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1996年,朝鲜饿死150万人,军工部门技术最高超的工人也饿死超过2000人。然而金正日依然布置建造保存金日成的尸体的锦秀山纪念宫。

当听说没有没有粮食、牛羊吃草就可以生长时,金正日在全国发动造草运动:毁掉庄稼、种植草地,以便让饥饿的人们吃上牛羊。

本文作者黄长烨,是朝鲜目前职位最高的叛逃者,原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和对外联络。相当于副国级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亦是金正日的老师。在黄脱逃后,其家人24人被枪毙或投入监狱致死。

我强烈地感觉到,北朝鲜的独裁极权肯定会终结。1996年夏天,我访问泰国和印度,目的是与两国的多个政党建立联系。为了与金德宏见面,我计划先乘坐火车去沈阳,然后飞去泰国。以前出国时我都是以书记身份亲自向金正日报告,但是这次根据国际部的安排,以国际部的名义写报告。报告书中建议我以国际书记的身份途径中国,由中国方面举办招待宴会。

我知道金正日不喜欢中国,也忌讳我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所以我原来主张不告诉中国,直接飞泰国和印度。但是,负责中国事物的部长说中国方面已经多次邀请我访华,朝鲜方面一直没有回应,如果这次途径中国又不打招呼,怕中国方面误会,还是应该通告中国。他大概不知道金正日不喜欢我的亲中态度。按照惯例,国际书记和外交部长途径中国时都会通知中国的。

金正日看到报告后说,“为什么不乘坐飞机,非要坐火车啊?不要途径中国了,直接从平壤坐飞机。”

国际部的人接到金正日的指示后都很失落,我也只能苦笑。结果只在转机时停留北京机场两个小时。

金正日有一次对干部们说,“对干部来说,如果不再信任党,那还剩什么呢?一堆肉而已。”

在金正日看来,权力是评判干部的标尺。“如果我们是一堆肉,那你失掉权力,接受人民审判时,就更什么也不剩了。”

我决心已下,不能再这样每天奉承金正日活下去了。

进入秋天,北朝鲜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人民的苦痛和不幸罄竹难书。1996年朝鲜精粮产量不到210万吨,这些粮食连供应军队都不够。如果到了年末,军粮断掉,到时候政府就会将所有居民的粮食供应军队,我们这些书记们也要去市场买200千克的粮食交给军队。粮食难弄,人们成堆的饿死。只要稍微离开平壤市中心,就能看到饿死的人,往郊外去,更是成堆的尸体。许多人跑到山涧水里捞鱼吃。

平壤尚且如此,地方就更无法想象了。据从地方回来的同志报告说,每个火车站都有饿死的孩子们,海滨的人捕鱼太多,导致附近海域鱼子都没了;人们又去深海捕,结果一次就淹死了数百人。父母养不起孩子,就送出去讨饭。这些是从我的三女儿那里听说的。有一天早上有人敲门,是两个小学生讨饭。我先给他们洗干净手,问他们从哪里来的,“父母都饿的爬不起来了,我们两个出来讨饭,从南浦来的。”

我从女儿那儿听说后,就让金德宏打听。“根据组织部的说法,95年共饿死五十万人,包括五万名党员,今年(11月中旬)已经饿死约100万人。”金德宏向我说这些时,咒骂金正日绝不会得到饶恕。

军需工业担当书记的话与他差不多。军需工业的工人约50万,其中就连那些技术最高超的工人也饿死了超过2000人。有一半的人,饿肚子无法干活,只能躺着。

北朝鲜官方声称这一切都是自然灾害导致的,如果是自然灾害,为何工业也全面瘫痪!民众遭受前所未有的苦难都是集权导致的,是金正日个人独裁的后果。

目睹人民饿死的惨状,我亲身体会到了个人独裁的严重后果。人民饿死、冻死的时候,金正日毫不关心,他投入大批财力和物力建造宫殿保存金日成的尸体。人民正遭受苦难,精疲力竭,但是偶像化金氏父子的工程却一刻不停。

大致推算一下,宫殿费用三分之一的钱就足够买200万吨玉米,如果那些钱真买了玉米,粮食难的问题将立即缓解。

金正日到底有多么漠视人民的饥饿,可以从96年夏天的一件事中看出,当时驻瑞士大使建议,瑞士不用饲料喂养牛和羊,而是喂草,这个经验应该值得朝鲜学习。金正日指示书记们,接受大使的意见,我对那位可笑的大使的可笑的建议真是无话可说,书记们都盛赞金正日的指示英明。

接下来朝鲜全国总动员,将种了庄稼的地毁掉,为了能让居民吃上肉,开始培育草地,轰轰烈烈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我想起来一位法国皇帝和皇后说,如果没有面包,可以吃水果;一位俄国沙皇说,百姓们挨饿,为什么不吃蜂蜜。我无法赞成“造草”运动,建议是不是可以先选一个地方实验,但是,书记们说这是伟大的将军的指示,提出每个书记去一个道指导运动。我因为是国际书记,还被要求通过大使馆搞到草种子。

