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而那些“发明”公共食堂,鼓吹公共食堂,强推公共食堂,把公共食堂奉为“神圣天堂”却把人民推向地狱的人们,是否也应该做深刻的反省呢?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三年大跃进运动造成的的灾难程度,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而农村公共食堂,则是大跃进运动中最严重的极左恶魔,最荒唐的极左怪胎。

有人对此表示质疑:不对吧,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灾难应当是文化大革命嘛,十年浩劫,冤狱遍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灾难吗?但是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很多地方连续5年下降),人口数量连续三年大幅度减少,却是文革没有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记载,大跃进时期的1960年,我国人口减少1000万左右。按照正常数据,本该增加1000多万,却减少了1000万,两者相加是2000左右。也就是说,1960年我国损失人口2000万左右。再加上1959、1961和1962年的人口损失,肯定是要超过3000万的一个庞大的数字。

而文革10年,虽然动乱不休,祸害不停,但是由于在经济上消除了大跃进的狂热极左,尤其是没有公共食堂这个极左怪胎,国民经济整体上是缓慢行进,而人口数量每年以1000万左右在增长,没有负增长。这就说明其灾难程度要低于大跃进。而之所以多年来人们反思文革的呼声相对普遍而强烈,而反思大跃进的舆论比较稀少甚至沉寂,原因可能是是因为大跃进年代较远,文革距离较近;更主要的是,文革受害的大多数是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有强大的发言权,可以不断发声;而大跃进的受害者几乎全部是最底层无地位无文化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死得莫名其妙,死得糊里糊涂;他们实际上也是被公家制定的极左政策害的,是蒙冤而死的,却又无法诉说,无力伸冤,至今被压在浩瀚的历史尘埃里。所以造成了反思文革的声浪远高于反思大跃进的声浪的结果。

说公共食堂是大跃进最严重的极左恶魔,是大跃进“百害之首”,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众所周知,大跃进的灾难主要是“五风”肆虐造成的。1959年7月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发现无为县的公共食堂里尽是野菜树叶,于是他悲愤地赋诗道:“建国已十年,黎民尚菜糠。五风吹不尽,惭愧吃公粮!”

何谓“五风”?就是大跃进普遍流行的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权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这“五风”像五把刀子,把整个农村刮得十室九空,一贫如洗,广大农民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磨难。那么,这“五风”和公共食堂是何关系?为什么说公共食堂是“五风”的总根源,是一切灾难的集中体现呢?

先说这“共产风”。首先,公共食堂就是共产风催生的怪胎,而它本身就是最大的共产风。当时上面一声令下,大家都进入共产主义了,都要吃公共食堂了!于是,把自家的锅台扒了,锅笼砸了;把自家的粮食、蔬菜、油料等搜刮干净,统统交给生产队,把自家的猪、羊、鸡、鸭统统交给生产队,把自家的牛、马、驴等牲畜也要统统交给生产队。既然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了,那么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一个村一个队在一起吃饭,当然都是随便吃,随便拿,既是“共餐”,也是“共产”,这样一来,就没了“家庭”“私有”的概念。公社和大队,可以把比较富的东村的物资调到比较穷的西村,也可以把比较富的南庄的财产调到比较贫的北庄。李家没有房子,可以搬到王家住;王家没有桌子,可以到张家抬。

这样,吃饭是绝对平均主义,物资可以随意调拨,生产队的原先的一点积累资金都被上级要去,这就是毛泽东一再批评“共产风”的特点:一平二调三筹款。这种“共产风”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开始时,那些家底比较厚的农民一听说吃食堂,要“共产”,为了避免吃亏,纷纷杀牛宰羊,连小牛犊也不放过;那些没法宰杀的家禽,就卖的卖,送的送。所以食堂化一开始,就是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以后公共食堂再也吃不上肉了,辽阔农村再也见不到牛羊撒欢、听不到鸡鸣狗吠了。食堂不能养猪,吃食堂的农民更无法养猪,市场上买不到猪肉,恐怕北京市也见不到猪肉,所以我们的伟大领袖只好三个月不吃猪肉,其他城里的高官们恐怕更长时间也吃不上肉。

“共产风”严重挫伤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破坏了农村应有的生产力,造成粮食连年减产,形成恶性循环,最终酿成亘古未有的历史悲剧!

