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伊始。庄子归17岁。为了上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他第一个上台，在誓师大会上打了自己父亲一个耳光，还把出身军阀家庭的母亲送进精神病院。之后，庄子归的命运犹如一只蚂蚁一样，在时代的波浪中起伏：参加过红卫兵的文攻武斗、作为知青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返城后又逃亡到西藏。在从西藏回成都的火车上，他听到了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之后十年文革结束。在这十年中，庄子归分别与四位女孩发展出没有结果的爱情。这便是流亡到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亦武最新小说《毛时代的爱情》所讲的故事。
小说初稿秘密写于1993年的四川监狱，经多次修改，在今年3月8日最终定稿。中文本与英译本有望在今年推出，英文翻译为季羡林《牛棚杂忆》英文版翻译江晨欣。
廖亦武，1958年生于四川盐亭县，父母均为中学教师。文革期间父母离异，他曾沦为流浪儿，1980年代成为先锋派诗人。因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凌晨写作并朗诵著名长诗《大屠杀》，以及组织拍摄诗歌电影《安魂》，廖亦武于1990年3月被捕，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获刑四年。出狱后，他多次化名出版《沉沦的圣殿》《边缘人采访录》《中国底层访谈录》等书，它们旋即遭官方禁止、销毁，却成为盗版市场的畅销书。2007年，《巴黎评论》(Paris Review)发表了《中国底层访谈录》片段，2008年5月该书英文版《The Corpse Walker: Real Life Stories: China From the Bottom Up》出版，让廖亦武在海外一举成名。
然而，在中国，他的言行依然受到严格限制，曾多次遭警察抄家，前后搜缴手稿几百万字，仅《六四·我的证词》便重写了三次。在2011年台湾出版的《六四·我的证词》前言中，廖亦武讲述了自己写作的艰难：“每次大祸临头，我都怀着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被克格勃抄去时的同样想法：‘立即发表！’”廖亦武曾十几次被禁止出国。2011年7月，因准备在美国和德国出版《上帝是红色的》《六四·我的证词》，受到警方再次判刑坐牢的威胁，他买通黑社会，辗转越南逃亡德国。
流亡后的廖亦武，著作以多种语言出版，包括《吆尸人》《轮回的蚂蚁》《记忆仍留下》等，并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雪尔兄妹奖、卡普钦斯基国际报道文学奖、法国抵抗诗人奖等十多个重要奖项。
近日，纽约时报中文网通过电话和邮件采访了在德国的廖亦武：
问：你最近完成了一部文革小说《毛时代的爱情》？
答：这部小说初稿是在监狱里写的。1990年，我因《大屠杀》诗案被判刑四年，辗转四个监狱，最后在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服刑。大竹县在大巴山深处，很偏僻，但很有名。北京秦城不方便关押的政治犯，几乎都往这儿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也把鲁迅的学生、鼎鼎大名的胡风转到这里，关了十年，活生生被整疯掉。胡风在八十年代平反了，图书馆还有关于他的许多回忆书籍，监狱长和政委常将“我们关过胡风”挂嘴上，很得意的样子。“六四”有些不愿意开枪的军官也关这里。我入狱时，还有好几个文革造反派在里面，包括我小说里提到的重庆的一个造反司令，他给我讲了不少文革故事，那个时候他很忠于毛泽东，邓小平当政时，每来一本邓小平的书，他就加若干旁批：放屁、吃屎、X你妈。这也放屁那也吃屎、X你妈，他觉得邓小平背叛了毛主席。我号房的下铺，也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关进来的反革命。所以说，当时在里面写这部小说，有人物氛围。
