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们要求政府加强监管，不如要求政府给予我们更多的知情权、发言权、(各专业)自我组织权。我们要理顺关系，就是把自己应负责的事情交给个人去处理，政府应对个人的努力提供条件和保护。
（原标题：由疫苗事件来谈提倡自我负责精神）
无论从当年中国的防非典，还是去年非洲的埃博拉肆虐，我们都可以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些疾病都是由病毒传播的，病的治愈也主要是靠自身免疫功能的作用。自身免疫功能的丧失是无法战胜疾病的。无论人还是其它生物体，几乎每时都在受到各种病毒的侵袭，所以能健康成长，全凭着自身强大的免疫功能。一个社会也是这样，无时不是处在各种矛盾的冲突之中，要能健康发展，主要是看这个社会的自身调节能力。社会发展到今天，完全靠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或是完全靠个人的努力和市场的作用都是不可能的。但一个社会的正常运作，是基于政府的作用，强调被“管理”，强调对集体的依赖;还是强调个人的自尊、自爱、自重、自我负责精神;是一个有关社会发展的重大思想认识问题，是很多具体问题如何解决的基础。
社会的细胞是“人”，如同一个人的器官受损，最终也是细胞受损一样，所有社会问题最终都要落实在“人”的身上。所以说社会的免疫能力就是个人对自己的责任心，个人都知道问题如何解决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问题”了。社会出现了问题，首先需要的是每个人先想想自己应怎样做，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而不是去谈一些慷慨激昂而与自己无关的空话。现在有一个流行说法，“百姓之事无小事”，这主要是百姓的事都要乘一个百姓的人数。这就说明，如果缺少百姓个人的自我负责精神，任何一件百姓的“小事”也可以变成无法让政府解决的大问题。我们细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中一些棘手问题都是这样形成的。在每年召开的人代会上，代表们提出了成千上万的建议和议案，这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参政议政热情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心理。现实中的很多问题是要靠更多的人主动努力去解决，而不是靠政府来下命令、来指导，很多事情靠国家行政力量也是得不到解决的。
有不少人注意到蚁群和蜂群的高度有序性，也希望人类组织成这样 “有序” 的社会，这种想法是极不现实的。蚁群和蜂群的高度有序现象只能在初级动物中才能见到，动物在进化中抛弃了这种形式，除去昆虫类再没有这种生存形式。这种形式的“社会”组织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公蚁，工蚁，后蚁都有天然的差异，必须相互依存。而人从自然的角度来讲，是平等的，有共同的需求。对昆虫这种有序“社会”的想往，导致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承认和赞许，容易导致集权现象的出现，很容易出现社会的更大混乱，这是足够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人类社会必须注意这一点：尊重每个人，每个人也必须首先对自己负起责任。
中国早期的传统文化对“自重”、“自爱”是十分重视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重视民生社会的基础。中国古传统文化提出的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所强调的首先是个人对自己、对“家”的负责精神，然后逐步发展到对“别人”、对“国”、对世界的责任。这种顺序是十分重要的，但可惜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偏离了这个宗旨，从“重视个人”转到所谓“忠孝”为先，迎合专制体制的需要，依赖“好皇帝”、“清官”，个人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就逐步开始被削弱了。
人们对政府依赖心理的形成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就象是一只蚂蚁，太脆弱了。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彼此相对来讲并没有太大差异，为公平竞争提供了基础。如果社会产生泾渭分明的一个个“团体”，这时如果出现矛盾冲突就很可能造成灾难。强调“个人”不是太自私了吗?我们不是应该把“集体”、“国家”放在第一位吗?“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从来都是相互的，没有与“个人”无关的、空洞的“国家利益”。我们强调个人对自己的负责精神，是指在具体事件中，个人首先要做出自己的努力，要有主动精神;在大家协调共同工作时，强调“亲兄弟明算账”，从“小人到君子”，避免无谓的争吵和内耗。个人对自己的负责精神不是“自私”，也不是为自己而去损害他人利益的“自私自利”。自我负责精神是社会“诚信”的基础，当国家、政府、单位将个人的一切全“包”下来时，个人失去了主动性，没有了选择的余地，也就不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每个人也就不再需要恪守“诚信”原则了。社会丧失诚信的现象所反映的是个人自我负责精神的萎缩。
今天的常态国家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就是国营企业占很大比重的新加坡更是强调市场的作用。市场经济最大特点是个人是自由的，个人的资产是自由流通的，同时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和资产负责。由于市场过于庞大繁杂，不可能靠有限的机构，如政府，来进行有效的监管，出现问题，例如出现假冒伪劣产品，应该由个人组织起来的各种行业协会来解决。涉及到需要“强制”手段，才应该由政府(权力)出面。当前出现的疫苗事件问题，由于涉及面广，后果严重，引起人们的关注。大家一致认为是药监局的失职，但从不想想，国家之大，纵横交错，药品生产、销售环节众多，靠有限的药监局的官员们能监管过来吗?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早就是我们社会的顽疾，每出现一次大问题，就喊加强监管，对问题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而结果呢?现在是需要我们想一想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就是“追责”也要形成这样的过程：张三从李四买到假产品，去找李四，李四去找给他供货的王五，王五再去找马六……，也就是追责是具体“人”(包括法人)的链条，而不能推到包装盒上的监管局批准“批号”上，去看审批是否严格。
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信用”经济，几乎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货币起到了最基本“信用”的作用，但由于市场的复杂性必须要有更多的“信用”机构来担保市场的运行。各种商会、协会都应该起到这个作用。重要的是这些“信用机构”必须和“权力”分离，也就是不应该由政府出面来组织。这里原因有两个，一是这样的机构没有主动性，有了也是形同虚设。现在名义上的这种机构很多，几乎没有作用，原因就是做不到和“权力”分离。二是“权力必然带来腐败”是铁的规律，“信用机构”有了“权力”介入，它在市场所起的作用就不再是“信用”了。我们要吃到放心的食品，要服用真正有效的药品只有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鉴别能力。每个人的专业水平是有限的，但我们可以交流，靠自己组织起来。政府的责任应该是为我们大家交流和自我组织起来提供方便，而不是相反，去越俎代庖。我们要求政府加强监管，不如要求政府给予我们更多的知情权、发言权、(各专业)自我组织权。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可以说是给治“贫弱”下了一剂“猛药”。初期的确成效是显著的，但计划经济不注意个人对自己负责精神的培养，强调统一计划，凡事都要依靠“组织”来解决，使得社会的自身调节能力越来越弱。导致政府要管的事情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最终到了负担不了的程度。同时缺少个人精神的工作是被动的，整个工作只能在较低的效率下运行。一方面是臃肿的“父辈”式的政府机构，另一方面是没有主动性和责任心的“孩子”，从两方面构成了社会的“大问题”。为此我们提出了走市场经济之路，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就是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但是历史的巨大惯性并没有使我们认识到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精神的重要性，也没有注意减少个人对政府的依赖，使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成为一句空话。今天我们要理顺关系，就是把自己应负责的事情交给个人去处理，政府应对个人的努力提供条件和保护，如果不这样，仍然处处表现出一种“父爱”精神，去承诺无法做到的事情，结果只能是助长人们的依赖心理，非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建立不起来，也为社会的动荡留下伏笔。
最后，将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是好汉!”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