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苍黄不易圣贤心——纪念李慎之先生八十诞辰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轲

一切人类价值的基础是道德。我们的摩西之所以伟大，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他在原始时代就看到了这一点。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西方推崇天才，东方敬重圣贤。

因为西方要永远感戴耶酥的牺牲，赞美天父的慈爱，祈祷神恩的降临，咏叹天国的美妙。生命的不朽与灵魂的永恆，尘世的最后审判和真理的全幅实现，西方都谦卑而虔诚地委托给了上帝。

因为无限时空和永恆真理的探索一旦中断，自由意志与绝对理念的王国一旦失序，精神创新和历史征服的极限一旦到来，西方文明将颓然终结。

因为从《自由大宪章》（英国，1215年）、《独立宣言》（美国，1776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法国，1789年）、《人权和自由宣言》（俄国，1991年）之后，从奥斯威辛到纽伦堡之后，从古拉格群岛到天鹅绒革命之后，西方和半西方俄罗斯－东欧的使徒、先知和圣者已经渐次退出尘世。

因为东方的救赎、灵性、德慧、勇气甚至苦难、不幸、绝望、罪孽总是以集大成的形态弥纶八荒，亘带九地。

因为东方的人间悲剧至今远未收场，忤逆天理人情的奸恶邪僻俨然建制成列，草芥般微贱广布的黎民百姓依旧只能随风偃仰，救赎的十字架还需由人子负荷。

因为强悍狂妄与贫弱卑陬一样，同是中国的悲哀；早该升华为东方旭日的中国，却终朝梦魇不散。

因为中国的安危祸福已经攸关世界前途，而此五分之一人类的最大生命共同体究竟何去何从，尘埃潇潇，至今尚未落定。

因为苦命无助的中国至今虚缺着自己的先贤祠，至今无法为自己最新一名忠诚而傲岸、坚贞而英勇的精神仆人庄严送行；在这“白昼与黑夜”殊死较量的最后关头，在这历史即将破晓之际孤独而壮丽的死亡面前，中国浑然不觉失却了什么。

因为中国正临近它那漫衍宿命的最后一道栅栏。李慎之先生们虽然依旧生前落寞，死后寂寥，但已超越绝对孤独。他们承担和表达的，早已不再是个人的恩怨荣辱，而是一个伟大民族三千年的瞩托、一百五十年的夙愿，这种瞩托和夙愿常常是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中的方舟。他们念兹在兹、生死与之的一切，已经上升为全球进步的东方祭礼，永远地充实、丰富和荣耀了人类自由本性的古老隐喻和伟大像征，彙入了这颗在浩瀚寰宇中孤独运行的蓝色星球上闪烁了亿万年的性灵之光。

因为历史和世界已经把目光转向了以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良知和中国智慧身上，一切加于他们的精神酷刑，一切超乎言说的痛苦和绝望，包括死亡，都不再是枉然，都赋予未来一代以启迪、以力量、以希望。

上篇

一

先生是革命的宠儿，钦定的异端，寂寞的觉悟者；是专制主义死敌，自由主义领军，再启蒙运动先驱；是来世的公民课教员，全球化引渡者，中国道路警示人，中国文艺复兴追梦人；是最后一名士大夫，文明冲突吉凶未蔔时代遽然撒手的遁世者，从我们中间飞逝而去的又一名先知；——是以自由压倒奴役，以悲情连接世纪，以忧思点燃自己烛照寰宇的圣者。

先生之于中国，是继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远古神话时代“苍茫叙事”后，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及伯夷、叔齐、伊尹等古代圣贤开启，由孔子、孟子集大成，由历代仁人志士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中华圣贤救赎之道的现代继承；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来，欧风美雨俄雪席卷全球、中国一路东倒西歪下来，重新收拾、重新上路的历史托命。

先生之于世界，是以悲天悯人的浩茫心事对世运人心“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第三个文明千年启幕的中国第一人。

二

先生对于中国的首要意义和特殊贡献在于，在中国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以布衣之位、匹夫之力、耄耋之年、废残之躯，蹈厉锋发，孤怀独往，高擎新世纪新理想主义火炬，使徒般地践履着一项神圣的志业：为中国道路作证，为中国命运祈祷，为中国使命奋斗。

先生患大教训、生大疑惑、得大觉解，不忍须臾睽违的，是1840、1898、1911、1919、1937、1949、1957、1966、1976、1989、1999直到先生溘然辞世的2003年间中国的兴亡盛衰，中国的善恶是非，中国的吉凶祸福，中国的新命复兴。

1949年以后，这项志业在中国大陆成为最凶险、最敏感、最森严、最需防范、钳控、惩治、镇压的最高禁忌和头号死罪，成为包括先生在内无量正直高洁之士肝脑涂地、骨骸相籍的骷髅之野，成为最高当局生杀予夺、秘不示人的统治重器。

于是，中国和世界历史未曾出现过的荒唐笼罩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关涉亿万中国人生死祸福的“机密”，中国人常常多年后才从西方着述中与闻。中国人对自己命运知晓关注的天赋人权，则长期被褫夺，以至中国人对国家和个人命运日益冷漠、麻木、隔膜甚至厌倦、恐惧。虚无主义对一个拥有悠久修史传统和历史意识的民族的胜利，是人类精神历程中一件难以理喻的异像。而从牛津到哈佛，从白宫、艾丽舍宫到克里姆林宫，西方的“汉学家”、“中国通”几乎成了中国国情披露人、国策发布人和国运预告人。若非1989年那场血腥事变，那两名德国人、一名俄罗斯人和一名格鲁吉亚人（历史曾以他们的名义，在中国进行了“一百多年来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这四名西方和半西方人，未必比西方主流文明代表人物更了解中国，更尊重中国）的巨幅画像，可能至今还堂而皇之地供奉于天安门广场；他们在一百多年前的着述，至今还是中国国家制度的基石，十数亿中国人必须尊奉的“圣经”。

从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托尔斯泰到杜威、罗素、泰戈尔、爱因斯坦、萧伯纳，从伊丽莎白一世、拿破仑一世、威廉二世、亚历山大三世到威尔逊、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从马可？波罗、利玛窦、汤若望、金尼阁到马尔罗、费正清、李约瑟、萨特，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普京，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小布什到蓬皮杜、科尔、撒切尔夫人、布莱尔、小泉纯一郎，从铁托、陶里亚蒂、卡达尔、哈维尔到卡斯特罗、齐奥塞斯库、金日成、波尔布特，从斯诺、斯特朗、爱泼斯坦、史沫特莱到法拉契、索尔兹伯里、华莱士、托夫勒……所有关注、造访、影响过中国的西方的哲人、征服者、传教士、新闻记者、政治家以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信徒和资本主义辩护士，无论友善还是恶毒、高尚还是卑鄙，都是中国的因缘，中国无以回避的挑战。

中国二十世纪的最大教训，莫过于尽失自强不息、自作主宰的民族立场和历史姿态，对世界的文明主流和历史的选择缺乏起码的常识和判断，偏偏实行代价最大、挫折最深、最短视、最经不起时代考验的“一边倒”，不仅断送了戊戍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正面历史遗产，而且将秦始皇和斯大林东、西方两大专制极权独裁制度全面结合，投中国于史无前例的历史浩劫。

当先生与整个民族历经磨难面对废墟般的中国社会时，已年近花甲。而先生最后十年再次面对的，是在斯大林－毛泽东式恐怖血腥乌托邦终于收场后，在苏俄、东欧诸国艰难而坚定地重归人性、民族性和世界性文明主流同时，中国却大幅坠入权钱联盟、犬儒主义和乡愿哲学的历史泥淖；面对的，是畸型膨胀的物质巨身与粗鄙、虚骄、狂妄、浮嚣的民族主义和虚无主义联手拒斥、贬抑、敌视和魔化世界主流文明的大荒诞、大悖谬、大诡吊、大危局；先生立宏誓发大愿欲以担当的，正是以集大成的圣贤心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关乎中国与世界命运的天地志业。

三

先生八十人生，早年生逢外患日亟，国运日蹙，“不能不参加革命”，中岁遭遇苍黄翻覆、腥风血雨，“不能不当右派”，晚境茕茕孑立，冷眼热肠，“不能不做自由主义者”。

先生有足够的资格，重出江湖作帝王师；先生有足够的本钱安享清平，颐养天年；先生有足够的权利寄寓山水，忘情江海；先生有足够的理由近鬼神，远中国。

先生却义无反顾地择定了一条苍茫人生路，其中无量数的颠沛、艰危、创伤、磨难、苦情、隐痛、寂寥，无尽藏的坚忍、困守、撑持、超绝、旷达、微吟、颙望；几多长夜独坐、几多仰天长叹、几多壮怀激烈、几多热泪夺眶、几多悲从中来……

有形之压力，以慎公大无畏气慨，足以抵抗而有余。无形之风雨，误解、猜忌、疏离、流言，则远比前者伤人。2001年春我再一次见他时，身躯还是那样坚挺，声音还是那样洪亮，步履却已艰难，中风稍愈。他担忧我在上海是否能立足，而他自己承受的种种暗伤则还是闭口不言。两人对坐，又一次暮色四合。夜气逼近，渐至黑透，谁也不想去开灯，直至看不清对方的脸色。黑暗里，突然听见老人在垂泪，先是沉默，终至失控：“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青时还会入这个党，到老年还是要像他们所谓的那样‘反党’，‘反’他们的‘党’！”与慎公交往十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垂泪，当时手足无措，竟说不出一句能安慰老人的话，只是呆坐在那里，眼睁睁听着他动容、挥泪，乃至大恸……。

——朱学勤：《危城别慎公》

先生对命运垂顾的领受始于最后十年，始于四顾寂寥、一无凭籍的历史荒原，始于抉心自食，剔骨还父，剜肉还母的光明觉悟，始于为中国，为中国知识人再立人极、再立中国圣贤人格的苍茫暮年。

1989年“六四”之后，先生在一片肃杀凛冽中作河东狮吼：决不在刺刀下做官！

这是大丈夫本色，“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我若见性时，轮刀上阵也得见之”，一旦肝胆照人，便使风云际会，便如雷霆乍起，天地变化草木蕃生；这是豪杰气概，“不忘在沟壑，不忘丧其元”，“蒲轮安车在其左，刀锯鼎镬在其右”，“自返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以涤荡万夫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虚妄；这是高蹈风骨，壁立千仞，弃天下若敝履，既已学绝道丧，大地陆沉，则自悬孤心于霄壤，独怀守先待后之悲愿，“道之不存，乘桴浮于海”；这是圣贤襟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视一切高位强势富贵功名若浮云过太虚，栖遑为苍生，微茫起正声。

惟斯语，先生已顿成人杰，为世立德，可臻不朽。

君不见，当天地色变，狂飙骤至，晦盲否塞，六合黯澹，迫于恐惧，出于困窘，囿于偏私，出于无奈，聪明、世故、练达、识时务的中国刹时重归于无声。先生一语既出，即若金声玉振，振聋发聩，闻者莫不动容，莫不醍醐灌顶，如遭电击，如受棒喝。

君不闻，“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君不闻，“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忧，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爱因斯坦：悼念玛丽？居里）

惟斯语，中国一切心性、才情、灵感，抱负方有所持载，有所寄托，有所欣赏，有所成全，“方今天下，求一己之‘自由’者多；自古域中，驭八荒之英雄者众，而圣徒不世出。无圣徒而自由难成秩序，主义或为谈资；英雄演为屠夫，内痞滋生外霸。有圣徒者，其为慎公乎。”（秦晖：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旨在斯言，大哉先生。

四

先生气像宏大，既葆有中国古风，又兼俱西方精神。“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其为人也，平日总是愉愉如、坦荡荡、蔼蔼然，天趣真纯，一片肫挚；其为人也，仪表堂堂，豪放爽朗，声若洪钟，运思如潮；其为人也，“神气扬扬，貌与常异”，“精采惊人，长揖而坐，神气清朗，满座生风”；其为人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他简直就是“可爱”极了。这个我是到了后来自己成熟了一些，才体会到的。美国所的年轻人跟李慎之所长的关系真的是好朋友的关系，互相之间绝没有拘谨，绝没有约束；他那么一个经历广泛、学识渊博、思想敏捷的人，所里的年轻人都喜欢跟他聊天，都喜欢“刺激”他，好让他“信口开河”，好听他“谆谆教诲”，好看他“指点江山”。

——亚非：《永别了，所长！》

他原是性情中人，年高八十，童心犹在，每年元旦前后，他都要把收到的贺年片用线串连在一起，纵横交叉地挂在客厅中，姹紫嫣红，摇摇拂拂，像是闪动的五彩旗，又像是起合不定的帘幕，看着他拄着拐杖，在帘下蹒跚地走动，兴奋地谈论他要做一个公民教员的理想，我忽地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可敬可爱的老人，简单、澄明而又坚强！

——刘志琴：《不是谢幕，是序幕》

我们经常谈得意犹未尽，他中过风，腿脚不好，我只有自己做主弄点茶水，我临走时，他坐在沙发里望着我出门，我出门时就把门轻轻带上；最有意思的是他的笑，那完全是孩子一样的笑，仰仰头，露齿哈哈，单纯，没有任何世情。经常谈着谈着他就开心起来，我都不知道一件简单的事何以让他笑了起来，以至于我在他面前疑心自己更老。

——余世存：《我们的慎之已经返乡》

中间，先生自己停下了谈话。转身在小茶几上摸起药瓶，倒出了药片，就着水吞了下去，不像是服什么常用的保健药。我们有些担心，生怕是老人身体不好，被我们打搅了，硬撑着谈话。他似乎看出了什么，立刻解释说自己经常头痛，痛了就一定要吃药，没关系。话语间反倒是带着几分歉意。

北方的冬日，天早早地暗了下来，客厅里没有开灯，先生的位置又是背着光的，脸上的神情只依稀可见，细节却不易捕捉了。我忽然有点儿“心不在焉”，莫名地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亥年生人，和眼前的慎之先生应该是同庚了？在我眼前的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因为自己头疼脑热折腾着小辈来照顾而不安的老人，有了许许多多“得意”的想法总要说给后生小辈听听才满足的老人。

——罗建：《招魂》

这是一位难得还保留着童心的老人，从不掩饰要顽强表达的心情，张口总是“听我讲呐！”就像几个孩子凑在一起时，总有没完没了的故事，恨不能抢先一口气倒给别人那样。他生活非常简单、集中，成天都在看材料、想问题、写文章。思想丰富，遏止不住。每次见面，他从不问我生活之类的事，没有寒暄一说，也不倒茶。请注意，我这里特别用了孩子的比喻，因为，孩子之间，永远是简单的、平等的、什么都不讲究。他甚至时不时会萌发某种天真，幻想某某人接受某种意见，简直就跟一个不成熟的孩子常犯的毛病一样。他非常非常讲良心，对那些有恩于他的人，他一辈子记在心里，即使明知其人有所不善，也是嘴下留情。他也认错，如对自己的违心检讨等，认得很干脆，不拐弯，不解释，完全出自内心，绝不做作。不！他对做作是深恶痛绝的。他看到某些文人缺少功力却爱好装腔作势，简直就像吃了苍蝇似的难受。也许，正是他的痛苦经历和做人原则，使他待人特别地宽容、直率、真诚，而且特别能发现别人的优秀之处。

——华贻芳：《痛悼慎之》

往访先生者，常生惊讶，这位名驰中华思想界的非凡人物，家中之简陋，近于寒碜，几乎同于引车卖浆者流。而先生胸前一近一远两副眼镜，一身有若干烟灰小洞的老式哢叽布中山装，左胸口袋里两支老式钢笔，恰是“孔颜乐处”，“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君子仪型，正是“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中国圣贤式知识人充实而光辉的淑世典范。

那一天，李郁带我走进他简朴的书房，他的神情比我想像的更亲切更有吸引力。我一眼就发现，他的旧式哢叽布山装上有许多被烟灰烧破的小洞。

——段跃：《永远的尊严——痛悼李慎之先生》

到他家给我一个意外的是：他的家简单得比我们一般知识分子的家庭还要简单。时值北京盛夏，他家连空调都没有。客厅也很小，简陋的沙发和座椅，开着电扇，屋里也闷热得有点让人喘不上气来。

——郭铁成：《我所认识的李慎之先生》

先生无论担任什么高级职务，从不在社会上摆特殊人物的架子。每次来沪开会，抽暇探望祖棫先生等老友，总是自费乘坐计程车来回，总是便衣一件，旧鞋一双。平日在京，亦不接受任何特殊照顾。而先生老夫妇俩都是病人（夫人久患糖尿病，行走已不便），手头相当拮据。京中友人曾披露，先生用早餐，经常啃啃麻花而已。

——高建国：《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悼

念李慎之先生》

九零年秋。“六四”的阴影渐渐淡去，我又来到北京，少不了去看望一下慎之。但见客厅新添了一副对联：

已知诸相皆非相

欲待无情还有情

上联典出《金刚经》“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既然如此，本应六根清净，无情无欲，但下联偏偏说“还有情”。这正好反映慎之当时的矛盾心态。无论如何，众生哀乐、天下安危的情结是永远无法消除的。

慎之才高自负，这是朋友们都公认的。他家中还有另一幅字，恐怕很少人见到过，悬于书斋之内，入门处之上端的横匾：“无声无臭独识时”。我看后说了一声：“好大的口气！”接着半开玩笑地文绉绉吟道：“夫识时者，能上窥天乎道之运行，下察人间之风云际会，试问世上能有几人？”逗得他哈哈大乐。

——林孟熹：《自许高材老更刚——忆慎之》

往访先生者，常发感慨，只要道问学论中国，先生可与各类素昧平生者慷慨激昂，直到暮色四围；忘情时间的老人会突然起身，蹒跚趔趄，以“不良于行”之步，内外奔走，上下搜寻，总要拿出若干复印文字，或为己作或为他文，分赠来者。其间多少麻烦、拜托、奔波、检拾、分发，以先生微薄近于贫困的工薪，以二度中风的危险、行将就木的残躯，其苦心孤诣，惟苍天可鉴。

每次聚会，他都到得最早，第一件事，就是分发复印材料。慎之似乎一直保持着“新华作风”，看到他认为重要的文章，或提出重要问题，或有独到见解，都一一复印出来，以飨同好。慎之学问功底深厚，博闻强记，思想敏捷，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浑然天成。在聚会时，常见他议论风生，滔滔不绝。使我感到他内心也许有一种“时间不多了”的紧迫感，他有那么多问题，那么多想法，都恨不得倾囊倒箧而出，形成文字。“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看他的晚年，依然是“满腔热血，一片赤诚”，如果不见他行走略有不便，谁也不会想到他得过轻度中风，但上楼下楼都是拄着手杖，缓缓移步，不愿别人扶持。

——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李先生称赞某一篇文章写得好，或是称赞某人在为实现宪政制度做着认真的工作，从来不是泛泛地说几句而已，而且每次都托人将这些文章复印多份，见面的时候给我们人手一份，并且仔细告诉我们他认为的要点所在，哪些地方还有深入的必要等等。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以前只能从传记文字中，遥想胡适那种自由主义思想大家的胸襟及其广育贤才、奖掖后进，但是后来在与李先生的交往中，我们都最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风范。

——王毅：《高举重新启蒙的火种到最后一息》

李先生年老多病，两次中风，但谈到国家命运时仍激动不已。他谈到袁伟时先生论述孙中山的文章，要拿给我们看，站起来到隔壁房间去取。他迈一步，左臂向上划一下，以保持身体平衡，行走已困难。他突然站住，转身对我们说：“我已什么都不在乎了。”我觉得先生为了国家早日进入民主体制，早已做好粉身碎骨的准备。

——蓝英年：《几件小事》

凡他觉得有些新意的文字，不论是谁写的，他都保存起来。我常听他说某地的某个小青年写了一篇好文章。他的书房里摆着许多纸口袋，里面按人名装着他们的文章和剪报。在许多人中，有的是相熟或相识的，有的则根本素未谋面。他的朋友，真可说是“五湖四海”。他行年八十，精神永远年轻、永远开朗、永远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陈乐民：《山高水远望斯人——送别李慎之》

我从与先生不多的交往以及他的文章中得到这样一种粗浅的印像：慎之先生的做人理念既包含中国士大夫的“仁和恕”，又包含英国绅士风度，或曰伏尔泰精神。其信条是：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以生命来维护你表达这个观点的权利。

——奚瑞森：《良知和道义的勇气》

与先生交道者，都常收到或长或短的信函。那散落在域中海外的千百页信纸，那上面用钢笔、圆珠笔、铅笔书写，加贴了各色纸条的文字，以鸿雁传书的古老方式传递着中国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思想和信息。先生至死无一专着问世，他是以生命为书号，以灵魂为印机，以思想为笔墨，蘸脑汁吸心血，以最人性最简直最光明正大的风格，在中国大地出版了自己的等身着述，在中国的脑海心田立下不朽文字。真理本在人心，思想为天下公器，先生无私无偏，躬行推己及人之道，以至“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先生放怀欢迎全球信息时代而不改早已过时的传统交流方式，先生之迂，先生之幽默，先生之无奈，惟苍天可鉴。

1月23日他给我写了一封10页的长信，这是我一生所收到的最长的一封信，很使我感到意外。

——许良英：《痛掉挚友、同志李慎之》

这部书稿他已审阅了两遍，上面满是各种记号和批语，中间很多地方贴上了写满了字的黄色不干胶纸。李先生对书稿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他看得十分仔细，打字打错的地方、个别用词不准确的地方甚至标点符号使用不妥之处，都做了标记。

——白奚：《李慎之先生与我说学术大方向》

与先生交道者，常有“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的感受。博闻强记、聪明深察超过先生者，中国另有人在；由词彙而术语而概念而推理而学术而系统者，中国更大有人在。而先生气像之大，道性之高，思想之深，参天地，关盛衰，含英咀华，渊博综摄，云行雨施，大明始终，“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之不可及，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面对为中国而存、为中国而亡的大脑，面对忧思无涯、悲悯无边、希望无限的心灵，面对不知大限将至而以全幅精神牵系中国与世界、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八旬生命，人们由衷所生“高山仰止”的赞叹，惟苍天可鉴。

听李先生的教诲是一种享受。他讲话时中气很足，“喷口”很大，有板有眼，显得很自信。我总觉得他的心无遮无掩，是透明发亮的。有一回他对我笑说：“我现在80岁了，仍每年在进步。”

——张怀远：《哭李慎之先生》

跟先生聊天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他从不居高临下，而是像老朋友似地跟你推心置腹、天南地北、上下古今地纵论开来。他的思想总是跟着问题走，不断地以设问的形式提出历史上一个个疑点，然后告诉你他的解答。尽管他的观点，你并不能完全接受；但是他的人格魅力，你无论如何拒绝不了，甚至他独特的犀利语言，都会让你荡气回肠，久品不厌。

——冷眉：《面对慎之先生的愧疚》

李慎之虽然没有大部头的着述，但接触他的人无不被他通古博今、中西兼通的学识所触动。一位自持才高、我行我素、颇有争议的社科院中年学者一再要和李慎之“过招”，难以摆脱后，李慎之与他深谈了一次，结果，此公逢人便讲，“李慎之的学问远在钱钟书之上”。

——任东来：《“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

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中国文化如果仍然富于生命力，它必然有自己的超越性与终极关怀资源。笔者试图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来描述这种资源。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的圣徒精神：穷则兼济天下，为无权者之权利，知其不可而为之；达则独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己所不欲勿施人。李慎之先生正是这种精神的代表。“反右”以后，90年代以来，慎之先生无疑是“穷”者。但他善其身而不“独”，为“济天下”而勤于思考，奋力呼吁，岂是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明人”（朱自清语）所能比？而50年代初，尤其是80年代大部分时候他官居高位，可谓“达”者，这时的慎之先生固有“济天下”之心，但更有律己容人的襟怀，倡导宽容与自由，反对借“兼济”之名对“天下”滥用强制。

——秦晖：《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

李慎之先生走了，带着他对“苦命中国”深深的眷恋，带着他对“一个自由的中国融入一个全球化世界”的无限憧憬，带着他的“中国文艺复兴之梦”，带着他早年没有实现的“大学校长的理想”，带着他晚年“下辈子作公民课教员”的感叹。这位不仅因为他的思想，更因为他表达思想的方式和勇气的当代文化英雄，像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在其生命的晚年，放射出奇光异彩，赢得海内外无数人的尊重。以一个人短短十几年的晚年时间，而在中国思想和学术界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实在是极为罕见的奇迹，可以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

