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读游记” 微信号 作者:【朝鲜】张真晟(原译:张进成)著 薛舟 译

摘要

光秃秃的山,恰好映出生于斯老于斯的朝鲜人民赤贫而饥饿的处境。相比之下,车上闲聊的中国农民又是多么幸福啊!他们的身上透露出发达国家人民的自由和富饶。
  
每当我在韩国独自承受艰难的时候,总会想起因紧张和恐怖而呼吸急促的脱北瞬间。自由民主主义国家连舍弃国籍都被允许,自然难以理解脱北究竟是多么危险的决断。北朝鲜,如果不是感觉自己生不如死,我也不会轻易逃跑。如果被抓获,那么不仅自己,整个家庭,甚至所有的亲戚都将面临比死亡还要痛苦的危险。

2004年一月,正是北方滴水成冰的寒冷季节,我和朋友抵达了国境线。初步计划是躲藏进深山密林,待到国境警备队员过去之后,我们再渡过图们江。然而抵达现场才知道,山固然很高,却没有可供栖身的树林,甚至一棵树都没有。

我和朋友从未离开过平壤,如今站在数千里外的国境线上,简直与睁眼瞎无异。我们沿着图们江走了不下百里,苦苦寻找合适的逃跑地点和机会。夜里十点左右,天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在夜色中放大了胆子。刚刚走近江边,突然有人高喊:“举起手来!”草丛里竟然冒出了士兵。

这时,朋友条件反射般紧紧抓住我的胳膊,这让我更加战栗不安。也许是担心被打倒,那个士兵吹起了哨子。哨声一响,周围不远处立刻亮起五六只手电筒,齐刷刷地朝我们跑了过来。根本不容辩解,我们被枪口推搡着走进国境警备总局6中队的隔离室,最显眼的是铁窗隔开的小型监狱和悬挂的手铐。

“深更半夜,您怎么会接近图们江啊?请出示身份证和通行证。”朋友是北朝鲜特权阶层的儿子,平生第一次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早吓得浑身剧烈颤抖,谁看了都会相信他是脱北嫌疑犯。

“首先,这位朋友太冷了,让他先暖暖身子吧。”

我把手伸进口袋,准备掏出身份证,却摸到了怦怦直跳的心脏。中队长接过皮套上刻有党徽的身份证,立刻惊讶地站了起来。这位军官长期在国境沿线担任中队长,恐怕也是第一次见到印有党徽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大红印章的身份证。

朝鲜最高层的身份证是金箔镌刻的党身份证和印有国徽的内阁身份证。其中,党徽又象征着朝鲜绝对权力机关朝鲜劳动党的身份,这让无所不能的枪口也变得恭敬起来。另外,党统战部又被赋予了对南特务工作的特殊性,更让手握赤化统一武器的士兵感到神秘莫测。即便如此……

“您为什么接近国境?”

中队长上上下下打量着我,问道。他似乎怀疑我略显稚嫩的年龄与身份证的厚重不符。

“我本来要去茂山市党组织做干部工作,天太晚了,又冷得厉害,我就想找个军营,睡一觉再赶路。”

“不对吧,您的脚都踩进江里了!”

突然,刚才查处我们的倒霉鬼士兵大声喊道。我断定,这样的时刻胆量比什么都重要。

“你这个笨蛋!竟敢拿枪口对着我?刚才要不是忍住,我真想揍你一顿!”

中队长做出简短的指示。

“打电话给茂山市党组织,问问统战部是否有人来做干部工作。”

我感觉浑身瘫软了。朋友正在火炉前搓手取暖,这时抬眼看了看我。

他的眼神仿佛在说,完了。天啊,想不到还有这样的事情!

“中队长同志,停电了,茂山市党组织电话打不通。”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大难不死的希望从脚底油然而生,直冲头顶。

“那就明天确认吧,先让我们睡会儿觉!喂,中队长?我们困了!”

这时,好像要巡查交接,一个分队涌了进来。相互打听怎么回事的士兵中间,有个挂少尉肩章的军人仔细观察,然后晃着身份证喊道:

“哇,你要是在这里上班的话,应该认识吴光一吧?”

吴光一?我努力搜索记忆,这时朋友抢着说道:

“你是说金策市的吴光一?他爸爸是金策市党组织的责任秘书,对吧?”

小队长听了,立刻满脸红光。

“对啊,对啊。中队长同志,那个市党组织责任秘书的儿子是我朋友。”

中队长的脸上交替闪过怀疑和信任的神色。他轮番打量着小队长和我的朋友。我知道这是天赐良机,连忙提高嗓门儿说:

“吴光一真是你朋友吗?朋友的朋友来了,难道不能让我们在这里睡个觉吗?”

我不给中队长思考的机会,连忙从背囊里掏出香烟和酒。那天我故意喝了三杯酒,却毫无醉意,身上盖着小队长的被子也没有睡觉。巡查交接每个小时都要轮换,每个走向哨所的士兵都会全副武装,除了实枪实弹,还有手榴弹。第二天早晨,我们接过小队长写的友情信件,出发了。对于只相信隐秘黑暗的我们来说,兵营里度过的警惕之夜真的令人绝望。突然,朋友问道:

“我们真的返回平壤吗?”

