是生产队副指导员,便由我负责带着一帮社员日夜轮班浇麦。

我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集体的麦子不浇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看来,自留地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领域的残余,在此基础上,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必须时时加以限制。我信奉这套理论。

开头几天,有一些社员向队委会提意见,抱怨自留地浇不上水。指导员和队长向我转达了意见,我用几句大话将他们顶了回去。但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渠道常被扒开,社员偷偷截水浇自留地。有一回,麦田里的社员很久等不来水,顺着渠道巡上来,发现有人扒水又不敢制止,就找到我,说断水了,让我查查原因。我顺着水渠往下走,看见大队书记的婶子在扒水浇自留地,就上去训了她一顿,堵上口子。她骂我祸害贫下中农,我骂她给贫下中农丢脸,偷大伙的东西。这种事情时常发生,浇麦进展缓慢。

为了打退小生产的进攻,我发动了舆论攻势。我借助团支部的力量,召集本队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开会,讨论用水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还在黑板报上发表小评论:《危险的口子》,再通过大队的大喇叭广播出去。

这种从报纸上学来的招数不太管用,夜里总有扒口子的人。我在明处,扒口子的人在暗处,再说我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巡渠。负责浇麦子的社员怕得罪人,既不巡渠,断水了也不报告,我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再往后,浇不上水的社员愈发急了。一天下午,我在巡渠时看见一位年近四十的正牌贫农扒水浇自留地。我过去制止,他先说好话,不管用,便骂我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你们知青有饭吃,就往死里整我们贫下中农!你干脆一铁锨劈死我得了!”说着还伸过头来。我看说空话没用,便自己动手堵水渠,我堵一锹,他扒一锹,你来我往,演变为推推搡搡,我脚下一滑,一个趔趄跪在一块尖石上,当时膝盖就肿起来了。那汉子怕事,立刻住手,仓皇退走。我又一次得胜,一瘸一拐地回去了。

我摔瘸了的故事很快就传开了。于是,大队书记出面,召集贫下中农协会开会,众人纷纷发言,痛斥那位扒水的贫农:你爹咋死的?忘啦?——他父亲看见日本鬼子进村,心里害怕,拼命往家跑,日本人让他站住,他照跑不误,结果让日本兵一枪打死了。——那会儿你咋不敢闹?现在,人家北京知青到咱山沟来,受这么大罪,还不是为了咱们好?你倒敢闹啦?如此这般。那贫农点头哈腰,态度诚恳,连声认错。大队书记给我撑直了腰,做足了面子之后,当场任命我为贫协小组副组长。

我当时多少有些疑惑,贫下中农协会这么有威信?忆苦思甜这么管用?我们打起来他都不让步,一提他父亲的死因立刻就觉悟了?后来,处理过几次类似冲突之后,我才明白他真正怕什么。按照村里的常规,两人动起手来,一旦有人受伤,就可以让对方赔一笔医药费和误工补助,外带探视赔礼必须携带的点心匣子。看不出伤来,尚且要装病开药讹他一笔,像我这样膝盖肿得老高,换了普通社员,至少要扒他一两个月的工分。我是知青,如果回家休养,再加上路费,那费用就更没谱了。

事情闹大以后,一直不爱管事的指导员也召开队委会,专门研究用水问题。我说了自己的观点,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队长并不和我正面争论,他说我的主张是对的,但毛主席让我们关心群众生活,贫下中农的吃菜问题也应该重视。再说,分给社员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给人家了,就不能不让人家种,不能不让人家浇水。他建议白天集体浇麦子,夜里社员浇自留地,谁先谁后,由抓阄决定。队委会七个成员,六个同意他的意见,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话说回来,我不服从又能怎么样?腿脚灵便时尚且把不住水,现在瘸了,我更不能不识抬举,与所有人为敌。

后来,我当了生产队的一把手,有权一个人说了算了,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照样被迫让步。假如不让步,迫使人家执行我的命令,就等于逼着人向我辞职。我们生产队方圆五六里,沟壑纵横,数千棵干鲜果树,大大小小数百块粮田,哪面坡上的哪棵树果子该摘了,需要几个工,哪块田该锄了,需要几个工,这些知识我不懂,没有多年经验的积累也休想掌握。队长一撂挑子,我就抓瞎了。就算我本事大,什么都懂,我也只能带一拨人干活,其他生产小组,老人妇女和各种专业队,如果没有干部招呼着,众人能在地头一坐一整天,根本就别指望出活儿。我本想让社员多为集体做贡献,如果干部撂挑子了,大家全在地头坐着,岂非求益反损?