总之，这是个很奇特的监狱，混杂了文革政治犯、“六四”政治犯，其他时期的政治犯。还有国民党潜伏特务，暗号是“把沙漠改造成绿洲”。还关了一个率众攻打县医院、焚烧避孕药具的农民皇帝。“六四”政治犯因为得到较多国际关注，其他反革命心理极不平衡，认为我们一辈子反党倒不如你们临时反一下党，彼此矛盾很大。
我在这个监狱秘密写作。我们队的卫生员杨老头，曾是国民党《扫荡报》记者，算是读书人，我们很谈得来，我每写完一部分就交给他，他帮我藏起来，以免检查监舍被搜走，这要是查到可不得了，会出加刑的大事。所以，杨老头这个老反革命帮了我很大的忙，当时全靠他替我藏匿手稿，其中一部分就是这篇小说的初稿。我在监狱，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教我吹箫的老和尚师父，另一个就是这位杨老头。
问：为什么想到在监狱里写一部文革小说呢？
答：我父母被文革整怕了，他们总是对我说，别惹共产党。可1980年代我还很年轻，热爱美国垮掉一代，金斯伯格(Allen Ginsburg)的《嚎叫》、克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鲍勃·迪伦(Bob Dylan)的《答案在风中飘》，而绝大多数中国人热爱台湾邓丽君那种软绵绵的杔西。我感觉几代中国人民（包括我父母）很可怜，我渴望去全球各地流浪、寻觅、奇遇，弄清人生的真正含义。所以根本不把父母的警告放心上。直到自己跌进牢里，才猛然理解了他们。
不对，其实在1989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就理解“别惹共产党”的含义了。从西方广播电台里，清清楚楚传来枪声和惨叫，太叫人崩溃了。之后，中国回到了文革，所有单位党组织对所有个人进行政治审查，每人必须向党交代，在学潮期间怎么想、干了什么。我当时在四川涪陵地区艺术馆工作，中央有红头文件，搞人人过关，重大嫌疑就移送公安机关。我在重庆组织拍摄诗歌电影《安魂》时，车站、码头、大街、学校都密密匝匝贴满《通缉令》，北京的、地方的学运、民运头头，据说大部分落网，王丹也被自己的亲戚告密，上了中央电视台。当时《安魂》剧组在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民族学院选女演员，居然有武警部队驻扎在里面，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学生舞会都有持枪武警站岗，整个国家变成一座超级兵营，这种全国军事化，就是在拷贝文革毛时代。不同的是，文革是几亿民众歇斯底里崇拜毛主席；而“六四”屠杀后，共产党丧失民心，只能靠军队制造红色恐怖。
后来我被捕，先后蹲了四个监狱。高墙内的军管，一直都是文革模式。1991年8月19日，苏联突发政变，戈尔巴乔夫被囚禁，可眨眼之间，军队倒戈，局势也倒过来，苏联解体了！有个元帅还自杀了！记得当时，我所在的重庆看守所加了双岗，每座牢房上面，都架着上满大号子弹夹的机关枪。我们这类政治犯被依次叫出去，交代对苏联解体的看法。平日小有违反监规，就警告一下，但在此特殊时期，武警被授权，稍有异常就开枪。这种战备状态，酷似文革毛时代。
在这种监狱写这种小说很有氛围，比如大家一起政治学习、讨论，队部和全监开批斗会，高呼口号，被批斗对象也和毛时代一样，弯腰九十度、挂大黑牌。像那位重庆造反司令，他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关进去的，因此思维、语言还停留在文革时代，连写批注的习惯也是模仿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觉得文革幽灵始终在中国徘徊，当我提起笔写《毛时代的爱情》，就成了“自然而然”。
问：小说完成后，你又修改了三次，直到最近才完成。你主要修改了什么地方？