我们无精打采地坐在图们江边,小山包的铁轨上,面面相觑。

“我们已经三天没上班了。这个时间,平壤那边早就报警了。党的规定你应该知道!现在,绝对不能回去!”

“有办法吗?”朋友好像在问有没有放弃的办法。

“办法就是异想天开。不要赶在夜晚,士兵们监视我们的时候,而是要选在白天,这样我们就可以反过来看到他们了。现在就冲!”

仿佛约定好了似的,我本能地观察中国方向,朋友飞快地察看朝鲜这边。

“没看见军人,数到三就跑!”

“一、二、三!”

我们相互对视一眼,开始悲壮地数数。刚刚站起来,我们就失败了。

问题不在军人,而在于我们自己。认识到这个事实,我和朋友只能深深地叹息。

默默地过了十几分钟,国境线的寂静仿佛为我们充了电,重新积攒的胆量在催促心脏。终于,我们无声地抓住对方的手。确认到对方体温的瞬间,感觉我们正并肩站在命运的尽头。啊,不!我们都知道,这是再也无法回头的行动。我们同时冲了出去。很快,我们跑上了坚如磐石的图们江冰面。心脏好像要炸裂。这是梦寐以求的瞬间,也是付诸行动的瞬间。每跑一步,冰面上都会发出嘈杂的巨响,仿佛我们在扣敲命运之门。

在这时,身后好像传来谁的叫喊声。

“快看啊!抓住他们!”

我本能地回头张望,不由得瞠目结舌。我们跑来的地方,数米之外的拐弯处就有一队士兵持枪而立。我们竟然是在士兵们手按扳机、枪口瞄准的情况下奔跑,想到这里,我感觉后脑勺滚烫如火烧。死定了!不,不能死!我们紧盯着远处不知名字的中国山丘,相互扶持,相互依赖,继续狂奔。

每一脚落地都像没有骨头似的松软无力,伸出另一只脚也是这样。山越来越近,我根本没有勇气回头张望,仿佛穷追不舍的拳头也越来越近。奔跑的时候,奇怪的是愤恨直冲脑门,超越了恐惧。这才几米的江面啊,我竟然都无法越过,直到今天还像牲畜似的活在朝鲜!这短短的几米,难道不正是残酷的人权差距吗!不过是跑了短短的几米,我怎么感觉自己好像要死!

终于看出与朝鲜的不同了。趴在林木葱郁的中国山麓,确认朝鲜士兵没有跟来之后,我们紧紧拥抱,热泪盈眶。真想大喊一声,我还活着!可是转念一想,我们逃奔而来的别人的国家,竟然比驱逐我们的祖国更值得感激,更有恩情,立刻又觉得沮丧,终于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们努力镇静狂跳不已的心脏,最后看一眼已经离开的朝鲜土地。朋友抓起石头,用力扔了出去。

随后,朋友仿佛从林木葱郁的深山里获得了安全感,豁然张开双臂,四仰八叉地躺在雪地上了。

“我们就在山里好好休息几天吧。哪怕现在冻死在山里,我也开心。”

我也很想这样。这里没有领袖第一主义,没有集体主义,没有国家保卫部,哪怕死在这里我也会高喊解放万岁。可是我们拼上性命跑出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生命更加珍贵,真正的逃亡才刚刚开始。这样的想法促使我猛地站了起来。

“不,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朝鲜会联络中国边防部队,如果我们在这里逗留久了,还有可能被抓捕。再跑会儿吧,最好是跑进市区。”

“怎么跑啊?你知道市区在哪儿吗?”

我环顾四周,视野里出现了村庄。

起先,村庄的人迹让我慌张,可是顶着枪口逃跑的自信感很快就涌上心头。

“你藏在这里不要动。如果我在村庄里被抓住,我会大声叫喊,你马上跑进山里。”

我说服朋友,现状如此,也只有这个选择了。朋友苦苦挽留,我果断谢绝,朝着村庄走去。

我最早遇到的人是一位大婶。“请问!”听了我的话,大婶不作回答,而是随手指了指某个房子。

凭直觉,我知道她是中国人,而她手指的地方是朝鲜族人的家。

我推开大门走了进去。一只白狗汪汪直叫,吓得我浑身直冒冷汗。藏在山里的朋友肯定也听见了。这样的想法让我放松下来。

“谁?”

