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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后期,大陆正在忙于“落实干部政策”,想解放一批干部出来做事。老是讲阶级斗争不干活确实不行,而一些老干部没事做已近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呢?)再不干活,“寿已老矣”,也很成问题,所以也很着急。官员老没事做,就像运动员老是没球打,鸦片鬼老没鸦片抽―样,真闷得慌。

我的朋友,原社会科学院行政局局长老田,是三八式的老革命,也是闷得慌的一个,极想站出来把自己狠批一顿然后得到“工作”。可是,他已检查了好几次,还是没“过关”。

我属“职工”,不属“干部”,不在“落实政策”范围。所以当干部们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也就是在不断检讨―接受批判―再检讨―再接受批判―直到大家满意的过程中,我倒成了闲人。我记得,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最美好的岁月。

一天早晨,我还在睡懒觉。田局长突然来找我,老同志找到我们的又乱又挤的单身汉宿舍真不容易。我和田局长因为在河南“五七干校”混熟了,所以可算是老战友和老朋友。不过,他只承认是朋友,不承认是战友,他说,我们的八路军才算战友,劳动改造算什么战友?!他提了一小篮子东西放在我的床边,我一看,篮子里有花生、鸡蛋和若干苹果,这在当时都是很贵重的东西。我到北京近十年,恐怕还吃不上十个苹果。至于花生,我更是喜欢得不得了,每次想吃的时候只能买一两,但局长这一送足有两斤。至于鸡蛋之贵重就更不必说了,我的一个月工资才能买三十斤鸡蛋。不言而喻,这自然是给我的礼物,老局长兼老战友这么关心我,使我感动得赶紧从床上爬起来。

田局长是个爽快人,对我很信任,开门就见山地说:“这些东西让你增加营养。今天有一事要求你帮忙。我已经检查了三回,到现在还通不过,他们说第四回还通不过,就得以‘夹生饭干部’处理,我就不能进入‘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而且还有危险当‘还在走的走资派’,这可是关键时刻,你是秀才,这回可得帮帮忙了。”我一听就着急,恨不得为老领导兼老战友两肋插刀,这于党于国家于人民于他于我都有好处。

“那么,他们对你的检查为什么不满意!”我问。

“唉,要大家满意,首先就得大哭一场,那天郑副局长通过了,还不是大哭一场,哭得死去活来,人家就说他深刻。我在老郑前面作了检查,就没想到这一点,下一回我一定大哭,没问题。但是,他们还说我对自己的错误批得不狠,还是怕丑怕疼。其实,再丑再疼我也不怕,就是水平不够,哭得不够。”他说。

“那么,你的主要错误是什么?”我问。

“他们说主要是势利眼,对上级领导溜须拍马,对下级群众漠不关心。他们说我有两副脸孔,一副是对上级的,这是笑嘿嘿的菩萨脸;一副是对下级的,是冷冰冰的恶煞脸,阎王脸!”

“这已经批得够狠的了。”我说。

“他们说不狠,狠就得挖阶级根源。可是老郑出身地主,一挖就挖到根,一挂就挂上树,当然是受地主阶级思想的影响,当然深刻。可我出身城市贫民,是个穷光蛋。穷光蛋没钱没势,怎么和势利眼挂上钩。”他委屈地说。

“虽然出身于被剥削阶级,但也可能受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你再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亲属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是剥削阶级?”我启发老局长。

“哦!我的老婆出身有点问题,她家是小土地出租者,出租土地就是剥削,可她好像没怎么影响我,倒是我常常影响她,还打过她。”老局长感到有点麻烦。

“她做什么工作?”

“她一直在我们这个小胡同里的街道委员会工作。”

“在街委会工作等于没有工作,一个家庭妇女怎么会影响您这样的老革命,这恐怕说不清也通不过。你还是再想想别的关系,包括远一点的关系,例如表叔表舅表姑表姨甚至表兄表弟表妹表侄之类等等,能沾上边就行。应当站得高看得远一点嘛。”我又启发老局长。

“说得对。我的表舅公当过一年警察,虽然就管两个小胡同,一家小店铺,但也属于旧职员,上纲起来也算伪官僚。警察可以说就是势利眼,对了,就算是受他的阶级影响!”他兴奋地说。

“算找到根了。”我也兴奋地说。

“不过我记不得他说过什么话。他好像对我说过,我们这种穷警察,没什么地位,只能看上级的脸色办事。”

“这句话就很能说明问题,就可以上纲上线了。”我更兴奋了、

“对,我还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当作他说的。例如,我常想,一按上级的眼色办事,喝香的吃辣的,什么都有了!”他说。

我们都为找到阶级根源而兴奋得不得了。田局长激动得抓起—把花生使劲地往我手上塞。“快记下来,明天帮我把检查写出来。你放心,我讲到表舅公的阶级根源时,一定放声大哭!”

第二天,我终于为他写出一份检查。说实在的,我们这代人都是写检查流眼泪的能手,再加上我们已共同找到要害,分析得很透彻,自然是成功的。果然,老局长自己把我写的检查誊抄了一遍,要求工宣队安排个时间,作了第四回的检查,据反映说,他此次检查有“质的飞跃”,非常深刻。而且在痛骂他的表舅公时号啕大哭,使在座的工宣队、军宣队也拿出手帕擦泪。田局长终于“过关”了。在大约一个月之后,他被宣布“解放了”,并当上了社会科学院临时领导小组行政组的副组长,院部恢复行政局之后他自然地转为局长。

为此事,我一直内疚。一是接受田局长的花生、鸡蛋和苹果而替他办事,带有受贿性质。说实在的,我如此受贿还是第一次。二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不起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事,也就是对不起工人阶级和人民解放军,不仅蒙蔽了他们,还让他们掉了宝贵的眼泪。三是对不起田局长家的那位我不认识的老表舅公,我在为田局长写的检查里,着实狠狠地无缘无故地把这位老人家臭骂了—顿,给他戴上好几顶反动帽子。

文章摘自《人性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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