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海德学社 翻译：沈沉 作者：David Thompson Stephen Hicks
后现代主义发源于两种危机——一是哲学领域中的知识危机，二是社会主义危机。主要的后现代主义者几乎个个极左：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理查德·罗蒂……而这些人反倒不相信其他人认识“实在”的能力。
广义上说，后现代主义既是一种修辞工具，也是一套政治立场。比如，斯拉沃热·齐泽克能够一边拒绝后现代理论的若干方面，一边在自己的写作中如法炮制。他所说的很多东西修辞上聪明巧妙，吸引了不少文青，但大多却是暧昧不明、未经验证的，有些干脆就是耍嘴皮子。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斯洛文尼亚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化、批判家与心理分析理论家。目前欧美有名的后拉冈心理分析学学者之一，左派学者。右图为其代表作之一，《少于虚无：黑格尔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Less Than Nothing : 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但如果你不接受其前提——比如对资本主义的本能反感，那么这后面的任何花腔就都没说服力，甚至愈显可笑。稍有判断的人就会发现，齐泽克的文章经常无视论证结构，只顾追求文体效果而不加解释地提出断言。
有时候拿着他的书，刚刚打开第一页，却马上陷入恍惚，像是自己翻到了该书中部的某页一样。这种“中部感”是怎样炼成的呢?很简单，齐泽克一篇典型论文—— 5 到 15 页的文字：题目机智巧妙，开头总是突兀地提出充满自信的断言，接下来就只是连续的展示、反复地重申。
有两种愚蠢。第一种是(偶尔)有些超常智力的主体，他们正好“不了解”，在逻辑上，他们非常了解情况，只不过他们仅仅漏掉了隐藏在情境中的规则……第二种也是与第一种对立的愚蠢形象是呆子：这些人的愚蠢和常识完全一致——所认识一样，而他们代表着表象上的“大写他者”……
——斯拉沃热·齐泽克，《少于虚无》导言开头
大胆而没有支撑的断言，几乎是齐泽克作品的标志，也是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的套路，而这却得到了狂热崇拜者的宽容甚至支持。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令人振奋的”结论，而不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以及它是否可靠。
所以后现代主义者是不讲理的，比如他们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构成了一个“反抗地”，由此“人们可以对当今社会加以批判性的怀疑”。然而要知道，“当今社会”——即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公开地、详尽地、司空见惯地遭到质疑和批评，其程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社会，说被喷得体无完肤都不为过。
可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设想的社会可是不能容忍一丁点异议的——他们也不太可能赋予人民批评社会的工具。但是，这些常识并不会耽误齐泽克他老人家匆忙提出断言。
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左)因出版一本名为《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的小说，遭到了穆斯林世界的强烈反对。1989 年 2 月 14 日，伊朗宗教领袖鲁霍拉·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右)宣布判处鲁西迪死刑，并悬赏数百万美元追杀他。由此引起了一场国际风波，英国在与伊朗交涉失败后宣布与其断交。同年六月霍梅尼饮恨而终。
后现代主义者已经拒斥理性，连带着也拒斥了证据和一致性。后现代确实修辞繁复，但修辞无论如何是个工具，所以人们不免要问，它是被怎样使用的，以及为什么要这样用，修辞的目的又是什么?