一位四十来岁的男子打开房门,探出头来。

我知道自己时间仓促,根本来不及欺骗或说服中国当地人,于是直接掏出了700美金。

也许是因为钱,也许是因为我本人,房主人光着脚跑了出来,把我拉进屋里。这个人力大如牛。

我只求他把我带到延吉市。听了我的话,他满不在乎地打开柜子,拿出皮夹克和裤子扔给我,同时用咸镜北道方言对我说:

“赶紧穿上。”

“没关系。我这是日本衣服,看起来像游客。”

“不行。你必须像当地人,否则哨所盘问的时候太引人注意。别废话,穿上吧。”

“等一等,我还有个朋友。”

“嗯?那还愣着干什么?快带来啊。”

片刻之后,我带着朋友回来,房主人已经换好了外出串门的衣服。

房主人说十分钟后巴士会到达村口,匆忙之中还不忘交代我们注意事项。

“首先,千万不能开口说话。即使公安盘查的时候让你们说话,也要假装有病,我在旁边会帮你们。即使被问到了,也要假装听不懂中国话,这边的确有很多朝鲜族不懂中国话。如果口袋里还有多余的钱,也都交给我。万一你们被抓住,我会用这个钱买通公安救你们。还有多少?”

我说没钱了,回绝了他的要求。

男人说的不错。二十分钟后,巴士准时到达。在朝鲜,首都平壤的巴士都做不到正常通勤,而中国的乡村竟然做到了,这个事实让我连连咂舌。上车之后,巴士沿着图们江岸边跑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总是忍不住遥望对岸的朝鲜大地。光秃秃的山,恰好映出生于斯老于斯的朝鲜人民赤贫而饥饿的处境。相比之下,车上闲聊的中国农民又是多么幸福啊!他们的身上透露出发达国家人民的自由和富饶。突然,房主人转向我们这边,眨了眨眼睛。原来前方是检查站,全副武装的军人们举着手,示意停车。

他们从后面追上来。巴士好像也停下了。我飞快地在心里盘算,公安抓捕的瞬间,应该怎样跳出车窗,又该逃往哪里。朋友耷拉着脑袋,假装在睡觉。这之前我悄悄观察过他紧闭的眼睛,发现他的眉毛在剧烈颤抖。我觉得应该让他宽心,于是故意打起了呼噜。车停了,前面传来开门声。伴随着军靴登上巴士的沉闷声音,我也感觉到了枪的重量。空气中穿梭着响亮的中国话,好像是在喊我们。越发迫近的军靴声,乘客们的骚动声……此时此刻,我要是睁开眼睛,会是什么情况?军人会不会正盯着我们?每一根头发都竖起触角,屏住呼吸,然而就在这时,关门声响起,巴士重新启动了。睁开眼睛,巴士真的在前进。后来我问房主人是什么缘故,他这样回答:

“挨个检查的话太麻烦了,所以公安就上车扫一眼。他们的目的是查出脱北者。脱北者脸上的皮肤就和我们不一样,也许是长期漂泊的缘故吧,一般来说皮肤都晒得黢黑。你们两个的皮肤像平壤人,跟我们差不多,所以才能蒙混过关。”

提心吊胆地走过两个检查站,我们乘坐的巴士终于驶进了辽阔的延吉市。跨过图们江的时候固然紧张,后来体验到的起起伏伏早已让我浑身大汗淋漓。总算进入市区,公安也很难找到我们了。现在,我们藏进了十三亿中国人的怀抱里!我激情难耐,狠狠地掐了朋友一把。他大概也是同样的心情吧,向外张望的视线无拘无束,自信满满。他似乎有意炫耀观景的快乐,指指点点,每个角落都不放过。“延边走向世界!世界走向延边!”巨大的韩文展板高高悬挂在前方。“这个中国的小村庄都敢瞄准世界啊!”朋友情不自禁地发出羡慕的感叹。

“挂起蚊帐,阻挡资本主义风!打破铁窗!”熟悉这类朝鲜口号的我更是感受到深深的冲击和感动。我再次为自己骄傲,我们逃出封锁和野蛮的决定是多么的正确!

下了巴士,房主人朝我们伸过手来。

“好了,延吉也到了,该分开了。你们多保重,再见。”

我却不能握他的手。

天色已黑,又是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我们怎么办?何去何从?

“真的很抱歉,您能不能再陪我们待会儿啊?给我们介绍下这边的情况。另外,能不能麻烦您教教我们怎么不被公安抓住?”

“啊?你们在延吉没有认识人吗?那也太草率了吧?”

朋友抢先说道:

“倒也有亲戚,就是不知道怎么走。”

房主人有点尴尬,似乎很棘手的样子。他掏出手机,不知给谁打电话。

“昌龙,是我啊。我现在要带两个人过去,可能有点儿麻烦。对,对……离你那儿不远。”

我们坐上他拦住的出租车,去了延吉市某个偏僻的角落。他说这是生活困难的岳母家,然而进去看了才知道,他岳母家的生活水平要超过平壤的中产阶层。

那天,我们吃着昌龙大叔买回来的牛肉,安慰辘辘饥肠,也聊了很多。他先骂金正日是混蛋,然后便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演说,从脱北者的凄惨处境到遣返惨状,再到公安的抓捕,等等。

朝鲜军人为什么不开枪射击呢?

