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食声援郭飞雄

绝食声援郭飞雄(网络图片)

身陷黑狱的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因为在检查身体的过程中遭受人格侮辱,绝食以示抗议。郭飞雄流亡海外的妻子张青携两个孩子从德州赶赴纽约,在联合国总部前绝食抗议。海内外很多民间人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示声援。

在与中共的抗争过程中,我个人并不认同绝食的方式——因为残酷而冷漠的中共从来不会在乎绝食者的生命,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数以千计的学生绝食,也无法打动独夫民贼的铁石心肠。但是,我尊重和敬佩张青和参与绝食行动的人们的决心与勇气,正如张青所说,除了跟这个政权“死磕”,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死磕”是中共御用媒体给维权律师群体扣的一顶帽子。然而,“死磕”的精神,存在于古今中外的抗争者们身上: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哪一个不是“死磕者”?

警权扩张与狱政败坏

从中共外交部长对质疑铜锣湾书店系列绑架案的加拿大女记者发飙一事可以看出,中共对长久在国际社会上扮演“不吃人的狮子”的角色感到不耐,终于扯去了脸上笑容可掬的面具。所以,这个窃取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邪恶政权,对正在联合国大楼外面发生的绝食抗议,一定会厚着脸皮假装没有看见。但是,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幕,更看到了郭飞雄事件发生的大背景:近年来,中国的警权扩张、狱政败坏以及人权状况的急剧恶化,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法西斯国家。

在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中期之前,中国的警察执法和监狱体制,比起毛时代和邓时代来有所改善。刘晓波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根据自己几次入狱的亲身经历,有具体而详实的比较。刘晓波的讲述是真实的,即便某些自诩为英雄好汉的反共人士以此攻击他“妥协”和“软弱”,他仍然视真实如生命一样宝贵。

但是,在胡锦涛时代末期以及进入习近平时代之后,中国的警权扩张和狱政败坏,以山体滑坡的趋势上演了。其表徵之一就是,诸多人权活动人士和网络自由表达者,在被拘押之后,遭受了外界难以想像的酷刑折磨,最后不得不在电视上“痛心疾首”地表示认罪。电视台取代了法院成为定罪的机构。在无法无天的毛时代,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被红卫兵挂上“黑帮分子”的牌子,载上卡车,游街示众;在同样无法无天的习近平时代,习近平从父亲的遭遇当中获得了灵感,进而利用电视这一现代传播手段,以“电视示众”的方式彻底摧毁反对者的社会名誉和公共形象。薛蛮子、高瑜、周世锋、桂民海等不同类型的、对中共政权构成某种威胁的反对人士,都成为“电视示众”的祭品。

“电视示众”成为习近平时代的“新常态”。此前积极帮助温州教会维权的律师张凯,日前也现身温州新闻频道,承认其被控罪行,其中包括挑唆教堂信众抗议政府拆十字架,以及在为一百多间教堂辩护期间接受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资助。张凯在电视上说:“我违反了国家法律,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国家安全,也违背了律师的职业操守。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忏悔。”

然而,在酷刑的折磨之下,上电视认罪,无损于这些抗争者的人格,反而显示出中国根本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对于“电视示众”在中国的普及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强迫公民在电视上公开“认罪”不但违反了法制原则,也违反了中国宪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

从常识即可判断:郭飞雄在狱中遭遇不人道的待遇,以及李和平律师的助理、年轻的赵威传出在狱中遭遇性侵,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拒绝按照中共编写的剧本演戏、拒绝在电视上认罪。

为什么在中国酷刑越来越泛滥?

那么,为什么近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会出现大幅倒退?

这个趋势与苏俄政权末期极其相似。当曾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成为苏共最高领袖之后,他纵容克格勃运用各种残忍的方式迫害异议人士,比如将异议人士关进精神病院,使用暴力和药物摧毁其思想和意志。安德罗波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社会主义制度生存的内在逻辑是:只要有丝毫的放松,制度就会开始瓦解。”这是他一生中说的唯一一句实话。

极权体制的可怕,不仅在于残酷迫害异议者,而且还严重地异化了掌权者的心灵与精神。斯大林在庞大的克里姆林宫中,没有一个朋友,他将所有人都看成是危险的敌人。史达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如此形容自己的父亲:“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一种迫害狂——源于空虚和孤独,他极其残酷地反对这个世界。”历届苏联领导人无不如此,唯一还存有人性的戈尔巴乔夫则成为这个体制的终结者。