但是,如果不办公共食堂,取消食堂化,这些悲剧就可以避免。一家一户做饭,家庭私有财产就无人敢侵犯;如果有些基层干部胆大妄为,随意去拿私人的财产,必然会遭到激烈的反抗。一家的反抗固然微弱,但是你也反抗,他也反抗,千千万万的反抗形成强大的洪流,就会使那些胆大妄为者有所顾忌,就会使某些害民的政策得以纠正。一家一户的财产固定了,到处是农民的小家庭,分配农民生活的生产队、大队也不敢胡来。东庄就不敢调拨西庄的物资,南村就不敢拿掉北村的财产。有恒产就会有恒心,那些物资财产就会在农民家里妥善经营,不断增殖。那些粮食、蔬菜、油料等就会在农民家里科学安排,一点也不会浪费。那些猪牛羊就会在农民的家庭里茁壮成长,繁殖兴旺。这样,农村就有生机,市场就会繁荣。虽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农民的积极性得不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但只要没有公共食堂,农村肯定饿不死人,农民好赖都有饭吃,生产肯定会不断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领袖在1958年12月郑州会议上纠左时,对为害甚烈的“共产风”进行了反复批评,对什么是“集体所有制”、什么是“全民所有制”、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作了精辟的阐述,理论上一套一套的。总的意思是说,现在是社会主义,是集体所有制,还不是全民所有制,不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一套理论讲了以后,以为“共产风”就已经纠正了。但是,公共食堂,这个最大的“共产风”就在眼前,正在祸国殃民,领袖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还在鼓励它,纵容它——这样南辕北辙式的纠左,怎么能取得成功呢?

再说这“浮夸风”。所谓浮夸风,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基层干部在上级领导和大跃进势头的压力下,胡吹海吹,虚报粮食产量的风气。上面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于是,他报亩产800斤,你必须报1000斤;他报亩产8000斤,你必须报10000斤,是为“放卫星”。谁不敢报,或者少报,实事求是地报,就会遭到暴风骤雨般的批斗,于是都跟着胡报乱报。当时你翻开报纸,打开广播,可谓红旗遍地飘,卫星满天飞。某地刚放了个小麦亩产7000斤的卫星,某地便忽然冒出了水稻亩产十万斤的卫星,而某地竟然放出了红薯亩产100万斤的卫星。这边他刚报了个全县亩产3000斤,那边他就敢报全省亩产2000斤。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这些胡吹海吹的虚假“卫星”,老农民根本不信,但是我们的领袖和中央领导却深以为然,居然指示媒体大肆宣传,予以庆贺;竟然为粮食太多了吃不完怎么办而发愁。

但是,吹牛是要报税的。浮夸风带来了高指标,高指标带来了高征购。你亩产2千斤,我只征购1千斤,给你留1千斤,还不够你吃吗?而实际上,他的亩产不到500斤,把仓库挖光也完不成征购任务,那几百号农民吃什么?一年光景怎么过?所以农民们常年饿肚子、吃野菜甚至饿死人,原因就在于此。

如果没有公共食堂,就能最大限度地遏制浮夸风。那些基层干部在食堂化时,掌握着集体的粮仓和集体的食堂,当上级以高压态势逼他们浮夸时,他们就会“仔卖爷田不心痛”,为了自保,为了升迁,他们就会随大流胡乱浮夸;当上级到集体仓库征收粮食时,他们就会在全村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无可奈何而又轻易地把全村人的口粮交出去。饿肚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何必为集体的事冒犯上级独自去吃苦头呢?