面对我们的疑惑,他说那是因为朝中国方向开枪违反国际法,并且称赞我们猛跑过江是勇敢之举。他很骄傲地说,我见过很多脱北者,拿出700美元的还是第一个,这些钱都够买个牵引器了。他又反复强调说,即使被公安抓住了也千万不要提钱的事,因为收受脱北者的钱会被处以二十倍的罚款。

听了他的话,我们知道这里还不是脱北之路的终点,于是再肥美的食物也吃不出什么味道了。这时候,昌龙大叔的手机响了。

“哦,刚才不是说过嘛,我去不了……什么?什么?真的?”

正在接电话的昌龙大叔,脸色变得很不寻常。

放下手机,他好像刚见面似的打量着我们。

“你们是杀人犯?”

一名朝鲜女兵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摄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Eric Lafforgue):“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干什么,然而当你置身农村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步行的军人,多于其他任何事物。”

面对突如其来的惊人质问,我和朋友不由得面面相觑。

“杀人犯?”

“刚才我老婆来电话说,边防部队和公安正在搜村,还说了脱北时间、服装、身高,肯定是在找你们。难道朝鲜那边发来的通报说你们是杀人犯?还说你们逃跑的时候随身带着武器?这会儿国境线上闹翻天了。”

听了他的话,我感到满腔悲愤。我们是杀人犯?即使有罪,我们也只有脱北的罪,竟然栽赃我们犯了杀人罪!

昌龙大叔往前挪了挪,平静地问道:

“不光他们通缉你们是杀人犯,我也觉得你们不是普通的脱北者。又有钱,皮肤又白净,应该是平壤人,工作应该不错,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公安的眼睛紧盯着我们,这个时候除了依靠当地人,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

我坦率地告知,我曾在中央机关工作,而朋友曾在金正日身边工作达十年之久,我们对体制感到悲观,所以投奔韩国。朋友还展示了褪色的信封。

“这是我们亲戚的地址,信是一年前的。您只要把我们送到这里,我们就非常感激。”

昌龙大叔仔细看了看地址,情不自禁地张大了嘴。

“你亲戚是大富豪啊。这地方是东北无人不知的富人区。”

《脱北者手记》在韩国出版后更名为《抱诗渡江》

也许是更加信任我们吧,昌龙大叔提高了嗓门儿。

“你们去韩国的事,包在我身上。我侄子专门办这事,送你们过去也很方便。我侄子跟韩国国情院能直接通话。”

这时,电话又响了。

“什么?你说什么?你怎么这么说。傻瓜!你应该说不知道!你说知道?”

昌龙大叔脸色苍白,刚打完电话,便急匆匆地站了起来。

“快起来!公安正往这边走。他们问到了我岳母家的地址。”

凌晨两点钟,我们再次来到外面。昌龙大叔勃然大怒,大骂我最早见过的那个中国女人。他反复说了好几遍,不应该收钱,再也不帮脱北者了。

问题是来到外面,我们依然无路可走。

直到走出很远了,我看着发呆的昌龙大叔的背影,感觉他比我们的前途更黑暗。如果被抓,我们可以自杀了事,然而留给他的却只有不安和后悔的痛苦。

“啊,对了。我们去那边。”突然,昌龙大叔喊道。

原来他岳母家对面有个空房子,进去之后可以从外面反锁。我们觉得太近太危险,不愿过去。昌龙大叔给我们壮胆说,今天晚上公安随时都会巡查,进入室内总比流浪街头安全。

“俗话说灯下黑嘛,再说房子从外面反锁着,公安怎么进去?”

我们在空房子里住了三天。大叔让我们务必等他,因为他远在韩国的侄子很快就回国。他趁着黑夜给我们塞进来一天三顿饭,都是面包。他又问我们,还是去富人亲戚家吧,那儿应该更舒服吧。

我们坚决反对。

2016年,朝鲜开设于宁波市的柳京饭店发生了朝鲜员工集体出逃韩国的事件

我们的身份已经在6中队暴露了,三天时间,中国公安肯定从朝鲜那边获得了足够详细的资料。昌龙大叔不过是带路嫌疑人,现在连他岳母家都被公安掌握,那么逃犯的亲戚家肯定也会列入搜查范围。大叔听了连连点头。

那天,我们又聊了很多有关朝鲜的故事,也说到中国乡村的发展面貌。我在嘈杂的中国话和军靴声中睁开眼睛,急忙叫醒朋友。屏息静听外面的动静,我们不约而同地退缩到房间角落。有人举着手电筒,探头探脑地观察我们藏身的房子,一步步靠近过来。

那人粗暴地摇晃门锁,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几乎要爆炸。一个大块头男人突然闯进来,看见我们,吓了一跳。那是身穿军装的公安,足以让我们胆战心惊。看见我们是两个人,那人立刻尖叫着跑了出去。朋友正趴在地板上找什么,我用力拍打他的后背。

“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翻越了高高的围墙。我只是追着前面飞跑的黑影,恍恍惚惚地狂奔。一边奔跑,一边不停地自言自语,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跑着跑着,也不知道跑了多久,我忽然停下脚步。那个被我当成朋友的黑影竟然是一头小牛犊!