三、自留地变迁史

自留地一直是农民与极左势力较劲的边界。

从1955年年底开始,毛泽东掀起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大量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农民的土地归了集体,但保留了一段小尾巴:高级社抽出5%的土地分给社员种植蔬菜。这就是自留地。

1958年8月,毛泽东在河南新乡七里营视察,说“人民公社好”。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写道:“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小尾巴于是归了大堆。一些主张保留自留地的干部,例如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杨珏和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

1958年秋收之后,主要农产品供应全面紧张,毛泽东开始纠左。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已决定恢复自留地。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纠左中止,极左派得势,直接导致了三年大饥荒,数千万农民饿死。大饥荒末期,李先念看到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的惨状,评论说:“如果把自留地坚持下来,小自由多一点,即使是反革命破坏,人也要少死好多。”

1960年11月3日,在大饥荒笼罩全国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第五条说:“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自留地、自留畜、自由市场,再加上生产队内部实行的小包工,这就是“文革”中被称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三自一包”。

1962年9月27日,中共中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第四十条说:“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至此,自留地制度基本稳定下来,直到大包干在二十年后将所有集体耕地都变成“自留地”。事实上,万里在安徽农村搞大包干的时候,四川就在农村扩大自留地。一是内部瓦解,一是外部蚕食,两条路殊途同归。

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1963年遭遇洪水,自留地全被冲毁,陈永贵乘机取消了大寨的自留地。

1970年,山西省昔阳县宣布建成大寨县。这一年,昔阳全县取消了自留地。

1975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我就是在铺天盖地的“普及大寨县”的口号中下乡插队的。

在这场历时二十多年的较量中,我一入场就站在农民的对立面。我很想砍掉自留地,如果有这种力量的话,我绝不会手软。因为,我在理论上相信自留地是恶的根芽,可能导致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自留地本身就是数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换来的,取消自留地意味着数千万农民白白饿死,却没有换来一种有助于减轻饥饿的制度。对照这面历史的镜子,我才看清楚自己那副无知者无畏的嘴脸。

我对自留地在理论上的厌恶很快就得到了生活经验的充实。每天我都切身感到自留地如何与集体争水、争肥、争劳力、争人心,我完全理解大寨取消自留地的动机:迫使每个社员把全部身家性命押在集体上,断绝所有后路,造成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格局——要么爱集体,要么没饭吃。这是资源和人心争夺战逐步升级的必然走向。在这个意义上,极左派“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逻辑并不荒谬可笑。针尖大的洞,碗口大的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堵住漏洞,“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日子很不好过。

问题在于,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依托高层发动的全局性攻势,我不仅无力消灭自留地,就连卡自留地半个月的水也卡不住。

四、社员激励机制的缺口

农民对集体大田和自留地的亲疏是可以计算的。

刚插队的时候,我对农民普遍偷懒的现象很不理解。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信条,工人农民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不应该偷奸耍滑。我问一位贫农为什么不好好干活,他反问道:“有我多少?”这话我听见了,但没有往心里去。十几年之后,我才领悟了这句话的深意。

我们第三生产队有57户人家。假设每户人口劳力相等,在集体的大田里,我刨57镐,才为自家刨了1镐。反过来说,我偷懒少刨57镐,自家才损失1镐。这种体制极其有效地激励偷懒,同样有效地惩罚劳动。自留地则不然。那里的每一镐都是为自家刨的,真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对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来说,自留地对劳动积极性的激励效率是生产队的57倍。结果,自留地和庭院仅占总耕地面积的7%左右,但社员像绣花一样精心伺候,每年收获的烟叶粮食和蔬菜,价值将近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能与生产队90%多的耕地分庭抗礼。