——任东来：《“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

——追记李慎之先生》

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史识和一生对“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的刻骨铭心的体验，慎之前辈才于耄耋之年义无反顾地举起自由主义这面大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勇敢地“创旧”，追求原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而李慎之的原创性的意义，恰恰就在于他不是赶时髦去“创新”，而是“创旧”，追求原汁原味的西方自由主义和中国本土经验的完美结合。当我问及处于他那个层面的同辈人有多少人是同道时，慎之前辈以拇指对胸，半是自豪、半是叹息地作答：“余一人也”。

——冯崇义：《冲决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共党内自

由派领袖》

我坐在他斜对面看着他，感受着那些奔涌的思想和热力，不断地想：这是一个伟大的老人，他活着，思想着，体验着，他的思想是他的生命结晶出来的，而从他这个历经坎坷的生命中结晶出来的思想，对我们这个时代是何其宝贵！你读着他，读他生命－思想的历程，你就会解读我们的时代；这些思想同那些从书本、文件、统计数字、宣传材料、外交家的外交词令中研究出来的冷硬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这个老人不同凡响的价值。

——郭铁成：《我所认识的李慎之先生》

“李慎之以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以及主动、热情、真诚、平等的待人之道，在身边彙聚了数以百计的知识界（而且不仅仅是知识界）朋友，他‘有三个小圈子，一个都是八十以上的人，一个大约六十到七十的人，另一个大约五十上下的人，每一两个月聚会一次’。此外，他还和四十岁上下、三十岁上下的人有着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可以说，李慎之是大陆一？二九一代人、四？五一代人和八九一代人思想聚合反应的催化剂。……正是这一层实践具有极大的难度。因为这是一种真正利他主义的斗争，一种需要真正的无私奉献的真正理想主义实践。‘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世俗的‘殉教’精神。”（何家栋：《20世纪中国的“新道统”——从梁启超到李慎之》）

他要求我们做的，与他要求自己做的——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表明，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血气、有正义感和有胆量的人，他还是一个有宽广胸怀和坚强责任心的人。他个人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他就毅然选择了牺牲；但他不鼓励那些羽翼未丰、还没有作好出航准备的雏鹰，去与暴风雨作前途未蔔的、低层次的险恶决斗！正是他的这种博爱、仁慈与远大眼光，使得初出茅庐的青年们有时间、有机会对自身作进一步的完善与充实；也正是因为他的立场、精神的榜样鼓舞，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政治学所，才可能出现一种前仆后继的局面……

——陈小雅：《生命的结晶——忆李慎之先

生二、三事》

对于如我这样的“沉默的大多数”来说，李先生好似暗夜行路时一盏遥远的灯，你不会奢望把它提在手里，你只需不时抬头望望——只要它在那里就成。

——李静：《年青的羞愧》

五

先生为中国再立人极的卓绝之处，是以庄严中正之道，至诚侧怛之情，超越忘我之心，涵盖持载之理，贯通现实世界与人文历史，在分清善恶是非基础上发展出一切皆可宽恕、同情、转化、成全、升华的大智慧、大悲悯，大心愿。

先生指出，邓小平“调动部队镇压学生是无可饶恕的罪行”，但“我在明确表示反对因而获罪之后，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护”，同时肯定，邓小平“冲破毛独裁而确立开放改革的路线，确实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肯定“邓小平能以三七开的评价对毛泽东明扬实批，给中国人大大出了一口冤气，理顺了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关系，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开了一个好头。”

先生深心否弃、厌恶、鄙夷，必予诛责万难宽恕的只有一个人：扼杀无数中国人自由与生命的“专制者和独裁者”，即毛泽东。

这是一位最不讲诚信、最善于“与时俱进”的特大政治骗子，毛泽东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比国民党和蒋介石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如此，就是对自己人，其中包括自己最最亲密并且是开国元勋的战友，毛泽东又如何？，古今中外几千年，除了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谁能够这样干？

就毛泽东而言，即使他过去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与众多的革命者打江山时，如何地功盖千军万马，但在夺得江山后如此作为，还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年年、月月、日日地只想着“其乐无穷”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毫无仁善之心，这只有从“土匪——军阀——暴君”这个梯阶爬上来的人才会这么干！这种人，不管对国家对人民犯下了何等的滔天大罪，他们也决不下“罪己诏”。

接着，他用马克思的话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极其痛心的现像。马克思的这几句话是：“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马克思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了极其深刻尖锐的剖析。他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不管这种一意孤行怎样反复无常、怎样荒谬和卑鄙，但它还是适合于用于管理那些除了自己国王的专横外从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

你看看毛泽东晚年的新中国，是不是与马克思所批判的普鲁士帝国的这种状况几乎一模一样？就是他归天之后，某种程度地继承了他的衣钵的人所谓“反自由化”，继之贪官如毛，腐败透顶，是不是同样也带有某种兽性？所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分别了三十年的斯诺说，“我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倒是一句老实话。

——戴煌：《永念慎之兄》

毛泽东统治中国近三十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毛泽东最终成为秦始皇与斯大林两大专制主义合流的集大成者，乃是中国的宿命，更是中国灾难性的变异。毛泽东虽然与中国历史有着特别深刻紧密的联系{包括他的相貌、文章诗词、政治伎俩直至生活习惯}，但这个人极其中国化的表像后面，有一种与中国精神极端分离、对立、陌生和属于异族的思想体系。毛泽东以其敏锐多疑的政治嗅觉、无限的个人虚荣心、低级庸俗的审美、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和绝对的自我中心可怕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由于这个人的恣睢暴戾而死于非命的民族的精英、国家的栋梁、社会的良知以及普通的中国人，永远无法估算，永远是中国最深的国耻和国痛；这个人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尤其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毁灭性败坏，是中国最大的国殇和国难。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交融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留下的难以卒睹的坟场和废墟，留下的无比沉重的人口负担和更加沉重的精神负担，将是中国二十一世纪实现其现代复兴最沉重的历史枷锁。这个人的罪恶与贻患，已远远超逾任何统治者可以、可能犯下的历史过错的底线。无论按中国传统、共产主义还是人类文明的任何标准，这个人的残暴和罪愆都是难以理喻和不可宽恕的。

毛泽东自诩“马克思加秦始皇”。他确实无愧为秦始皇的孝子贤孙，他甚至超过自己的“老祖宗”一百倍、一万倍。

但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则是天大的无耻和不敬。

马克思出身世代犹太律法博士家庭，娶了普鲁士贵族姑娘为妻，接受过欧洲第一流的教育，对西方文化有精深的修养和足够的珍重。马克思自愿终身遭受放逐、通缉、贫困和孤独，对人类未来却充满了历史的、哲学的、高尚的和真正诗意的美好预言：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像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马克思与毛泽东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听说在他去世十年后出生的中国湖南一名农民把他的学说概括为“造反有理”，看到这名东方暴君将其“无法无天”的弥天大罪说成对他的学说的“最高发展”、并且自称是他的信徒、甚至是另一个他，不知会作何感想。而马克思众多名言，毛泽东或许从未听说，或许原本听不懂，或许压根就不赞成：

我是人，人类的一切对我都不是隔绝的。

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性的全面复归。

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

……

诚如马克思所言，他是有人类弱点和缺陷的人。对他死后以他的名义在全世界进行的激进主义革命，马克思负有精神和历史的关联责任；同时，对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主流文明，马克思也产生过特殊的警示意义。

赞成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大都对马克思个人保持着敬意和同情。

有种对正义和理性的热爱深留在犹太人传统中，这必将对现代和将来一切民族的美德继续发生作用，在近代，这个传统已经产生了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马克思是一个不屈不挠地追求真理的人，他深入到现实的本质从不满足于虚假的表面现像；他是大无畏的、刚正不阿的；他深切地关心着人和人的命运；他毫无自私之心，毫无虚荣感和权力欲；他始终是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并且把生命的活力带进每一个他所涉猎的领域；他代表了西方传统的精华：坚信理信和人的进步。实际上，他正体现了作为他的思想核心的人的概念。

──埃里希？弗洛姆

马克思的哲学代表了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抗议人变成物，……这种抗议中充满着对人的信念，相信人能够使自己得到解放，使自己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这是人的自由传统，它不仅指人获得自由，而且指人能够自由发挥他自己的潜在才能，这是人类的尊严和友爱的传统。

──马尔库塞

假如马克思今天还活着的话，看到他的社会理想在一些自命为“人民民主”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国家里成为荒唐可怕的漫画，他无疑要把自己称为另一种人。他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抗议语义上的凌辱，也是要在他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与目前的共产主义的实际之间划清一道极其明显的界线，按他的社会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目前共产主义的实际却是，具有人类尊严的价值感的个人，特别是持批评态度的个人，要遭到无情的摧残。

──悉尼？胡克

二十世纪，有一种恐怖的“历史逻辑”曾经将一半人类驱赶到“奴役之路”：人类有一个命定的结局，历史之迹已被破译到最后一刻，万古长夜即将破晓，天国之门即将开启，这一切都将神意地降临在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阶段、某一党派的命运之中，最终由一个“超人”的奋斗来完成。他是真理，是正义，是自由，是太阳，是上帝，是一切；他是天才中的天才、巨人中的巨人、领袖中的领袖，他摆脱了人类一切渺小可悲的品性，超逾了善、恶、是、非、悲、喜、神、魔的界限，他不受“弱者”道德诸如仁爱、慈悲、怛恻、怜悯、敬畏、谦卑、同情、善良、宽容、忏悔、隐忍、多愁善感、温情脉脉、温良恭俭让的束缚；他是用特殊材料铸成的“新人”，具有花冈石般的心灵、铁铁般的意志、不可动摇的权威、统驭万物的智慧；因为目标神圣，他被特许可以使用任何残酷无情的手段，在他经过的路上，青草不再生长，花果无边凋零；在山呼海啸、暴风骤雨、周天寒彻的激荡翻覆后，他将重新为世界奠定，为万世立法。

按照这套逻辑，二十世纪的暴君没有一个可以谴责，没有一个应该审判，没有一个不仅不是恶人和罪犯，而是鞭挞人类前行的大英雄。

从国家社会主义和德意志民族的立场看，阿道夫？希特勒不正是德国的拯救者、自威廉大帝、俾士麦宰相以来德意志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吗？

从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民族的角度看，贝尼托？墨索里尼不正是现代意大利之父、自马志尼、加里波的以来意大利统一运动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吗？

从被压迫阶级和底层人民的标准看，浪流汉兼大兵出身的希特勒和铁匠出生的墨索里尼以及鞋匠出身的斯大林不都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造反有理的英雄好汉吗？

按照这套逻辑，一个人只要垄断了权力并且宣称自己垄断了真理，在消灭了全部“阶级敌人”后，就有权镇压数量相同甚或更多的无辜人民，因为血流成河、屍横遍野正是伟大事业分外复杂艰巨的证明！

按照这套逻辑，被西欧各国资产阶级通缉和驱逐了大半生的马克思、被沙皇俄国逮捕、流放多年的列宁都称不上伟大，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甚至想都想不到在鲜血彙聚的河流中去把握历史的航向，更无胆量对所有与自己意见不和的同志大开杀戒，却絮絮叨叨地空谈“异化”、“自由”、“民主”、“解放”、“人性”、“人权”！

按照这套逻辑，历史天秤竟然可以一边堆积反动派的头颅，一边盛满革命者的心髒，并且这架天秤依然是公平而伟大的，摆弄这架天秤的竟然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主义者！

按照这套逻辑，如果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没有被饿死、苦死、累死，中国反而会遭逢更大的灭顶之灾；如果数以百万计的革命者没有被整肃、斗争至残、至疯、至死，中国社会主义反而注定要走向“资本主义复辟”；如果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知识人没有被批判、改造直至投水、跳楼、上吊，中国曾经灿烂辉煌的文明反而会黯淡寂灭！

按照这套逻辑，离开了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式的“元首”、“领袖”、“导师”、“统帅”、“舵手”（还须一律冠以“伟大”、“光荣”、“正确”的修饰词），人类就将永远“在黑暗中摸索”（至少“也许今天还在黑暗中摸索”），世世代代积累的文明就一文不值，每一天壮丽的日出和每一个婴儿的诞生就毫无意义！

按照这套逻辑，以人类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为旗帜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会异化成监控、告密、逮捕、流放、苦役、酷刑和屠戮的血腥恐怖之途，必然蜕化成“伟人”和“领袖”独领“风骚”，而亿万人民要么沦丧为盲目无情的群氓暴民、要么变形为驯服沉默的牛马羔羊、要么物化为“历史巨轮”下的群蚁众豸。

除非中国已经完全丧失了辨别基本善恶是非的能力，除非无数幽怨亡灵除了让我们心烦之外丝毫不让我们感觉不安，除非我们甘心让天安门城楼和大额纸币上的毛泽东永远污染和干扰中国的视野，除非中国继续与西方为敌，与现代精神为敌，与自己的使命为敌，除非中国任由甚至期待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新老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再次借屍还魂、东山再起，再次为祸中国与世界，否则，中国必须否决、摒弃毛泽东。

先生个人早已在精神上跨过了毛泽东的僵屍，但整个中国还笼罩在毛泽东的阴影中，毛泽东及其遗产还拥有大量信徒，中国还远远没有从这一最深最污浊的历史坎陷中脱身，中国还可能为这个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即便对毛泽东这名对中国现代苦难负有头等罪责的人物，先生还呼吁江泽民顺应历史潮流，“为历史，也为保住自己、毛泽东和共产党”做一个“明白人”。先生一代人都与毛泽东有不解之缘，他们“回首自己一生所走过的路，常常发现其间最难走的路大都与那个叫做毛泽东的人有关”。（单少杰：《纪念李慎之》）毛泽东“用极端的专制手段，确实把中国人（说好听点）是团结起来了，（说不好听一点）把一半人搞成奴才了。也许他的出现是中国人回避不了的历史命运。也许再过一百年对他倒有所肯定，这是非常深的问题。”（孙大午：《珍贵的史料，不息的强音》）先生甚至不改旧习，沿称“毛主席”，不加侮蔑，不以毛泽东之道还治其身。“爱非自下而上，恰恰相反，爱表现为：高贵者俯身倾顾贫穷者，美者俯身倾顾丑者，善人和圣人俯身倾顾恶人和庸人，救世主倾身倾顾税吏和罪人。”（马克斯？舍勤：《价值的颠覆》）

在2000年7月5日为庆祝于光远先生八十五华诞上，慎之先生的不屈精神更是让人不胜敬佩！记得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光远先生在作“寿星”发言时谈到，自己今年已经八十又五了，过去自认为年龄小，不敢对毛泽东进行批判；现在比毛泽东大了二年了，也就可以有资格对毛进行批评了。慎之先生在随后的发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光远先生的这种思想有“问题”。他的发言大概的意思是：不能以年龄大小作为一种对人能否批判的“框框”。古语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说，我今年还不到七十七，但我早就对毛泽东进行过批判了。慎之先生的这一发言获得了与会者长久而热烈的掌声。

——王维：《悼李慎之先生》

先生晚年一个未及深入展开的精神突破，是重新审视鲁迅。对那位被毛泽东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中国第一个圣人”的鲁迅，先生以其锐利的历史视野和人生彻悟投去的匆匆一瞥，已经意味深长。

在胡适和陈独秀等中国知识界代表人物已经根本认同作为现代社会基石的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精神是中国自救自强的唯一正道前后，鲁迅的最高理想，只是“个性解放”，而如何“避免伟大领袖从心所欲的‘个性解放’压杀我们这些凡人的‘个性解放’的惨剧”，鲁迅并无预见。

在他死后三十年，知识界不分男女老少鳏寡孤独全部身陷“文革”的深渊，鲁迅成为“唯一能与马恩列斯毛并列而绝对碰不得的人物”，他的那些“晦涩冗杂、佶屈聱牙”的杂文，成为红卫兵、造反派、“革命群众”和全体中国人之间相互批斗廝杀的“匕首”、“投枪”，他本人则从被三十年代的激进分子和左翼文人推尊的“民族魂”上升为被六十年代的无道暴君册封的中华民族的“圣人”。

鲁迅醉心于“痛打落水狗”，主张“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发誓“一个都不宽恕”，根本“缺乏现代民主原理和全球伦理准则”，没有资格称为“中国的伏尔泰”。

“鲁迅是明治维新后建立了极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那里接受的现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残缺的，后来又接受了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的社会革命思想，……越到晚年越倾向于伊里奇和约瑟夫，……自认为同导师们的思想是一致的。”甚至直接为斯大林血腥暴政辩护，直接介入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还未曾与闻的对托洛茨基的讨伐。“我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鲁迅是不是自由主义者。他无疑是最大的个人主义者与人道主义者。如果就他的批判精神来讲，也可以说是最深刻的自由主义者。但是鲁迅too commit himself，他太相信瞿秋白、冯雪峰，也太相信红军和苏联（当然有些事实还没有弄清）。如果他再活二十年，看到苏共二十大，看到反胡风和反右，如果他在自由环境下，我认为他极大可能会忏悔，就像胡适一样。如果他在中国大陆上，他极大可能要自杀。他不会当右派，因为毛主席不会让他当右派。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说有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是更多的是共产主义影响。”（李慎之：《中国的自由主义资源》）

即便如此，先生还是宁愿同意“鲁迅的被利用是对他的最大侮辱”，“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鲁迅死后被利用的命运“当然不能由他自己负责”，先生还是承认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独步千古”，先生还搜索胡适等人的文字，竭力为鲁迅留下“自由主义者”的身份。

一名“不惮以最大的恶意”糟蹋、贬斥、丑化和诅咒中国传统的愤世文人，一名声称要“灭掉”中国文字，要“取缔”中医，不看中文书，不听中国戏，指控中国数千年文明无非“吃人”二字的不肖之徒，一名与对中国包藏祸心并空前加害了中国的日本和苏俄有说不清、道不白关系的可疑分子，一名道德行状难称正派高尚的庸碌之辈，一名生性刻薄、心胸狭窄、行文诡异的刀笔吏，竟被捧为中国“民族魂”和“一等圣人”，这不啻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莫大悲哀和绝世反讽。

与苏格拉底之于希腊、弥尔顿之于英吉利、但丁之于意大利、歌德之于德意志、雨果之于法兰西、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泰戈尔之于印度相较，与他们对所属民族和所属时代的伟大挚爱和卓越贡献相较，鲁迅之于中国，最多代表了那个黑暗、阴冷、愚昧、怨恨和“铁屋”中国的毒素和鬼气。鲁迅从来没有在正面意义上消解中国的苦难，燃烧中国的光明，提升中国的自尊，缔造中国的幸福。读鲁迅长大的几代人，自私、冷漠、麻木、愚昧一应既往，一样奴性十足，一样地仇视高贵、鄙薄幸福、厌恶自由、蔑视民主、轻贱人权，却平添了狂妄、残忍、贪婪、无耻、暴戾、粗鄙。中华固有的仁爱、忠恕、诚信、礼让、宽容、慎独、怛恻、悲悯以及天人合一、乐天知命、尽性知天、天下一家、四海兄弟和世界大同的博大情怀与高明智慧，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法无天、滥施暴力、崇尚权势、贪赃枉法，挥霍无度、腐败堕落的社会。这一切，当然不应由鲁迅来承担，但与他也并非毫无干系。毛泽东不是再三表示，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吗？希特勒就绝对无法在康德和歌德那里找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精神资源，即使德意志神秘命运的讴歌者瓦格纳和鼓吹“超人意志”的尼采，希特勒也只是私淑心仪而已；同样，斯大林也想不到会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变成摧毁俄罗斯精神和镇压政敌的“刀子”。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阳光和时间下面，真理和正义将涤荡万物，历史是不断解蔽祛魅、不断豁然开朗的过程。先生弃世前，“费厄泼赖”地抹了一下涂在鲁迅身上的厚红的油彩，抖了一下蒙在鲁迅头上的神秘面纱，这是先生自由本性势所必至的一步，也是中国人解除重重精神枷锁不能绕开的一步。

六

1949年后中国知识人的命运及其臧否褒贬，是沉重而复杂的历史悬问。先生以罕有的澄明心香和深广的历史胸襟，为同辈和后人留下了一位大智大仁者知人论世的懿范。

大陆学人1949年以后的遭遇，是中国奥斯威辛和古拉格式的精神炼狱。中国知识人迎头撞上的，是中外文明从未见教过的异常残酷而成体系的精神暴政，历经变法、维新、革命和入侵而日渐复兴的中国文化，竟在一群中国人手里，凋零残破到了空前的绝境。“这个历史的大逆转一直逆转了二十多年。尤其可惜的是：我们永远失去了中国上百年来用血汗与泪水培育起来的一批明达之士，这个损失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弥补上”。（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先生身为地狱底层中的一员，有割脉剜心之痛：“呵壁问天天不语，微吟渐似入微茫。”（李慎之：五十岁生日）“四塞河山横落日，八方风雨逼皇州。”（李慎之：《五十四岁生日》）一旦噩梦暂销，还身返尘寰，先生即披寻残卷封册，为前贤往哲拂拭扫尘，独行大悲咒式的祭祀，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觉今是而昨非”的峻急心结，为续通中国文化命脉殚精竭虑。

哲学家冯友兰因在文革中参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为海内外学界侧目，被讥为“肆应取容、挣扎迎合、曲学阿‘势’”的“四大无耻”之首。冯氏九十多岁参加檀香山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竟落到无人搭理的田地。先生特立独行，以“晚辈”、“后学”、“私淑诸人”身份，为冯友兰辟词辩护：“回想那天昏地暗，狂风暴雨挟排山倒海之势以来的岁月里，举神州八亿之众，能不盲从苟同而孤明独照者，屈指有几人？不少行辈年龄小于冯先生，精神体力强于冯先生，政治经验深于冯先生的共产党员，因为忍受不了而诉诸一死，其遗书遗言，甚至骨肉知交也不能辨其真意，我们又何能求全责备于一个血气已衰的八十老翁！……更何况冯先生后来处境之特殊，已特殊到‘中国一人’的地步。……我宁愿把先生个人的遭遇，他的痛苦和悲哀，看成是全体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的痛苦和悲哀。大家都是过来人，谁又能说不是呢？”

先生在随后一篇文章中更从社会制度上为中国知识人的不幸申辩道：“现在有人质疑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人普遍地软弱、奴性、没人格以致无耻，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深责的，因为任何人敢不服从，就得面临没有饭吃，也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国迄今还没有对专制主义制度进行反思甚至拒绝忏悔，这才是中国的耻辱。”

在一个长期信奉“批判”、“斗争”、“你死我活”、“墙倒众人推”哲学的国度里，在一个多年来缺少忏悔和宽容精神的民族中，在千百万早已失掉“自我”、伤痕累累的知识人里，在一个充溢着冤屈、怨恨、愤懑和厌世情绪的时代，身受专制主义煎迫之苦的先生，却要为曾经痛失本色的逝者搜寻历史与人性的因由和无奈，这是对一切专制最严正的抗议，最深刻的控诉，最彻底的胜利，对不幸而悲哀的亡灵最亲切的俯就和抚慰。先生以独具的眼力指认冯友兰“是中国第一个对中国哲学做到了融贯中西、通释古今的人”，又以孔子“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和“观过知仁”的教诲，对冯友兰及其生后事作了大开大阖的结评：“冯先生在中国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后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如果说，这个转变如我们现在假设的那样，要花二百年才能完成的话，那么冯先生所经历的大概刚好是中间最艰难最复杂的一段。就思想经历而言，也许不会有比冯先生阅历更丰富的人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勤于着述的冯先生留下的不仅是他自己对真理的追求，还是历史的记录。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今天在世的和将要出生的中国人都可以从冯先生的遗书中知所取则，知所取镜。……照横渠‘生，吾顺事，没，吾宁也’的说法，冯先生劳碌一生，着书满架，现在已得到了永远的休息。……后死者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国先圣先贤所不断创造继承的哲学传下去，并且使之不断得到净化与充实，发展和光大。”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先生慧根深植，灵府阔拓，幼承庭训，转移多师，“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又于人生盛年饱经忧患，终于玉成了先生对民族文化的大参悟、大会通、大圆融。在解读冯友兰关于“天地境界”的学说时，先生有极深邃、极超拔的文字：