到底去了哪里呢?我又转过身,在一条条胡同里徘徊。我逐一数着凌乱地照耀着我们藏身的空房子的十二个手电筒。这十二道光,一道都不能漏掉,这样我隐秘的行动才能相对自由。

摄影师艾瑞克·拉夫罗格(Eric Lafforgue):“朝鲜的高速公路很宽而且很少有车辆行驶,飞机都可以到那里降落。你甚至可以看到孩子们在路中间玩耍。安全是高速公路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孩子和老人常常注意不到车辆,他们经常无视正在行驶的车辆随时横穿公路。有时候在高速公路上你只能看到部队的军车,大多数停在路边,因为抛锚了。亦或看到隶属于朝鲜政府全新的奔驰汽车呼啸而过。

朋友刚开始跑的时候,我还弯着腰四处徘徊,查看逃跑方向。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听见了动静。回头一看,手电筒的光芒已经距离我很近了。慌乱之下,我藏到了一头来回踱步的黄牛背后。

公安和我之间的距离只有五米了。我吓得大气不敢出,唯恐伸到黄牛肚皮底下的双腿被他们发现。也许是察觉到了我的存在,黄牛开始跌跌撞撞地躲避,躲避不成干脆奔跑起来。无奈之下,我只好跟在黄牛后面猛跑,身上被荆棘刺破了好几处。

总算躲过了眼前的危险,这时天色已经发青。天快亮了,我也看见公安的面包车终于开走了。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没穿袜子,双脚已被扎得麻木无感。我瘫坐在地,双手揉着脚掌。想到我的朋友很可能被塞进了面包车,不由得落下了眼泪。善良的朋友无力反抗,只能像牲畜似的被他们拖走,这样的想象让我伤心不已,只好用拳头不停地擦眼泪。

许久之后,我好像听见哪里传来了找我的轻微响声。我猛地抬起头来,循声望去,果然是我的朋友!他正藏身于半山腰的树后,只是探出脑袋,微笑着冲我招手。

我一口气跑了过去。站在朋友面前,我伸出拳头,使劲打他的脸和胸膛,嘴里喊道:

“还笑?你跑这么远,难道就想自己逃命?坏蛋!”

善良的朋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直到我住手,他才解释说,“我以为你跟在我后面,跑到这儿才发现你没来。”

最后,我们像恋人似的紧紧拥抱,放声大哭。一边痛哭,一边相互说着对不起。即使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状况,朋友竟然还没忘记带出我的诗集,这更让我感到深深的不安和歉疚。

那天,疼痛、忧愤和恐惧的污垢弄花了我的笔记。这正是《我的女儿卖一百元》的手稿。2008年12月9日,日本NHK电视台的九点新闻将这个笔记拍进了画面。

3

确认没有公安之后,我们趁着天黑下山,走进了村庄。

当然,我们两个都光着脚。也许昌龙大叔挨了岳母的责备,这次没让我们进去,而是急急忙忙地跑了出来。

看到我们平安无事,他显得特别高兴,让我感觉他很像我们的亲叔叔。

“你们的行李都被公安拿走了,里面有什么重要东西吗?”

我回答说里面有中文书和内衣。他又问有没有钱。

听到钱,站在昌龙大叔身后的朋友突然面如死灰。趁他还没开口,我连忙回答说:

“有钱,我带着呢。”

朋友疑惑地看了看我,仿佛在问是真的吗。恰在这时,里面传出岳母的声音,昌龙大叔进了屋里。

“你真的带着钱啊?不是放在外套口袋里吗?”

朋友走向我,半是期待半是疑惑地问道。

我拉着他走向院子僻静处。

“好好听着!我们现在一分钱也没有了,穷光蛋。但是,我们必须假装有钱。要是没有这个人帮忙,我们就完蛋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昌龙大叔拿着包袱出来了。

我们连忙挑选差不多能穿的鞋子和棉衣。

然后,我们又回到山里。

昌龙大叔交代我们千万不能点火,又说他的侄子要晚两天回国,嘱咐我们不要冻死,等他侄子回来。据说公安之所以猛抓脱北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经常有脱北者引发山火。

大叔说,他要继续留在岳母家,为了哄岳母开心,还需要更多的钱。我假装很生气,果断拒绝了昌龙大叔,并保证说你侄子回来之后马上给钱。

我和朋友怀抱着昌龙大叔送来的够喝两天的瓶装热水,裹着毯子,蜷缩在山里。

“我们彼此想象对方是女人吧。”

也许是朋友突然冒出的话太搞笑,我们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透过这短暂的笑容,我们忽然想到,生活原来如此丰富,活着又是多么美好。那两夜的人生滋味,恐怕我至死都不会忘记了。