我们生产队的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57,这还算好的。1958年人民公社兴起的时候,规模动辄万人,连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都不用对劳动成果负责,结果闹出了一场大饥荒。饥荒迫使极左派撤退,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同时伺机反扑。大寨大队和昔阳全县取消“三自一包”,实行大队核算,又把前沿推进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中线阵地。大寨大队80户人家,从物质刺激的角度看,其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80,还不如我们生产队。

总之,如果把自留地比作社员的亲儿子,集体大田就是50竿子甚至80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其疏远程度如同陌路。

大寨模式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缺口,农村基层干部如何弥补呢?常用的办法有三种。

第一种,以身作则,道德感召。

普通社员刨57镐,我刨87镐,107镐。我让你们占我便宜,你们好意思吗?有不好意思的,自然会多刨几镐。大寨的陈永贵,大寨大队的几个党支委,尤其是贾进财,都是这么干活的。这种感召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那么可靠——它不仅依赖干部行为的感召力,还要依赖众人良心的敏感程度。

我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进知青聊过这种作用最佳状态。他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公社有一个村,队长干活拼命,为了集体不顾家,结果和老婆打架,老婆喝农药自杀了,丢下四个孩子。他们队里的社员特别感动,不用招呼就出工,干活全不惜力,谁偷懒大家就骂他没良心。收工后大伙还轮着去队长家带孩子,替他种自留地,帮他家打的柴禾堆了一房高。我们两人唏嘘之下,笑叹自己没有老婆,想感动大家不知还要等多久。

第二种,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也有两个层次。所谓提高阶级觉悟,无非是让众人认清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之处。这种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教育,说到底,避不开1镐与57镐的关系问题。算得越透彻,偷懒越有理。假如人家偷懒而我不偷懒,一位社员反问我:那不是让人家剥削了吗?这是第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算不赢偷懒的社员。

第二个层次,倡导“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创造共产主义新人。毛泽东试图培育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

在蜜蜂和蚂蚁的社会中,这种个体确实存在,但一个社会性昆虫群体其实只是一个繁殖单位,近似于人类的一个家庭,而不是血缘关系亲疏远近不同的一个生产队或一个村庄。工蜂工蚁与本群体姐妹的基因重合率达到75%,而人类的父母与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基因重合率不过50%。蚂蚁蜜蜂的献身精神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正如人类对家庭和亲人的关爱也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拥有这种利他精神的物种可以在进化中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保住甚至扩大自己的基因分布区域。极左派鼓吹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献身精神,而社会阶级并不是遗传繁殖的基本单位。极左派的这种企图,简直就是要创造一个连“造物主”也不知如何设计的新物种。

当然,毛主席说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类确实有一种精神力量,问题在于,在激励机制的缺口中,这种精神力量顶得了多少镐?顶三五镐还是57镐甚至80镐?在我们生产队,平均而论,这种不在乎回报的纯精神力量,似乎连三五镐——缺口的7%——也顶不上。极左派坚决反对一切利用人类利己之心的政策,说那是调动私心,因此狠批物质刺激,禁止各种承包制度,迫使基层干部集中力量创造共产主义新人。如此极端的政策,固然符合两种激励机制的竞争逐步升级、走向破釜沉舟的逻辑,但也意味着关闭93%的能量,依靠7%的能量推动农业生产。结果,产品严重匮乏不说,在我的感觉里,那7%的精神力量也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历尽摧残之后,剩下的还不足3%。

第三种,政治压力。

所谓政治压力,对我来说,主要体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训人。大家干活的时候,如果有人站着聊天,半天不动弹,我就吆喝一嗓子:“动弹啦动弹啦,要聊回家聊去!”再严重点,就在出工前不点名地警告一番。“有人思想成问题啊。我数了,一上午铡草不到二百下!一分钟还铡不了一刀!给谁干呢?给你自己干呢!你偷懒,不是剥削大伙嘛!再不自觉,咱们就拉出来说说!”如果有谁反抗,顶嘴带脏字,我就狠狠扣他的工分。我对社员如此凶悍,以至我们队的小孩哭,当母亲的会拿我来吓唬孩子:“哭,哭,再哭吴思来啦!”

