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墨索里尼还公然宣传“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宗教观”,“人是通过其与最高教义和一种客观意志的内在联系来认识的”,“这种客观意志超越个别人,使他上升为宗教社会自觉的一员。”

读书摘记

姚监复摘编

(5)恐惧思想症——中国知识分子流行性传染病之五

——“告诉我,先知的竖琴,为何你不再鸣响?”

——“他患了恐惧思想症。”

一、免于恐惧的自由,首先是免于恐惧思想的自由。

哈维尔曾呼吁要给予知识分子免于恐惧的自由。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扼杀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同样也扼杀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如果知识分子的思想还在顽强地活跃地表达出来,在德意日的法西斯国家中可能遭遇到流亡、监禁、劳役及死亡的命运,同样地在封建法西斯的文革中,一批又一批的思想者,张志新和林昭、王申酉和遇罗克们,被无辜地残忍地枪杀。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思考:在脑袋与思想中两者取一的选择中,是选择:没有思想的脑袋,还是丢掉脑袋的思想?竟然又是莎士比亚的古老命题:是生还是死?!这样,多数知识分子毕竟是聪明的,选择先要保住脑袋,后才要思想,或不要思想、停止思想。让一个大脑袋去思想、一个人有思想就行了,知识分子就诠释、说明、注释、编篡一个人的伟大思想好了,没有风险,还有名利,如文革中的梁效们。反过来,要有自己的思想,就可能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帽子,吃了枪子,还要由家属代交5分钱的子弹费(未计算刽子手的劳务费)。因此,在各种各样多种形式的法西斯专制统治下,知识分子都传染上了流行性传染病——恐惧思想症,恐惧、害怕、担心自己有自己的思想,或自己的思想被表达、被发现与被追查、被上纲上线,直至自己因思想而被枪毙。恐惧自己头脑出现思想的怪症——思想恐惧症或恐惧思想症,就象非典、禽流感和病毒型流行性感冒一样,在知识分子群众中广泛传染、感染,习以为常了,习惯了。出现了知识分子害怕思想,怕进入敏感地区——禁区,怕在敏感问题上思想,以免踩响地雷。所以,知识分子的恐惧思想症,具有意识形态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成为从20世纪遗留到21世纪的法西斯后遗症。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真正以史为鉴。

二、日本法西斯体制下知识分子的恐惧思想症。

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体制》一书中,吕永和、孙仁宗分析日本法西斯思想文化统治,引用了矢内原忠雄对日本当年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的分析,反映出当年日本法西斯统治下知识分子扭曲的人格和恐惧思想症的表现形式。知识分子分为:

1、超国家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为军部法西斯政治和侵略战争服务,提供法西斯统治、天皇神格论、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

2、不喜欢法西斯政治和侵略战争,又害怕日本战败灭亡,不得已协助战争的知识分子。

3、不赞成军部的法西斯政治和侵略战争政策,但认为任其为所欲为,对国民非常危险,所以自己要置身于其中,尽力保护国民的自由,缓和军部的法西斯政治,使之走上合理的道路,因而与战争合作的知识分子。

4、积极或消极地不协助战争的少数人。

第1类知识分子是少数,但作用极为恶劣,充当侵略战争的挑拨者、打手。第4类知识分子也很少,刚直、清醒地坚持自己的思想,值得尊敬,但命运悲惨。第2类知识分子有些不得己,实际随波逐流,越陷越深,最后同流合污。“在时代逆流冲击下,渐渐地或突然地向右倾斜。他们为了生存,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的教养、技能、知识适应这种反动势力。为不被溺死而抓住稻草。为了生存,昨日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了今天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昨夜的自由主义者成了明天的国粹主义分子。摇身一变,沦落为‘御用评论家’,这在学者、评论家中有之,编辑中有之,过去的左翼活动家中也大有人在。”(畑中繁雄:《日本法西斯言论镇压抄史》,高文研1986年版,139页)这些知识分子认为不能自外于集团与国家,至于“举国一致”的国家、集团的行为是非是次要的,只要自己是为了集团和国家而心安理得,甘愿同流合污。