夜色渐深了,山中的神秘开始萌动。曾几何时,元山的夜海波涛阵阵,那涛声也曾俘虏我的心。此时此刻,深山密林起伏的声音犹如生命的呼吸。苦难让我们感到充实。

虽说人人都活在自然之中,可是怀抱山风,彻夜倾听来自山顶的声音,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一月的寒风沿着山谷吹拂,我们不停地移动,不停地躲闪,聊着被我们抛弃的家和朝鲜的日日夜夜。

也许是这样的缘故吧,当我们双手合十,朝着星光闪闪的夜空祈祷韩国之行顺利如愿的时候,泪水情不自禁地在眼眶里打转。只要能踏上那片土地,哪怕受十年苦呢,对我们来说也是值得高兴的事啊!大韩民国像天上的星星,可望而不可即。

第二天,昌龙大叔来了,带着一个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

他自我介绍说叫申光容,要求我们出示身份证。他像专家似的仔细检查我们的身份证,从日期到印章,再到印刷质量,看得一丝不挂,随后就给什么人打起了电话。不一会儿,一辆尼桑越野车开上了半山腰。

我们和昌龙大叔紧紧拥抱,算是告别,然后上了车。我们没忘说到韩国之后一定报答恩情。当然,我们没给钱。因为昌龙大叔恳求我们对他侄子保密,不要说出给他700美元的事。

越野车又神气又有劲,像年轻的申光容的牙齿。麦克风里放着韩国歌曲。也许是这个缘故,感觉我们会一路直奔韩国,势不可挡。

汽车开到了位于延吉市中心的繁华大街。对我们来说,繁华只会带来巨大的恐惧。也许光容知道我们这些日子遇到的噩梦般的状况,也许不知道,他让我们快点儿下车。稍微离得远点儿,他就大喊“快走!”走进周围遍布公安的百货商店,他竟然还大声呼唤我的名字。他目中无人的举动令我无比痛苦,简直比严刑拷打还要难受。

他在商店里给我们买了衣服和鞋子。我照了照镜子,不禁吓了一跳。我就这样站在这里吗?我急忙用双手捂着脸,说衣服不错,请他帮我买副太阳镜。光容嘴上说这样更让人怀疑,不过还是满足了我们的愿望。

从那以后,我和朋友就戴上了太阳镜。想到自己藏进了黑色的镜片之后,肩膀也情不自禁地舒展开来。如果没有太阳镜,我们大概还不敢面对光容伸过来的照相机。光容要给我们照相,还说自己的钱和生活用品必须交给上面的人确认。照完之后才发现,我们身后站着公安。

那天,我们真是开了洋荤。我们在看着就很昂贵的饭店里敞开肚皮大吃大喝,平生第一次进了男女共用的汗蒸房。

改革开放果然厉害!素不相识的男人和女人只穿内衣内裤,竟然就在一个空间里睡觉?这不就是朝鲜所说的资本主义黄色风潮吗?作为朝鲜土鳖,我和朋友频频流露出惊异的神情。

也许是为了向我们展示什么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味道,光容特意叫来了“搓澡工”。只要给钱,有人帮你搓灰。“搓澡工”大叔用力为我搓灰的时候,我深感惶恐,感觉特别对不住人家,甚至有点无地自容。

午夜时分,我们去了光容的家。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女人,光容介绍说这是他老婆。这么近地看女人,我感觉很特别。我们像是从无人荒岛来到了人间世界。这里不是废墟,不是空房子,更不是深山老林,而是地板热乎乎的公寓,我们就在公寓里盖着被子睡觉。这太神奇了。

第二天起床后,申光容不知从哪儿回来了,还没来得及换衣服。和昨天不同的是,今天他什么话也没说。

吃完早饭,他给了我们纸和笔,要求我们毫无隐瞒地写下个人履历、家庭关系、将来能够提供给韩国政府的朝鲜秘密情报,还有脱北理由。

他特别强调说,“既然是秘密情报,我就不能什么都知道了,你们简单概括个题目就行。”什么是秘密?什么才算情报?不管怎么说,他的要求还是让我有种类似于面对国家组织的庄严感。

学会写字以来,我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倾注心血,认认真真地写过什么。朋友也表现得无比庄重,好像对面坐着大韩民国的总统。

申光容把我们的个人履历、购物照片、身份证复印件塞进信封,然后说,韩国人碰到这种事都会喊“加油(fighting)”。

从那以后,我们无数次在心里喊“加油”。后来得知申光容的老婆也是脱北者,老家在咸镜北道,我们变得更加自信了。他能娶无家可归的脱北者为妻,这说明他是个善良的人。信任让我们摆脱了恐惧,甚至感觉很幸福。

加油之后又过了十天,他保证的奇迹还没有出现。

光容的叹息越来越严重。他说,我也很想继续藏你们,可是钱都花光了。

我们为什么非要躲在这里不可呢,必须痛痛快快地弄清楚缘由。

“今天您就说实话吧。我们到底在等谁,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申光容支使老婆出去买酒,然后严肃地说道:

“我有个非常熟悉的朋友,他很关心脱北者问题。我感觉像国情院吧,也收过几次钱,他还跟我说只要有来自平壤的脱北者就跟他联络,经常问我还有没有脱北者,所以我就跟他说了你们的问题。资料发给他了,钱也给了,还拜托他照顾你们的安全,可是现在联络不上他,手机号也变了。”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个人像是国情院的职员,又好像不是,却让我们像等救世主似的苦苦等到现在。

以前且不说,往后的等待也变得没有意义了,这让我们深感郁闷。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申光容说也可以走越南、蒙古,或者泰国。我们却没有那份勇气。从国境线到延吉的几百里路已经险象环生,屡屡陷入绝境,那么遥远的路,怎么走啊?