领袖们使用的镇压工具,是同样人性泯灭、兽性张扬的秘密警察、普通警察乃至狱卒。俄罗斯作家列昂尼德?姆列钦在《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中,描述了克格勃头子们残民以逞的斑斑劣迹。这个机构从上到下都是如此:一名克格勃中将赖赫林,日日夜夜自追求的只有一个目标——摧毁人的意志,剥夺人的生命。他相当狡猾,毫无人性,行事坚决且不知疲倦。他只受过两年教育,差不多是半文盲,却能升任中将。他为自己辩护说:“安全部里职位更高的官员当中,有的也只上过四年学。”

习近平不就是翻版的安德罗波夫吗?习近平让中国成为酷刑最为泛滥的地方,源于他缺乏基本的自信——尽管他将“三个自信”扩展为“四个自信”(继“制度”、“理论”和“道路”自信后,习近平提出了“第四个自信”,即“文化自信”。官媒《求是》杂志刊文认为:“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习近平看上去大权在握,其实骨子里如同惊弓之鸟,早已精神衰弱、夜不成寐。

在习近平眼中,党内外、海内外,到处都是要夺取他的权力的“颠覆者”。从黄雨伞到太阳花;从好莱坞童话片《动物方城市》,到彼岸蔡英文的总统就职讲话;从手无寸铁的刘晓波、丁子霖,到手中只有法律这块“遮羞布”的许志永、郭飞雄……都让他如芒在背,坐立不安。他就像坐火山口上的钓鱼人,全世界都看到他是一个小丑,惟有他自己还以为可以满载而归。

不能再有同胞变成李旺阳、曹顺利、雷洋

营救在狱中处境恶劣的郭飞雄、赵威、胡石根,以及因为纪念六四屠杀二十七周年而被捕的符海陆等人,刻不容缓。即便郭飞雄的妻子张青没有奔赴联合国大楼前绝食抗议,全世界关心中国人权议题的人们都要勇敢地站出来斥责中共:停止酷刑,让每一个优秀的公民自由!

酷刑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中的torquere,本意是弯曲身体,起初只是用来对付不听话或者逃亡的奴隶,之后便发展成国家处刑的工具。在《布莱克法典》中,对酷刑的定义是:“为了施与惩罚、获取口供或为了施虐的快乐,而给人的身体或心理造成剧烈的痛苦。”酷刑在中国变成了家常便饭,变成了异议人士的催命符。这样的情形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

从胡锦涛时代末期至今,死于酷刑的中国公民有李旺阳、曹顺利、孙志刚、雷洋等人,再也不能有同胞重蹈他们的厄运了。在中国,狱中的受刑人常常遭受酷刑对待,而狱外的自由人也是不是地成为酷刑、暴力的受害者。难怪很多出狱的人权人士感叹说,出了一所小监狱,又进了一所大监狱!

连堪称中产阶级样板的雷洋也被一群警察折磨致死,谁在中国能高枕无忧呢?郭飞雄和雷洋们的遭遇表明,虽然胡锦涛时代的“政法沙皇”周永康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进了监狱,但周永康的幽灵还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周永康是企图挑战习近平而垮台,并非因践踏法治而“罪有应得”。每一个肆无忌惮地对普通公民施加暴力的公检法人员及国安、国保,都是缩小版的周永康;而今天执掌司法和公安权力的习近平以及孟建柱之流,乃是升级版的周永康。

专制制度的特徵之一就是残忍。在中国,残忍不仅是一种制度之恶,更是一种文化之恶。胡适曾经严厉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说:“今日还是一个大家做八股的中国,虽然题目换了。小脚逐渐绝迹了,夹棍板子、砍头碎剐废止了,但裹小脚的残酷心理,上夹棍打屁股的野蛮心理,都还存在无数老少人们的心灵里。今日还是一个残忍野蛮的中国,所以始终还不曾走上法治的路。”胡适提倡民主和法治就是为了救治这种根深蔕固的残忍症。历史学家余英时进而发挥说,在社会一般恶德(ordinary vices)中,残忍应该放在第一位,因为残忍是自由意识所最不能容忍的罪恶。而今天我们反对中共,就是反对从习近平、孟建柱到虐待郭飞雄的那名广东省监狱管理局的局长等这样一群“残忍者”。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6/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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