其实，后现代主义的修辞已经成为一种主观主义的表现主义——作者摆弄语词，期待有啥有意思的东西自己跳出来，通过含糊其辞获得文本美感和过度解读，德里达就是这样一个行为艺术家。
修辞也是一种充满政治意味的说服，后现代主义修辞缺乏逻辑和证据，但富于感情，因为这类修辞的关键是有效性，而非真实性。
众多后现代理论家都反对资本主义且支持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类的无望事业。这是在用列宁和马尔库塞的剧本唱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提出：资本主义将会从内部瓦解，但可惜这事没有发生。
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法兰克褔学派的一员。他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马尔库塞与马克思、毛泽东并称为“3M”。
于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提出，资本主义是将其不幸输出到了第三世界(列宁的观点)或者输出到了被边缘化的亚文化群体中(马尔库塞的观点)。所以，新的策略应该是在这些地方培育反对资本主义的抵抗运动。
齐泽克是它们的结合，而利奥塔则明确拒绝了真理和清晰这两个概念，认为它们与“监狱和禁令”是同义词。福柯也高不到哪去，宣称“理性就是疯癫的终极语言”，认为“我们的信念和政治倾向不应该受到任何东西的拘束，即便是逻辑或证据的拘束也不行”。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社会理论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批评理论、历史学、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都有很大的影响。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广大文青的导师。
弗兰克·伦特恰瓦，又一个左翼理论家，甚至说后现代运动“并不打算找出真理的基础和条件，而是要通过行使权力来致力于社会改造”。斯坦利·费什更有意思，他认为建立理论和进行解构“将我从保持正确的义务中解放出来……只要求我是有趣的。”
有人尝试过引用德里达一段可笑的胡说八道，去检测德里达粉，让他们解释这段话的意思，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回答。
真正懂得德里达的中国学人，是绝对不会把德里达当回事的。因为使用汉语玩弄一下语言游戏，毛无疑比德里达更出色。与其学习德里达的招数，不如直接重温毛语录。
——李劼，《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
而且这段话所在的文章中到处可见诸如此类令人困惑的段落，把它们按任意次序排列，都不会看出有什么差别。说个大实话，德里达文章的大部分是刻意写得难以理解，就像是某种达达主义的玩笑，很多人不敢说。
人们根本不会相信这种学术欺诈竟然能发生，这就是它得以发生的原因。后现代主义的扯淡要义就是词不达意、文理不通且故作深刻。这是一种词汇抽搐和修辞伪装。
后现代主义评论家当然不服，他们认为这些批评持有“根深蒂固的立场”，且其中的“美学价值”、“科学实在/清晰”以及对“逻辑一致性的依赖”都是理解能力的阻碍。特别是，它们阻碍了人们理解那些“充满力量、控制及支配力的论证”。
不过，虽然经常“站在人民一边”，但读者之所以觉得后现代黑话难以接受，恰恰是因为它代表了一个相当于祭司阶级的群体的“权力、控制和支配力”，这的确太讽刺了。
因此，后现代主义者的行为就像无良律师，一心想着打赢官司：真理和正义不重要，使用任何能够带来成功的修辞工具才是关键。
有后现代主义者将“清晰的文章”抨击为“刚刚获得权力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批准的表达方式”。而 “没有疑问的文章和清晰的表述”，都是“保守主义的概念工具”。
将清晰拒斥为“保守”，这一点特别怪异，因为清晰性使得一个断言能够经受广泛的批判性考察，因而能够得到公众的纠正，没有清晰性，就是不讲人民性。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真理和实在都是“专断工具”，而不偏不倚的学术研究则仅仅是“传统主义者和政治右派”所喜爱的“一种意识形态立场”。
这成了一个借口：无需论证，如果你偏爱那些为人所理解、允许人审查的论证，这就标志着某种反动的倾向和深层的道德过失。随时就能上纲上线。反过来，如果你嘲弄这类“资产阶级的细枝末节”，那你就是激进的、聪明的，而且特别特别性感。
不知道数学家和结构工程师会如何看待这个杠杠——是否存在一种叫做右翼计算的东西?或者是否存在右翼桥梁?
这里有尼采论故弄玄虚者的一句话——他们把水搅浑，以使自己看上去深沉。但是，形式服从功能，语言的功能就是表达人的思想。如果认为真理是存在的，那就应该努力争取去清晰、完整地阐释，否则只能自证自己所说的也是屁话。
反之，如果怀疑真理是否存在，就会引发一些认识论上的后果：你会开始相信，世界最多就是朦胧模糊的，而你的心智无力理解它——你内心深处会相信一切都是破碎的、脱节的，这样一来你的写作就会倾向于模糊、破碎、脱节。晚期症状就是开始怀疑他人清晰写作的正当性：在这种视角看来，清晰必然就是一种过度简化。
当然，如果清晰的资料和论证都与你的观点相左，这时把水搅浑，或许能给你留点呼吸的空间，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也就此诞生了。
短期来看，后现代主义已经导致了众多人文学科的贫乏，不管是既有成果的质量，还是学术讨论的规范。自然科学受影响较小，相对来说更加健康，社会科学不行。
不过，后现代之所以能在 20 世纪下半叶变得根深蒂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一流的知识分子大多不屑于理它，而是专注于他们自己的工作。但过去十年间，在后现代过分猖獗之后，已经出现了一轮强有力的反击，现在后现代已处于守势。
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最有名的有美国耶鲁大学的“耶鲁四人帮”，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对应欧美文学作品进行解读。由左至右分别为：保罗·德曼(Paul de Man)、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 Hartmann)和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作为怀疑主义的一个类别，后现代最终是空洞无聊的。对于智识非常敏感的个体将会厌烦一模一样的陈旧言辞，从而另寻出路，批评并推翻其理论。
所以，尽管后现代主义占据了一代或两代人，但摆在这届人民面前的，是一个无比广阔而有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