最后的结论是钱。继续留在这里需要钱,启程上路也需要钱。

朋友再次掏出亲戚家的地址。光容和昌龙大叔的表现差不多,都说那里是富人区,然后掏出手机打起了电话。

光容说的是中国话,我们听不懂,不过看他的神情也知道,这次通话很愉快。挂了电话,光容的话让我们很激动。

“我这个朋友是记者。他说,如果这人真是你们亲戚,那么去韩国肯定没问题。这人的名字我都知道,还上过中国的教科书,属于抗日烈士。他的子女都去了沈阳,很有地位。他跟你们真的是亲戚吗?”

朋友的祖先也是抗日烈士,即使在朝鲜也被广泛宣传为忠臣的表率。听了我们的话,光容确信我们的韩国之行百分百能成功。不光确信我们没问题,他甚至拜托我们趁机把他老婆也带到韩国。光容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之情,滔滔不绝地说自己是脱北者的丈夫,又是朝鲜族,很有可能取得韩国国籍。

我们一刻也不能耽搁。考虑到明天早晨会被潜伏的公安发现,我们决定连夜投靠朋友的亲戚。三个人跑到外面,拦了辆出租车。

我们特意挑选了价格昂贵的出租车。即使附近有公安,看到这么好的出租车,应该也不会怀疑。

大约三十分钟后,我们赶到了目的地。那里的房屋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简直像宫殿。周围也很开阔,即使发生什么不测,很容易逃跑。不远处有个可疑的面包车。我建议先在附近转两圈。我们仔细观察前面的玄关、相连的胡同和围墙,然而没有汽车的话很难应付意外。

我们让出租车停在稻田的尽头,最后决定先让光容过去看看。光容面见亲戚,另行约好时间,如果不相信就直接带到出租车这边。

光容走后,我和朋友紧张地等待,手心直冒汗。一秒一秒地过去,一秒长过一年。朋友好像更焦急,不停地转圈。

我们两个干着急,这话又不能跟出租车司机说。大约三十分钟后,光容跑了回来,好像被人追赶似的。他刚刚坐上出租车,便胡乱挥舞双臂,告诉司机赶快出发。也许是因为太紧张了,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不停地向后张望。

如果是以前,他会让出租车停在自己家门口,这次过了很远他才让停车。

他的话让我们颤栗不安。

“他们家儿子出来了,说不想认识什么表兄弟之类,还说他爸爸已经死了,这些事跟他们没有关系。他说,你不知道那家伙是杀人犯吗,杀人犯怎么能进这个家?这里有公安二十四小时看守,如果不想被抓,最好不要出现第二次。我还想劝说,他说你没看见那辆面包车吗?那边下来两个人,正朝这边走呢。”

听了光容的话,我只感觉满心冰冷。朋友蜷缩在角落里,委屈地哭了。

选自 “读游记” 微信号:duyouji2016

张进成的诗

张进成(化名,真名不详),原为朝鲜劳动党宣传战线的著名作家,曾被国防委员长金正日赞为“我的作家”。1971年出生,毕业于平壤音乐大学和金日成综合大学,因为写于平壤音乐大学期间的诗歌被领袖发现,1994年被录用为朝鲜中央广播的记者,1996年成为朝鲜统战部的记者,负责对韩心理战,这期间接触到韩国的广播和报纸,思想发生转变,开始秘密创作反抗体制的诗歌,并向周围朋友介绍韩国的现状。2004年1月被揭发,怀揣两本笔记逃出朝鲜,定居韩国,成为“脱北诗人”。诗歌《我的女儿100元》描写了1999年诗人在平壤东大园区站市场亲眼目睹的场景。至今,诗人的母亲和部分家人仍然留在朝鲜。著有诗集《我的女儿100元》、《抱诗渡江》。2012年,《我的女儿100元》入选伦敦奥运会“诗雨”活动,同年获得“牛津文学奖”。