当然,作为平衡,也要经常表扬劳动态度好的社员。

保持政治压力,我认为是填补缺口的主要手段。以我们生产队而论,那56镐的缺口,假如以身作则和道德感召的力量可以补上6镐,思想教育可以补上4镐,政治压力就可以补上16镐甚至20镐。于是26镐至30镐有了着落,剩下的26镐到30镐则难以弥补,体现为怠工造成的净损失。

这种估计,用来解释大寨,肯定低估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干部带头作用的力量。大寨的社员很少怠工。但用这个比例解释我们生产队,解释全国的情况,未免过分乐观。大包干之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在家里的人,劳动质量明显提高,劳动时间却大大缩短,由此可见,公社体制下怠工的净损失不止一半。

八亿农民怠工,中国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极左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没有能力弥补激励机制的缺口,就守不住集体经济的阵地,更别提继续前进了。

五、干部激励机制的缺口

算到这会儿,一个新缺口出现了:那些以身作则、进行思想教育、维持政治压力的干部,他们的动力来自何方?普通社员激励机制的缺口靠他们勉强补上了一半,但在这一半的背后,补缺者自身的激励机制,也是千疮百孔,随时有瓦解的危险。

我当生产队指导员的第一年,平均每两个月,生产队长向我辞职一次。其他五位队干部也穿插其间。撂挑子的原因很多,为了省事,仍旧以水渠为例。

有一天,大队书记的堂兄忽然将通过他房后的水渠拆毁,几十亩麦田的封冻水没法浇了。他说水渠渗水,把他家的房基洇了,要求队里挖地三尺,用水泥浇筑这段水渠。我们去他家看了,一丝水痕也没有,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就要断水半个月,大量耗费贵如面粉的水泥?生产队长认定大队书记支持他堂兄刁难自己,立刻找到我,宣布辞职。

这位生产队长年近五十,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农活很好,自留地和庭院收拾得妥帖至极。他看前任队长一而再,再而三地撂挑子,什么事也扛不住,多次耽误队里的农活,心里有气。所以,我请他出山,一探口风就觉得有戏,按常规三顾茅庐之后,他就接手上任了。没想到刚上任就遇到了这种挑战。

拆水渠的汉子大约三十六七岁,精灵鬼怪,好讲三国,是我们生产队的人尖子。新队长也是人尖子,便有了几分竞争关系。新队长不肯受他的气,所以一遇挑战便派人去硬修断渠,那汉子干脆往断渠上一躺:要动家伙就往我身上招呼。派去修渠的石匠自然不肯为了队里的事打架,就找了队长,队长又气哼哼地找到我,说这是受大队书记的指使,没法干了,宣布辞职。其实他夸大了挑战的来头。大队书记私下跟我说过不少新队长的好话,请他出山当队长也是大队书记的建议。

我上门问那闹事的汉子,为什么早不闹晚不闹,队长刚上任就闹,是不是对人家有意见。汉子说,早就想闹,看前任队长溜肩膀,怕吓着他,就忍到现在。新队长不是本事大吗,怎么也这副德行。现在想来,这话其实也是斗气。庄稼急用水的时候他不敢断,怕激起众怒。庄稼不用水的时候,我们又不怕他断。浇可有可无的越冬水之时,最是打劫的好机会。结果,僵持数日,经过四五次往返谈判,闹事的汉子放弃挖地三尺的要求,只要用细水泥把他屋后这段水渠抹上一层,就容许过水了。

此事解决了,队长的心却凉了,死活不肯再干。于是,我又拿出对付前任队长的老办法,吃过晚饭就到他家做“思想工作”。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大伙的事,都不干谁干呢?你也不干我也不干,秋后大伙喝西北风?”然后就端过他家的烟笸箩卷大炮,喝他家的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几句,每天熬他到半夜,按照常规,熬到第五六天,再坚决的人也会答应继续干。遇到特别顽固的情况,我还会拉上其他队委会成员,甚至拉上大队书记,一起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起去熬他,轮流去熬他。