中国哲学，就其最根本处说，实际上代表着中国人的原始观念与思维习惯，也就是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中国要现代化，要赶上世界先进地区的前进步伐，不在中国哲学中开发出其绳绳相继而又可以日新又新的精华来，是极难推动或者引导十二亿之众前进的。……冯先生是深深懂得这个道理的，他一生孜孜以求继旧统而创新统，正是为了这一点。而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妨套一个现代的名词，说冯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虽然冯先生所树立的最高目标，并不是属于他所谓尽伦尽职的道德境界的“爱国主义”，而是知天事天同天的“天地境界”。但是，他知道这两者是相通的。

天地境界中人正因为觉解更高，其所为也应更高于道德境界中人。“千古艰难唯一死”，古今中外多少有德有才之人就因为过不了生命关而失德败行。而天地境界中人是不但勘破梦觉而且勘破了生命关的，当然可以从根本上大大加深人知善的能力与行善的意志。……我以为最接近于天地境中人之所为的，是《周易》所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里一个“穷”字，一个“尽”字，一个“以至于”，都不是“大段着力不得”，而是要花大力气、下大功夫的，要如孔子所说“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直到死而后已的。正因为如此，才着得一个“命”字。这个命字，无论解作生命、命运、还是使命，都是天之所赋予者。我认为，只有如此认识才能说透天地境界的意蕴。

——李慎之：《融贯中西通释古今》

方家可证，先生此番觉解参悟，已达中国哲思何等境界，寻常寻章摘句泥古不变食洋不化者，奚足望其项背。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先生在北京学术界纪念冯友兰诞辰一百周年集上呼吁中国知识界：

一、“接着讲”。“‘国于天地，必有以立’。一个民族，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大民族，其哲学都是经过百代千秋演化而来，而且还要演化下去。这个过程必然是承先启后的，绝不能把传统一脚踢开，另起炉灶。那样的哲学必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长不到哪儿去，也流不到哪儿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话，如果能够普遍流行于中国人的口头到心头，中华民族一定会大不同于今天，而将大放异彩于世界。中国这些古训是值得我们‘愿书万本颂万遍，口角流沫右手胝’的真知灼见，真正的‘一句顶一万句’”。

二、“借着讲”。“冯先生在融会贯通中外哲学方面的建树，事实上为几乎所有在他之后企图进一步发展中国哲学的老师宿儒打开了一条新路。如唐君毅之以黑格尔哲学、牟宗三之以康德哲学、方东美之以圣多马哲学等中西互释与中西结合，走的都是中国哲学今后要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三、“通着讲”。“要在这个世界价值大混乱的时代而能卓然有以自立，而且确实有补于世道人心、有助于确立世界秩序，恐怕只有接着往圣先贤而会通古今，融贯东西，而能有助于提高全体人类的精神境界的哲学，才有永恆的生命力。”

四、“‘人类有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命题’。这正是全球化之所以可能实现与必然实现的原因。而鉴于现在各式各样的原教旨主义往往都在致力于立异而非求同，这个任务之艰难是不难想像的。但是确实值得每一个好学深思之士努力去做的工作，因为它关系到人类的命运，关系到全球化走的是一条祥和的道路、还是一条严酷的道路的问题。这是一项‘圣贤事业’。”

冯友兰先生天灵有知，谅会老泪纵横，悲欣不已吧。

胡绳身为官方史学最后二十年的泰斗，论者虽也有胡绳“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之说，但胡绳一生为时流和权变所困，其晚年身位显贵，却远未达到理应达到的人生境界和历史觉悟，而为学界不取。先生慧眼独具，看出胡绳一类人折射出的中国知识界的一个特殊侧面。先生披露道：“1989 年5月底，他在领衔发表了社会科学院学者们的呼吁书后，就率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去了。当来自祖国的悲痛消息传到苏联的时候，代表团有人看到他暗自落泪。”胡绳地下有知，若知先生是以何种心情将其一生最堪自慰的片断公诸于后世，亦当心有戚戚焉。

先生常有传神之笔，每每兴会所至，化腐朽为神奇，转愁惨之悲为解颐之愉。先生为胡绳“说项”后，紧接着写道：“这段话是本着‘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精神说的。巧的是胡绳本来姓项，叫项之迪。”

三折肱然后为良医。先生由衷首肯冯友兰晚年“不依傍别人”的大觉悟，赞叹“这才不愧是‘男儿到此是英雄’！”先生别开一境为冯、胡“说项”：“古今中外，有几个人到了七十八十还能反思，还能‘尽弃所学而学焉’呢？中国古代的圣贤从孔孟颜曾起，‘吾日三省吾身’的功夫是有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也是有的。但是在经过三十年的信仰、三十年的大惑以后，还能从头反思，如冯友兰、胡绳这样的，以我之陋，实鲜闻之。”

一个生活在魏晋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可以采菊东篱，濯足清流；他可以醉卧明月，目送归鸿；一个追随甘地的印度人可能把一切仇恨逐出心外，一名日本武士会在天皇宣读完投降“诏书”后在塞班岛剖腹自杀，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会宽恕自己的敌人……，因为那些苦闷都可排遣，那些仇恨都可化约，那些忠诚和爱心都有对像和源头。而先生向孤苦的亡灵脱帽，在破败的人生中提炼道德的光芒和精神的崇高，这大概只有二十世纪末不仅参透了生死穷通，而且洞悉了历史底蕴如先生者，才能做到。

七

也许与青年时期主持新华社国际评论有关，先生品评人事，总能即兴发抒，一时一得之见，信手拈来皆成妙谛。

民初“老新党”杨荫杭，先生称其“放言高论，敢怒，敢笑，敢骂，大抵类此”。先生盛赞这位“深通日文、英文与西方语言，精研中国南北各种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而且兼通朝鲜、越南、缅甸、泰国、马来、印度、锡兰语言，甚至中亚、西亚许多已经死掉的语言”的老式大学问家，却是一个对“狗与华人不许入内”的国耻“不但表示愤慨、而且主张中国人首先要自己争气”的“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先生庚即追问：“中国现在开放了，拿了博士头衔回来的不知有多少，尽管牛仔裤与汉堡包遍于中国，中国人所得自于西方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却似乎还不如戊戌与五四前后的年代。我总以为这是几十年来中国文化传统、或曰中国文化自性（Cultural identity）失落的结果。一个对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缺乏了解的人是很难了解外族文化的精髓的。”

先生与杂文家王小波素昧平生，只因后者对“借着爱国主义的名义泛滥的国家主义思潮”给予了犀利的挖苦，并“深刻地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阴冷、迷信、卑污”，先生即在心里对这名文学晚辈“谬托知己”，认为王小波的文字，包含着“对中国文化最深刻的认识，也是最深刻的忧虑”。先生指出，中国文革中的残忍和愚昧“西洋也是有过的，把人活活烧死的宗教裁判所和追捕烧杀女巫的行为就是。他们今天的局面是经过几百年反复的理性的反思而得来的，这也正是我们所以对文化大革命要持续反思的原因”。先生对这名青年文学家的夭折“不觉渐渐产生了一丝越来越深沉而弥漫的悲哀”，是因为“这样的人中国本来就不多，现在又少了一个”。

匡亚明以大耄之龄，出版了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第一本《孔子评传》，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先生拜晤匡亚明，两位老共产党人痛感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我们共产党在全国解放以后，很长时间只讲斗争，不讲道德建设，斗来斗去把社会风气斗得这样坏”（匡亚明语），在中国大地充斥着“欺师灭祖、卖友求荣、吹牛拍马、吠影吠声，落井下石、临难苟免”，充斥着“浮躁、虚夸、轻薄、诈伪”。先生顿生感慨，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成功，“有一点是因为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大多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他们骨子里都秉承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他们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民吾胞也，物吾与也’的襟怀；‘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气节；立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样，他们才能前仆后继。”

匡亚明的一生“是许多革命者共有的经历”：幼读孔孟之书，后投身革命，决裂传统，晚年又推崇孔子。先生在指出“匡老一贯强调孔子思想‘提出了有独立人格、独立个性和独立志气的人的自觉’”、“中国学问的精髓就是做人学，做学问就是‘做人’”后强调：匡亚明“真正继承了中国古来‘治国平天下’的第一大事——‘正人心，淳风俗’。中国要振兴，世界真要得救，是离不开这一条路的”。

八

“无情未必真豪杰”。先生对“与童冠而俱迈，作时世之前驱”的“老派共产党员”温济泽，对这位为王实味洗却冤狱，为瞿秋白恢复名誉默默努力的“这种血性、这样厚道的人，在中国已越来越少了”的现实，悲憾莫名：“‘我们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有些话，我们不说谁说？’温老这句话，大概是印在我脑子里的最后一句话了。他是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的，虽然他要说的话也还没有说完。我也算是努力追随他的榜样的，虽然我知道今天的、明天的青年人未必会看重我们的话。但是它总是代表了中国传统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点真精神。沧桑易变，这点真精神总是不会磨灭的。”

小注：海外有人讥嘲中国大陆自由主义思想由一名至死未退出共产党的人（指先生）来领军，是对自由主义的滥用与贬低，云云。近日，何家栋先生告诉笔者，他并不自称自由主义者，而坚持自己是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不想把这两个称号让给中国的老左派、新左派们。笔者聆教且终身以为楷模的熊十力、梁漱溟、贺麟、周辅成、许安本、曹慕樊、秦效侃、高尔泰诸先生以及无数善良、正直、有名无名的中国人，都不是共产党人；同时也聆教且终身引为良师的刘宾雁、王若水、许良英、李慎之、何家栋、吴祖光、邵燕祥、谭优学、朱厚泽、袁庚诸先生，都是（或曾经是）共产党人。君子固然不党，党者未必不君子，不党者未必君子，这早已是中国社会常识中的常识。

索尔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纪俄国的悲剧时问道：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血统？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是我们的。”

俄罗斯伟大忏悔精神在半个多世纪的苦难里支撑着俄国知识人的生命，使他们从内心认识到罪恶邪行的根源，从而祛除狼种。“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有两根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索尔仁尼琴作为在精神道德上比帕斯捷尔纳克等纯粹诗人更为纯正、优秀的俄国知识界无可争辩的代表，在古拉格群岛的苦难中心把十九世纪俄国忏悔精神提升了一个世纪的水平，他发现：

善与恶的界限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压缩。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自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而在匆忙扰乱中也不加分辩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的恶的本身，它们却当作遗产继承下来。

“认识你自己！”对自身的罪过、失算和错误进行触及痛处的思索最能促进我们谅解一切的觉悟。在这样的思索中绕过了几个艰难的、需要走许多年的圈子之后，每当别人对我说起我国大官们的冷酷、我国刽子手们的残忍，我总回想起带着大尉肩章的我，回想起我的炮兵连在炮火纷飞的东普鲁士土地上的进军。于是我说：

“难道我们──比他们好吗？”

当别人在我面前怨恨西方松松垮垮、缺乏政治远见、四分五裂和张皇失措的时候，我也总是提醒道：

“我们在没有经历过群岛以前，难道比他们坚定些吗？思想上强硬些吗？”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先生以杜诗作挽词，为谊属世交、义兼师友的钱钟书送行。洋洋数千文字，几无哀悼伤痛之辞，亦无盖棺论定之意，通篇“东拉西扯”，一位“才气无两、脾睨一世、少年高名”的大才子，一位“胆识惊人”，“口没遮拦”常发“奇谈怪论”又深谙“天机不可泄漏之道”的高人，一位“无恃于内，无待于外”，“学贯中西”的文化昆仑，一位清高孤傲，“凋疏亲故添情重，落莫声名免谤增”而心系天下的达人，却在先生纤尘不染的文字背后，“望之俨然”。

先生以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文字拙直”的旧诗别在一盆白菊花花篮，挽别至交：万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师。为亡友的英魂起证，先生擅将钱钟书未必愿意面世的诗作，悄然公诸于世，以让后人管窥钱钟书心系黎民忧世伤时的古道热肠，留下一段刻石般的文字：“九年前的夏天，长安街上的鲜血大概还没有冲洗干净，我去看他，他给我看了一首七律，写的是：

阅世迁流两鬓摧，

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

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

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

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们相对默然，这就是他后来收在《槐聚诗存》中的《阅世》。我相信海内外无论什么样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命运无论作什么样的推测与分析，也不会超出钱先生的卓见以外。“

九

先生一生最重大最幸运的际遇，是拜陈寅恪为师，直到暮年，仍对这位“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执弟子礼。陈寅恪对先生的影响，最终远甚于曾影响和牵累了他一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以及先生晚年开始警觉的鲁迅。

先生对其先师陈寅恪补天抚地式的追忆、敬仰、评价，是半世以来中国大陆学人对前贤往哲举行的一次涵泳特殊历史意蕴和生命关怀的隆重祭奠，其中透露的若干重大消息，将以世人尚难逆料的形式彰显于世。

先生不仅在人生寿命上接近陈寅恪（两人都奇迹般地享寿七十又九），更在人生境界上走进陈寅恪。陈寅恪最后二十年（1949－1969）年蒙受的苦难，绝非一位“文化遗民”或旧式文人身处社会嬗演无法避免的不幸，而是一百多年来东、西方文化悲剧性地美美相违、恶恶交加的旷世宿命，是一位有深邃的历史忧患痛感和崇高的文化殉道理想的先知，自觉选择、自行践履的特别使命。“他一生所完成的悲剧是高风亮节的壮美的悲剧，而其他成百上千学者的悲剧却是卑躬屈节自辱人格的悲剧。这个教训是值得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永远记取的。”（李慎之：《虚骄之气——中国的隐忧》）

先生在为陈寅恪当年未远走海外辩护时，引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文字道：“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坏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泰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先生以数十载苦痛经历，以素心自许的高远心迹，以无限悲慨的文字，道破他与其先师共同遵奉的人生宗旨：

陈先生晚年正是要以自己的孤怀遗恨，不屈不挠地为国人立一典型，使天下后世知所矜式，其意义、其价值是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的。

——李慎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先生与其先师同为中华文化精神“凝聚之人”、“共命而同尽”之人，同样深知并身历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中华文化的“衰落”乃至“歇绝”难以挽回。而陈寅恪不离父母邦国，乃是身殉中国历史文化的使徒悲怀、中国士大夫特有的使命意识：“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如？”但陈寅恪的悲绝惨极的殒灭，决不是通常的死寂。中国陈寅恪式的文化托命人大规模地死于非命，那至今无人勘破的“死因”还在中华滞留。先生独立于陈寅恪至今不能瞑目的亡灵前，发出惊天叩问：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已经有大量的传统文化衰败失落，甚至完全销沉歇绝，其中有许多是陈寅恪所极爱而深惜的。……陈先生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在大量中国传统文化扫地以尽的时候，其中最黑暗、最反动的专制主义却历世长存，而且变本加厉，最后竟发展为最野蛮的群众专政而置陈先生于死地！陈氏一门忠义，三世忧国，陈先生一定断断没有料到，自己晚年看到的却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竟退化为依附于专制主义而极端粗鄙狂妄的民族主义。这到底仅仅是陈先生个人的不幸呢，还是整个中国的悲剧？

——李慎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陈寅恪早已以先知的睿智谆谆告诫来者：“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中国文化命运的正途，“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指出，陈寅恪这一文化理想，“不但已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所证实，而且即使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也可以相信其至少在二十一世纪仍然有效”。

1949年前后，陈寅恪曾反复向中国社会、中国学人和中国统治者明白无误地宣告：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代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陈寅恪：《致中国科学院书》

陈寅恪暮年孤绝，惟余“四海无人对夕阳”的悲叹，几乎断了“后世相知或有缘”的希冀。然而，天下事物极必返，剥极必复，陈寅恪既已走到“极”点，其“返”之道亦将不远，那颠扑不破、万古不易的“宗旨”则势将惊示来者，震慑天地而终将大行于来世。先生以罕见的乐观告慰其先师、瞩望于国人：

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我们要看到陈先生乃是中国本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的光芒将照耀中国人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许直到永远。

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体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

“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着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李慎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

中国因为缺少基督教、佛教式的天国与涅槃、彼岸与超渡，所以极重历史传统的谱系，人文精神的统绪，极重慎终追远、继往开来的传承拓展。这是中国安身立命的本源，卓然立于天地不可移易的根基。历经现代专制和现代狂妄荼毒摧残的中国，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痛彻地领教了斫断传统、篡伪历史、绝灭文化的弥天祸患，都应深彻地意识到陈寅恪的生命绝境和文化悲情是永远不能忘却的民族精神的血肉文本，都应从先生与其先师之艰苦卓绝、筚路褴褛的伟大生命历程中，领略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命运巨劫奇变和中国文化先贤道德文章的惨云与壮彩，从而面临任何危局与乱世，“知所矜式”，从而开创中国文化万像更新的大纪元。

先生行年八十年间，正逢中华最动荡最黑暗阶段，身历见闻中，礼崩乐坏，河山粉碎，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已远不能概括世道浇漓、人情险恶。而先生从不愤世嫉俗、怨天尤人，拒绝认同专制制度对人的污蔑、侮辱和奴役，更不以审判者自居。正因为洞察了人间的苦难与罪恶，先生对人皆有之、中国尤甚的有限与无奈，人的孤独无助，人在精神上的坎陷与病痛，一一加以正视、同情、理解、宽恕，一一加以修正、转化、成全、升华、超越，所谓至诚恻怛，所谓推己及人，所谓圣贤情怀，即是不忍，即是悲悯，即是我，即是人，即是性，即是情，即是内，即是外，即是良知，即是天理。其易知便行，“夫妇之愚，可以与知”，“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蕴涵无限的深邃、广大、高明。

当今之世，先生所继承所弘扬的中华人伦大道，所贯通所体证的东方天地境界，不仅对中国道德重建和精神复活具有不可估量的示范意义，而且对消弥世界冲突祸乱，缔造人类文明秩序，亦将发挥非同寻常的影响。

十

至若为中国的苦难、不幸、悲哀担戴蒙难，为中国的光明、自由、民主、人权和现代进步而战斗的仁人志士，先生更是衷肠翻覆，心向往之。

2002年1月8日，中国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骁将王若水在纽约病逝，“这个一生不倦地追求智慧，追求真理的人”终于在异国他乡“搁下自己的笔”，先生用“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表达自己的丧友之痛。在怀念王若水的文章末尾，先生几乎一字一血，满怀痛失知交的悲绝，呼天抢地：

一代思想大师，文章大家，为什么就这样走了呢？若水，你提出的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甚至还不能说已经开始。中国实在需要你啊！

若水，你是抱着治好病的希望去美国的，不料却竟然死在了美国，我知道你是不能不感到遗憾的。你几次提到，只要一想到苦难深重的中国，你就会热泪盈眶，甚至夺眶而出。你爱中国，爱得那么深沉，正是因为如此，你才会以衰病之躯，还那么勤奋地写作，正是因为你深爱中国，你才那么关心中国的命运。

若水，中国现在正处于最需要你的时候。在长逾百年的转型期中，现在已快到最后一个阶段了，这是又一个极危险的阶段，随时有失序脱序的可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思想家，只有思想家可以引导人们的行动，可以规范社会的思潮。若水，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撒下你命途多舛的国家走了呢？

呜呼若水，生死别矣！西方之土，毋久留兮！魂兮归来，反故居兮！

生死亦大。死非其时，死非其土，死非其人，先生之痛已超逾寻常生死，为挚友，为己身，为“邦国”，为造化之寡情与无常，先生是痛不欲生了。

心系亿兆生民，不忘天下大任，如先生，如胡耀邦、千家驹、王若水、曹慕樊、吴祖光诸公，是中国一百年间内忧外患灾连祸结轮番剿灭后，尚能见证历史、传递火种的时代遗存；无论党内党外，都是苦难中国最后的记忆，悲剧中国最后一代传人，中国历史空前绝后的悲怆合唱队，一只在汹涌大海上牵引几度失去航向的中国巨轮的小舢板，它的船员个个是遍体鳞伤的老水手，他们已绝无希望看到巨轮驶达彼岸的壮丽景观。这是走一个少一个，比罗马元老院、法国科学院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尊荣显赫的团体更无法增补成员的孤独群体。中国的苦难、罪孽、英勇、高尚都将随他们的离去，永远消殒于虚无之中；而中国的凶兆、中国的危机、中国的兴亡，又有谁去警示，谁去应对，谁去担负呢？

陈寅恪曾推誉庚子山《哀江南赋》为六朝“第一”骈文，除词藻“优美”外，“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先生生前也尝吟诵此文，兹再略加征引，以辅先生丧友忧国之悲：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

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檝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

十一

先生与顾准之间的幽明契阔，是现代中国两位道德君子与思想巨人之间凄美、艰辛、神圣的感通和托付：

我已经形成一个概念：顾准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贤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都更伟大。一个客观原因是他是从毛泽东的绞肉机里滚过来的人，因此眼界更宽、体会更深。……他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巨人。

在已经到世纪末的今天，反观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屡遭挫折的历史。然而九曲黄河终归大海，顾准的觉悟已经预示了这一点。

人们在追问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地回答：“我们有顾准。”

我小时候的初中国文教科书上选得有泰戈尔的一首诗，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一节说：“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当时这话曾使我幼稚的心灵震颤难已。六十年过去了，我看到了这样的人，他就是顾准。

——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先生通过顾准，为中国弥合和重创了惨被斫断而又亟需绵延的统绪，即何家栋先生再三强调的中国二十世纪的新道统。

肇端于十五世纪末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全球化，在最后抵达东方时，出现了世界史上大面积的文明冲突和历史分化。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文明与最庞大的人类群体的统一性第一次全面破裂，西方文明内部异端、挑战者、无产阶级与其主流文明的对抗与这种破裂相互激荡，产生了完全改变中国命运、也严重影响了世界进程的历史异数和文明畸变。十九世纪西欧激进主义思潮竟然“入主”了一个最遥远最神秘的非西方文明古国，并且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上升为这个国家的国家学说，用它异质的意识形态取代了这个民族绵延了几千年的所有显学；在一度满足了这个国家的现代主权和民族的现代独立两大诉求后，它却迅速蜕化为阻遏中国真正实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以及它的伟大使命的障碍，中断了中国现代化必须依托的传统文明，且不允许这个文明与西方主流文明正面遇合（称文化大革命为“封建法西斯”，可谓一语道破它集东、西方专制邪恶于一身的邪恶性质，尽管“封建”一词在中国历史分期上有重要的歧见）。

外部现代文明被处处设防、步步为营地阻截而迟迟不能到来，内部传统文明代表力量又被犁庭扫穴、斩草除根，命运为中国安排的，必将是一名（一群）上接中华传统大道、外通世界现代通衢的天纵之圣。由于三统合流的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权力量长期实行思想钳制、精神迫害和文化专制，担当中国文明起死回生大任的，必然是从这个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内部历经磨难而有勇气和力量置疑、抗议与批判这个历史异数和文明畸变的人物，他（们）还必须有幸在险恶的生存境遇中达到历史和时代所期许的高度，秉承民族传统的慧命与精粹，了解世界现代化的来路与去向。而囿于地缘和种族藩篱的阻隔和东方专制主义高度极权的本性，身处亿万国民一次又一次被驱赶投入到意识形态的绞肉机所砍伐所燎原的全民族的精神荒野，他（们）必然只能在危境厄运和孤苦潦倒中踽踽独行。

正是在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苍黄激变中，先生天才地看到顾准对中国的巨大意义：“顾准有一点是我们永远不能超越的，他是中国真正现代化的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在完全被扼杀三十多年后、继往开来的第二代的鼻祖。他使人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我所以主张推崇他，不但为钦佩他个人，而且在于中国亟需建立一个追求自由、追求真理的谱系。……保存下中国民主思想‘死灰复燃’火种的，就是顾准。”（林牧：《念李慎之先生》）

先生预见到，除了当局的褊狭浅陋恐惧，民族的惰性和历史的“狡黠”会假借各种因由，“淡化”或“解构”顾准。先生在辞世一年前，庄重地自行承诺：“我保证在手头的工作完成以后再好好地读他的著作，研究他的生平。1995年，我们曾经在北京举行过一次顾准诞辰八十周年纪念会，当时会上曾有一种声音，说‘我们虽然敬仰他的人格，但是他的思想已经过时’。然而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证明顾准的思想的深刻与正确。我现在建议，到2005年在北京再开一次顾准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把顾准的民主启蒙的思想推向更深更广。古人云‘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潮本来就不旺，它是在灭绝三十年之后经由顾准这点火种才又开始重燃起来的，必须重新认识顾准，深入研究顾准，大力宣传顾准，才能使这股思潮重新燃起熊熊大火。”