答：我曾经和《巴黎评论》前主编菲利普•古里维奇(Philip Gourevitch)在柏林世界文化宫有过一次关于灾难记忆的对话。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屠杀，他作为《纽约客》的记者前去采访报道，之后出版了《我们想告诉你明天我们和家人一道将被杀害：来自卢旺达的故事》一书。20年后的某一天，他看见自己书架上有5本日记，这是他当年在卢旺达的现场记录，其中有很多材料都没有派上用场。于是从这5本日记出发，他又写了一篇有关卢旺达屠杀的文章(Remembering in Rwanda)，发在《纽约客》上。虽然少了现场感，但经过时间过滤，这种“回忆屠杀”变得更加令人深思。
菲利普任《巴黎评论》主编时，曾发表了黄文翻译的我的《吆尸人》片段，我们缘分不浅。所以我接着他的话题，谈我的监狱自传被警察抄走两遍，第三稿才劫后余生留下来。经过时间、记忆一次次过滤，开始写作与最后完成，感觉太不一样了——这本《毛时代的爱情》的监狱初稿，偷偷摸摸，速度极快，由于害怕被人发现，一页纸密密麻麻挤很多字，每颗字才蚂蚁般大小。出狱后草草整理，2002年再修改一次，今年我最后修订——20多年啊，每次修订都生出诸多感慨。如今我在德国，在完全自由的环境写作，并能用世界平台，与杰出的西方作家同行们（比如赫塔·米勒）交流，不像过去在国内孤独、秘密地写作，所以在文字上下了很大工夫。
问：庄子归的经历独特，也很具代表性，他是否有原型？
答：庄子归是我塑造的一个“逍遥派”，在文革早期疯狂拜毛之后，有不少人退出革命组织，既不“保皇”也不“造反”，而是逍遥派。所以庄子归是文革众生相的一个缩影。而此前的1966至1968，中国社会经历了集体疯癫。这种国情就像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写的那样，任何人都没有私人空间和私人生活。为了阶级立场，两口子今天还一起睡觉，明天就反目为仇，为捍卫毛主席在床上打斗，头破血流。王友琴编著过《文革受难者》，她收集了659名文革受难者生平，你可以了解到，在毛时代，儿子打父亲，女儿打母亲，学生打老师是常态，因为“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广大农民群众幹脆直呼“毛太阳”。像庄子归在北京朝圣途中认识的聂红红，最后被保皇派从楼上扔下来摔成肉饼，还在高喊毛主席万岁。她父亲是保皇派队长，虽然她是造反派烈士，但她的父亲还是被活埋，这跟现在的恐怖分子一样，超级灭绝人性。
不过，表面上一切忠于毛主席或是《1984》里的老大哥，私底下还是有约会的，虽然扭曲，但还是有一种值得回味的人性，比如聂红红的悄悄话：“爸爸还是爸爸啊。”这话在毛时代初兴的风暴中，就是大逆不道。当时大逆不道的典型，首推遇罗克，写《出身论》，论证“老子混蛋儿子并不混蛋”，就被枪毙了。
问：你对那两年还有印象吗？
答：那个时候我只有七八岁，亲眼见我爸爸妈妈在台上挨斗。我当时刚上学，老师带我们去参加批斗大会，没想到最后一个揪上台的是我妈妈，弯腰90度。脖子上挂著“投机倒把”的大黑牌。老师说：“那不是廖亦武的妈妈吗？”于是所有小孩子都用鄙视的眼光瞪我。我当时就受不了跑掉，从此再也没上学，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问：你如何看如今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答：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当年多次挨整，特别是文革，被毛泽东整得半死。老子被整得那么惨，儿子还搞这一套，如果不是包藏祸心，要把江山葬送，这个人纯粹就是变态。
问：庄子归在聂红红死去，第一段爱情结束后，才成为逍遥派，走出个人崇拜的吗？
答：类似《1984》的状态不可能维持那么久，实际上，毛时代也没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好像所有人都在和毛主席做爱——我现在这么说，倒回去50年，会被毙掉——那时候所有人的意淫对象都是毛主席。他在广场八次接见红卫兵，全国人民都朝着他射精。这就像一个人在床上做爱，射完精还有劲儿吗？所以经历了文革初期的偶像崇拜及“文攻武卫”，你死我活的几亿人把精射完了。毛主席意识到一种危险，这么多城市红卫兵怎么办？于是想出一馊主意，他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很有必要。”这是小说第二部分。