按照左派的革命逻辑,干部干部就是先干一步,除了责任义务和指挥别人的荣耀,当干部几乎没有物质方面的好处,全凭革命精神的支撑。在那57镐里,他们只有1镐,但他们却要晚上开会,处理琐事,白天操心安排农活,带头多干,督着别人多干,不时还要干点堵人财路的事,得罪几个路子多的能人。这就意味着,他们付出了两到三镐,所得只有1镐。他们让普通社员搭了便车。

当然,干部偶然也能在招工招生等好处出现时优先一把,但那不是主要因素。如果特权多、待遇好,就像大公司高薪雇佣管理人员一样,也可以构成强大的激励体系,但这条路与“文革”的理想背道而驰。当时正在抓“党内资产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主要罪状就是利用特权搞腐败。众目睽睽之下,那时的特权收益比现在少得多,在干部比普通社员多付出的10镐中,平均起来,特权未必能抵偿两三镐,缺口依然存在。

地主和资本家都有足够的动力监督雇工的劳动,正如雇工也想方设法逃避监督一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双方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构成均衡,维持着经济的运行。但是,地主资本家监督管理的动力来自剩余索取权,监督带来的收益完全归他们自己,亏损也要由自己承担。这种物质利益的奖惩机制是有效的,但被视为资本主义道路。在大寨模式中,干部监督管理的收益全归大众,他本人的收益主要来自精神和社会地位方面的荣耀。那么,干部的社会地位、当干部的精神愉悦和指挥别人的荣耀能不能补偿那些额外付出呢?这就因人而异了。

前任队长,开头觉得还能补偿,干得时间长了,荣耀和地位带来的愉悦淡化了,就觉得难以补偿了。干得越久,与怠工和占小便宜的社员的冲突就越多,对人性和自己的服务对象就越失望。最后,原来还有几分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消磨殆尽,轻蔑和愤懑越来越重。队干部找我撂挑子的时候,往往会撂下一句狠话:“这帮东西,饿死他们也不屈!”

新任队长,支撑了大半年后,荣耀感同样淡化了,对前任队长缺少担当的义愤消失了,儿子又进公社农机修配厂当了工人,继续当干部的利益相对下降,于是,遇到一点小麻烦就辞职了。最后我请出一位有残疾的中年人接替他当了队长。如果我继续熬他,未必不能再使他撑半年,但我失去了熬他的兴趣。

和那些辞职的干部一样,我对人们的一般看法越来越坏,温情越来越少。开始,我希望自己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生活得彼此分不开,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努力去热爱人民。当干部不过一年,有一天,偶然和其他公社的先进知青聊天,说到社员偷懒的现象,我咬牙切齿地冒出一句:“一群牲口,恨不得拿鞭子抽!”话一出口,心里一惊。我这是怎么了?本想热爱人民,怎么反倒滋生恨意?本想当人民的勤务员,怎么心里成了奴隶主?我隐约感到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六、反向改造世界观

这又扯出了我心里的一个漏洞。队委会激励机制上的缺口,由我这个一把手负责填补。我凑凑合合地补到60分及格的水平,但我心里的缺口谁来补呢?

按照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的要求,“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这个漏洞似乎可以自我填补。就好像饿了要吃,渴了要喝一样,热爱人民就去为他们服务,从而得到自我满足。但在我的感觉中,这种纯情感的东西,在与工农大众的冲突中会逐渐冷却,缺口越来越大。靠爱和情感补不上。

我们村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缝个大兜兜。”描述了众人踊跃占集体便宜的场面。如此描述有些过分。我的印象是,在正常年景,五分之一偷,五分之三搂,五分之一不偷也不搂。每到偷窃收益最高的季节,队委会就推出我当一个月的护秋员。我是外来的愣头青,敢得罪人。几个月护秋员干下来,每天想贼防贼,练出了一双贼眼。我每隔三五天抓一个贼,创造了我们村看秋历史的最佳战绩。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在这种检验和调整之中,我的世界观悄然转变。多年之后,我接触到西方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定:人们理性自利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说法让我眼前一亮,好像揭去了看秋练出的贼眼的最后一片蒙子。