先生早已盼望把顾准这样的中国脊梁，介绍给普天下人。然而，当我在先生第二通大札中读到以下文字，却一时难以自已：“我现在特别要宣传顾准思想，尤其是对和我一样的八十老人，他们都是好人，是开明派，但是思想开放不够，学力与才力不足，我要用顾准的思想使他们能不断向前进。现在先彙上350元，希望你能陆续寄给我十本《顾准全传》，给你添不少麻烦，先向你致歉，道谢。”

当我捏着慎之先生寄来的三百五十元彙款单时，着实有些不知所措了。以先生的名望，愿意代我赠书于各方，堪称我莫大的荣幸，他只需吩咐一句，我便会把书寄去。而以先生社科系统（出名的清水衙门）离退休干部的收入来看，三百五十元是患病养痾期间不小的数字，我怎么能用老人彙款去买我的著作？琢磨再三，踌躇连连，却又觉得先生这么做，首先是体恤我等着书人的不易，其次也许是想以自费购买、赠送的形式，表示对顾准的一片真诚心意。恭敬不如从命。我便决定完全照先生嘱咐来办，以后再作适当补偿。这样，老人也许会高兴些吧。

——高建国：《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悼

念李慎之先生》

先生感慨系之，“顾准可谓‘时穷节乃见’的典型。但是我更希望什么时候，中国能甩掉‘时穷节乃见’这个被视为可贵可敬、其实却是可怕可怜的民族传统，让人人都能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的时代早早到来。……希望中国今后不要老是以‘时穷’来考验她的儿女的智慧和良心！”

无论如何，从顾准到先生，从先生到可以预想的将来，中国仍将处于自己“时穷节乃见”的悲壮的英雄时代，甚至还处于自己“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圣贤时代。这是中国之幸，不幸，请问苍天，请叩大地。

十二

《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一经问世，便已青史传载。

中国自《尚书》、《诗经》、《春秋》、《楚辞》、《史记》以来，便有天人合德、敬天保民的道统，有心系黎元、致君尧舜的热肠，有讽喻时政、劝刺当朝的义责，有“为民请命”、“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自顾炎武、梁启超、胡适之、陈寅恪、顾准以来，更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有顺应世界潮流的觉醒，有“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秉持，以及争取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新统。

先生此文，承继三千年不绝如缕的统绪，写于过于沉重的人生境遇、过于特殊的历史时刻，垂空落笔，率性而出，发世道沧桑之叹，抒遗世独立之感。八千文字，通篇衷音促节至性动人，心事浩茫苍凉，寄寓深广精微。先生那份君子情怀，那份史家胸襟，那份圣贤心曲，以国人久违的浩气、真诚、高贵和忧郁直入眼帘，直入心宅。

有先生此文，中国半世的不幸与苦涩，终算不致全部枉然，磬南山之竹难以道其万一的悲剧，有了一次代言，无数尚未瞑目的亡灵，可以发一声浩叹。

有先生此文，国人开始回收言说自身命运的权利，开始重新寻思身处的时代和世界，一种庄严而真实的国家史观开始浮出，个体生命与历史命运苍茫融合而生的庄严意义开始穿越时空。

有先生此文，微茫的希望和近乎畏怯的祈祷将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年轻一代将以其天然的热血和理想分享分担先辈的一切，“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神州大地的绝大多数居民曾经集体合唱式地选择了趋时或沉默，而一个叫李慎之的长者死不改悔地选择了呐喊与孤独。是他那微弱而清晰的声音组成了另一道天问，感动无数血性之驱用心灵去敲问智慧的价值与生命的真谛，求索华夏儿女新的生机”（郭世佑：《迟来的申谢——致李慎之先生》）。而同龄一代已经感领到历史的慰籍：“你说了我们想说而没有说的话，代表我们对这个时代做了一个交待。不说出这一点，我们就成了同谋犯，人民不会原谅我们。”（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从“时间开始了！”的开天辟地般的政权鼎盈、旭日方东般的青年胸次到危机四伏的末世、秋肃之夜的孤灯野老，先生沉郁顿挫，赞叹复悲慨，欣喜转沉吟，以如椽大笔浓缩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风雨苍黄、天地翻覆的历史，锋芒所向，首指毛泽东。

先生深以为忧的是，“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着这次五十周年的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五十年来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这些大耻辱、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毛泽东”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和审判，“历史剩下的只有谎言……体制实质上没有变化，意识形态并没有变化，还是毛的体制，还是毛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

“仅仅在二十五年以前，中国就发生了时间长达十年、祸殃及于一亿人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人类史上一大奇观，一大悲剧。而对文化大革命迄今没有全民的反思，全面的总结，这难道能说是正常的吗？把过去忘掉，埋头建设现代化，这难道是可能的吗？”（李慎之：《新世纪老任务》）

先生极为沉痛而严正地谴责对“六四”爱国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十年漫漫，已从古稀之年增至耄耋之寿的先生依然悲愤难禁，绝望莫名：

我还清楚地记得“六四”刚过，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发来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遍及世界的谴责者还不能理解中国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杀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时还压杀了刚刚破土而出的中国人民主觉悟的嫩芽。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几乎销声匿迹了。

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二十年的极权专政，本来是中国脱胎换骨，弃旧图新的最重要的契机，也是权力者重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唯一基础，可是在“六四”以后，竟然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

它的代价是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

积重难返，二十年前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有何困难？然而在这方面出过大力，立过大功，而且按照中国宪法担任过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赵紫阳，连名字都在五十年的历史上不见了，甚至也当过两年“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也不见了。历史剩下的只是谎言。

从禹、汤起，中国贤明政治即有“罪己，其兴也勃焉”的传统，有“罪己以收人心”的智慧。无论现代西式民主制度如何发展，执政者的“罪己”精神（略类基督教忏悔意识）将长期是中国式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伦理约束。先生以中国人的良知良能，诉诸同为中国人的执政当局的一己天良与历史自觉，并不要求实行“罪己诏”式危及其合法性的历史性忏悔，而是以现代人“向前看”的宽容精神，以“为当局计”的容涵心胸，希望当政者顺应全球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提高人权的世界潮流，做“明白人”为中国“建功立业”。

足见先生天真迂阔甚而贻人所谓“谏士心态”者，是先生对最高执政当局的规劝和呼吁：“吃准火候，抓住时机，顺乎大势，与时推移”，平反“六四”，大赦天下，抚恤受难者；不仅实行市场经济，而且实行民主政治；学习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向宪政政府和平交班，达致“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结局”。

1999年深秋，老人孤灯独坐，写作“风雨苍黄五十年”，其用心良苦，多半也是出于“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时逾四年，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此直呼最高当局的“劝谏”文字，既是“将”军，也是“拱卒”，是多方面的合二而一？其一，就行文风格而言，一步到位，直呼其名，为十四年来所仅见，这是“将”军，不是低声嘟囔，而是大喝一声“将”！但就文章意图而言，还是在呼唤改革，而不是革命，只是此次是逼进了九宫格里去“拱卒”，才发生举世震惊的后果。其二，他本人深入禁区去“将”军，也是逼着对方去“拱卒”，逼“将”行“拱卒”之举：“中国的改革时机不是成熟，而是烂熟”，你赶紧改革，不改革，死路一条！如此多重合一，既是慎公个人哀衷，也是境内大多有识之士之共识，岂能一言以蔽之，曰：“谏士心态”？

——朱学勤：《“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

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

在一党专制的社会里，敢于向当权者公开进谏，既是一种做人的勇气也是一种公民的权力，进谏总比不进谏好，李慎之不向掌握公共权力的江泽民进谏，难道要向远在纽约的曹长青进谏不成？！

——张耀杰：《李慎之的败笔和曹长青的圈套》

“圣之清者”、“圣之任者”、“圣之和者”都是中国丧失已久的圣人之道；孔子集大成的“圣之时者”，更是中国现代道德重建的最高人格范式。

中国盛产市侩和庸人，“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先生天然真纯，拔乎流俗，超逾狂狷，破解我执，以“不忍忘天下”的大雄风范，以“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儒者胸怀，以“上天入地，舍我其谁”的菩萨心肠，以“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耶酥精神，为中国精神生命的昂藏和人格世界的充拓，再立典范。

昔“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于西周圣贤箕子，后柳宗元称誉道：“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所谓“东方谲谏”是也。中国在未建立宪政国家前，知识界以天下大义和人间正道开导教诲执政者，乃其圣贤志业题中应有之义。历史、人性、民情、神意通过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洞察世道人心且深孚众望的人士公开表达的时代的律令和人民的愿望，是历史铁则仁慈善意而明白无误的忠告，是缓解和防犯暴力风暴、非理性灾变和玉石俱焚的恐怖结局最后的底线，也是一切专制社会充耳不闻，直蹈倾覆而追悔莫及的历史正声。

1881年，实行过一系现代化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却始终拒绝根本放弃沙皇专制制度的亚历山大二世被俄国民意党人刺杀。民意党“革命执行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传单《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对政治犯实行大赦；二、由俄国人民的代表重新审查现行国家和社会生活方式，并按人民的意愿进行改造。

亚历山大三世不顾警告和劝诫，对五名谋刺分子（包括一名妇女）判处绞刑。

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致信新沙皇，指出俄国面临三条道路：“以恶报恶的镇压的道路；自由主义的纵容的道路；沙皇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履行上帝旨意（宽恕）的道路。”

亚历山大三世拒绝了托尔斯泰。二十多年后，托尔斯泰再次致信沙皇，措辞已不再谦卑而虔诚，他的警告直率而严厉：“历代沙皇都可能并确实是怪物和疯子，独裁是一种过时的政府形式，……最重要的，是整整一亿人民会异口同声地要求自由。”

罗曼诺夫王朝当然不是因为民意党人的谋刺、传单和托尔斯泰伯爵的信函而倒台，却是后者的告诫一再被置若罔闻的必然后果。将近四十年后，沙俄帝制在战争和革命的血泊中土崩瓦解，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和平逊位之后，还未能免于被布尔什维克满门屠杀的噩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萨哈罗夫等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先后致信苏联领导人，就一系列涉及苏俄重大命运的问题提出告诫和建议。与沙皇俄国一样，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对这些最无私最尖锐的告诫视若无睹，不到二十年，在没有外来战争、人民起义和恐怖刺杀的历史条件下，第一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戏剧般地崩溃了。

全球最大一片土地先后相续的两个帝国，没有被拿破仑、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摧毁，却在历史真理、时代良知和人的自由本性面前分崩离析了，而真理、良知和自由通常是由知识人来表达的。

《风雨苍黄五十年》是在俄国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真理与权力、良心与专制、自由与奴役的漫长对峙与较量并导致了举世皆知的历史结局后，由中国的真理、良知、自由代言人发出的末世天问。

先生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名历史代言人，但《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文本风格，贯注其中的二十世纪末一位沧桑老人特有的心境、意绪、感通和祈愿，“几若无涯之可望，无辙迹之可寻”，已永远以天鹅绝唱的姿态，闪耀着绝世的辉光，融入我们民族的灵魂。

1999年深秋的一个早上，我打开电脑，突然看到慎公那篇震撼海内外的长文，如受电击。事先没有听说他要写作此文，也从来没有看到我们中国有这样的文字，如霹雳划破夜空。我内心煎迫，与妻子说：“从今天起恐怕会有事，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然后给北京的徐友渔打电话：“这么大的风险，不能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独自承担，要说我们一起说，大家来分担，不要使慎公远远地一个人冒在前面。”友渔毫不犹豫答应，应该有个配合与支持。再给慎公打电话，他却断然拒绝：“不行，这事只能我一个人说，你们有你们的事！”言语之坚决，容不得半点商量。此后事海内尽知，不断有坏消息传来，他独自承受，没有半点退缩，见面时却从不言语一句。知识界以资历以名望进政协进作协，如过江之鲫，披学者之华衮，享各界之谀词，却从来没有一个老人如此决绝，视虚衔如粪土，什么部级、副部级，乾坤一掷，我只要这一点说真话的权利！

——朱学勤：《危城别慎之》

1999年秋，李慎之先生写下了令时人反复吟诵的伟大文章——《风雨仓黄五十年》，严严正正、浩浩荡荡，而且满怀悲悯，要求其顺应民主潮流，启动政治改革。中国大陆一直潜藏在水面以下的建设性的民间力量的威严，通过先生的笔力，得到了有张有弛、强劲含蓄的表达。

——郭飞熊：《李慎之的大智慧》

媒体告诉我们，十几亿人都庆幸自己生逢盛世，到处是“欢乐的海洋”。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确切地说，在那样一个夜晚，李慎之先生写下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文字《风雨苍黄五十年》。最美好的创世，当然其人生也有着钧天大乐吧。但我知道，最美丽的最哀伤，一些永生的歌只是呜咽。

匪夷所思。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居然在文字世界里直指人心而让我们目瞪口呆。假如说慎之先生的言行以前是面对着人群，他以孤傲掩饰了他对于我们时代的看法和意见，掩饰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受，那么这一次他背转身去面对历史和自己的内心，无望地诉说他来到这个世界漫长岁月所感受到的希望、欢乐和伤痛。这是真正的大情怀，是中国传统的不忍之心，是置身于资本主义世界里的马克思敏感世界有违人的良心而作出的反应……。我似乎明白了慎之先生何以忘情，孤傲，白眼于世。横战，横战，……那里有着嵇康，阮籍，鲁迅……的身影。

这是请求，呼吁。“我呼吁”“我请求”，是如伟大的冰心先生那样纯良至善人性的体现。

这是抗议，控诉。“我抗议”“我控诉”，如左拉所说，人民忍受了太多太长久的苦难，人民有权利要求个人的幸福。

这是教训，呵斥。“你改悔罢”，如托尔斯泰所写。

这是审判。任何人世间的荣耀和威权，必须经过人心的审判。李慎之先生教训了中国的精英，中国的统治阶层。因为本来官学、意识形态、利益集团是须受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实在之源来裁决的。其实在之源外化为学术共同体，当一个迈向新生的险恶之旅的民族在现代化转型中迟迟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知识共同体时，当其知识学术受雇于官于商，仰息于洋于书本之时，实在之源就直接降临世间，那就是活生生的人，脱去任何伪装的人。是的，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不错，在一个婴儿的泪水里，上帝的名誉都打折扣。所有那些世间的核心、中心、集体、主权，又算得了什么呢？而在我们民族的历史里，很少有人回到根本，我们的实在之源，“去以自己的火点燃别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这是慎之先生对当代汉语知识的有效性和知识含量所作的贡献。

——余世存：《慎之赋》

《风雨苍黄五十年》在网上发表后，只有院纪委和中央纪委同我各说过一些话。不过都还客气，连明确的批评都没有。我也立定主意，低调应付，不伤和气。

我不愿意说这是时代进步，我只能说这是极权主义“腐败”了，要凶也凶不起来了。有些四五十岁的朋友，初看到我的文章时都为我捏了一把汗，以为会发生什么不利于我的事情，后来看到没有什么大事，就把它看成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以为共产党文明了。我本来也以为在我开了道以后，大家的胆子可以大一点，结果也并没有，倒是网上的匿名文章从那以后越来越大胆了。总之中国人的奴性，根子实在太深，毛泽东的统治也实在“严厉”，实在“有效”，中国人人权和民主的觉悟，到现在也赶不上清末民初，更不要说三四十年代了。

——黄伟经：《最后一封信》

我是49年5月3月日南京解放后一周参军入伍的。五十年后，我带着自己亲历的欢欣与激动、磨难与痛苦、迷茫与探寻、希望与失望、震惊与省悟，饱含热泪诵读《风雨苍黄五十年》。读到最后“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和幸福，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慎之先生这没有答案的发问令我再也忍不住失声恸哭！……这一夜，通宵达旦，我不曾阖眼。第二天，我以缩小的六号字三页五面篇幅复印了全文四十份，向京畿内外东南西北中的朋友们寄发……“

——许医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领受过“现代狂妄＋极权主义＋绝对真理”的苦难和荒诞的人们，都不难认同一个常识：真理表现于这个星球上所有成员合于自然与人性之道的生命历程之中，存在于所有时代有益于拯救人、提升人、成全人的使命的所有奋斗中。《风雨苍黄五十年》作为一份人生独白和历史文献，作为对地球上最老最庞大最有生命力的专制主义的世纪性审讯，作为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精神履历，已经融进并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将长久地被中国和关注、同情中国的民族收藏，解读。

1973年9月5日，索尔仁尼琴发表了《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对俄国与西方的关系、同中国的战争、文明的绝境、俄国的东北部、内政外交、意识形态以及俄国的前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为持不同政见者的萨哈罗夫、麦德维杰夫、阿夫托尔哈诺夫、阿马利里克等对这封公开信作出了批评性评价，却都肯定了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的历史地位：

索尔仁尼琴的信，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像，是一次对原则性问题的自由讨论。

尽管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的世界观的某些方面是错误的，但在当代充满悲剧的世界上，他不失为一个为争取人类尊严而斗争的巨人。

——安？萨哈罗夫

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先生坚决主张中国走和平渐近的道路，“不论现实多么令人沮丧，我还是抱着十年前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演变或者暴力革命了。我这样的人已经参加过一次革命而且尝到革命胜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经历使我不得不认同三千年前伯夷、叔齐的话：‘以暴易暴，未知其可。’全人类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

同时，先生正告道：天之示警，亦已至矣！中国能否避免一场社会造反或暴力革命，以良知、理性、宽容、正义、平等、自由、民主、博爱……走先生希望的道路，主要取决于执政当局。在这个意义上，此文将是继俄国先贤之后，长久回荡中华大地的历史沉钟。

二十世纪是全球大悖论和最极端的时代。大死亡、大发展，大黑暗、大光明，大危机、大希望……一切都以极端的哲学和主义为之张目。中国是其中一道最湍急的漩流。即使在1949年以后的五十年间，在高度一元化的制度中，这道漩流也曾掀起过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狂涛巨浪。《风雨苍黄五十年》不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让历史来审判》、《古拉格群岛》那样的史学巨着和历史实录，而是接近《这是我的立场》、《为英国人民辩护》、《我控诉》、《我有一个梦想》那样纯然源出性灵、良知、道义、勇气和智慧的肺腑呼唤和衷心祈祷，更是东方世界“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苍凉而激越、寂寥而热烈的圣哲情怀，是一颗穿透半世风雨的“中国心”、一支孤独而无畏地投向新世纪的精神嚆矢。

十三

历史上任何伟大文明的出现，都始于先知的预言；任何伟大文明要避免最终覆亡命运，则必得圣贤出世，予以警诫。一切历史的不公和人生的寂寞总是最先降落在先知和圣贤身上，这一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的现像，正是他们贵为历史前驱的明证。一声长啸，一道警钟，一座十字架吸引了无数觉醒者，正是他们向历史索回的报酬。在流放途中，在绞刑架下，在月黑风高的末世之夜，在大限将至的最后时分，他们如同历史候鸟高翔于旧世界的的极地通向新纪元的绿洲上空……

先生于世纪之交对中国社会的告诫和预示，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后一棰暮鼓，二十一世纪第一声晨钟。

世纪之交的中国，在世界急剧变形和展开的格局和秩序中，日益居于特殊的处境和地位，关于中国的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的争论，已经成为世界性话题，中国在历史选择和世界精神归属上已经接近俄罗斯曾经面临了三百年的历史性两难：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专制还是自由，战争还是和平，复活还是绝灭。

自拿破仑一世、威廉二世、亚历山大三世以降，西方从成吉思汗蒙古铁蹄、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暴力崇拜和野蛮规模中一再感受到“黄祸”的恐惧；西方的哲人则怀着更深的忧虑望着东方，望着亚细亚，望着中国：

野蛮人比希腊人更有奴性，亚洲人比欧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们毫无反抗地忍受专制统治。这种君主政体很像是僭主政体（tyranny，即“暴政”），但是由于它们遵循成法而世代相传，所以很稳定。

——亚里士多德

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权力必须总是专制的，这是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这个大陆就会饱受分裂之苦，……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亚洲，在那个大陆的全部历史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点自由精神的痕迹，只能看到奴隶制的耀武扬威。

——孟德斯鸠

实际上，亚洲普遍是专制主义的舞台，用贬义的说法，是暴政的舞台。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主义是完全符合历史破晓地区的政体形式。

——黑格尔

为获得生计而普遍依附于皇权的状况，正是东方世界牢不可破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基础，因为这是君主财政收入的基础，也是社会匍匐在他们脚下的存在形式。

——理查德·琼斯

东方一切现像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中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那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卡尔·马克思

只有恩格斯天才地预见到，继英、法联军“部分地打破”了古老中国的封闭传统后，历史将通过中国的亚洲近邻日本，以战争之手“彻底结束”中华帝国与世隔绝的状态，并更加天才地预言，破产了的中国将有“大批苦力”流入西方世界，加剧那里的总危机，从而产生一个“绝妙的历史讽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它去征服了，但当它最终征服中国的时候，……也将促使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

无论亚里士多德还是黑格尔、拿破仑还是马克思，他们对中国的观察和判断都源于西方的逻辑和利益，未必能悉数道出中国的奥秘和命运。

中国在东方的崛起，中国国家性质和形态的重新定位，中国国家哲学和民族精神的重新确立以及中国道路的重新抉择，都将不可避免地大幅改变中国、东方和世界的面貌，中国再次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先生正是在中国最终何去何从之际，以中国古老的圣贤智慧和现代西方的理性精神向中国发声，向世界发声。

一位八旬老人的声音是微弱的，心境是苍凉的，他有杞人忧天的焦虑，有唐吉诃德式的天真，有人皆有之的局限、惘惑和谬误，他只能对中国最基本、最重大、最紧迫、最让他难以释怀、难以瞑目的路数和去向，“尽心焉尔矣”。

不，先生至死也声若洪钟，目光如炬；先生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乃是西方未曾有过、东方睽违已久的“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金声而玉振”的当代集大成“圣之时者”的思想“巨资”。

十四

中国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与同样令世界瞩目的专制主义制度，两者在中国同时并存的状态已临近终点。究竟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最终“消解”中国的专制主义，内承中国历史传统的“精华”，外与西方主流文明正面遇合，从而造福中国与世界，还是中国专制主义利用中国经济增长成功复辟中国历史传统的“糟粕”，为祸中国与世界，其最危险、最需警觉的，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转向新的大帝国道路的可能。

先生虽然很少直接使用“帝国”一词，但已预感到它的不祥之兆：“一样是威武雄壮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但是它国小民穷。”而“中国是天然的大国”，“作为数量上占人类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时间长达两千年的一种模式，……最好就称之为帝国主义”。

中国向来缺少西式民族主义，而有东方式的天下主义。先生指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两大目标“反满”、“反帝”已经通过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完全实现了，“不料，到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的民族主义却有了一个新的转向。由在世界的东方四征不庭、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情结发展出一个‘世界革命的情结’。……中国历史上是东亚的大帝国，几千年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国，形成了中国人一有点条件就不甘屈居人下的心理，我称之为虚骄之气。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往往叫人害怕。”（李慎之：《和平奋斗兴中国》）

我所担心的是：中国的极左路线，其最高目标，同时也是其最后动力就是“搞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这是中国人民“即使没有裤子穿”，也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就是这股“虚骄之气”几致中国于死地。二十年过去，中国人口袋里的钱稍稍比过去多了一点，但这股虚骄之气又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本着国家主义的实质开始冒起来。

——李慎之：《虚骄之气——中国的隐忧》

这是一种历史的大感觉和大提防，这是植根于巨大的历史异数和剧烈的文明创痛的忧患和预感。中国专制主义如果重新复活，它的最后阶段和最高形式就是大帝国。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纯属虚幻的景像，却是曾经笼罩了中国二十年之久的历史浩劫，是先生晚年挥之不去的梦魇。

从“中央之国”转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再转到“大中华红色帝国”，并不只是某一个或某一些人的梦呓。

中国天文数字般庞大的人口、幅员辽阔的疆域，近代以来它的受难、屈辱、创伤、不幸，它的孤愤、积怨、忌恨、危机，它与西方主流文明失之交臂而远未消弥的隔阂、疑惧、对峙和冲突，它那沉潜不显却欲伺机再度引发的底层革命和共产圣战，以及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和东西方所有大帝国的历史诱惑，都可能在某种历史环境下，一齐转化为一个“高耸而立”的大帝国的历史资源。一言以蔽之，中国步武凯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和秦始皇、汉高祖、元世祖、明太祖、清世祖、毛泽东之后尘，走上一条扩张、征服、革命、战争之路，并不缺少它的缘由、动力和基础。