最可悲的是第三种人,思想上明知日本对内外政策走上邪路,却要极力从中发现某种积极因素,幻想加以引导,使之走上“合理”道路,保住知识分子良心的平静。日本司法省1943年3月统计,被起诉的2440名共产主义者之中,转向者1246名,准转向者1157名,非转向者仅37名。这些知识分子中,京都学派以德国史学家兰克的“道义的生命力”,借助道义力量创造新的世界史的观点,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认为日本打破西欧帝国主义统治亚洲的战争,建立“东亚共荣圈”的目标,正是创造新世界史的“道义的生命力”的表现,大东亚战争是超克西欧式现代的圣战、义战,意义在于全面清算过去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世界观,创造一种成为新时代支柱的历史原理,他们肯定了日本国防国家体制和国家法西斯化的正当性。京都学派的议论比官方的陈词滥调相比,对青年知识分子有理论认识上的满足和新鲜感、吸引力,产生了更恶劣的作用。影响了许多人自觉地支持战争和法西斯化。京都学派的知识分子力图用让人可以接受的方式,以“道义的生命力”去约束战争行为,使战争符合“道义”的方向,把国家引上合理的道路。而日本法西斯当局只是利用他们,并不认同他们的立场,他们最终遭到冷落、排斥、被攻击为“反军的、败战的、反国家的。”

日本法西斯在国家权力和传统力量编织起来的特有的自上而下的极权主义统制网,同德意法西斯对待知识分子的具体做法不同,但统治的严密和严厉程度是一致的。而知识分子的思想在法西斯极权主义统治下被扭曲、被利用、被毁灭的命运是共同的。这样,思想与其作为法西斯工具,还不如没有思想,这是出现恐惧思想症出现和得以传染、传播、遗传、流传各国,直到今天的根本原因。(参考资料: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

三、意大利法西斯体制的“国家至上原则”和“领袖原则”,逼使知识分子患上恐惧思想症。

意大利法西斯党和他的领袖墨索里尼强调国家是“一种权势和绝对权力意志”。“国家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个人和集团只有置身于国家之中才是可以想象到的。”“在国家之外,既没有个人,也没有集团(政党、团体、工会)。因此,法西斯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顽固地坚持阶级斗争的历史运动,不愿使各阶级在同一种经济和道德现实中调和起来的国家统一。”他们认为法西斯国家的原则“主宰着人的灵魂”,是“灵魂的灵魂。”要求“一切从属于国家,不许脱离国家,不许反对国家。”正因为如此,“法西斯国家不允许任何个人意见存在,更不允许反对意见存在,如果出现即予以严厉打击。一切要从帝国和强权的需要出发。”

法西斯意大利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所有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甚至私人生活,实行全面的严密控制。墨索里尼说:“法西斯主义希望国家强大,组织严密,同时有一个广泛的人民基础。法西斯国家还要求把经济部门归还给自己管理。通过它建立起来的行会、社会和教育机构,使在极细的分支上都能感觉到国家的存在。而且,整个民族参加相应组织的一切政治、经济、精神力量,都能在国家内进行活动。”为此,首先是依靠血腥镇压,建立恐怖统治,对各个阶层的居民实行高度的组织化、扩大、强化法西斯统治的社会基础。

这样,知识分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只能从属于、溶化于法西斯国家这个“灵魂的灵魂”之中,消灭了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更不能有个人意见、反对意见,否则将遭到法西斯专政当局的严厉打击。一切要从帝国和强权的需要出发。当然,意大利法西斯国家强大压力下,知识分子必然患上对国家的恐惧思想症,害怕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特别是反对意见,为了活命,只得如此保命。