现在回首往事,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确实得到了改造,只不过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截然相反。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我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从醉眼陶然的一片粉红,变得越来越像老鼠,善于在黑暗中发现利益和危险——贼眼贼亮。

回顾对农民感情的变化,我还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当年的愤恨现在又变成了赞赏。过去,教条把工农大众描绘成精神最干净、关心集体、大公无私的圣人集团,抬高了我的期望值,一旦失望就滋生恨意。现在,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人类理性自利的假设,期望值已经降低,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也变成了对利益制衡体制的信仰。此时心态平和,把千方百计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当然,发现一点自我约束也知道珍惜。再看农民与管他们的人斗智斗勇,包括当年与我斗法,妙手连发,不禁欣赏起他们的反抗策略。由此看来,现实主义培养同情和温情,理想主义反倒助长仇恨。

顺便提一下,我对工人阶级的感觉比对农民更糟糕。1974年,我曾在当时最革命的石油战线当过一个月的翻砂工,发现工人们每天只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我多干了,就有热心的师傅劝我注意群众影响:你这样干可能提高定额,连累大家,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后来我在大港油田干活儿,以中上等速度干两个小时,师傅就过来制止我们,说一天的定额已经完成。我大惑不解:号称最先进的领导阶级为什么也偷懒怠工?多年之后,我看到刘少奇在安源煤矿组织罢工的经历,工人得势之后,每天只干半天活,整得公司承受不了。李立三在路口拦截工人,不许他们早下班,工人就骂他是资本家的走狗,还动手打他,气得他大哭而去。刘少奇为此苦恼很久,还请教了来访的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跳出教条之后,我才闹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工人农民和地主资本家一样,每个阶级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互相冲突的追求构成均势,社会因此正常运行。确实有自觉精神这种东西,但仅靠某个阶级的觉悟和自律是不够的。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认识就是我转而信仰利益制衡体制的根据。

随着世界观的悄然转变,我的浪漫情怀越来越淡,理性和算计深入骨髓,本来依靠理想和信念填补的缺口也进一步扩大。干部当到第二年,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身力量补不上那二三十镐的大缺口。我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前途深感悲观。极左派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越来越显得渺茫。我开始怀疑继续死撑下去的意义。

在真实的心理活动中,这个变化过程体现为拉锯般的冲突。革命热情逐渐冷却让我深感恐惧,便调动起全部力量与之对抗,精心呵护心中的每一颗火种,鼓起腮帮子吹出火苗。这时我写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几句诗:“火红的党旗呼啦啦地飘!我们是党旗上的镰刀!我们的热血在党旗上燃烧!”我迫切需要用热情的大话给自己加热。

总之,靠精神力量或世界观改造补不上缺口。那么,靠行政升迁如何?

如果像国营企业那样,出色的管理者可以得到行政体系内部的升迁,这当然是有效的激励。不过,农村干部能够进入干部系列的概率极低。大寨出了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中央委员,这种概率,在全国上百万个村庄里,连二十万分之一也没有。建筑工人的年度死亡率是十万分之八,这种死亡风险几乎不在职业选择的考虑范围之内,而成为中央委员的概率还不到这种不值考虑的概率的6%。对农民来说,成为公社干部的机会也小到了不值考虑的程度。一旦升官的概率低到一定浓度,激励就不再普遍有效。反过来,撂挑子,争取更多的闲暇,才是获得福利最大化的策略。这也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选择。

结论:干部激励机制的缺口,靠行政升迁的路也补不上。

不过,这条路可以列入我的考量。我是知青,又是先进典型,从大队领导升到公社领导再升到县委领导的概率远高于常人。我当时确实也如此预测自己的归宿。问题在于,追求升官的个人前程,还能算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吗?我想走这条路,到底是为了对革命做更大的贡献呢,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地位呢?我糊弄自己说,地位越高,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这是为了革命。但我怀疑自己是自欺欺人,而且可疑程度超过六成。