君不见，无论“极左”还是“极右”、“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国家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都会在高唱“大中华”时热血沸腾，都会为“巨龙腾飞”的远景热泪盈眶；

君不见，中国国家主流传媒决不与西方在自由、民主、人权、信仰领域，更不在国家制度、法律精神以及全球价值、全球伦理、全球安全和全球秩序上展开严肃的对话；

君不见，中国一些狂热分子的激进主张（《中国可以说不》、《超限战》、《为中国声辩》等）几度走红，广有市场；中国青年一代在“9·11”事件时的“自由”而“独立”的狂欢表演已一再令世界瞠目结舌；中国国家电视台通过直播，通过中国的“天之骄子”——北大、清华男女学生——对美、英国家元首的挑衅性（当然是经过安排的）质问所表露的骄狂、轻蔑和敌意，乃是向数亿中国青少年暗示和引导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否定和拒斥。

君不见，无论海湾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无论伊拉克战争还是巴以冲突，中国都从来不站在西方一边，官方军事评论权威甚至按捺不住地在电视上教诲萨达姆卫队和伊拉克人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去淹死、烧死美英联军，而对美、英联军的任何伤亡、失误不加掩饰的幸灾乐祸……

一言以蔽之，中国拒绝与西方握手，拒绝与西方对视。——除了满清王朝式的颟顸虚骄外，中国统治当局还另有一套价值系统和意识形态，另有一套世界观和世界战略。

如果以先生为代表的知识界仿效八十年前鼓吹“纯正社会主义”、“超大国时代”、“大亚细亚主义”、发起日本“民间法西斯”运动的北一辉、大川周明、井上日召、权藤成卿等日本“有志之士”，仿效七十年前公开集会支持希特勒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主义”运动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海森堡、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经济学大师沙赫特、艺术史家平德尔等纳粹知识名流；如果以先生为祭酒的中国知识精英公开宣扬“国家第一”、“民族至上”、“中国高于一切”、“二十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如果以先生为矜式的中国学人公开拒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公开对抗现代化、西方化、全球化，公开颂扬绝对专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爱国主义、奴性集体主义、工具英雄主义，那么，中国离帝国之途，也就一步之遥了。

任何诱发和强化帝国意欲的言论举措，都将是对中国最危险最有害最凶险的误导，都将使中国近代以来全部经验和教训付之东流，都将使中国文明（包括近二十年的物质成就）毁于一旦，都将把中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都是对中国和世界命运的极其反动、极其无耻的挑战，对人类文明与世界和平的启示录式的威胁。

当这种东方、亚细亚和中国式的专制主义还没有溢出它的边界、还没有尝试它的世界形式时，先生与无数国人已经从内部饱受过它的残酷刻毒了（中国红卫兵一代和“群众专政”犯下的罪孽难道不比希特勒德国的党卫队、冲锋队和斯大林暴政的“契卡”和“克格勃”多吗！）。皈依专制，拥戴独裁，效命帝国，意味着对中国和人类一切正面价值和理想的蔑视和背叛，对现代文明的反动和对人类本性的进攻，也是对一己生命不可宽赦的犯罪。

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历史、文明、道德和人生的大限。

也是一条对国家、民族真正负责、忠诚和挚爱的大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先生为中坚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界，与权力当局和弥漫全中国的物质崇拜、权力崇拜、国家崇拜、专制崇拜的“集体无意识”之间最后的分野，就在这条大限。先生晚年全部圣贤之心和先知之智，就是首先守住这条大限，守住中国文化的主流正脉，守住中国的生机与希望。

让我们再次回到苏俄（整个二十世纪，苏俄对中国的影响最大最深，中国至今没有正视），借几名先知之笔对这个曾让东、西方同时发抖的大帝国最后的崩溃投去浮表的一瞥。

最早预见到苏联帝国崩溃的，是一名西方剧作家。

1949年，东、西方冷战铁幕垂下，苏联已牢牢控制着东欧，斯大林几乎成为人类“救星”时，瑞士德语剧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发表了四幕历史喜剧《罗慕路斯大帝》。这位自阿里斯托芬、易蔔生、萧伯纳和布莱希特以来最出色的西方戏剧大师，借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这一历史戏剧主人公，天才地预示了四十年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名苏联末代总书记的出现。他们的共同使命是，利用其特殊身份，运用“老良知”和“新思维”，让历史上最强大也最不义的帝国寿终正寝。

当女儿和女婿愿为罗马牺牲，妻子谴责他背叛了帝国缔造者，帝国元帅、财政部长和骑兵队长都发誓与日尔曼人血战到底，宫廷侍从深信“罗马这样伟大的帝国根本就不会完全崩溃”时，那位唯一领悟到历史真谛的先知说道：

几百年以来，我们已经为国家作出了那么多牺牲，现在，该是国家为我们作出牺牲的时候了。

罗马早已死亡了，你们在为一个死人作出牺牲，为一个幽灵而战斗，为一堆倾圮的坟墓而生存！

几百年以来，大罗马帝国之所以还存在着，就因为它有一个皇帝。因此对我来说除了自己当皇帝，以便有条件消灭帝国以外，别无它法。

不，爱祖国不应该超过爱一个人。对一个人忠诚比对国家忠诚要伟大得多，也困难得多。

我们的爱没有使罗马变得善良。如果祖国变成杀人犯的巢穴和刽子手的屠场，就把它弃如敝履吧，你对它的爱已经苍白无力。

背叛了我的帝国的不是我。罗马是自己背叛了自己。它曾懂得真理，却选择了暴力；它曾懂得人性，却选择了暴政。罗马历代皇帝的宝座由层层头盖骨堆砌，建基在无数牺牲者骸骨之上，它的债务还没有偿还，罪孽还没有清算。一夜工夫时代已经破晓，牺牲者的咒语已经应验。

我一生都算计着罗马帝国崩溃的那一天。我授予自己充当罗马法官的权利。我牺牲罗马，通过牺牲我自己。

无所畏惧地观察世界，无所畏惧地做那些正确的事情，学会战胜恐惧，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必须掌握的唯一本领。

1969年，正当苏俄帝国处于其鼎盛时期（刚刚严厉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准备对中国发动核外科手术，“一劳永逸”地削弱中国，解除中国的威胁），犹太裔历史学家阿马利里克就在《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一文中预言：“这个由日耳曼人、拜占庭人和蒙古人所建立的东斯拉夫大帝国已进入了自由生存的最后数十年。接受基督教曾经延缓了罗马帝国的覆灭，但未能使其免于必然的灭亡；同样，马克思主义学说推迟了俄罗斯帝国——第三罗马的崩溃，但无力阻止它的崩溃。”

四年以后，索尔仁尼琴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忠告俄国：“全部世界历史证明：建立帝国的人民永远是要遭殃的，大帝国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1994年，索氏结束二十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俄国。苏俄解体，分崩离析，“俄罗斯再度陷入可怕的状况”，索氏的告诫一语成谶。索氏再次对祖国发出呼吁：“俄国只有从帝国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俄罗斯灵魂才能复活。”

应当指出，在没有大规模暴力流血的条件下，世界上最强大的极权主义帝国几乎自行解体，乃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对于解除冷战和热核战争的毁灭性威胁，对于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对于世界的缓和与发展，以及对于中国的现代发展和现代复兴都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而对于俄罗斯人民，却是在经过了74年的漫长苦难、付出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生命代价后，才看到了那个专制帝国寿终正寝的一天。

“俄国总统普京是第一个向美国总统布什打电话表示慰问和支持的人。几个月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俄国人几乎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地转向西方，向美军开放了历来被视为俄国的后院与禁脔的中亚以至高加索地区，完全改变了古老的地缘政治学认为自己已被包围、受威胁的观点，而代之以所谓”地缘经济学“的观点，以为这将促进这片落后地区的现代化而有利于俄国及其前”属国“的经济发展。改变如此之大，而普京的民意支持率还居高不下，一直保持在七成上下，这是值得世界上任何政治家羨慕的。有俄国评论家说，普京的事业是三百年前彼得大帝全盘西化的战略经过严重挫折与倒退以后的恢复与延续。追溯俄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只有融入全球文明的主流才是俄国最大的民族利益，这也应该是全世界一切民族的必由之路。由于历史的原因，俄国虽然已转向民主，但还不是一个充分民主的国家，民主所必须要求的法制还远未确立，目前的转变是它挣脱奴役十年以后的又一次突进，对世界的明天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它不但是世界上地域最广大的国家，还是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而且千万不可忘记它还有半个世纪称霸半个世界使全世界在它的威胁下战栗的历史，迄今手里还握有威力可与美国比拟的核武器。‘9·11’以后，英国首相布莱尔曾表示相信‘这股邪恶势力的阴影中应当能诞生永久的善良’，我也抱有同样的希望。”（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中国不能重复苏俄的老路，中国并非没有重蹈苏俄覆辙的可能，中国如果走上苏俄帝国的老路，它的前途和结局将不堪设想。

十五

先生已经站到中国和世界历史交彙的时空高处，他的不可推却的历史使命，是拦截和阻断中国专制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牌号的专制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合流，尤其要警惕这种合流泛滥成“绝对”和“极端”的大帝国祸洪；同时，推助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主流文明和全球主流价值融彙，再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世界潮流中的庄严复兴，为东西方文明的伟大遇合，开出新路。

这就是先生圣贤视域中的中国救赎之道，先生全球视域中的中国复兴之道，这就是先生寄身和仙逝的世界潮流、天地境界。

先生中年而后四十年间，长期面对一个大困惑：中国专制主义为何会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借屍还魂，变本加厉”，全面复辟且至今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怎样才能最终消灭专制主义？

在生命最后几年，先生单枪匹马对中国专制主义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一次严正的审判。

先生绕过从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约翰·穆勒、里查德·琼斯到马克思、列宁、魏特夫等西方人关于“亚洲古代村社和治水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诸理论大厦，撇开中国官方学术界仰人鼻息奉为圭臬的“五阶段论”的历史笑柄，“截断众流”，独自闯进中国二十世纪的昏暗堂奥，擒住了中国现代专制主义这头“东方利维坦怪兽”的“总角”。

先生“避开一切可能的争论”，首先直接将批判锋芒指向中国专制主义“老祖宗”秦始皇，将公元前221年秦赢政自称“始皇帝”“立定”为中国专制主义的“元年”，指认王夫之“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李卓吾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谭嗣同“两千年之政皆为秦政”以及毛泽东“百代多行秦政制”之谓，“实在千真万确”。“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这个大帝国，确立中国专制皇权的人。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中国实行的就是皇权专制主义，我杜撰了一个英文名词，叫做emperorism.二千年间虽有损益，但是基本上没有变化，在中国一直由皇帝统治。”（李慎之：《新世纪老任务》）

先生明言，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策天下，威震四方”，一统天下所建立的乃是中国第一个“大成至上”的专制帝国，是“中国停滞论”真正的历史起点。

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灾难性的断裂、变异和倒退。它“车同轨，书同文字”，“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结束了天下共主、列国并立的封建制度，“历览前史，中国的封建时代恰恰是人性之花开得最盛最美的时代，是中国人的个性最为高扬的时代。只要打开《左传》和《战国策》一看，就会发现那个真正的封建时代有那么多铁铮铮的汉子以至妇女。你甚至会纳闷，中国人后来是不是堕落了？……我所最推崇的中国人恰好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人，那么尊严，那么‘强哉矫。”（李慎之：《“封建”二字不可滥用》）结束了春秋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秦帝国开启和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绝对皇权专制”、“普遍奴隶制”“军事官僚专权”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专制帝国传统，将绝对主义、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毒根，深深植入中国的头颅和心髒，它是比地理条件、自然环境严酷千百倍、中国两千余年间所有苦难和罪孽的总根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最黑暗、最阴森、最封闭的专制帝国，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之集大成。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共和国：“五·四”运动引进了“民主”与“科学”；抗战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并跻身世界反法西斯民主阵营四强之列；共产党以“人民解放”、“当家作主”、“反专制、反独裁”、“争自由、争民主”相号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秦始皇所建立的一套制度已经不折不扣地是落后而且反动了，而他的伟烈丰功却还是压在中国人民的心头，而始终不敢改弦更张，……而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专政’达到高峰”，而毛泽东竟公然标榜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直到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国最当红、其父辈没有少在1949年后、尤其文化大革命中尝够专制滋味的电影导演，竟也为秦始皇招魂，将“英雄”的桂冠套在这位专制暴君一世的木乃伊头上。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秦始皇到毛泽东，这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谱系，截然相反的哲学，泾渭分明的历史潮流和民族命脉。为什么“整个二十世纪，在大量中国传统文化扫地以尽的时候，其中最黑暗、最反动的专制主义却历世长存，而且变本加厉，最后竟发展为最野蛮的群众专政……！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竟退化为依附于专制主义而极端粗鄙狂妄的民族主义！”为什么秦始皇取代孔夫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正脉”？毛泽东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流正脉”？专制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正脉”？

博先生拨开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层层思想迷雾，“以其历经世变沧桑后的大彻大悟，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傅国涌语）洞穿了中国专制主义的斯芬克斯真面目。

首先，通过军事战争夺取政权，建立起“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的“政治制度”，即秦始皇到毛泽东“一以贯之”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其次，创立一套旨在维系、阐释、强化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体系”。

先生深刻指出，自秦一统天下以来，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正流”已转向为“一种政治的文化、权力的文化”，一言以蔽之，专制主义的文化，“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文化”，几乎受到中国古代所有学派和思想的“支持”，甚至具有神学和形而上的终级意义。中国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与其意识形态相辅相成，共荣共损，缺一不可，且共存于“一个所谓‘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人口数万万’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大躯体之中”，这个“庞大的‘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身躯”不仅无情而有效地统驭和禁锢着中国人的肉身和内心，而且“还有足够的力量包容、消解、篡改、转化”一切外来的现代化因素。

就实际历史说，则秦始皇与作为其对立面的陈胜、吴广以及两者的结合正是中国“激进主义或曰极左路线”的活水源头。这种思潮以劫富济贫，分田废债的平均主义为一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专制主义为另一端，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一直没有断绝过，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其结穴的杰作而已。而且，由于其社会基础迄今仍然存在，我们现在还不能放松警惕。

——李慎之：《虚骄之气——中国的隐忧》

单靠西方理论（无论古典还是现代、马克思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可能解读中国古代社会，尤其不可能解读中国古代精神，因为几乎不存在地缘、空间、事实和经验的联系和交流；而欲观察近现代中国，则必须具备对世界、尤其是西方历史文化贯通解读的眼界和器识，先生正是以其丰富的中国经历，以其对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交互历程的宏大而犀利的眼光，对中国专制主义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的历史环境、资源、动力和路向，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综合性思考。

先生强调，“‘五·四’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启蒙运动，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一个半世纪以来，‘五·四’先贤的觉悟为最深最广最高。……‘五·四’的精神就是以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它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样，是人的解放的开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中国启蒙文粹〉序》）

但历史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提供西方文艺复兴、启蒙时代那样壮观而持续的时空舞台。相反，历史以其诸多“意外事件”、以其诡秘不宣的“偶然性”几度搅乱了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步伐。

由西方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纵容的“二十一条”、半西方人的俄国人发动的十月革命、俄国人声称的《加拉罕宣言》、《越飞－孙文宣言》以及日本人发动的侵华战争……这些本来与中国无关、至少不由中国负责、更不由中国掌控的外部世界事件，完全不容中国极少数启蒙主义者对中国的现代认识和现代设计，而大幅偏离、最终背弃“五·四”启蒙运动，出现二十世纪第一次严重断裂和错位，乃是中国难以避免的历史宿命。

先生以过来人和觉悟者的特殊感受指出，从1919到1949，开头是“救亡压倒启蒙”，接着是“革命压倒民主”，最终是“专制压倒革命”。真正使“五·四”运动发生变形、转向的，比外部世界所有重大事迹更有压倒性力量的是“源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一个世界性大思潮”，即源于“从俄国革命引入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源于“要求达到社会运动根本解决的唯物一元论、辩证唯物史观”一类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崭新的历史理论和世界观；源于“在全世界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最高价值和最高理想”。

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以陈伯达、艾思奇、李达、邓初民、张友渔、张申府、何干之、沈志远、钱亦石、潘梓年、李平心、华岗、曹伯韩、张仲实……以及陈豹隐、王亚南、郭大力等成百上千名中共党员和左翼知识人为骨干（这个“理论队伍”在文化大革命中改换成同样以毛泽东为首，以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为骨干的“写作班子”），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奉斯大林旨意编写、被毛泽东称为‘共产主义百科全书’”、实则充斥着谎言和谬误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材》编写的《大众哲学》、《社会学大纲》、《新政治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等作为普及读物‘启蒙’了一代共产党人和左翼精英的‘新启蒙’运动。

“新启蒙”由于二十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苏俄抗击德国法西斯的特殊贡献、二战后斯大林主义对东欧的胜利以及东西方冷战的降临等一系列国际事变，最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1949年的胜利”，“终于彻底否定了‘五·四’的‘旧启蒙’，而且决定了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命运”。

“我们这些青年左派，青年共产党人，因为受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影响，相信在民主的价值之上还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那才是我们值得为之斗争并且为之献身的全球价值。这种思潮在整个二十世纪都影响广大，一度发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一。”（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自此，一种全新的世界性意识形态君临中国，一种全新的国家制度按照这种意识形态建立起来，一种全新的以“世界革命”、“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为终极目标的国家“赶超”发展战略，得以确立，一种按照这一国家战略制定的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外交制度得以建立。这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和全新的意识形态现在成了唯一的、绝对的、决定论和永恆性的真理，成了“不落的太阳”。在它的笼罩下，中国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革命”，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和核工业；一切资源、力量、情感和意志都必须服从这个总目标，一切不同意见和个人自由都必须严加控制；最后，最重要、“悠悠万事、惟此惟大”的是，必须要有一名集最高权力和最高真理于一身的最高权威。

于是，中国人终于听到了这样一种声音：“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中国有古典诗词修养的人士终于读到这样一首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虽死业犹在，

孔学名高实粃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于是，中国人终于从“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句极度概括、极端坦率的表白里，领悟到了什么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来实现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暴最烈、最黑暗、最野蛮的专制主义”；终于经历了秦始皇以来，中国第二次历史性的中断、变形和倒退：“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许良英：《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

“从毛到邓，他们这一代讲的专政，同三权分立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形成很自然，但是有这个意识形态，我们的苦头就够大了。毛嘛，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实际上是秦始皇加斯大林。从中国继承了秦始皇，从国外继承了斯大林。”（李锐语）

于是，中国人终于看清了一个历史怪兽的真面目：如果说秦始皇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则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与半西方俄国专制主义杂交的集大成者；终于明白，只有这种现代专制主义集大成者才具有将中华文化几乎摧毁殆尽，将中华民族几乎推到绝境那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毁灭性力量。

于是，中国人也终于等来了历史开始复归正道的启机：中国现代集大成的专制主义已经因为文化大革命“天怒人怨”、“人神共愤”的结局遭到“全盘否定”而丧失了在中国的公开“支持”；又因为苏俄、东欧的和平“易帜”而丧失了来自世界的公开“支持”，专制主义终于临近“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末日了。

感谢历史的发展到二十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中国舞台上各种可能有的思想总算已经亮相得差不多了。今后要进行战斗，……我的看法是，当面的敌人就是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几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较量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义则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先生承认，他是经历了五十年的痛苦磨练和艰难思索，才正式与中国新老专制主义集大成者决裂，势不两立。

先生仍然忧心忡忡，“五·四”民主启蒙被“新启蒙”取代，而无论“旧启蒙”还是“新启蒙”，都一概成为了专制主义的牺牲或奴仆。

“‘五·四’运动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中国的陈独秀，当他经过二十年的磨练阅历而重新觉悟的时候，已是‘刑余之身’，贫病衰老，僻处江津小城。……他的话连死水微澜也已引不起来了”；一贯倡导民主、鼓吹自由的“胡适和他带出来的一批留洋生，在号称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中不过是零头的零头”：“对中国的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的揭露和鞭挞其力度无可比拟的鲁迅，晚年政治思想急剧左转，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而中国“新启蒙”的左派们（先生再三表白自己曾是其中一员）在领到“黄金世界的预约券”、进入由“新启蒙”催生的“新中国”后，所受的磨难和意外，更远胜于“旧启蒙”的先贤。

真正的、唯一的胜利者，仍然是“几乎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专制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来的极端主义的心态，深深地埋在中国人民的心底，随时可以复苏而反扑过来，一个世纪以来都有反复表现，真是所谓‘心中贼难除’”。“中国人确实如胡风所说，是浑身带着精神奴役创伤的人，要冲决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罗网是何等困难”。“专制主义在中国是一种生活方式，要一个十几亿人口的社会整个地换一种‘活法’，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也不是一件小事，这是有世界意义的大事。”

“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从秦始皇称帝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专制主义的毒素不仅远未从中国的社会机体内排除干净，而且在特定环境下，还可能引导和促使民族主义的“恶魔”成分突然转化为毁灭性的非理性力量。

欧洲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孕育出来的“对阳光下的份额”、“权力意志”和“生存空间”的觉醒和渴望，极大地增进了财富和文明积累，同时催生了欧洲十九世纪两股最强大的思潮：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它们一旦与被伤害被刺激、精力充沛而规模庞大的民族生命和民族运动相彙合，就会焕发空前强大的盲目力量，这种力量一旦与某种邪恶有毒的使命意识相碰撞，就会产生二十世纪希特勒德国和斯大林俄国式的恐怖帝国。

曾把欧洲和世界以及德国自身拖进深渊的“第三帝国”，其精神内核就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后者在十余年时间里迅速演变成“人民群众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演变成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始力量，演变成“人民性——民族性——兽性”的法西斯历程。

先生曾再三总结他所属一代中国人的铭心刻骨的迷误和觉醒，以作中国年轻一代和全体国民的倾覆之鉴。“当时在我们这些左派青年的心目中，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就像我们那时候爱唱的《祖国进行曲》里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但是不过十五年，苏联当政者（斯大林）的罪行披露，苏联原来是专制程度绝不亚于希特勒德国，而远过于我们心目中专横独裁的蒋介石中国的国家。”（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先生在审视中国外交的演变历史时指出，“毛泽东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斯大林那样的人物。斯大林最高的头衔是‘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这正是毛泽东追求的目标。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开号召‘解放全人类’。中国的红卫兵也把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全面的，它在国家制度方面更是岿然不动。目前，意识形态的因素只是比毛泽东时代大为削弱，从根本说则不但继续存在，而且又转化成为某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中国正当的民族利益形成扭曲。……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捡起列宁、毛泽东关于帝国方义存在就有战争的理论，主张对美国说‘不’，质疑邓小平‘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说，并且批评中国政府的外交太软弱，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尤其因为中国是一个天然大国，面积还略大于美国，人口世界第一，历史世界最长，五十多年来宣传起来的民族自大心理又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后经济有了好转，因此又出现了一股盲目狂妄的虚骄之气。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在中国，尤其在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中，似乎很有市场。如果任其发展，可能危及民族前途。”

十六

先生常说，他是以长远的乐观来掩盖眼前的悲观，但先生从来没有因为眼前的悲观而放弃当下的责任。

先生最早最坚定向国人呼吁：回到“五·四”，“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先生最早最坚定地呼吁中国修改宪法。他希望中国参考美国制订的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的经验，“早早修订出一部也能管一百年、二百年而无须作重大修正的宪法，这正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

先生最早最坚定地“鼓吹议会民主和多党制”，主张尽快进行政治改革。他告诫说，“如果不及时启动政治改革”，中国可能“像飞机在空中失控一样，造成惨剧”。

先生个人念念不忘、身体力行的，是在中国、首先是青少年中间，推行公民教育。

中国要赶上先进国家，要实行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解放被专制主义所扭曲了的人性，发扬每一个人的本真人性。换言之，就是要培养人的公民意识，使在中国大地上因循守旧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成为有现代意识的公民，有人的觉悟的公民，成为一个一个独立的、自由的、能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的公民。

从不随地吐痰、不乱抛果皮纸屑到坐公交车要礼让老弱妇孺，都是公民课最起码的内容，一直到懂得什么是政党制度、文官制度，懂得什么是对权力的制约平衡，什么是司法独立，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宪政国家，懂得以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和权益。