金正日不仅对人民生活毫无关心,还干涉总理等经济专家的正常工作。他将“党的经济”从“国家经济”中分离,就像管理个人财务那样管理国家,国家经济首要任务是满足特殊机构的要求。举个例子,1996年整个朝鲜电力供应不到需求的五分之一,各个部门纷纷要求电力优先供应自己的机构,金正日接受了建议,并将它变成了谁也不能违反的法律文件。接下来,权力机关拿着文件去找电力供应部,威胁要求首先满足自己。电力部招架不住,就报告到金正日那里,金正日又要求书记们搞清楚具体情况,我们一打听,各个权力机构绕过总理直接请金正日批准的要求共有190余件。

金正日没有将经济问题交给经济专家,还妄加干涉,所以,政务院虽有几名总理,国家经济还是一塌糊涂。对于粮食问题,金正日为了减轻居民痛苦的措施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苦难。

居民为了找粮食,到处跑,经常用到自行车,很多情况下,女孩会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金正日看到后,“(我)讨厌看到女孩坐在自行车后面,不符合朝鲜的风俗”从那之后,在朝鲜就再也见不到骑自行车带女孩的现象了。

金正日这辈子,那怕有一次饿过肚子吗?整天锦衣玉食的生活,有资格评价朝鲜的风俗吗?如果站在道德立场,破坏朝鲜族道德的罪魁恰是金正日本人。

在金正日掌握实权之前,北朝鲜居民的道德状态是很好的,我在担任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时,学生们的德行都无可挑剔。有一次,我接到一封来自元山的信,内容是感谢金日成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在校学生救落水儿童的善行。我之前没有收到过类似的信,就给经济学专业的系主任打电话,主任说他也不知道。把学生叫过来一问,是去元山实习的两名大学生做的,虽然当时河里结冰,但是学生们还是毫不犹豫跳了进去。

不久前我又去了金日成大学,学生们的品德已经差到无法形容。男女学生公然行凶,偷窃行为十分普遍,老师明知道是哪个学生偷了自己的东西,但是无奈那位学生是高干子弟,根本不能处理。

学生干部向学生索要酒、烟和钱根本不是秘密,教授们每逢考试,也会向学生索要烟、酒之类。我问现在已经是系主任和书记的弟子们,考试时通常有几人受贿,他们直接回答,“老师,您不该问有几人受贿,应该问有几人不受贿”我感慨道德败坏,他们说,“老师,道德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谁还提道德”我本就不通世事,只能苦笑。我问他们,为何大学成了这个样子,他们一致的回答说,是那些军人学生将大学搞坏的。之前,军队纪律严明,但是金正日掌握军权之后,军队只要求忠于金氏父子,道德纪律一概抛弃了。

作为朝鲜最高学府的金日成综合大学尚且如次,其它学校就更不用提了。有一次,一个中央党校的老师来找我,说现在所有的机关都被““水中纸法令”支配着。他说,现在国家各个机关和企业乱发没有指令,什么事也做不成。想要最快的解决问题,就要行贿,再就是有关系。结果,国家法令没有可信度。在普通百姓中,也能听到对道德败坏的嘲笑。“一等良心的人95年饿死了,二等良心的人96年饿死了,三等良心的人97年会饿死,那之后,只剩骗子还活着。”

虽然一次次公开审判声称要消灭强盗和小偷,但毫无效果。据说在地方习以为常,平壤市场也时常出现卖人肉的。一位住院医生在平壤市场买了些肉,回去后发现肉有些奇怪,仔细观察发现绝对是人肉。第二天带着社会安全委员会的人去抓了那个卖人肉的人。

在情况不断恶化之下,金正日进一步强化了军队,想用军队解决一切问题,从早到晚通过电视和广播渲染战争气氛,我知道,这时金正日通过虚构的战争寻找出路。

亲眼见证着这一切,我也为了下决断而深思熟虑。我很清楚,继续跟随金正日,对历史、对人民都是犯罪。小时候,虽然也发生过让别人误会的事,但违背良心的事我从没有做过。

从与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关系看,在1980年之前,与他们父子二人虽然有一些意见分歧,但是我是衷心的在辅佐他们,而且认为是在做正确的事。那之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我在精神上日趋痛苦,站在我的立场,十分苦闷该怎样选择。与死相比,我觉得活着至少还能帮助手下的人。但是,当金正日漠视人民的饥饿,疯狂进行战争动员的时候,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金正日是不可能向韩国投降的,那么,在朝鲜崩溃之前发动对韩国的战争是金正日唯一的出路。