如果没有升官,如果我和农民一样需要养家糊口,大概用不了几年,我的肚子就会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如果我因为学大寨积极而很快升官,恐怕我会继续与农民作对,加大向小生产进攻的力度,在更大的范围内割资本主义尾巴。

顺便插一句,我的升迁完全是由上级领导决定的。甚至在入党之前,公社副书记和大队书记就找我谈话,内定我为生产队指导员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连群众意见都不必征求。继续听党的话,继续与农民作对,对我的升迁有益无害。

如果我在明白是非之后升了官呢?我会为了自己的前程昧着良心推行极左路线吗?我会像安徽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那样默许大包干吗?我不知道。官场也是改造世界观的好地方。

七、临阵脱逃

以极左的标准衡量,我的插队经历就是一连串的失败。青年突击队的义务劳动首先受挫,以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替代雇佣劳动的梦想破灭。限制自留地或曰资产阶级法权的努力以退让告终。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的企图也一再失败。屡战屡败之后,我失去了发动进攻的锐气,和多数基层干部一样转入守势。

每年深秋,种完冬小麦后,县里都要开二十多天的三级干部会,简称“三干会”。先在公社开,再转到县里开,整党整风,建班子。我连续参加了两年,每年的重点都是解决干部撂挑子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干部激励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年底便是干部撂挑子的高峰。我们听大量鼓动报告,接受上级给我们打气,学习先进典型,互相批评并自我批评,听革命前辈训我们没出息,听公社书记跟我们说好话,说大话,再集中解决几个让人灰心丧气的难题。最后人人过关地表个态,承诺再干一年。那么,经过多年的筛选沉淀,什么人留在干部队伍里?

我们听过一个生产队长的报告,题目是《当队长有瘾搞管理没够》。许多有管理偏好的人,当领导感觉轻松愉快的人,组成了生产队干部的群体。他们有个人特色的选择偏好降低了当干部的成本,提高了当干部的收益。只是这种人比例很小,经过长期沉淀积聚起来,也未必能补上激励缺口的两三成。

各级领导竭尽全力,只能勉强维持这种均衡。这是学大寨运动维持不垮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漏洞百出,但最高司令部一轮又一轮地动员发令,干部队伍像环环相扣的战阵和各级督战队一样挺在那里,经受着八亿农民海潮一般扑向自留地的正面冲刷,经受着农民和农村干部大面积怠工在内部和背后的淘洗。

僵持之中,恢复高考了。

我曾经在公社大喇叭里放出大话:“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这句大话悄悄给升官的前程留了一条路,却完全堵住了进工厂和上大学的路。

一位和我同样肩负重任的知青朋友劝我:“我试着扎根了,但我发现贫下中农的心里是一片沙漠,你扎根其中也无法成活。”他考上了清华。可是我的大话余音缭绕,报名高考无异自打耳光。我咬紧牙关,不理父母的请求,不报名,不复习,默默抵制了那年高考。伙伴们在考场中答卷的时候,我正爬在树上打核桃。秋色西来,天高云淡,我胸中激荡着自我牺牲的悲壮感。

1978年,社会大变动的各种迹象越来越显著,大队书记和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副书记先后找我谈话,表示支持我参加高考。我表面上显得不太情愿,答应考虑考虑,暗自却高兴有这个就坡下驴的机会。我自欺欺人地想:上大学也是为革命,本事大了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所我认为最具理想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学校。考分到达村里的时候,正是护秋的季节。人们大呼小叫地找到我,说我的考分特别高。我半信半疑去大队广播室看了成绩通知单,果然远远高于录取线。我心中一阵狂喜,却故作镇静,不紧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镰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线出了村。走到荒僻处,终于按捺不住,一口气跑上十几层楼高的山梁,毫不气喘,兴犹未尽,又蹦了几个高。平静下来后,我为自己的反应大吃一惊。我怎么这样?不是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吗?我那么想离开农村吗?我还以为自己对农业学大寨的伟大事业恋恋不舍呢。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条经验:人们往往并不了解自己。