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一百年来成就不大，以致被称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第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始终没有能培养出够格的现代化公民。没有能培养出不但能自尊而且能自律、不但能自强而且能自胜的独立自由的个人，没有能培养出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独立自由的个人。

公民教育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实际上这也是四个现代化以外的更重要的“人的现代化”。它不但为四个现代化提供前提，也是为四个现代化设立目标。

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一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近年以来，我又萌生了一个愿望，很想编一套12册（备6年12个学期用）的中学公民课本。它应该分两个层次：头6册是供初中用的，也就是每个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的必读课本；后6册是供高中用的，也就是有条件上高中的人的必读课本。因此它应该有循环加深的特点。我虽然有此志愿，只是学无根底而年已老迈，自知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是，倘若有志于此的年富力强的学者愿意担当起这个神圣的任务，我还愿意以衰朽残病之躯追随左右，协助做一点添砖运瓦的工作，与有荣焉。这实在是我可以设想的21世纪对祖国、对人民的最好的礼物！

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李慎之：《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

这就是先生的坐言起行，先生的“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先生置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各种意识形态禁锢于不顾，兀自召开会议，作出规划、分工。除了何家栋先生几位清贫志士“协助做一点添砖运瓦的工作”外，整个社会完全无动于衷。这一切，都丝毫无损先生践行这一宏大而朴实的“志愿”的古道热肠。无数后来者是否会从一个八旬老翁的夙愿中再次倾听到中国古代圣贤的不朽誓约：“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当中国终于建立起自己的现代公民社会时，亿万男女公民也许早已记不起曾有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为他们的公民尊严、权利、责任、义务而流尽最后一滴心血。先生当不会为此悲哀。

无论西方哲人抑或东方圣贤，都希望“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以传播真理、绵延文明。苏格拉底不惜生命代价而为“青年的导师”，托尔斯泰以誉满全球的声誉却不惜花费精力为孩子们编写“初级课本”；中国自“万世师表”孔夫子以来更有两千五百多年“师道”传统，近代仁人志士无不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和“新民”的精神致力于国家的新生和民族的复兴。

中国和世界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卓越奠基人晏阳初于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人类四大自由原则外，提出“人民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为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睁开眼睛，识字读书，扩大心胸，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壮体力、组织力，为中国新民”奋斗了八十年，而千古传颂；

梁漱溟、卢作孚、张伯苓、罗家伦、陶行知、黄炎培、梅贻琦、谢循初、吴铸人等先生都曾为中国现代教育呕心沥血，卓然成家。据称，就连没有接受过现代完整教育的毛泽东，晚年也厌倦于“领袖”、“统帅”、“舵手”一类缺少雅望的称号，只希望保留“导师”一项，称其晚年的愿望是回湖南老家做一名普通教员。

先生“做一辈子的中学公民课教员”的心愿，最与陈独秀晚年编写《小学识字教本》略同。陈独秀晚年患高血压，不顾“左边耳聋、右边脑子时时作痛”，将生命最后三年全部用于“下一代儿童能循此学习，当省却许多脑力”的识字教本上。“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学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见解，又不愿写”，陈独秀只好独自辛苦，当写至下篇《合体字》“抛”字时，还未作解释，便成绝笔，连《小学识字教本》上篇的油印校对稿也没有看到，这名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五·四”运动总司令、新文化运动旗手便在江津郊野穷乡僻壤一户简陋的瓦房里抛弃尘寰，撒手西归。

先生早年幸逢一名优秀的小学公民课教员，青年时代自己做了深受欢迎的中学公民课教师，从中年到晚年，先生更深感“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因而衰年发心，致力中国公民教育。“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时时都在为唤起人们的公民意识而努力。可惜，慎之先生走了，中国失去了一个最优秀的公民老师！”

大概是1999年8月，慎之从美国归来，立即找李郁询问公民教育进展情况，并且给我写了封信：“问了一次李郁，才知道先生已着手开始公民教材的准备工作，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如果有一天能够成立‘公民教育研究会’，那就是可以千秋万代的工作，我们这一生就可算有一个目标，也有一个归宿了。（对我们这些七十以上的人言，也只能如此。）”虽然很低调，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现在社会上思想混乱，如果我们能编出一本公民教程来，对政府与人民，中央与地方，立法与行政，行政与司法，立法与司法的关系……都有顺应世界潮流合乎文明原则的表述，我倒真想看看有什么样的英雄好汉敢来挑战。

直到去年年终，慎之还在约任不寐参加编写《公民课本》，可见慎之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停止努力。恩格斯说：“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这不过一次小小的挫折，我们永远也不会接受失败。我相信慎之设计的《公民课本》或《公民试行教程》是一定能编成的。

——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先生对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始终保持谨慎而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得到民族命运和时代精神以及历史事变的“支持”，更得到世界潮流和中国历史大势的“支持”。

先生最后的信念和支持，则是源于他与现代专制主义长期对峙、从生命意识最深处喷涌而出的现代中国集大成的圣贤世界的支持。

十七

当代中国，孤独、悲观如先生者，可谓寥若辰星；通达、乐观如先生者，也可谓寥若辰星。先生正是在中国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最宽广的谱系之间，展示着一个圣贤生命的光彩。

先生对中国和世界前途持长远的乐观，因为：

“真理在我们一边”，

人性在我们一边，

历史的辩证法在我们一边；

天命、上帝在我们一边。

先生对中国最终寄于乐观希望，是因为他已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那就是复兴自由主义，走向全球化。

先生衷心推崇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布拉格之春”代表人物之一哈维尔，推崇他在“后极权社会”中呼吁人们凭良心说真话的勇气和智慧，推崇他那看似离奇实则真实可靠的“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推崇他那神秘的信仰：“希望、惊奇、博爱、对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它存在于任何事物的背后，又居于任何事物之上，对此，人们应当永远谦卑。”

先生是1949年以后最早反思和警觉斯大林主义的中国人之一（他曾为此向毛泽东提出实行“大民主”，建立宪法法院，“还政于民”，并主编过中国唯一一本《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他隆重推介哈维尔，因为这名捷克剧作家不仅也是从斯大林绞肉机里“滚”出来而继续追求真理的思想斗士，而且是东欧“天鹅绒革命”一面胜利的旗帜，是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战胜了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划时代的典范，对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启示意义。更重要的是，先生从哈维尔身上发现了铲除专制主义的最寻常而最有效的武器，即从每一个人内心一点一滴地剔除专制主义的存在基础，用人皆有之的“良心”和“真话”的权利消解、挑战以至最终终结专制主义。这与甘地“不合作”、“不以暴力抗恶”一样，都是直指本心、诉诸人性的大智慧。

历史没有以苏俄（它的巨变太艰难太复杂）、而是以一个东欧小国的自由之光来显示其本性和希望，但在先生焦渴而敏锐的眼中，它已经足以让中国欣喜、振奋、向往了。

先生几乎逐字逐句引用的哈维尔的貌似简单的话，想必也可作为他所希望的现代精神在中国最终胜利的借鉴：

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

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

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

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良心的声音，甚至所有抽像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之上的责任。

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所支持，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没有共同拥有的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

这些都还不是症结所在。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这样说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但是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它将来也不会得胜。只有那些相信自己了解一切，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没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纵历史的人才会安于得胜的观念。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的时刻，得胜的只是一个真正的希望。

先生诸多愿望之一，是为中国人编撰一本苏俄、东欧二十世纪史。先生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深刻影响一代中国人的历史巨着的主要策划人和主要译者之一，对二十世纪为祸世界的极权主义有极深刻的研究。斯大林主义对中国的灾难性影响，先生更有切肤之痛。完全可以设想，由先生主其事编撰的与“第三帝国”孪生的“第三罗马”的兴亡史，一定会使中国从极权主义浓黑的阴霾中再次惊觉。“哈维尔很少研究和分析前期极权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运作情况。在那个时期，生活的逻辑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开腔，我一定灭亡’。例子多到不胜枚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还有哈维尔本国的斯兰斯基都是。哈维尔应该认识到，从那个时代转变到人们多少可以争取‘说真话’，‘从小处着手’，桥下流过的水（不，是血）已经很多了。”既然历史已经走到后期极权主义社会，那么也就可以套用中国人十分熟悉的雪莱的诗句：“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自由不仅出自人类本性，而且出自宇宙本性。自由是天地间最基本最普遍最无须强制和阐述的精神，人性和文明一天也离不开自由。近代以来，人类所有伟大的历史运动，莫不高举自由的火炬。对自由有独特理解的马克思，也把自由与共产主义相联系，甚至在骨子里从不理解自由为何物、视自由如寇雠的造反派头目毛泽东在掌权以前，也没有少以自由相标榜。

使将来的历史学家难以理喻的是，自由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大陆一度成为洪水猛兽式的异端，成为国民生活的最大禁忌，甚至成为修辞学上的一大避讳。

西方经过希特勒和斯大林两大反自由帝国的兴亡，自由主义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并成为现代西方自我约束、矫正的天然武器。中国虽然不必从头开支构建自己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却必须践行自由主义的道路。

先生不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开山祖师，也未必能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权威，而是1949年、1989年以后自由主义在中国两度中断之后起死回生的“破题人”、自由主义实践的领头者、自由主义目标的预告家。

先生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抱有罕见的乐观，他的理由未必赅备、深刻，却以其特有的“宏大叙事”风格，为中国自由主义展示了历史－逻辑的趋势：

我们已经有了一百年的传统。……中国儒家和道家这样的主流文化中也可以找到与自由主义相容、以至相互促成的资源。

我们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

我们现在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

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二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到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增光！

——李慎之：《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轫和复兴》

十八

公元耶酥1840年或孔子2391年或略称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第一次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向，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命运第一次与世界结为一体。对于中国，这是开天辟地未有的大变局；对于世界，这是划时代的大事件。

无论有多少迷误、悖谬、悲剧以及惊觉、抗争、成就，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其安身立命、其现代复兴，都只能在与世界潮流的际会和融彙中，才可能求取。

无论中国如何惊涛骇浪、经纬万端，都可以概而括之，“回过头去看，许多先行者提出的方案，不论是维新还是救亡，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不论是搞世界革命还是与国际接轨，统统都为的是走上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全球化之路。”（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先生对中国最重大的贡献，是把全球化的潮流、趋势、方向引进中国，以中国古代伟大德慧把中国引向全球化。先生是二十世纪末中国最终摆脱厄运、晦气和异变，走向世界、走向现代、走向全球化的历史性触媒，是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中国现代转型风雨如晦之际，为中国另辟路径、为中国历史贞下起元式的现代悖兴而英勇前驱的精神摩西。

1991年，“六·四”血痕还淤积在中国人心底，尚未结痂，吾尔开希一类专制主义“类人孩”（余世存语）还在自由世界上演权力争斗和阴谋政治令人恶心的丑剧，国内思想界正以“识时务为俊杰”、“现实即合理”的东西“哲训”自行瓦解、自弃理想，随波逐浪，中国重归于无声。

“慎之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在‘万马齐喑’、‘万念俱灰’的九十年代初，在知识阶层的思想再次发生动摇的时候，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坚持现代化导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将自由民主确立为全球价值。……在九十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先生思考、研究、引介和推助全球化，其胸襟之博大、眼界之开阔、气像之宏伟，当今世界，无出其右。

先生起始便不是从书斋式学术的角度，也不以某种“历史理念”或“绝对精神”的名义，甚至不仅仅是从中国的命运出发，而是从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人类的本性”、“人类的宿命”以及人类文明与世界全球化的历程，以一己生命的体证和整个民族三千年的智慧、一百多年的挫折和经验，面对全球化。正是通过对全球化“彻里彻外，彻头彻尾”的反复运思，先生终于为中国觅见到从危途转向正道的历史契机。

先生在回首中国二十世纪的苍黄风雨时，极近杜翁当年心迹：“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先生一旦越出中国，放怀天下，思接寰宇，虽一样是满目苍茫，满腔悲悯，却别有无限渺远、高旷、超然的心事，有豁然开朗的大会通、大参悟、大希望，对世界、宇宙满心感戴、赞叹，对人类诗意般的信念沛然而生：

根据当代宇宙学家的说法，自从大爆炸以来，宇宙已经存在一百五十亿年。如果把这么长的时间浓缩折合为三百六十五日的宇宙历，要到九月十四日才产生地球，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十点三十分才出现人类，人类的全部文明历史还不足十秒钟。因此，从宇宙的观点看，一个世纪的时间曾不足以一瞬，即使宇宙与人类最后都要毁灭，从现在看，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我总相信，宇宙花这么长的时间进化出人类来，总不是为了要毁灭它。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妙哉斯言。

先生在中国设坛开讲全球化，正是“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之后五百年，先生称之为近代世界全球化的开端，其间经过“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和文化的渗透”以及“局部力量的会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合”，先生称之为“慢吞吞的全球化”。

1991、1992年先生先后在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太平洋学会哥伦布远航美洲大陆500年纪念会上，首先正式提出全球化（“在中国，可能是我，最早在1991年提出‘全球化’概念。我在《世界知识》和《科技导报》上撰文提倡‘全球化’。”（李慎之：《全球化与全球价值》），并定该年为当代全球化的“元年”。

先生指证，当代全球化发轫于二十世纪末向二十一世纪过渡期间若干历史、政治、科技、经济和文明领域同时或相续出现的重大变化。“从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到1991年苏联的瓦解，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议的纷纷出台，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世界上人口最多、领土最广的国家——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几乎同时卷入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而在思想的领域，就在这几年，信息的传播已经可以以无间隔的速度到达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

“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化的过程方兴未艾。”

至今我还能记得他那特有的充满哲理的排比句：地理的全球化始于哥伦布的航行，科学的全球化始于牛顿的力学，思想的全球化始于法国大革命，经济的全球化始于资本主义，信息的全球化始于电脑网络。他对信息的全球化给以了特别的关注，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信息全球化瓦解了一个封闭社会的结果。

——任东来：《“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

先生深切了解文明的脆弱、人性的局限和历史的多变，他在倡导全球化一开始，就对被“裹胁”进入“加速全球化”的中国发出告诫，全球化决不仅仅是良辰美景，“它不但会带来融合与和谐，还会带来磨擦与冲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血与火的斗争，是生与死的抉择”。

有人类原罪、世界末日和最后审判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世界，曾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创造转化的现代文明推广到全世界，又将殖民扩张、帝国主义、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各种文明、各种宗教之间的冲突带到全世界。一百多年来，在尼采、斯宾格勒、汤因比眼中的西方危机已经扩张为布热津斯基、保罗·肯尼迪、小阿瑟·施莱辛格、缪塞尔·享廷顿眼中的全球危机。

先生是长期高度关注全球危机的中国人。

先生知道，中国的危机是世界危机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下半叶，全球最大危机存在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战争，人类几度濒临共同毁灭的绝境。

1955年4月1日，爱因斯坦与罗素以及布立奇曼（美）、鲍威尔（英）、约里奥·居里（法）、英费耳德（波）、汤川秀树（日）等东西方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同签署了一份宣言，致信美、苏、中、英、法、加六国政府：“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绌的则是共产主义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斗争。……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末就决不可用战争来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末，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通死亡的危险。”

人类应再次庆幸，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冷战嘎然而止，核战威胁急剧减轻。这最终应归功于有一千多年东正教传统和近八十年极权主义痛苦经历的俄罗斯人民的良知和理性，这个高尚而伟大的民族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和巨大牺牲，永远值得人类铭记。

现在该轮到中国来向世界表明，它那五千年的文明与一个世纪的磨难，同样可以转化为救赎与复兴的教益和智慧，而且可望光大为神意般地降临于中国的天命。

十九

六十年来狼籍，东壁打到西壁。

而今收拾归来，依然水涟天碧。

先生有幸越过二十世纪，他的经验和智慧得以在当代全球化的世界大放异采。作为最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人之一，先生早已作出判断，中国决不能再次自外于世界潮流，决不可再次对立于西方主流文明。中国二十世纪悲剧性、灾难性的历史抉择（或被抉择）是所谓“走俄国人的路”。当斯大林主义的血腥纪录已经大白于天下、毛泽东的本来面貌逐渐浮现，当无数冤魂要求历史的公正审判已经成为所有人的精神重轭和道德责任，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留给世界的仅仅是一堆堆历史的废墟时，先生率先站到了当代全球化的入口处。

先生以抑郁、忧伤的笔调描绘了全球化的危机。除了“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基至垃圾处理都成了全球化的问题”之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今天的世界陷入了价值观念空前的大失落和大混乱之中”。“我们这个星球上正在发生所谓‘文明的冲突’，全球文化的大危机”。

我们宁可从积极的方面看待这种讨论，它代表着全世界的现代化已经走到了一个阶段性的转折，需要清除几百年来以西方价值观（或者说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为主导的工业文明的积弊，开创出一个新局面，使人类能过上比较合理、和谐、安全、健康的生活。

——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

先生特别告诫国人：“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在中国即将完成自己的转型期的时候，世界也正进入一个更大的转型期——由工业化时代转入信息化时代。换言之也就是中国的价值观念大混乱的时期刚好与世界的价值观念大混乱的时期重合，它们同样出现在历史大转变的关头。人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有道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关外还有山连山！’”

两千余年间，中国尽管战乱频仍，封闭停滞，但始终没有贯通西方历史的宗教“圣战”，儒释道从未出现不共戴天的仇杀征伐；但现代专制主义强加于几代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灾难，却远胜于西方世界。中国人至今远未摆脱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毒害和禁锢。先生曾深受意识形态之累，深知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为祸之烈，先生是冷战结束、全球化时代来临之际，第一个呼吁及早“确立”全球价值的中国人。

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真正的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不但经济、科学、技术已经趋向全球化，而且各国的国家制度，从而各国的价值也将趋向全球化，这就是全球价值。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先生虽然没有从学理上系统论述全球化（这种论着已经汗牛充栋），但他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避免再次误入荆棘之途，为中国顺利走进全球化所必须具备和完成的历史前提，为中国可望对世界全球化发挥正面影响并做出特殊贡献而作的总构想，却极富原创性。在漫长的迷茫和黑暗之后，先生“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以中国独有的圣贤心地、圣贤德慧、圣贤胸襟和圣贤气像，对中国与世界之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观照和综摄。

中国要自信、从容、尊严地融入世界全球化，要在全球化进程中复兴和光大中国文化，首先应自觉扫除二十世纪的历史残渣和思想迷障。

必须批判和反对东方的、亚细亚的、中国的专制主义；

必须辩识和剔除专制主义孕育的蒙昧主义和奴隶主义；

必须警觉和抵制极端民族主义和“亚洲价值观”；

必须全面改革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社会结构；

必须及早进行公民教育，建立公民社会、公民国家；

必须彻底摒弃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专制主义灌输和强化的世界观、历史意识、思维模式、生活方式，重新开始“新民”、“新人”和现代启蒙运动。

“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趋势中，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一民族的汉族，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势必要引起世界其余部分的恐惧和厌恶。我们只有认真推进政治改革，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博得其他国家的尊敬与爱戴。”（李慎之语）

在二十一世纪世界全球化时代，所有民族都有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事情特别紧迫，特别重要。道理是再简单不过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世界绵延最久而又辐射甚广的文化。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促进全球由混乱走向有序这个伟大的历史过程，它就必然要延迟甚至促退这个过程。是非厉害，洞若观火。……对外国的各种疑惧与期待，我们也可以作一断语：中国经济和文化振兴，如果走的是沙文主义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祸；如果走的是全球主义的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福。还可以再加一句：‘中国之祸肯定是世界之祸；中国之福肯定是世界之福！”（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世界对中国的“疑惧”，只能由中国自己去消除；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也只能由中国自己去实现。

先生曾再三辩析、再三证明，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其称谓和形式固然先由西方人创造，却已被西方和全世界五百年来的文明历程和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教训反复证明，它们是源于人类本性、符合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民族的利益和精神的普世价值，是现代文明、现代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基石。中国应以真正“泱泱大国”的胸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坚决摒弃已彻底破产、对中国已无任何积极意义可言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坚定地与西方主流文明合流。——这是现代文明世界对中国殷切的期待。“二OOO年六月二十七日，一百零七个国家的代表在波兰集会并且发表《华沙宣言》，表示‘承认被普遍接受的民主价值’。这在我们年青的时候是不可想像的，只是其中十分触目地没有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这几个国家的名字。”（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确立》）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正脉的儒家学说，最积极入世，最谙沧桑变易之道，并以“人之初、性本善”对人性有永久的信任和寄望。中国悠久丰富的人文主义和民本思想，不难认同和践行西方现代普世价值，“中国文化积累如此丰富。我可以说，无论什么现代思想都可以找到本土资源。……现代的民主政治固然不同于中国古来的民本思想，但是只要‘下一转语’，就未始不可以通到‘民有、民治、民享’。”（李慎之：《中国的自由主义资源——李慎之、杜维明先生对话录》）

亚洲文化中本来就有趋向民主的传统，亚洲在民主化方面已取得很大的进步，而且已具备发展民主并且使之超过西方水平的条件。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哲学所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民本政治”，亚洲的民主哲学思想并不亚于西方。

——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

“我是一个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我希望而且相信，中国文化首先是中国哲学会在下一个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不过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文化自己必须要下一番去腐生新、推陈出新的工夫，要能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首先是要能包容、消化以至超越与自己对立了这么些年的西方文化。”（李慎之：《辨同异合东西》）

我生七十九年，虽然阅历不广、学问不深，但是也总算亲眼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起讫，多少也能看出一些世界历史的轨迹来了。

推原起始，也不必远溯古老的历史，我亲身经历的一九四一年八月罗斯福邱吉尔发表的《大西洋宪章》，正是由英国和美国两个近代宪政思想发源国家的政府首脑所宣扬的四大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的宣言就是这一大转变的发端。它不但高高举起了一面旗帜，而且指出了一个方向，一个甲子以后的现实，便是其一次又一次的收获。

《大西洋宪章》由阐明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作战宗旨而发展成为战争胜利以后成立的联合国组织及其宪章与以后一系列的文件，给全世界确立了民主的全球价值。

民主政治最有利于发展经济却是当代世界的共识。最新的例证是美俄两国总统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华盛顿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的话：“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社会是保障公民丰衣足食的最有效的工具。”无需说明，所有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个论断。

——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先生自称，“我觉悟所花的时间比陈独秀还长，一直到老年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没有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无产阶级民主；没有旧民主，也没有新民主，民主就是民主’”。（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民主起源于人对自己天赋权利的要求，世界各国历史上大概都有很长时期的由自称权力来自于天或上帝的专制君主或者少数有特权的贵族统治人民的时期。所谓启蒙，就是普通人对自己的权利的觉醒，所谓民主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排除专制者或者特权者的统治。从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宣言》以来，一七八九年的美国《人权法案》和同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就都确认：人生而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言论、写作和出版自由，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公民有迁徙权、居住权、私隐权，结社权、有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诉的权利，以及以后不断增补扩大的各项权利，写入宪法，成为治理迄今为止最大的人类群体——民族国家绝对不容侵犯的原则。

联合国成立以来已经制定了《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其他的许多宣言和文件，对保障人权都有明确的规定，凡是联合国会员国都有义务遵守。

民主起于人权，人权起于人要求自由的本性，是民主还是专制，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只要以人民是否享有上面所说的权利一对照，就一目了然了。

——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人行正义的潜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倾向使得民主成为必要”。民主的底线在于防止“人行不义”，民主的精义在确保个人自由，民主的最高价值则在于“人行正义”。“因此，从人文价值讲，在民主成为全球价值的时代，个人立身处世的标准应该是全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互动（或者用中国人爱说的话来说，是辩证的结合）。这种全球价值都是指的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民主价值。再进一步，还有全世界范围的民主，这才是最后的全球民主价值。马克思所说的‘英特纳雄奈尔’虽然大概不能实现，康德所说的‘世界政府’则大有实现的可能。”（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在先生看来，西方主流文明宣扬和推行的现代普世价值，不仅不是洪水猛兽，不是西方的阴谋，也不是高深难懂的天条，而是真正有益于中国、值得中国认同和接受且完全能够实行的基本智慧和基础规则：

对世界上的落后国家来说，在二十一世纪要实行民主比起二十世纪来要容易得太多了。第一是因为全球化的形势，可以说是“万方民主逼人来”。坚持专制难免被鄙视，被孤立。第二是因为已经有百十来个先进国家树立了民主的范例，要学习并不困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有关实行民主的概念和实践，已经有丰富的积累而十分明确了。