同“国家至上”、国家是“灵魂的灵魂”的原则并提的是“领袖原则”,因为法西斯主义者宣扬的国家至上,是一种思想灌输,最后的真正目标是实行领袖一人至高无上。墨索里尼1921年就说过:“在意大利使资本主义繁荣兴旺的最好办法,是抛弃民主制,实行独裁统治,因为这是战胜社会主义和使政府恢复有效地行使权力所不可缺少的。”还引用马基雅维里的名言:“在政治上让人惧怕比让人喜欢要好得多。”墨索里尼把人民看成是“数字”和“许许多多国王”,认为“法西斯主义否认数字——只恁存在多数这一事实——就能领导人类社会,否则这个数字通过定期的协商就能管理国家。”“民主制度是一种不立国王,但有许许多多国王的制度,这许许多多国王比起那怕是一个暴君的国王来,有时更不容异见,更暴虐和更有害。”这样,墨索里尼有了推行领袖独裁制的自己独创的理论,按照1938年颁布的法西斯党党章规定,墨索里尼作为“领袖是国家法西斯党的首脑,由他下达行动的命令”、“有权随时召开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和任免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有权建立和解散法西斯党的省委组织”;有权“颁布国家机关、国家法西斯党组织和国家法西斯党所属机构的规章和工作准则”:“对政治机构和担负政治使命的法西斯分子进行政治监督”:“有权废除和修改领导成员采取的措施”:“有权免去领导成员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还有权行使“他认为属于他的一切权力。”墨索里尼成了凌驾于法西斯党之上的、可以为所欲为的绝对主宰。墨索里尼废除了选举制,改为领袖任命制,总书记由法西斯大委员会主席墨索里尼任命,中央指导委员会委员、监察员及省委书记,在总书记提名后由墨索里尼任命。1929年4月墨索里尼担任法西斯内阁的政府首脑,并兼任内阁13个部的8个部的大臣,包括外交大臣、内政大臣、职团大臣、战争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空军大臣。还成立了只服从墨索里尼的秘密警察组织——监视反法西斯犯罪的机构(奥夫拉),第一个行动是逮捕共产党领导人,流放海岛及跟踪、监视、暗杀和搜集情报。1927年墨索里尼还设立了国家防御特别法庭、成为法西斯政权镇压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立即决审判权的、秘密的、能使人慑服的司法机构”,专门审理那些“谋杀国家领导人的罪犯”,这个特别法庭可以无视证人证词,被告不准上诉。特别法庭的庭长与法官,都由墨索里尼任命。墨索里尼还建立了一系列纵横交错的劳资双方组成的阶级合作组织——职团,并具有政府职能。墨索里尼兼任职团全国评议会议长、职团代表大会主席、职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还兼任内阁新设置的内阁职团部大臣,同时还兼任22个职团的会长,包括谷物业职团、橄榄油业职团、蔬菜水果花卉业职团、甜菜与制糖业职团、畜牧与渔业职团、林业与木材业职团、纺织业职团、葡萄栽培与酿造业职团、金属与机器制造业职团、化学工业职团、服装业职团、造纸与印刷业职团、建筑业职团、水电与煤气业职团、矿业职团、玻璃与陶瓷业职团,还有保险与金融信贷业职团、美术与自由职业职团、海洋与航空运输业职团、内陆运输与通讯业职团、戏剧游艺业职团,旅馆、饭店、旅行社、浴池、疗养院等招待业职团的会长都由墨索里尼一人兼任。

这样,墨索里尼成为直接控制国家的一切的领袖,党国一体、政教一体、国家与领袖合一的至高无上的意大利法西斯国家的代表、象征、图腾,是人民必须绝对服从的最高领袖、导师、统帅,是所有公私组织、党政组织和群众组织的主席、首脑、会长,集大权于一身。又宣扬国家是一种权势和绝对权力的意志,“法西斯主义认为,个人作为社会利益的机件或工具,必须竭尽全力发挥其工具的作用,直至他不能服务而被代替时为止。”“个人和集团只有置身于国家之中才是可以想象的。”“一切为了国家,国家之外,一切都不复存在。”而“国家的含义就是种族的一切物质价值及精神价值的最高综合,超于个人、行业和阶级之上,个人、行业和阶级除非纳入国家最高利益范围之内,否则是不合法的。”如果知识分子不充当国家和领袖的机件,驯服工具和螺丝钉,竟然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敢于同元首兼主席兼22个职团会长墨索里尼的最高指示相对抗,那么就是不合法的,就有可能交由不准上诉、可以无视证词的特别法庭处决。这样,在墨索里尼国家法西斯党的专制独裁下生活的知识分子,只可能都变成思想恐惧症或恐惧思想症,害怕有自己的不合法的思想。这种流行性恶性传染病,当然也可能流传到中国,影响到现在。中国国民党政府曾指示驻意大利大使注意研究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职团制,聘请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第一任财政大臣德?斯特法尼充当经济顾问。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国家至上、领袖至上”,“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统治经验,墨索里尼的“要使一切权力机构统统法西斯化”、“使法西斯的非法行为合法化”的法西斯手段,曾被蒋介石奉为至宝,被中国共产党尖锐、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但是,亡灵也可能复活,旧瓶可装新酒,新瓶也可装陈旧的变质成醋的酒。(参考资料: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版)