如果是一家一户做饭,生产队长就不得不考虑全队各家各户的利益。他队里的社员分不到粮食,吃不饱饭,社员们的唾沫星能把他淹死!队长为了抵制上面的高征购,就可以把刚下来的粮食分到各家各户,让上面到各家各户去收粮,在强大的群众阻力面前,那些高指标、高征购必将束手无策。如果生产队长一味迎合上级,把粮食收打完毕运到仓库准备上缴,那农民们为了不饿肚子,为了保命,他们会提前下手,把长在地里的庄稼偷回来,把堆到场里的粮食抢回来。

这样一来,那些大小队干部就不敢浮夸,即使面对强大的压力,面对升官的诱惑,他们也不敢浮夸。他必须得考虑:这样浮夸,把队里的粮食交光了,无法给社员分配,我这一家吃什么?全体社员会放过我吗?而有了公共食堂,这些干部就会瞒过社员,在会议上胡吹海吹。反正食堂是国家让办的,粮食是国家征购的,公共食堂断了粮国家能不管吗?咱掌握着全村人的吃饭大权,粮食再短缺还能没有咱一家人吃的?于是他们就随波逐流,胡乱“放卫星”了。

还有那干部特权、强迫命令瞎指挥,都是催动大跃进前行的歪风。当时随着公社化兴起的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大办水利、深翻土地、大兵团作战等等,大都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甚至完全是破坏性的劳动。好多农民很有意见,不想参加,但是基层干部批判你的“右倾”,强迫你非干不可,你不听话就取消你的“吃饭权”。刘少奇说:“不听话就不让你吃饭,比捆绑还厉害!”为了喝上一碗稀饭,避免饿肚子的痛苦,无数的农民只得去干那些胡乱折腾、劳而无功的农活。那时的大小队干部在村里大呼小叫,颐指气指,驱赶着农民南征北战,农民们累死累活还不敢犟嘴,不敢反抗,就因为干部们死死地掌控着农民的“吃饭权”。强迫命令瞎指挥的歪风即由此而起。

现在说起大炼钢铁,都知道当时正是秋收农忙时节,由于农村的青壮劳力都被迫上山炼铁而耽误了秋收,致使丰收的粮食沤烂在地里,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大饥荒。这种说法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粮食遍地糟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村的公共食堂。

这的确是令人痛心而又无可奈何的奇怪的现象。1958年由于风调雨顺,到处一派丰收景象。恰在此时,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食堂的大跃进浪潮同时兴起。人们把做饭的锅台扒了,锅笼砸了,家里一颗粮食也不剩,然后到生产队的公共食堂排队吃饭。吃了饭以后就去炼钢铁、修水利,轰轰烈烈地搞大兵团作战。那些在田间地头来来回回折腾的农民们,眼看着大片成熟的庄稼倒在地里,却无可奈何;金黄的玉米穗在脚下踩过来踩过去,却无人去拾;大路上的马车上掉下一袋粮食,竟然无人理睬;我亲眼看见,一个小孩拾了一捆黄豆交给母亲,母亲接过来却扔到地头……

我感到十分奇怪!以种地为生、爱粮如命的农民此时为何如此不珍惜粮食,视粮食为粪土?原来,这都是公共食堂造的孽!

农民说,当时因为吃公共食堂,家里的锅台扒了,锅笼砸了,你拿回了粮食如何做成熟饭?原因还不在于此。那时人们必须吃大锅饭,不准做小锅饭。因为吃大锅饭就是“共产主义”,吃小锅饭就是“资本主义”。公共食堂开饭时,总有民兵瞪着警惕的眼睛在村里巡逻,一旦发现谁家里冒烟做饭,立刻就会冲上去砸了你的锅碗,将你揪到大队部一顿批斗。所以农民们见了地里的粮食,不敢拾,不想要,任其抛撒,任其沤烂!