——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毛泽东曾在腥风血雨的文革中期说了一句至今令老辈国人毛骨悚然的“名言”：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种把“封建法西斯”发挥到“顶峰”的“慨而慷”的“万丈豪情”，已行将被代表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时代精神彻底埋葬。先生已经无限欣慰地道出了历史的真谛：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不实行民主，行吗？

索尔仁尼琴曾经指出，关于共产主义学说的“先进思想的黑风是上个世纪末从西方刮来的，它折磨和伤害了俄罗斯的心灵，俄国为此付出过6，600万条生命。”索氏呼吁苏俄领袖们：“把这种意识形态给他们吧，让中国领导人在短时间内以此自豪吧！他们将背起不可能完成的国际重负，让他们呼哧呼哧地去拖吧！让他们去教育人类，去负起全部沉重的经济负担，一个古巴一天就需要100万，更何况还有包括南半球各大陆的恐怖分子和游击队。……巨人般的俄国具有许多精神上的特点和生活上的传统，完全可以在人类中寻求自己的道路，整个人类的发展不可能只有唯一的一条道路。”

历史已反复表明，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长期尘封在一种纯粹外来的、僵化的、绝对而自我封闭的意识形态王国里。只有最狂妄、最冥顽不化的疯子和白痴，才拒绝认同数千年的民族主流文明和同样数千年的世界主流文明，才对世界文明神意般的交彙融合缺乏起码的谦卑和热情。

先生与所有中、西往哲时贤一样，非常清楚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现代“普世价值”并非西方文明所独具，而是植根于各种文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以及全人类的本性之中，植根于“人类同源”、“地球是圆的”、“只有一个地球”以及全球伦理的惊人趋同等文明起源、依存和发展的世界性物质－精神结构；同时，他也非常清楚，由于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原罪、恶、私欲、本我……），由于地缘、种族、信仰、文明特性和发展水平的差异，这种“普世价值”充满了各种内在和彼此之间的张力和矛盾，未必能单独支撑人类文明的殿堂、实现世界永久和平。

先生高度评价西方有识之士对世界文明危机的深刻洞察，对西方文明的深刻反思，以及为解除这一危机所作的努力，衷心欢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向中国文化、中国传统请教的新姿态，同时，先生以“君子求诸己”的东方风范号召国人：“我们中国人应当欢迎，应当支持这种努力。但是，我们不应当等待或者单纯依赖他人而不首先自己从事这种努力。中国人不能做‘待文王而后兴’的人”。

在先生的民族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参予和融入世界全球化只是矫正中国命运的必需，而中国真正的使命却在于：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原则上相信，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国哲学，能够给当今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全球的文化危机开出一条最好的解救的道路来。

在我们要重新建立道德秩序的时候，中国不会是孤立的，因为这正是全世界都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候。我们只希望中国自己的道德秩序能够建立得比较早一点，能够对人类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全人类的秩序——全球秩序作出比较大的贡献。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中国古来的圣贤，都是东方人文精神的坚守者，也无不怀有深邃的“天命”意识。中国的真精神、真生命向来崇奉天人合一，人神不二，道不远人，其亘古不易的信念是：古往今来神人共建，天长地久物我同心。

先生暮年，一面高度关注国家命运，一面沉潜于“天命”的无言世界。生命的存在、心灵的境界与世界的悠久无疆，与人类的“大命”彼此融通，在先生生命终点达到一种圆满而光明的境界。

先生曾痛诋中国文化传统为专制主义恶魔，同时坚信，一旦解除专制主义，中国文化无比丰富的价值将彰显于世。而一经放怀全球，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立即全幅呈现在先生目前，直令先生看到绝大多数传统主义者都不曾看到的壮观景像。冥冥之中，中国古老、伟大而神奇的文化精神，穿越五千年时空，在一位八旬老者身上凝伫、韬光、辐射、辉煌。

先生以“返身而诚，善莫大焉”的中国君子之道，诚心“折服”西方对中国的“深刻的观察和尖锐的批评：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THE CORE CRISIS）是自性危机（IDENTITY CRISIS），中国正在失去中国之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A SENES）。

先生坦承，重建中国的“自信”、“中国性”，“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也极艰巨的工程”，但是“如果中国人不能继往开来，建立上承旧统而下启新运的道德秩序，我们就将既不能实现现代化，也没有资格在全球化的未来世界上占有一个尊严的位置”。（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正面融入全球化是中国三千年大变局后重新收拾旧山河、重新上路的伟大征程，先生殷殷希望中国以“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励，重新迈出历史性的第一步：

我倒是相信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领袖群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其重要的前提是必须好好地继承中国传统中的大国风范，真正以“泱泱大国”的标准约束自己。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深刻反省极左思潮，恢复人的尊严，继承并且发掘中国的文化的优秀传统，包括五四精神，来一个再启蒙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化在思想上的必要前提。

——李慎之：《虚骄之气——中国的隐忧》

而哲学在唤醒人的觉悟方面所必须依赖的历史背景、文化色彩、民族感情，却决不是外来的东西所能代替的。惟一的办法是“开发”我们本来的“中国心”。

——李慎之：《中国哲学的精神》

如何摆脱目前这种“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状态，是中国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首要问题。

十多亿人民，如果自己不能立，又谁能立之？这是非得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源、最精华的东西不能为功的。中国人历来还认为知识的东西必须以道德为根基。所以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点真精神。我们如果能依靠中国传统，结合当代学术，求得一点真知，使中国十多亿人民人人能在道德上卓然自立，那就可以说已经给东方文化争了气了，也就可以说给目前这个道德普遍低落的世界作了很大的贡献，而给东西文化的融和共进打下了一个结实的基础了。

——李慎之：《辨同异合东西》

天将降大任于中国，此其时也。中国古代长期被人（主要是中国人自己）诟笑的“大而不当”的“空疏无用的学问”（诸如人极、皇极、太极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宇宙的天地人神的形上伦理哲思），在先生眼里，正是中国所独有、当代全球化所亟需的世界性、现代性文明资源，二十一世纪更高明、更重要的普世价值。

“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事实上也就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与中国大地上各种各样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达到协调融合，终于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伏尔泰、狄德罗、魅奈、汤因比等西方贤哲也早已承认，中国两千多年来在政治上、文化上把亿万人民团结起来，这是“无与伦比的经验”，对于当今世界的分裂冲突是一种“绝对需要”。

西方曾经过近千年宗教蒙昧和政教合一的中世纪黑暗时期，一场回溯希腊、罗马文明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复活了基督教的内在信仰精神，而且为西方乃至全球提供了近代和现代文明赖以存在的普适价值。中国为何不能经过两千余年专制统治后，通过一场先生梦绕魂牵的中国文艺复兴，不仅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创造性转化”，而且有效地矫正和补救西方基督教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现代危机，为人类的共处和全球价值的确立、丰富和升华开出新路。

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八十年、文化大革命“批孔”三十多年后，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孔孟之道历来被认为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它可以成为我们重建道德秩序的精神支柱（俄国人就羨慕地说‘要是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孔夫子就好了’）。”

西方全部现代文明，都是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本，以个人为中心，直到“人权高于主权”。先生明确指出，这正是中国文化区别于神本主义的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如果说，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摆脱了中世纪宗教蒙昧主义、神本主义而发现和确立了“大写的人”，中国则可能在全球化人类命运的整体关怀中，将自己两千多年囿于专制统治而压抑变形的人文主义的辉光普照于世：

当代世界亟待重建的正是人的价值系统，因此中国哲学并不因其过去的缺陷而丧失当前的意义。

只要是悟道得道的中国人，不论是和尚道士还是寒儒尊官，也不论他一生的遭际是荣华富贵还是艰难困苦，他都感到自己是在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从中感到一种乐，总是能以微笑来面对惨淡的人生。

在今天这个充满紧张焦躁、危疑忧惧、孤独感、疏离感的世界上，难道不正是中国哲学教人如何安身立命的时候了吗？

中国哲学之所以能给人伟大的道德力量，正是因为它把个人的价值源头归之于生命源头的宇宙。

——李慎之：《中国哲学的精神》

中国的多数哲学流派——不论是儒家、道家、佛家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都要求个人把社会责任置于一己的私利之上。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从今天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与混乱中自拔自立。

康德这样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就在于提高人的地位，然而正是中国的先哲把人的地位看得最高。《孝经＞上说：“天地之性人为责”；《礼记》上说：“人者天地之心也。”这就是说，人是宇宙的自我认识、自我觉悟、自我发展。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来自于天地；来自于宇宙；人当然有能力拯救自己。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被哥白尼推到宇宙边缘的人，被达尔文分解到细胞的人，被弗洛伊德贬到只剩下本能的人，在21世纪必将重新回到宇宙的中心。而在对人的价值重新发现过程中，中国哲学可以有重要的贡献。

——李慎之

“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实际上作过‘全盘西化’的绝大努力。即使全盘西化不可能，它也做到了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文化大革命中强调两个‘决裂’，更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没有做到过也许是今后也做不到的。”（李慎之：《当代中国的文化问题》）“走俄国人的路”、“一边倒”式的“全盘西化”（全盘俄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值得总结和记取的历史性教训。也许那是历史的宿命，但绝不能再将这一惨痛的教训带到二十一世纪，因为它完全有悖于堂堂中华的古老智慧和大国风范，也有悖于世界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任何情况下，中国决不能再对“全人类的（也就是全球的）主流文化（市场经济、民主、法制）故意唱反调”，更不能与任何其他反对世界主流文化的逆流亦步亦趋。中国曾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虽然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征战杀伐，但中国先哲崇尚和平、宽恕，反对暴力和仇杀的恻隐仁慈之心，却是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当今世界上，比“不以暴力抗恶”的消极和平祈愿更有普世意义的人类相处的基本伦理：

中国哲学的精神是“和”而不是“争”。虽然实际上大化流行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竞争以至廝杀，但是中国从来追求的是“和”，而且总是从“争”中看到“和”。因此，就是到了中国文化确实足以领袖群伦的那一天，它也只能是促进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吸收，互相学习，以求得共同超越，而不会是因为受了一百年“西风压倒东风”的气非要再来个“东风压倒西风”不可。只有“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才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李慎之：《辨同异合东西》

尽管秦始皇不惜“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而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可悲结局，蒋介石不惜花园口决堤以阻日军而酿成为祸中原的黄泛区，毛泽东更不惜发动大炼钢铁运动、几乎砍遍神州赤县以逞一己之私，尽管中国从古即今都有“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征服自然”、“向地球开战”、“不怕天、不怕地”的狂妄愚昧，但中国几千年来，从哲人到黎民，真正信奉的仍是悠久的农耕文明启示于中国的东方信仰：“参天地之化育”、“上下与天地同流”、“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而合谐”。一袭“天地君亲师”，道尽中国价值系统的妙谛。

作为中国文化之本的中国哲学从“天人合一”出发，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有机体，使人在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中安身立命。这是一种完全摆脱了神话与迷信的哲学，一种完全与当代的广义进化论相契合的哲学。正是这种哲学引起西方科学家的惊叹，被认为是神奇的“东方神秘主义”。但是，我们的先人是通过冥想、参悟、亲证而达到这样的“极高明”的境界的。中间并没有经过足够细密的验证与推理的过程。

——李慎之：《辨同异合东西》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中国哲学的本原是忧患意识（以区别西方宗教的怖畏意识）”（李慎之：《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致朱光烈先生书》）。历史、文化、疆域、人民如中国者，苦难、悲剧、忧患如中国者，最大的不幸乃是罔顾天命，背离使命，沦落到物类的田地而不自知。

全球化敞显于中国，命运终于开始垂怜多灾多难而孤苦无助的中国，天命终于开始垂顾饱经忧患而自强不息的中国。先生集一生的磨砺、才华、德行、忧思和聪慧，以其“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深修持，以其博古通今、融贯东西的气势和胸怀，已经遥望并描述了中国的伟大使命：

一个人往往并不能准确地知道他所处的时代在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但是我们这一代可以确切地说，我们是处在20世纪到21世纪的转折点上，是处在第二个千年到第三个千年的转折点上。不但如此，我们也确切地知道是处在全球化的起点，处在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前进的门槛上。我们可以为自己躬逢文明转换期而自豪，但是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严重的，而且是极其严重的。

——李慎之：《从根本上深化改革的思想》

这样一来，讨论了100多年的体用之争也可以解决了：以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中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长处，参加为全球化的过程明道立法，制礼作乐，也就是确立规范的大业，也应当可以算是明体达用了。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中国哲学的最高信念是“人者天地之心也”，也就是说，人是秉承着神圣的使命而出现在宇宙中的，蜗牛角上的蛮触之争不过是过眼烟云，创造今后万代继起之生命者是“大事因缘”。从上个世纪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问题，在中国争得个不不亦乐乎。其实从中国哲学来看，只有全人类的共性、全人类的发展才是真正的“体”。把这样的观点贡献给未来的世界，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可能作的最大的贡献。

——李慎之：《辨同异合东西》

中国真有一天实现了现代的愿望，成了世界头等富强的大国，也还是要继承中国古人所艳称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态度。这种态度确切地说是协和万邦的态度，是今天世界上所缺少的，也是中国真正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是未来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胶合剂，是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自古以来服从的“武器先进者胜”这条规律的置换体。西方是可以取代的，只要有哪一个或者一群国家真能做到“言为世则，行为世法”！

——李慎之：《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

只要我们能直探中国哲学之本源，而综观各家各派之会通，就可以发现中国哲学以宇宙为一个不断进化的总系统的思想是一种最少武断、最少迷信而完全能与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相融和、相发明的哲学。按照人类进化的原理来推测，人类必将逐步发展出对宇宙、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的生命、对人的认识能力与行为能力的一系列共同观念，中国哲学将是世界各种哲学中最能与之相包容的哲学。

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活提高、物欲横流所造成的危机以后，人类必然要进入一个在精神上自我调整的时期。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哲学的复兴将是一个大趋势，而至少在中国和中华文化圈内，在十亿人的范围内，中国哲学将在百年陵夷之后重新展现其价值。人们将在其中得到寻根究底的智力上满足，也得到安身立命的道德上的满足。

——李慎之：《中国哲学的精神》

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可以把下面一段文字看成一位大器晚成的中国先知留给世界的遗嘱。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份没有个人私心、民族偏见和时代局限的精神宣言，一份人类之子的钧天祝祷：

不管任务多么困难，我有三点信心：一，我相信：天地生人，或者说宇宙用几百亿年的时间进化出人类来，不是为了要毁灭他。二，我相信：既然连最低级的细胞都有自组织的能力，人类社会也一定有自组织的能力。孟子说：“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顾炎武总结了中国历史上风俗由敝坏而转为淳厚的经验，得出结论：“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实际上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这一点了。三，虽然追根究底起来，人类发展出的科学与技术是产生今天的文化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是我相信：科学技术还会继续发展，最后能给人以力量来解决它自己造成的问题。

地球只有一个，人类本是一家。“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日子总是要到来的。

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还有真正伟大的任务要去完成呢！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先生憧憬、陶醉其中的中国使命，也是中国文化不断慎独、不断反省、不断调适而上达的过程。先生敢于为中国向世界许下如此崇高、伟大、神明的诚诺，是因为他始终秉持着东方的谦和与自知，谨守着人类的本真和良能，透识着世界精神发展的辩证历程，以及对中国的困境和危机怀抱着的深沉的警惕：

中国文化由于上述特别丰富的经验而应当对全球化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不过我们也要明白，我们的经验主要属于近代以前，也就是工业化以前的时代。对近代的国际社会我们还是一个后来者。……为了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总结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一方面还要加倍学习外域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也就是两者之中有利于建立全球秩序的成分。

我们要扪心自问：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把市场经济正确运行的规则和民主法治的真话学到了吗？学到可以从心所欲进行再创造的地步了吗？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把列圣先贤教导我们的把社会责任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规范践履躬行，“无丝毫亏欠”了吗？

现实生活中，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我们自己还正在危机中挣扎，我们还远远不能说已经看到了通向彼岸的桥梁，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迷失的“自性”，我们又如何能在全人类面前夸口呢？是好样的，只有自已做出榜样来。

谁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谁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哪个民族能“先天下之忧而忧”，才是真正的“先进民族”。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中国要走正道，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向人家学，而且要承认迄今为止学得还很不到家，虽然已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这只能使我们更加虚心，更加努力地学习，不但要学透它这样做的原理，还要建立它得以这样做的环境和条件，这就够我们临深履薄学几十年的了。

——李慎之：《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

二十

由先生这样一位博古通今、融贯东西且经历了现代中国的苍黄风雨，对中国道路和世界趋势有深广而清晰的视野和坚定而慎重的判断的思想大家来为中国的全球化抉择奠定一个总原则和大方向，由先生这样一位“思接千载、精鹜八极”的现代圣贤来为中华民族精神与灵魂的安顿和命运与使命的归宗立开山之功，避免中国在二十世纪几度误入歧途的历史悲剧，推助中国与西方正面遇合，造福中国与世界，这是不幸中国之大幸。

为先生放言冒一句，以当代中国对世界无何估量的份量和意义，以先生对中国与世界安危祸福无与伦比的集大成的体证与思考，先生在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的地位和作用，已越逾先生敬仰推戴的近现代诸先贤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熊十力、梁漱溟、顾准……，而与托马斯·阿奎那、马丁·路德、让·加尔文之于宗教改革，但丁、彼特拉克、达·芬奇之于文艺复兴，哥白尼、伽俐略、牛顿之于科学革命，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之于启蒙运动，歌德、席勒、赫尔德之于狂飙突进，弥尔顿、雨果、左拉之于社会正义，洛克、休漠、斯密、柏克、康德、托克维尔之于自由精神，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之于白银时代，托尔斯泰、甘地、马丁·路德·金之于非暴力主义，吉拉斯、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哈维尔、昂山素季之于反抗极权主义……为伍，进入了人类文明创新和自由先驱的不朽行列。先生是中国三千年历史托命、一个世纪的整体经验、教训献给世界的东方之礼，昭示中国文化复兴和伟大使命的时代先知。

先生抵达人类思想和精神的巅峰时，已届暮色苍茫的八十高龄。

先生多次申言，“我曾经是一个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社会发展规律的人，结果不是只成为一个笑柄了吗？”多次申言，“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只是年纪大一点，经验多一点，感受深一点”，多次申言，他是被吓破了胆的人，“战战兢兢、认认真真地编假话、讲谎话，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两面派。我的心情灰到‘他生未蔔此生休’的地步，对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一个明白鬼。”多次申言，“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可以说我们这一代是被误导了。我们这些革命党对民族是有罪的，看到年轻人都感到人格有愧，抬不起头来”；多次申言，“直到晚年，才反省到自己一生走了弯路，我的经历唯一可以自豪的是当过二十二年右派，这迫使我思考了很多问题，用孟子的话说是‘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但我损失的时间无法弥补”；多次申言“现在重要的不是唉声叹气，而是认真地做启蒙工作，首先是启遮蔽自己耳目之蒙，启闭塞自己心灵之蒙，只有自己觉悟了才能觉人”；先生只是55万右派人士之一，十数亿中国人之一，芸芸众生之一，“学而知之，困而知之”者之一。但他在古稀之年开始觉悟，自行精神变法而一发不可收拾，直到耄耋之年而达不可限量之境，遥承中国圣贤人格而充实光大。他在中华三千年变局与西方五百年全球化之间，在一世纪的风雨之后，“以提高人的地位为平生志愿”，为中国思想的创化精进、为中国精神的复兴光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谓中国二十世纪守墓人、二十一世纪敲钟人。

当你目击末世苍黄黯澹之时

便是你驻足新纪元曙色微茫之日

当人们正在经历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和预料之中的人祸相结合而深陷苦难的时候，为人们的自由而不避个人祸福，奔走呼号，充满智慧而又极具勇敢精神的慎之走了。

慎之永远的走了，不会再回到这最需要自由呼吸的人们中间。

但是慎之的呼声却不会随着他的离去而烟消云散。争取自由的呼唤将始终回荡在因不自由而历经痛苦的千万人中间。

——朱厚泽：《另眼看世界——念慎之》

这十来天，天天向他家中探听病情，总存一线希望。昨天上午噩耗终于传来，痛心之极。暂写这几句话，并吟得一绝、一律，向你告别。慎之，你放心，我们会永远向前！

痛感始皇难绝缘，

晚年拼命讲人权。

曾经一语当今劝，

思想领军永向前。

君有奇才未遇时，

晚年方得展雄姿。

学兼中外多新解，

思贯古今少旧辞。

敢逆潮流培气骨，

岂依权贵弄胭脂！

天公不假斯人寿，

春雨滂沱哭慎之。

2003年4月23日

——李锐：《哭慎之》

上联：上下五千年，唯通达者振臂疾呼，重扬五四精神，速开民主！

下联：纵横全世界，有明智士运筹帷幄，立足人本思想，强我中华。

横批：真理在战斗中永生

——黄鼐：《痛失英才》

去年年初，王若望、王若水先生相继辞世。今年四月，吴祖光、李慎之先生又离开了我们。老成凋谢，哲人其萎！我的悲痛是难以言宣的。

——林牧：《悼念李慎之先生》

慎之远行，使我失去一位知交。这些天来，我虽无伯牙碎琴之意，但却有丧魂落魄之感。

——何方《悼慎之》

或许，从此不再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不再有声情激越的危言谠论，不再有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不再有暮鼓晨钟的警世之音。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感受到因为他们的辞世而带来的空虚与缺失。那就好像莎翁的戏剧中没有了哈姆莱特。

——王焱：《最后的士大夫》

绝望几乎击倒了我们，世界似乎步入了末日黄昏。就在人类最需要精神领袖在旷野呼喊前行之际，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精神领袖李慎之先生又离开了我们……

李慎之先生代表了过去一个世纪中国追求自由所达到的精神高度，而他的去世也可能意味着这种追求最后还是“失败”了——SARS恐怖为中国自由主义举行了一个悲壮的葬礼：当中国还没有进入自由社会的时候，我们的历史似乎快要终结了。

——任不寐：《自由主义的黄昏——悼李慎

之先生》

李老的声音永存，李老的理想追求永继，由先生一人所持的思想火炬现在已由众人高举了！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自由民主的中国必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先生安息吧！

——孙大午：《珍贵的史料，不息的强音——

再一次痛悼李慎之先生》

明知道义与失败为伍，仍要选择道义而凛然向强权挑战；明知是空谷回音，仍要宣告人的尊严。以匹夫之力与命运抗争。绝壁而立，逆水行舟。勇者大无畏的气概、仁者悲天悯人的情怀、智者洞穿历史黑洞的眼光，备于一身。

这就是英雄。这就是圣人。李慎之就是这样的英雄，就是这样的圣人。

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以病躯，以弱管，孤独的进行着一场战争，一场针对强大机器的战争。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却并非没有意义。强权不可能因为李慎之的呐喊而在一夕之间冰消瓦解，但至少有所畏惧，知所忌惮。无权者不可能因为李慎之的呐喊而一夕奋起，至少可以反思自己浑噩的灵魂和浑噩的生活。一盏孤灯怎么可能普照天下？但它毕竟让人们看到，黑暗是可以刺破的，长夜是有尽头的——无论它怎么长！

我们所在的俗世没有神，但是有神之光。真英雄、真圣人就是神之光，李慎之就是这样的神之光。他燃烧自己以烛照俗世，温暖俗世，直到最后一刻。

——笑蜀：《祭慎公》

纵天不悯病斯人，纵地湿卑蚀我形。

纵缄微吟余鼻息，不移孤耿一书生。

刺刀冠挂丈夫气，棘路骨然赤子情。

铁屋最堪囚大吕，能禁云外啸龙声？

先生原诗

四十九岁生日　一九七一年　在干校

无花无酒更无人，独立苍茫影吊形。

长城中坏到今日，沧海横流观我生。

生入玉门未有信，上穷碧落又何情。

微吟自寄幽兰怨，不作清秋变徵声。

——大诗：《再挽慎之先生用先生无花无酒韵》

我们这个民族有福了、有救了——天佑中华！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出现了——先知。这个先知就是——李慎之。

我要像但丁那样歌唱：天堂里添加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成员！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一旦它能够创造出自己的先知出来，那么，这个民族就有了希望和未来。因为，先知的路，就是这个民族的路。值得庆幸啊——我多灾多难的民族，你终于有了走出迷途的路标！值得欢呼啊——我沉沦了两千多年的民族，你终于有了在当代复活的明确信号！