从负责对韩国事务的人员那里听说的消息,韩国地下党的力量很强大,完全掌握了韩国的反体制力量。军部的人声称虽然美军驻扎在朝鲜半岛,但是一旦开战,也能确保胜算。军部还叫嚣,现在不开战,以后会更加困难。想到手足相残的战争再次发起,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在我的心里,与北朝鲜的统治者们越来越远,对它们只剩憎恶。但是,态度变了并不代表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我面前有三条路。第一,公然挑起反金正日的旗帜。这个是最勇敢的,但是结果只能是一死了之。第二条路是继续像现在这样带着面具活着,然后寻找恰当的机会。财团事业进行的很顺利,赚到的外汇成为我的活动保障。在党中央,只有我的附属机构直接赚外汇。因为有个对外宣传主体思想的名分,国家保卫部也很合作。有一次,一个矿场火车没有轮胎,我一次花5万美元给他们买了200副。党中央的人员日子也不好过,我给了国家保卫部积极的帮助。我是主管思想的书记,很久之前就常出国活动,现在主管国际事物,更是经常外访。这对于我的行动非常有利,再加上财团赚到了数额很大的一笔外汇,对内活动也有很大帮助。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处于如此有利的地位。知道我反金正日的意图后,我的追随者们对我忠告说,“应该继续向金正日低头,充分利用有力的形势,扩大影响力”。第三条道路有些消极,但是能让我心安,也能让我的家庭和我手下的人获得安全,那就是自己结束生命。

我反复考虑着三条道路的长短处,到底选哪一条道路?从我的性格来说,第三条道路是最合适的。

我见到金德宏,向他说明了情况,并向他索要毒药。不久之后,金德宏给我带来了毒药,但劝我没有这个必要。“兄长创造了主体思想,将主体思想理论化,以金氏父子的名义写了很多的文章,是重大事件的见证者,是国际书记,身居朝鲜要职,属于核心领导。如果兄长你自杀了,你真的认为家人会平安无事吗?这是谁也不能保证的事啊。到时候想污蔑你公开变节很容易。既然将来肯定是以韩国为主体统一朝鲜半岛,现在与其自己了断,还不如与南部连联手起来。”

我虽不能说完全没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听他一说,想法更加坚定了。与其这样死去,还是与南部联手共同战斗对北部人民更有帮助。金德宏说与南部联络的事情由他负责,我只要下决心(逃亡)想到抛弃家人,我的内疚无以形容。如果我逃到南方,之前活在荣誉和幸福中的我的家人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变节者的家属,苦痛将随之而来,甚至失去生命。但是,我的良心却将我引向南方。

1996年8月末,我写了一篇名为《朝鲜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阐述了我在南北问题上的立场,这篇文章是写来给金德宏拿去和南方联络的。文章的核心是阻止战争,在最短时间内让金正日体制崩溃。我想,我们用五年的时间能够实现祖国统一。对北朝鲜而言,韩国在经济上、国际上都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韩国与美国关系密接,在两国的共同帮助下,解决朝鲜的粮食问题,引到北朝鲜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最重要的。但是,对金正日来说,让他自己抛弃独裁,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所以,可能的结果是,金正日为了维护独裁,在经济领域的小范围内实施改革开放。所以,在现阶段,用改革开放诱导金正日,促使金正日体制崩溃是对北战略的出发点。给北朝鲜提供粮食和药品,减少北朝鲜居民的痛苦,赢得民心。还要注意,要让北朝鲜的军需工业体制彻底崩溃。

当时我并不能通盘考虑韩国的实情,还要躲避北朝鲜的眼线,仓促写成的文章肯定有许多局限。但是,我在文中提出的统一战略至今仍未变。

从那之后,每当我思绪混乱之死,就会对自己说当时的选择是良心的选择,最终会又一次在心里确信当初做了正确的决定。

但是,我知道这次是重大的事件,我并没有完全的自信。德宏和我的妻子都认为我们赚外汇、与韩国人接触和建立关系是很危险的事情。我对德宏说,对妻子一定要保守秘密。德宏怕我心软说出去,每次见面都会提醒我;我怕德宏动摇,每次见面时都给他写条子提醒。

1996年深秋,德宏带着葡萄来到我家。女儿看出了什么似的,“爸爸脸色怎么这么不好?”

“我好象要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说出那句话。

“那是什么话?发生什么事了?”

我一时答不上来。

女人回房间哭了起来。我让女儿安静一些,让他从此刻起,不再依靠爸爸,要靠自己。“心那么软,能成什么事?”这句话也是对我自己的忠告。

一开始我将逃亡地点定为日本,在日本即将举行主体思想讨论会,从1997年1月31日到2月11日,会停留很长一段时间。我访问了日本好几个城市,见到了很多知己。朝总联的干部们热情的招待了我。年轻人学习了主体思想之后也都抛弃了幻想,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专门访问了朝鲜大学做了主题演讲。朋友们真情的款待我,我却不得不欺骗他们。

因为主体思想的姻缘,我在日本有许多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但是在日本未能找到机会,在日本机场启程去北京时,我心情非常失望。1997年2月12日,我和德宏走进了韩国驻中国大使馆,我的人生从此改变了。那个“小我”死去了,“大我”开始了新的生命。那天,也是我离开平壤时,与妻子约定返回平壤家中的日子。永离别让人痛苦,但是,生离别,痛苦永远留在心里……

来源:《黄长烨回忆录》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