新鲜劲过去之后,我心底的羞愧露头了,而且数年挥之不去。我食言了。我怕苦了。我临阵脱逃了。同时我又感到大为轻松,真切体会到什么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不必在一场预感到失败的战争中苦苦支撑下去。

八、如今了然识所在

多年之后研读明史,我注意到明朝初年和共和国初期似乎有某些相近之处。朱元璋搞的不是国有化,准确地说是官有化,剥夺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利,尤其是大地主大商人的权利,将尽可能多的资源集中在自己手里,同时严厉约束各级官员,鼓吹道德教化。

顺着这条轨迹上串下连,我获得了另外一种眼光和感觉。我感觉自己当年很像朱元璋手下的酷吏。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与各个社会集团对抗,尽量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官家手里,努力清除反对我们崇高理想的人们。我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样就能建成共产主义,正如朱元璋以为这样可以建立合乎王道的万代基业。

资本主义,如果视为夺取皇家贵族和官僚集团手中的权力,由资产阶级集体控制政权,那么,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就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将政权置于无产阶级集体控制之下。可是这两种权力转移并未在中国发生。我参与的事业,一方面是铲除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是控制驱使农民群众,而不是被农民群众控制和驱使。这种体制,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是否可以称之为“官家主义”?(参见拙作:《置疑“权贵资本主义”》,《凤凰周刊》2005年第13期)

因主张和信条不同,所谓“官家主义”又分为多种类型。儒家信条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败阵之后,以赶超西方为目标的各种主张登上了历史舞台。我插队的时候只熟悉其中的两种主张。一种是:官僚集团直接承担资产阶级的使命,管理生产,计划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把全国办成一家大公司,这条路线被毛泽东斥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另一种是: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创造共产主义新人和新世界,顺便完成四个现代化,并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本主义时代的其他问题。这种远远超出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眼界的追求,就是毛泽东的理想。后人把这种理想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固然不错,社会主义却大成问题。这里根本就没有农民之类的社会集团说话的份儿。

从上述角度看去,左派右派之类的标签,都是超越历史阶段错用的分类符号。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官民之分,即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团及其官僚代理人集团,与农业工商业生产集团的区分,才是更加符合时代特征的一级分类。只有生产集团控制了暴力集团及其官僚代理人之后,左翼右翼之类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关的标签,才能上升为一级政治分类。在这套分类体系中,我为强化极权、削弱农民势力而冲锋陷阵。可是,任何集团的势力太大,和皇家贵族势力太大或资本家势力太大一样,都是一种社会失衡,都将造成社会灾难。

在新的历史坐标系中,当年的困惑和迷茫消失了。如今了然识所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国历史可以说是官家主义的历史。毛泽东时代,用自己的理想塑造社会人心的全方位努力登上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并且凭借强权打造了工业化基础。“文革”之后,从农村到城市,处处民进官退,不时出现“小政府,大社会”的说法,新的均衡似在形成。迄今为止,对这种新均衡的意识形态描绘和理解尚未定型,就连我在此使用的“官家主义”也是正在形成之中的概念,我们仍处于下一个均衡类型重建之前的探索和动荡之中。

我希望在中国建立所有社会集团共同当家作主的社会,大家靠投票立法定规,我以为那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每个社会集团及其成员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谁也不能凭借暴力专别人的政。资产阶级固然财大气粗,但工人可以依靠工会与之抗衡;农民固然是一盘散沙,但可以凭借农会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为本阶级争取更多的利益。为了保护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弱者,消除拼命谋生的土壤,这个社会还应该设立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体系。

倘若我梦想落空,中国出现了原始资本主义社会,立法定规全由资本家说了算,禁止组建工会,禁止罢工,凭借暴力专工农大众的政,那时候,即使我衰老不堪,我也要再当一回左派。这不是出于什么阶级感情,而是出于对利益制衡的信仰,出于对公道的信仰。公道自在人心。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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