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罗马尼亚之前，作家诺曼·马内阿曾经与一位诗人朋友有过多次的争执。诗人刚从巴黎旅行回来，向他倾诉法兰西文学的衰落和法国文人的轻薄琐屑。西方的并不都是美好，而留下来也并不总是很糟糕。这大概是他们之间分歧的缘由所在，诗人认为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出身：“我们不得不留在这里，留在我们的语言环境中，直至生命结束，不管可能发生什么。”
而马内阿却认为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为了写作，我们首先必须活着：“墓地里有的是不再写作的作家。他们留在这里，在自己的坟墓里，不再写作。”写作当然重要，但是生存同样重要。这种有些陈词滥调的观点又一次主宰了一位作家的现实。1986年，马内阿离开了罗马尼亚，远去柏林，一年后转道去了美国，从此在美国定居，教书写作。
1997年，在美国生活八年之后，马内阿得到一次重返罗马尼亚的的机会，所有过于过去时代的记忆，关于家族和父母生活的联想，关于这些年的罗马尼亚的变化瞬间一幕幕闪现在脑海里。这就是他的回忆录《流氓的归来》的缘起。事先需要说明的是，这次重返祖国并非衣锦还乡，事实上，在离开罗马尼亚之时，他已经不堪秘密警察和审查部门的困扰，他并不想成为一名流亡作家，成为一名所谓的叛国者。而在美国生活多年之后，他发表的文章和作品，依然使其成为一名国家公敌。为什么要回去呢?离开之前，马内阿与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在餐馆内的一次交谈中涉及到了这个话题，他不想成为流亡者心目中的英雄，被祖国诅咒的逆子，但是罗斯告诉他说，这趟旅行可能会治愈他的“东欧症”。
如果不考虑到流亡作家的更多心理身份的复杂性，我们可以尝试将其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像纳博科夫和约瑟夫·布罗茨基为代表的，移民到美国之后，尝试用新的语言写作，极力融入到英语文化当中，他们至少熟稔两种语言，可以在两种文化之间自由的游弋，他们的归属感更多地源于对美国的认同。他们身上缺少那种顾影自怜的失落感，而且他们通过自己的写作获得了成功。
1963年3月，《花花公子》杂志采访纳博科夫，在记者问及为何不再用俄语继续创作时，纳博科夫认为，他使用俄语创作的文化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侨民时代流亡文化圈已经消失，他自然也不会用俄语写作。对他来说，如果随着环境发生了变化，他自然会变换自己的语言，适应新的语境写作。因为对一个作家而言，作品才是他真正的护照。任何国度，任何流亡都无法让他丧失生命力。布罗茨基在美国的散文写作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与他使用的语言有很大关系，如果他不是用英语写作，在美国他依然不过是一个开设诗歌课程的大学老师。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流亡者，像马内阿这种，前半生经历过纳粹集中营、大屠杀、极权主义统治和流亡，他伤痕累累的走来，无论去到哪里都显得无所适从。在《流氓的归来》中，马内阿坦诚自己流亡的困惑：“随着离去，我身上有多少部分将死去。我想知道，对一位作家来说，流亡是否等同于自杀?”他当然不会自杀，但是在另一个国度，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丧失了自己的读者，陌生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但是过去依然如影随形。
这些失语的、断裂的、碎片化的故事就构成了他所有小说的基调。就如同他的小说《巢》中写到的几代移民，他们有的用书籍建构了自己的新家;有的永远找不到家，从此消失，或被谋杀;有的依然在路上，不断地尝试，调整自己的心态，渴望与新的环境融合。不同的命运，不同的象征，正是作者本人马内阿真实与隐喻互相指涉的写照。这是一份写给流亡者的悼书：有人类以来，流亡就是最悲惨的命运。记忆的阴影缠绕不散，语言在匮乏中失声，孤独是他者的常态，死亡才是最终的“巢”。
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论及流亡时说，流亡首先是人对自我的背离，对思想自由的放弃，它遮蔽理智，约束疑问，消解焦虑彷徨，接受俯首听命，而不再畅所欲言，大胆质疑。流亡之后的生活再也不是单一的视角，生活变得混乱而复杂。尤其对一个说着外国语言的作家而言，除了写作，别无他法。只有从内在流亡的角度，母语流亡的角度解读《巢》，你才能从中找寻到蛛丝马迹：为何马内阿会用一种如此大胆，背离常规的方式写作。
他的小说寻找着那些精神的同类，渴求的是一小部分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的理想读者，即那些总是陷入各种困境，无法应对正常的生活，总是纠结于过去，具有深深的负罪感，仿佛自我的逃离是一种背叛。这就是，一个外来者被抛弃在完全陌生的国度中如何煎熬，找寻归属感的故事。
而在他另一小说《黑信封》中，故事更加的扑朔迷离，情节更加的支离破碎，暗语和呓语成为了小说的隐喻本身，这是一本用密码写就的小说，因为内在的流亡早就开始了。这马内阿离开罗马尼亚之前出版的最后一本小说，某种程度上，这本小说引发了他远离故国的念头。在他1990年写下的随笔《审查报告》(收录在随笔集《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中，马内阿回忆说，为了创作《黑信封》，他一直努力寻找一个隐喻，表现我们封闭而残缺的社会，变现内心难以释放的压力和痛苦，表现人们的沮丧和挫败感：“我要创作另外一个现实，来表达我们实际的生活：无尽的队伍(为了面包、手套、肥皂、汽油和手纸)、可怕的医院、无处不在的告密者和夸夸其谈的骗术;寒冷、害怕、玩笑、默然、疲乏、恐怖甚至我自己的痛苦。孤独的个体和群众。绝望、爱、恐惧、罪恶、脆弱、幻想和噩梦。”
这就是他想表达的故事，但是在我的阅读感受中，总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就好像他使用这么多的短句表达一种不可言传的情绪，我甚至能感受到他写下每一个句子的时刻，都有一种担心他的笔被人凭空夺走似的恐惧。他只能借助大量隐晦的意象和隐喻来传递他想表达的现实。
但是最恐怖的一幕出现了，在小说出版前夕，他收到了国家部门的审查报告，除了列举众多需要修改的部分之外，审查报告中还详细地“解密”了他小说中用来影射纳粹主义和罗马尼亚独裁主义的句子和隐喻。他说他害怕了，厌恶了：“在极权统治下写作的作家常常在作品中使用诈术、典故、暗码或粗糙的艺术形象，痛苦而隐晦地和读者进行沟通，同时他们又希望躲开审查者。受到阅读的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欺骗，而这有让他们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苦。”这大概是最终驱使他成为一个流亡者的缘由。
但成为一个流亡者作家，同时意味着失去自己的读者，成为一个同胞眼中的叛国者，背负着骂名，远离了苦难，丧失了自己的根，永远处于一种背井离乡的漂泊者状态。在马内阿与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对谈《在我离去之前，结清我的账目》中，贝娄回忆起自己的家庭初到美国之时遭遇到方方面面的困境，身为犹太人的移民在世俗化和美国化方面都有着很多的困惑，而有一天他的父亲去世了，哥哥告诉他这句话：“别再像个移民那样行事。”这句话大概引起了马内阿的情感共鸣，以至于最终最为他们对谈部分的标题。他并不想成为一个流亡者中的英雄，他也不想成为祖国的叛徒和罪人，他只想成为他，一个欧洲人，一个小说家，一个渴望找到家的人。
思郁
2015/10/7书
来源：思想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