问：小说第二部的知青生活与绝大多数知青小说很不相同，知青几乎是乡民的祸害，这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吗？
答：当时知青下乡，如果家里不寄钱，是养活不了自己的。因为他们挣不了工分，只有小偷小摸，或拉帮结伙行窃，一再祸害乡民。当时的贫下中农又没啥文化，比退役红卫兵愚昧多了。所以双方矛盾越发加剧。在我看来，这才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真实故事。国内知青小说都在渲染什么青春无悔，简直放屁。我哥就是知青，我爸妈被关起来时，我曾下乡去给他煮饭。知青们就喜欢成群结队，翻山越岭，四处蹭饭。那时的地下流行文化，有外国民歌，1949年之前的上海滩靡靡之音，苏联歌曲，然后是小说手抄本，传播最广的是《少女之心》。毛时代唯一的色情小说，看得人烧心烧肺，裤裆起火。
问：你的小说中有多处极其大胆的性爱描写，最后一章“毛主席在做爱中死去”有何寓意？
答：无论是毛时代，列宁斯大林时代，还是希特勒时代，或是《1984》，所有极权暴君上台，都有一共同特点，就是以革命的名义禁欲，以禁欲来证明自己的纯洁。没有私生活，感情只有革命同志之间的感情，也没有做爱这一说，在偶像崇拜运动中，希特勒、斯大林、列宁、毛泽东，都是全党全国的意淫对象，这么一个肉体凡胎，大家都要爱他，所有的男人、女人、不男不女的人的爱情，都高度集中在他身上，个人生活第一要务就是公开禁欲。十年之后，这么大一场运动渐渐流产，江湖上风传毛主席快死了。可不早不晚，偏偏在回乡途中的庄子归做爱时，不，正要进入时，死了。
问：小说第三部分是写庄子归在西藏逃亡的过程，其中涉及西藏1959年起义和西藏文革的历史。西藏在文革期间也是不是和内地一样呢？
答：在庄子归的几段爱情中，与藏族姑娘卓玛的爱情算最成熟，在地老天荒中，在远离中国政治中心，总算有一段成熟的爱情，虽然短暂还是成功。即便如此也未能脱离文革，逃脱时代的命运。文革十年，藏区也同样受到冲击，这可以参看王力雄的《天葬》、茨仁唯色的《杀劫》《西藏记忆》。唯色的父亲拍过不少文革时期的照片。2012年，我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用柏林文学节的平台，做了一个现代艺术展，其中一部分展览就是西藏文革，都是唯色提供的老照片。因此，最后庄子归不得不仓皇而逃，因为官方开始追查达赖喇嘛的讲话。1976年3月10日，西藏起义17周年时，达赖喇嘛发表了一个讲话，那个讲话对于西藏走出文革具有爆炸性的影响。小说中，卓玛家两位参加过西藏文革的“翻身农奴”，就是听了这个讲话，幡然悔悟，开始忏悔，背石头修庙宇的。
问：今年是文革发起五十周年，知识界在呼吁反思文革，你怎么看？
答：这几天我在看达赖喇嘛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当年他还是试图和中国侵略者沟通，经过血雨腥风中的几番和平努力，最后连自己性命也难保，只得逃亡。可他还是坚持非暴力，平静地说出真相，最后让民族的宗教、传统和文化得以繁衍，在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虽然他失去了祖国和领土，但从藏传佛教的传播来看，达赖喇嘛非常成功。中国社会要达到达赖喇嘛这程度，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中国人一直在掐架，掐架，偶尔也道道歉。为什么不老老实实把基础工作做好呢？像王友琴做《文革受难者》那样，一个一个去收集，一个一个去记录，做最基本的访谈和田野调查，去搜集基本的资料，为什么不做这些？反而去纠缠一个宋彬彬的道歉，如何如何，不就是因为她受过毛太阳的接见，是宋任穷的女儿？中国人潜意识还是在乎权贵。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