墨索里尼还公然宣传“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宗教观”,“人是通过其与最高教义和一种客观意志的内在联系来认识的”,“这种客观意志超越个别人,使他上升为宗教社会自觉的一员。”“个人通过克己,通过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牺牲生命实现着他作为人的价值所具有的纯粹的精神的价值。”这样,法西斯党获取了“毫无阻力地主宰人心的权力”,以“革命宗教化”的“宗教神圣”观统治民众心理的手段,推行一人主宰的领袖独裁统治。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制造理论根据,说“民主是少数几个人,甚至一个人的意识和意志同所有人的意识和意志的完美融合,是融进普遍之中的个别。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不复存在,个性也已消灭,执行国家这个至高无上实体的决定成为每个人的天职”,“而国家则由少数几个人乃至一个人来代表”,这个人“具有君主和主宰者的特征”,绝对精神的这个证实者——领袖是“力量的主体,是主宰意志的意志,是存在和力量的标志。”因此,人人都要服从领袖。法西斯理论家真蒂莱用哲学为法西斯理论服务,被墨索里尼任命为公共教育大臣,他强调,国家和民族的普遍精神集中表现在某一杰出人物的身上,具有坚决行动意志的超验的“大我”产生一切、规定一切,而且绝对正确,这个“大我”体现于“国家领袖的意志”,“他是受命于上帝的、不知疲乏的、绝然正确的人。”真蒂莱认为“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国家是绝对的,在它的面前,个人和集团都是相对的。”真蒂莱赞成新闻检查法,如有必要,可以烧毁全部异端邪说的书籍,先后把许多世界名著,甚至果戈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路德维希和薄伽丘的著作列为禁书而烧毁。同时,真蒂莱宣扬墨索里尼是“本世纪的发动机”,“伟大的哲学家和教师”,“天才人物”。不能批评,只能绝对服从墨索里尼。“法西斯党员的行动不是以理论作指导,他们的革命动力全部都是来自墨索里尼的天才。”他下令编写法西斯主义思想教育的教科书,宣传有关领袖的神话。他于1925年同一批反动文人发表《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与克罗齐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相对抗,又创建法西斯文化研究院,并任院长。1944年4月15日,真蒂莱被反法西斯游击队抓获处决。

在意大利和所有的法西斯专制国家中,真蒂莱式的知识分子是法西斯领袖的御用文人,是必然会出现的一小撮被历史钉上耻辱柱的知识分子的败类。在众多知识分子处于思想恐惧症之际,真蒂莱能升官,担任部长、院长,但最终被爱国的游击队处决,这也是真蒂莱式知识分子的可耻下场。

四、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和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结语。

回顾历史上法西斯专制统治下知识分子的思想恐怖症,令人忆及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名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简言之,那个时代与现代十分相似。”现代确实同狄更斯描述的那个时代十分相似。

在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结语中,圣者克利斯朵夫在岸边围观者的讥笑、讽刺声中,穿过了激流险滩,终于攀登上了对岸的危岩,迎接黎明的曙光。圣者约翰克里斯朵夫询问坐在肩上一直鼓励他“往前走”的娇弱又沉重的婴孩:“你是谁?”婴孩回答:“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也就是时代。圣者在河中艰难跋涉,肩负着时代的使命。时代是沉重的。

(2005年10月6日摘录)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