  薛舟 译

  我的女儿100元

  她很憔悴

  ——我的女儿100元

  脖子上挂着纸牌

  年幼的女儿守在身边

  那个女人站在市场

  她是哑巴

  展示着待售的女儿

  和正在出卖的母爱

  面对人们的诅咒

  她也只是低头看地

  她没有眼泪

  我的妈妈得了绝症

  女儿呼喊,哀号

  她用裙角裹紧女儿

  只有嘴唇在瑟瑟发抖

  她不知道感激

  我买的不是你女儿

  而是母爱

  有位军人塞过100元

  女人接过钱,不知跑去了哪儿

  她是母亲

  拿着卖女儿的100元

  买了面包,慌忙跑回来

  塞进即将离别的女儿嘴里

  —原谅我吧!女人痛哭

  世界上最好吃的

  三个月前我弟弟说

  世界上最好吃的

  是热乎乎的玉米

  两个月前我弟弟说

  世界上最好吃的

  是用火烤熟的蝗虫

  一个月前我弟弟说

  世界上最好吃的

  是昨天夜里吃的梦

  如果弟弟活到现在

  活到这个月,他会说

  世界上最好吃的是什么……

  宫殿

  那宫殿

  并非为活人而建

  也不是为了赚几兆而投入亿万

  为了埋葬一个死人

  生生饿死了三百万

  华丽的宫殿

  高高地耸立

  无论是谁

  都会沉痛地仰望

  这座三百万人的坟墓

(作家的话:即使在300万人大饿死事件当中,金正日政权仍然耗尽国库,修建了保存金日成尸体的锦绣山纪念宫殿。如果用这些钱买米,也许能挽救数十万人的生命。)

  死囚

  人群聚集之处

  必然有枪声

  今天又有谁

  被公开枪毙

  绝对不能同情,死了

  也要用义愤再杀一次

  砰,枪声说出了

  布告没有说完的话

  面对他,为什么今天

  看客的沉默格外沉重

  因为偷窃一袋大米

  挨了九十发子弹

  这个人的职业

  是农民

  我是杀人犯

  我是杀人犯

  自己审判

  已经判了死刑

  上班的时候

  我像恶棍似的默默走过

  那个除了眼泪别无所有

  甚至放弃伸手乞讨的人

  等到下班的时候

  那个人已经死了

  从清晨到夜晚

  不知道一天会死多少人

  每天每夜,每条街道

  数不清是几百还是几千

  哦,饭

  在这片吃人的土地上

  哪里还有良心

  清晨啊,请判我死刑

  夜晚啊,将我埋葬吧

  孝女

  挤奶水的女人

  半是呜咽

  半是嚎啕

  她焦急地抱着

  空荡荡的乳房

  撕破了皮肤

  挤出了鲜血

  挤出了脓水

  旁边不是嗷嗷待哺的孩子

  她想救活刚刚断气的妈妈

  她边挤边哭。

  这个长着乳房的女儿

  除了乳房一无所有的女儿

  乞丐的心愿

  我想有一碗热饭

  吃饱肚子

  我想用开水泡饭

  蘸着大酱慢慢吃

  哪怕只有一穗玉米

  我想每天咬一粒

  吃着玉米找妈妈

  哪怕只有两穗玉米

  也许就能见到妈妈

  如果白皑皑的雪

  都是大米

  或者是源源不断

  的零花钱

  如果今夜的梦里

  能够吃上青蛙

  如果吃梦就能活着

  如果活着时我是别人……

  我们的愿望

  没有尽头

  然而乞丐真正的心愿

  还是给别人点儿什么

  哪怕只有一次

(作家的话:在朝鲜,极度贫穷导致家庭解体的现象逐年增多,不仅是孤儿,很多父母健在的孩子也浪迹街头。根据朝鲜党中央内部演讲会正式发表的统计结果,这样的孩子超过25万人。)

  剩饭

  来历不明的

  一团冷饭

  递到妻子面前

  丈夫轻松地说

  ——我吃过了

  整天在田里劳作的

  公婆从后山回来

  儿媳好像吃饱似的

  递上饭团

  ——只剩这些了

  仿佛饿着孕育中的孙儿

  便是不可饶恕的罪孽

  内心纠结的老夫妇

  珍藏起宝贝,说

  ——这就够当早饭了

  那天,吃不上饭的人家

  剩饭了

  奶

  看着吃奶的孩子

  有一天,儿子问我

  眨着山葡萄似的黑眼睛

  他三岁,只会说几句话

  ——爸爸,我也吃过奶吗?

  刹那间,我无言以对

  只是点了点头

  紧握着儿子的手

  心里涌起颤抖的话语

  ——你,吃过妈妈的眼泪。

  点名册

  奔跑的火车停下了

  工厂的烟囱咽气了

  就连学校和医院

  也纷纷关门了

  白发的教授

  每天站在讲台上

  翻开点名册

  张开起泡的嘴唇

  呼唤学生们的名字

  如果没有回答

  他会感到钻心的痛

  教授焦急地呼吁

  再饿也应该学习啊

  今天,白发的教授

  缺席了

  曾以人格

  和至诚

  和师道

  赢得学生仰望的讲桌上

  只有故人的肖像

  点名册依然翻开

  名字们还在等待

  唯独听不见呼唤声

  每个地方都响起

  激动的呜咽

  那是急切的思念

  他以生命殉职

  呼唤祖国的未来

  面对老师的点名册

  谁都没有权利

  让良心缺席

  学生们纷纷起立

  哭泣着举手高喊

  ——老师,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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