假如没有公共食堂,还是一家一户吃小锅饭,这一切问题都会消失。国家强力推行大炼钢铁、大办水利,把青壮劳力都抽到了工地。但是,这些劳力在田间地头来来去去,见了这些成熟的将要被糟蹋的粮食,他们抽个时间加个班,就会把粮食搬到自己家里;那些在家留守的妇女儿童,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把成熟的粮食搬到家里。你要他们把把这些东西收归集体,他们会消极怠工,磨磨蹭蹭;你放手让他们把这些东西搬往自己家里,他们就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几天时间就能把漫山遍野地里的粮食搬到家里,而且是颗粒不剩,干干净净。

但是,我们高度的集体化、食堂化,硬是把农民爱粮惜粮的积极性消磨了,剥夺了,因而造成了历史性的巨大浪费。按最少计算,一个生产队这样浪费5000斤粮食,全国该浪费多少粮食啊!1958年末不少地方就出现了粮荒,1959年到1960年,又发生蔓延全国的大饥荒,那一次巨大的浪费是其根源啊!

对于公共食堂的问题,五亿农民亲身感受,心里最清楚,他们天天都在提意见,天天都在叫苦,天天都在骂人。然而这些蔓延全国的怨气,省里和中央竟然看不到,听不见。我们的媒体每天都在不遗余力地宣传公共食堂的先进经验,每天都在连篇累牍地歌颂公共食堂的优越性。

这一点总让人想不通。我们的中央领导难道都是高高在上,闭目塞听,对下面的怨气一点都不了解吗?毛泽东是公共食堂的倡导者、坚守者,就不说了;那刘周陈邓都是稳妥务实、善于调查研究的人民爱戴的政治家啊,为什么对大炼钢铁和公共食堂这些群众最为痛恨的极左恶魔,没有提出丝毫的批评意见呢?毛主席在推动大跃进时,他们跟着推波助澜;毛主席纠左的时候,他们居然一言不发,尤其对为害甚烈的公共食堂没有一点批评意见。只是到了三年后的1961年,毛主席发动“调查研究之风”时,才纷纷发声,异口同声批评食堂,建议解散食堂,这是为什么呢?

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在这么多的中央领导中,有一位中央副主席,在大跃进初期对公共食堂一直持批评意见。在其他几位领导推波助澜的时候,他一直忧心忡忡,到处视察,不断发声,不断揭露公共食堂的弊端。他就是德高望重的朱德元帅。

1959年6月16日,朱德在听取吉林省委负责同志汇报时说:“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本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加点菜和薯。过去我们说粮食问题不大,是因为把粮食分到社员家里,自己掌握。一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出口,换回来更多的钢铁、机器。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

在当时说这些话是要有胆识和勇气的。毛泽东在几个月前的3月20日,对江西省委负责同志说过:“吃饭不要钱这个办法不能变,变了贫农、下中农不赞成。我们中国人太苦了,你们现在不要动。”朱德竟然和毛泽东唱起了反调。两位伟人谁说的有道理,对农民有利?显然朱德之言符合常情,对人民有利。毛泽东之言好像是为了解民之苦,实则是害了人民。关键问题是,“吃饭不要钱”听起来很得人心,但是,粮食吃完了,国家能调来粮食吗?这种所谓“供给制”原来是鼻涕流嘴里,自己吃自己,你大肆浪费,吃完了就没有了,你就饿肚子,饿死你也无人管!这种“不要钱”的“供给制”不是纯粹害人吗?

朱德主张把粮食分给个人,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谁去食堂吃饭就要拿钱,这样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群众生活就会越来越富。朱德的讲话多么贴切,多么务实!和后来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讲话完全一致!

在7月2日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极左空气十分浓厚。老革命家程子华竟然说:“对食堂不满意的,也只是少数人。”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也说:“经过几年努力,吃饭不要钱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办食堂是个正确方向。”面对这些极左舆论,7月6日,朱德在中南组语重心长地说:“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把农民私有制看得重一些。办公共食堂对生产有利,但消费吃亏。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样愿意共产吗?食堂自负盈亏,公家总吃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食堂要吃饱吃好,人心才能稳定。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

在极左论调甚嚣尘上,极左大员都在迎合最高领袖,极力夸赞食堂的时候,朱德竟极力为农民着想,希望公共食堂“全部垮掉”!这种石破天惊的观点,需要何等大无畏的气概!

7月9日,朱德对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说:“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阵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7月11日,他对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说:“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为原则,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事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

周小舟原本就不赞成办公共食堂,多次向彭德怀反映情况;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是由他提供了一些材料,支持彭向毛泽东写信的。朱德向他提反对食堂的意见,可以无所顾忌。这些意见,完全符合当时农村的实际,符合农民的需求。周小舟是否受到朱德的激励,才义无反顾支持彭德怀写信?

7月16日,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左右两派激烈争论的时候,朱德对一贯极左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说:“参加农村食堂,还是要实行自愿原则,想回家吃饭的也要允许,对人们不要歧视,不要戴帽子。在家吃饭,有自留地,吃饭、吃薯、吃粮食的保险系数比公社包起来还大。回家吃饭,让农民自己建家和管家,老的、小的都由他们自己管,靠公社管就下不了台。在家吃饭还可以发展副业生产,烧炕取暖也方便。去年如果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样在维持几年,农民就皆大欢喜了,至少肉、蛋、鸡会有的吃。今年农业还是跃进,但要过穷日子,慢慢积点东西下来。我担心仍然吃大锅饭,就难搞好。成立食堂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

吴芝圃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树立的先进典型,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自河南信阳;河南的公共食堂也是在全国办得最早、规模最大,多次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就在吴芝圃头脑高度发热膨胀的时候,朱德兜头泼来一瓢冷水,说办食堂不好,应当允许社员回家吃饭,要让党团员带头退出食堂。这不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论调吗?幸亏朱德的地位比他高得多,要换个其他人,他早就暴跳起来了!

7月23日下午,即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当天下午,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极左声浪一阵阵猛扑过来。朱德在小组发言中,仍然坚持“右倾”,否定食堂。他说:“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毛泽东刚刚大发雷霆,极力维护食堂,而竟然还敢公开批评食堂者,唯有朱老总一人!论者说,虽然他的意见已经不起作用了,但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为人民说真话的精神,令人钦佩。

在大跃进的发动一直到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中央七大常委在对待祸及全国的公共食堂上,唯有朱德元帅表示怀疑,表示担忧,表示不满,表示反对。他的意见是那样的符合实际,顺应人心;他的建议是那样的实事求是,有利人民。他的这些意见,和彭德怀的意见、张闻天的发言等,如出一辙,异曲同工,但更为具体、细致,具有可操作性。

但是,朱德元帅的这些金玉良言,却没有受到重视。在极左猖獗的时候,他的讲话被视为不合时宜的右倾言论。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不仅斥他在批判彭德怀时是“隔靴搔痒”,而且对身边人说,“朱德一贯右倾”。刚上台的林彪竟然在会议上指责朱德是“老牌野心家”“一贯右倾”“想当领袖”,“没当过一天总司令”。庐山会议结束,中央军委领导调整,毛为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朱德降为常委(彭德怀当然扫除军界)。从此开始悲壮的晚年生活。

我猜想,那几大常委之所以在大跃进中没有反对食堂化的意见,反而有支持食堂化的言论,很可能是由于大跃进之前的“反冒进”,毛泽东三次“反反冒进”,对刘周等人进行不依不饶的严厉批判,刘周等人诚惶诚恐,反复检讨才过了关,从而失去了大跃进的主导权,所以只有随波逐流,不敢贸然纠左。直到1961年毛主席让他们下去调查研究,才终于敢说出真话,集体发声,群策群力,终于扳倒了为害三年、祸国殃民的公共食堂!

而朱德元帅之所以敢独自发声,一次次对奉为神圣的公共食堂提出意见,可能是他没有遭到“反反冒进”的打击,所以他就敢以自己的威望,尽最大的努力,向最大的极左恶魔发起进攻!然而在庐山会议上,被自己的亲密战友毛泽东和林彪,一顿炮火,击倒在地!虽然他没有被彻底打倒,但从此在政治舞台上成了可有可无的配角。

但是,谁为民请命,反对祸国殃民的公共食堂,谁就能在历史上留下不朽的英名,人民就会永远记住他!

而那些“发明”公共食堂,鼓吹公共食堂,强推公共食堂,把公共食堂奉为“神圣天堂”却把人民推向地狱的人们,是否也应该做深刻的反省呢?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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