——朱·鲁子：《夭折的先知——李慎之：一

个活且仅仅活到秋季的人》

要是说顾准是冰雪世界中屹立的孤峰的话，李慎之是层峦叠翠的高山。高山仰止！安息吧，李先生！再过二十年，当你百年冥寿到来时，回望神州，必然看到满眼都是挺直了腰杆的现代公民！

——袁伟时：《从顾准到李慎之》

他从一个狭隘的阶级论者过度到一个具有天下情怀的世界主义者，是他衰年“变法”的一个飞跃和最大成功，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榜样！

慎之先生的去世，是中国思想界极其重大的损失！我们后死者誓将慎之先生为这个多难的国家民族进行的探索进行到底，对遭受斗争哲学、极左思潮污染毒害的数以亿计的愚懵心灵进行重新启蒙，不遗余力地阐扬自由主义的价值，为促成宪政的实现而尽言尽责！

——程巢父：《程朝富致李慎之先生家属挽电》

先生走后的世界落寞无际。我经常独自问自己一个尼采式的问题，先生为什么如此聪慧？

我觉得，先生有一个独立思考的高度紧张的大脑，有一种超群绝俗的个性，尤其是早年教育形成的自由品质，这些因素都是先生晚年大放光辉的原因。我还有一个隐约的发现，先生对于高高在上的独断者有一种发自性情的蔑视与不断挑战的渴望。这可能是他的政治生涯屡受磨难的根源。

——李郁：《悼念李慎之先生》

他作为一个参与革命的革命者，对这个革命第一次作出了深刻的反思，这个反思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我想他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我衷心希望李慎之先生的精神遗产能在中国有更多的追随者。

——程晓农

他倒下了，倒在门槛旁边。门槛内外都有着纪念他的人。外面的人更多，而且会愈来愈多。

——林贤治：《纪念李慎之先生》

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就此飘向了天国。然而，先生给这个民族留下的思想和文字将永驻！

——韩钢：《他的思想和遗文将永驻——悼

李慎之先生》

你在中国知识界中最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最具有社会责任感。

——朱光烈：《书祭》

慎之不能死！他国学基础厚、读过不少中国古书，精通英文，古今中外能调动的资源多，这些都比我们强。所以他眼界宽阔，看问题深刻。需要他做和他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总之，他不能死，否则损失太大了，太可惜了，这样的人才太少了！

中国人民大家的这位卓越的公民教师过早地走了！我们留他不住！他的女儿正在编他的文集。他的文集能够在国内出版吗？希望现在就能！

——李普：《悼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课

教师》

但现在，这颗博大的爱心已归到了永生的名下。在我看来，随着这爱心倒下的是一位本时代最杰出的自由歌手，使一个本来就平庸的思想界，现在变得更加平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死是思想界的广陵散绝。

——王洁：《送慎公远行》

诘难主流文明与普世精神者尝言，那些东西在中国的民族传统中没有根基，是在中国找不到锚地的泊来之物，中国的出路在于或另辟他途，或回归本土。然而，慎之先生用他的一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相反的结论。

今天，这个人逝去了。然而，他的情怀、他的良知、他的梦想将继续萦绕荡漾，被珍惜引申。他用他生命中晚晴的夕阳，为一生写毕了完美的篇章。他怀三户之志，发九章之辞，以良知立德，以自由立命，虽然风雨如晦，但仍鸣放不已，守玉不渝；他不怕颠沛，敢于造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堪称人杰豪雄。此人便是刚刚离去的李慎之先生。

——刘军宁：《李慎之先生——普世精神的

本土楷模》

虽然从年龄上讲，李慎之先生是我们爷爷辈的人，但是毫无疑问地是：他同样是我们这些渴望继承思想使命的青年的巨大的光明之源和力量之源，他是我们这个多难民族思想史上一段闪烁着夺目光环的澎湃乐章！

——黎学文：《先生已逝，我已痛悔》

一个月前，我的一本关于文化与传播教材刚刚发到学生的手中，我把您的许多思考许多呼唤奉入其里——关于自由的权力，关于民主的追求，关于正义的秩序，关于文明的对话。并且以您的预言和信念作为结束语，昭示青年人走向普世价值观中的理想王国。

昨天，在课堂上，我和学生们一起轻诵着您的训导。然后，我告诉他们，向我们讲诉的这位老人走了，他的名字叫——李慎之。

先生，您还记得吗？记得您故乡的民风，这份对灵魂的召唤吗？先生，请别就这么匆忙地远去，我们知道您还有太多太多的事要做，还有太多太多的话要叮嘱……

到“五七”那天，我会在江南的夜晚，独自守候，一炷清香，为您招魂，听您最后的托付，送您最后的远行……

先生，您会回来吗？

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罗建：《招魂》

所以，我悼念李先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哲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公民。他在公民社会还没有来临的时候，拿出了勇气，行使了公民的权利，获得了良知的自由。我悼念李先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哲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农夫。他不曾播种五谷，但他想播种自由。他为自由改良土壤，以自己的示范将这一技艺传给年轻一代。

我悼念李先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哲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更夫。他在黑暗中为沉睡的人工作。他仰望星空，在人们该劳作的时候提醒他们起来。

我悼念李先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哲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儿童。他不知道什么叫“个人利害”，他只知道皇帝一丝不挂，于是大声地说出来。

——王天成：《东方的土地曾走过这样一位哲人》

慎之先生离开我们还是太突然了。他最后在报恩楼做的“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民主”的演讲还余音绕梁。他是那样充满活力，使人认为他至少还有10年20年的时间。当他在时，我们习以为常；当他离开我们时，我们怅然若失。

——盛洪：《最后一个士大夫》

慎之先生在古稀之年还在为中国的出路忧心忡忡（同时他对中国年轻人特别是很多大学生的失望让我不寒而栗！）。

先生的去世无疑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巨大损失，但是让人欣慰的是，中国仍然活跃着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他的去世如果能够唤醒更多尚在梦寐中的人们，先生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

——沈伟：《坚强的自由主义战士》

在一个不太遥远的时代，我们见过不少这样的现代士大夫。我们当然知道自己无法达到那种境界，但那种境界总是让我辈后生碌碌的心有回家的温暖感觉。如今，慎公西去，我们又在何处寻找这种境界？

——秋风：《悼慎公》

李慎之迈出大门出走了。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近期挺身而出的中青年学者）走上了跟随他的道路，他们从李慎之的头颅中看到金子般闪光的思想宝藏。这些宝藏散落在杂志、书信和录言之中，需要后来人整理、开掘、彙集。

李慎之的魂灵等待的不是对他赞美之词，而是他大声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回音和由这种思想指引的行动。我还相信，李先生更为迫切期待的，是后来人对他的思想的超越。

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仍然生活着“沉默的大多数”。从那里发生的每一个真言都是微弱和难能可贵的，而李慎之在生命黄昏发出的洪钟般声响将久久回荡在这片“黄土地”上。

——丘岳首：《思想者李慎之》

他在二OOO年五月二十八日给我的信中说：“此生纵再活十年，也不过‘反专制，争民主’六字而已。”

同年六月十日给我的信中重申，“我则一息尚存，终当反专制，争自由而努力耳。”

——苏绍智：《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悼念李

慎之先生》

安息吧，慎之先生。星火燎原的时刻，将有正式的史书传载您的英名。

——郭飞熊：《李慎之的大智慧》

终身追寻光明的李慎之先生，在晚年唱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最美的天鹅之歌。

——肖雪慧：《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纪念

李慎之先生》

在电话中。李老像往常一样哈哈大笑起来：“我告诉你，我想的办法是，先扩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成员，从现在的五个扩大到九个或十一个，取消一票否决权，实行多数票决定制，你看怎么样？”

我也笑笑。没想到，几天以后，李老就永远告别了我们。这是我接到他的最后一个电话。

——马立诚：《最后一个电话》

他走了，这位大声喊出并竭力促进中国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他在送王若水的时候说的那番话，正是我们此刻想对他说的——

中国现在正处于最需要你的时候。在长逾百年的转型期中，现在已快到最后一个阶段了，这是又一个极危险的阶段，随时有失序脱序的可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思想家，只有思想家可以引导人们的行动，可以规范社会的思潮。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你撇下你命途多舛的祖国走了呢？

——戴晴：《促进中国极权主义结束》

在慎之同志去世后的今天，重读他的文章，深深感到他在这十几年中所思考的在中国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以及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制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真是力排众议、独抒己见，有如黄钟大吕，读之令人振奋。

——张宣三：《沉痛悼念李慎之同志》

既然追忆慎之先生，我们就千万不要忘却了他所追索的自由的真义。真的自由，是务必要落实在言论自由上的。

——汪丁丁：《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言论——追

忆慎之先生》

李慎之先生溘然长逝，为中国思想界留下的空白，将会延续一段很长的时间。

——何清涟：《剔骨还父，唯大智大勇者方能

——悼李慎之先生》

不能面聆先生的教益，我感到很遗憾。但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必能“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光”，有先生的文章在，先生离我们并不遥远。

——刘小磊：《回忆“李慎之研究”》

可以说，在世纪之交，我们幸而有李慎之，中国幸而有李慎之，中国未来的思想方向有了一个大体的共识和一个坚强的根基——这个根基是建立在一个，甚至一群经历过风雨苍黄五十年的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的。李公已经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伟大使命。

——陈璧生：《李慎之先生的意义》

历史正在给中华民族提供一个转折机会，时代需要像慎之这样的民族精英。他这几年写的文章所起的作用，别人是很难取代的。他在思维能力最为旺盛、对自由主义已入佳境的时刻离开了我们。这使我感到分外悲痛。

——杜光：《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悼慎之》

景明把李慎之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卡玛，这位不畏“非典”，专程从美国赶来，带有京腔的1966年北京101中学的高中生，沉默无语，说好本来还想再去看望李慎之的。

——高华：《李慎之先生：你为中国作的贡献已

载入史册》

李慎之先生走了，一座思想和知识的宝库轰然毁于一旦。这个损失是无法估价的。

我不由得想，他怎么能死呢？他的知识、他的思想是我们民族的非常珍贵的财富。可以死一万个我们这样知识贫乏的人，也不能死一个这样的大学者、大思想家。

——解聘如：《为李慎之先生送行》

李慎之走了。夕阳已经落山。霞光并未散去。他用生命、智慧和勇气垒起的座座山峰永远令我景仰。

——杨继绳：《灿烂的夕阳——悼李慎之》

在谈及他的安全和健康时，我说“您现在可能受到多方面的关注”“希望你注意自我保护”，他给我留下句永远难忘的话：“我问心无愧”、“我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从这以后，我不时打听先生的近况，但是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也再也见不到他了。

——黄安年：《痛悼只唯实“不唯上”的李慎之先生》

由于“非典”的不可抗力，李慎之老师身后没有召开追悼会，他的离去也少了鲜花和挽联的簇拥。我想，先生九泉若有知，对此一定不会在意，因为大智大勇的他，看重的只是思想的方向。

——王逸舟：《思想不死——忆李慎之老师》

李慎之走出了一个旧式政权体制的门框，走进了光明，也走进了一个超凡凡脱俗的境界，成为一个与真理同在的“圣徒”。

这是一个终身飘泊寻找精神寓所的“圣徒”；

这是一个到老都保有“希腊人的知与学热情”的“圣徒”；

这是一个拆下肋骨点燃真理之火的“圣徒”；

正是在李慎之倒下的地方已经萌生起了一种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对恃的全新的知识与精神。在这种知识和精神的召引下，中国将会出现更多的“圣徒”。

——丘岳首：《戳瞎双眼而后见光明——李慎之

现像沉思之二》

我理解朱学勤们的苦心，非典飞来横祸，正是国难当头，加上变异的冠状病毒肆虐，不便聚会。我想，还有一个原因或逻辑被自然而然化解了，聚会就是有事，有事就可能生事，生事就可能酿成事件。所以有要个追思会，来表达对慎之先生低调而温情的敬意。惟有此，似乎才能符合慎之先生“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才能安慰那颗备受磨难不失激情地追求民主、自由的魂？我分明看见慎之先生的灵魂在天空自由飞翔。我写了首短诗《哀李慎之先生》：

你把哀愁留给了我们

你把困惑留给了我们

你把痛苦留给了我们

你此时已经飞翔

你正沐浴着自由的风

——卢跃刚《不能告别的聚会》

楚辞《九歌·国殇》中有句云：“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李慎之也是“国殇”，他是在理论思想战场上，为了挽救中国不在专制主义的泥潭中继续沉沦而英勇战死的。他的精神威灵显赫，魂魄刚毅不屈。他生作人杰，死为鬼雄。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将启示着中国，引导着中国。

——李冰封：《国殇——沉痛悼念李慎之同志》

我曾长期不解为什么由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共产主义学说和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总是不能容情，越是出色的知识分子往往越难有好的遭遇，李慎之就是一个。因此，我吊慎之，也为他所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精英一哭。

——陈鲁直：《一代精英知识分子》

先生，自从有幸结识了您之后，我就一直把您当成我的老师。我感到非常幸运，在我年近六十的时候，上帝赐给我您这样一位老师。您是我的一位特殊的老师，是给我榜样、给我力量、给我鞭策的老师。您是我的精神导师。

——朱光烈：《先生，我有话要对您说》

他那浓黑上扬的剑眉，蔼然如春风的微笑，以及略带无锡口音的语声，都似乎仍在面前，我难以相信他就此弃世人而去。今年正当传统所谓红羊劫难的年份，无数生灵被SARS病毒夺去了生命，不过李先生的逝世，其损失远远超过SARS灾难。

——徐晋如：《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忆李慎

之先生》

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他消失在极权主义的铜墙铁壁即将崩塌、自由思想将登上历史主演舞台的前夜，尤其令人痛惜。

——郭飞熊：《李慎之的大智慧》

当一种学说还在被宣布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时候，人们啊，你们要警惕。

李慎之不但自己挣脱了习惯性的“挟裹”的锁链，他还要带领一批知识分子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出埃及”。

一国没有可书的英雄，则这个国家很难成为世界楷模。

李慎之的牺牲使许多人想到先知，想到神，他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借用犹太文明中的词彙，我将李慎之称为中华民族的义人。

李慎之没有渲染仇恨，更没有渲染暴力，却遭到个别人很深的误解，失准的攻击。李慎之自称士大夫，却有人中伤他是美国人的走狗。李慎之不会在乎这些：在天上的父啊，饶恕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李慎之站在人心之颠，是真理、道路和光。他没有遭到围攻，因为围剿他就像焚烧教堂、取消礼拜一样荒诞。

李慎之就是一个自由魂。在充满谎言和欺骗尤其是“挟裹”的当代，我要拥抱李慎之。

李慎之八十而殁，在他身上我很少感到暮气，也许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悄然开始，他已经进入中华民族的本体论，成为绝对精神。

但愿李慎之之死，能让从来缺乏罪感和耻感文化的中华民族觉醒，

——杜兆勇：《自由是最好的统治》

先生之躯已经化为尘土，继续与逆风抗衡；先生之魂依旧踩在一堆活着的死人的头上，仿佛一座凝重的灯塔，照耀着每个朝圣自由与光明的人。

——中国政法大学争鸣青年社：《失言的唁言

——怀念李慎之先生》

不幸之中万幸的是，我们正身处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时代潮流，毕竟浩浩荡荡，正在无情地冲垮着那些损人误国、掩耳盗铃式的所谓“封杀”行为。也正是值此之故，李慎之先生那博大精深的思想、发人深省的智慧，现今正借助威力无边、魅力无穷的互联网，如虎添翼，大放异彩，引无数学界同人、后生学子竟折腰。

——杨玉圣：《人文情怀君子风范》

对我来说，他是恩师，是前辈，又更像是父亲。

——赵梅：《细节中的教诲》

我将像以往做您的“部下”那样，以“临考”的精神状态面对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每一个挑战；我将像您那样，想自己的思想，走自己的道路，做一个有自信、爱人类的人。

——胡亚非：《永别了，所长！》

得知慎公过世的消息，不禁失声呼叫，悲从中来。

——高文谦：《追念慎公》

从友人发自北京的电子邮件中获知，慎之先生于今日（2003年4月22日）上午，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信未读毕，泪已潸然。

——高建国：《仰不愧天，俯不怍人》

一位大德贤者逝去，应该给世界和人心留下这样的创伤，这是我们良心未泯的证据，追求自由之志未泯的证据。

——吴思：《我们欠李慎之先生一笔债》

先生经常对我谈到他一生的使命或追求，即人的思想自由和社会的政治民主。他说自己肯定不能见到全人类都实现这些价值观的那一天了，但你们年轻人应该是有希望见到那一天的；如果真地盼到了那一天，你们可以为我作个见证，即我李慎之是有历史良知的！这是我所听到过的一个血气渐衰的老人的狮子吼，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狮子吼。

——单纯：《怀念李慎之先生》

慎之先生处毋望之世，又事毋望之主，虽未有毋望之福，却有毋望之祸，但却成就了他成为毋望之人！

——王维：《悼慎之先生》

李慎之先生悄悄地离去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旗手。对于中华民族即将实现的伟大复兴，李慎之先生功不可没，善莫大焉。

——白奚：《李慎之先生与我谈“学术大方向”》

说不定你的好友黎澍、钱钟书、罗荣渠等又要来找你聊启蒙了。如果你还想多找几个，那就不妨把治近世国史的陈旭麓、李时岳、丁日初也一起叫上。

——郭世佑：《迟来的申谢》

终于见到慎之先生的样子了，没想到是在“世纪沙龙”里一位网友给李先生开设的灵堂上。急急点开地址，缓缓地、缓缓地，自上而下，出现一张李先生的照片。不错目地凝视，久之。

——邵建：《李老，请允许我用这样的方式纪念》

人生是“被抛”的存在，人生常常是无奈的。人生而自由，又无往不在枷锁中。不过，在可悲的人生中，我们是否应该像先生那样，有一种可贵的自拔与自省精神呢？

——王东成：《李慎之先生的“解放脚”》

据说，一段时间以来，慎之先生是被不让说话的，只允许思想。也许，他的那种直率、肯切、洞察现实而犀利的见解，让一些人不舒服。

——杨建国：《向慎之先生讨教记》

再后来，就是先生的“搬家通启”。这已是二○○二年六月份。通启写得很详细，令我看了很感动，当即回了一封信：

今天一上班

收到你的信

一张小小的迁移通知

邮编

电话

公交车站

还有附近的建筑标志

将我唤出夜的梦境

带我拜访了你的新居

于是，那些过去的日子

那些《书屋》里的日子

那些张扬思辨的日子

又一一浮现在我心里

使我心里充满感激

真的，感激，非常感激，慎之先生，慎之先生！

——周实：《慎之先生与〈书屋〉》

慎之先生出入后极权的犬儒世风，顶住专制主义的压力，不仅没有在乌托邦幻灭之后却步，相反，他正是在这时奋起，将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深入到对其对应物——奴隶主义的检讨，跨越后极权，从一个理想走向另一个理想！他深知中国的启蒙还远远没有完成，但又深信启蒙必须从教育国民作起。是什么力量使他能够冲破这种黑暗而又犬儒的时代？是什么力量支撑他走到今天？他是以自己的肝肠来喂养后代的鹈鹕，是呼唤东风的啼血子规。

——陈彦：《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中国之所以历经各种内忧外患而不灭，是因为有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不畏权势，不畏流言，执着地追求和传播真理。他们是民族的眼睛，是民族的耳朵，是民族的口舌，更是民族的大脑。李慎之先生便是这群大无畏的求真者中卓然而立的一位。

——文贯中：《哀哉！中国又坠落一颗巨星》

“继承慎公思想，进行公民行动，推动民主进程，实现世界和平”，这是新民人对慎公英灵的最好的纪念。

——周鸿陵：《慎公与新民》

凡是追念先生的后辈，不管出于怎样的外在约束和内在苦衷，如果我们这代人已经决意只研究书斋中的自由主义，而把践行自由的行动推迟到遥远的未来，至多谨言慎行地等待着明主开恩，那么，这等待也许就是无限期的，直等到了此一生之时，还只能发出“遥远的自由，多么渺茫！”的悲叹。

——刘晓波：《诚实地说出常识的良知》

一个自由的灵魂脱离了尘世的羁绊，遨游于天，俯瞰着尘世羁绊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生命不曾让他充分享受自由，死亡给予了补偿，再也没有什么力量限制他思想的腾飞。李慎之的灵魂是高悬天际的一面硕大的镜子，映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态。

——陈放：《李慎之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态》

但是他后半生的非党文化的文化，可以说是功盖天下。超越了党文化的疆域而垂青于世了。

——刘自立：《对慎之先生的点滴反思》

慎之不可赋，赋则背负百年千年忧。

——余世存：《慎之赋》

在极度简约的背景中，我分明看到的是一位老人高贵的反抗。他的绝不回头的背影，他的倾其所有的神情，他的高傲，他的尖利，他的超越一己私利的普世情怀，与他的年纪一起，照见了如我这样的年青者的羞惭。

——李静：《年青者的羞惭》

文章名世更何疑天问无灵却跷蹊

斥吒喑呜轻帝子风流儒雅亦吾师

千星黯寂斗朝北九派横流水向西

雪夜关门展书读雷声郁怒雨声低

运交华盖复何求风雨苍黄五十秋

今是昨非陶令觉云翻雨覆圣贤愁

待更封建称专制终信黔黎有自由

天上倘然逢顾准启颜一笑抚吾头

——黄苗子：《敬悼谨斋先生二首步友人韵》

我不相信有上帝，但是又想，不妨安排出一个上帝吧，他当然会和良知在一起。呜呼，永别了，慎之兄！愿上帝与你同在！

——苏仲湘：《一个显映着民族良知的人走了》

愚相信，只要一切良知难泯的中国人都能像慎之兄那般振臂呐喊，为实现彻底民主、清除专制余毒而拼搏，像他和过去无数先驱者一样不至撤手人寰绝不止步，这遗愿定会逐步实现的。

——戴煌：《永念慎之兄》

他就现代化、全球化、我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等问题发表的众多新见解，可称为李慎之思想。

——高放：《我所了解的李慎之》

他没有研究员、博导之类头衔，也没有正式收过研究生，但老中青几代学子中都有人自认为其门下弟子，称他为自己的“导师”。

——资中筠：《但开风气不为师》

我的一生中有几个人对我产生重大影响，改变我的人生轨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李慎之。

——茅于轼：《改变我命运的人》

在天津的时候，内子打来的电话告诉我李先生去世了，一阵悲痛涌上心头，中国又少了一位呼唤民主的勇士。

——蓝英年：《几件小事》

他就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李慎之”，他就是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死的思想家李慎之。

——汤一介：《忘不了的李慎之》

我现在还来不及思考、总结李慎之先生的思想贡献和思想遗产，回顾以往的交往，我最深的是：他是真正的君子。

——徐友渔：《悼念李慎之先生》

告别了“最后的士大夫”，华夏社会的政治生活无疑只剩下了两条出路：或是通过宪政民主的实施，走向政治家与技术官僚相配合的现代政治；或是既不能开创新局，又不能光复旧物，任政道衰朽，治道鱼烂。

——王焱：《“最后的士大夫”之死》

就在先生逝世前不久，一个颇有来头的“中国教育网”（www.edu.cn）在门面版块“焦点在线”上刊出一篇署名“左日科维奇”的文章《批判李慎之》，通篇用文革式的语言对先生进行谩骂，末了又说：“但是也不能把他开除出党，那样只会让他……增加更多的光环而已”。“反正他也耗不了几年了”。如此歹毒的文痞却也明白：他们的构陷只是增加了慎之先生的“光环”！真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能让文痞们这般怀恨，犹如能让自由思想者们如此景仰，这都是慎之先生的思想之锋芒所在，也是他人格之光荣所在。一生而能如此，慎之先生也应含笑于九泉了。

——秦晖：《怀念慎之先生》

因了时代的特殊关系，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李慎之先生的作用并不彰显，但他在民间的影响却超出了许多重要学者。他没有什么大部头的专着，但他以人格和思想建造起来的影响，为人们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去向。

——谢泳：《人去思想在——闻李慎之先生去世》

对他的去世，人们的痛惜甚于纪念，因为这位八十岁的老人正大有用、有益于今天的中国。先生越老却焕发出越强的生命力、焕发出思想的活力，犹如一株遒劲苍老的大树，不仅老而弥坚，而且突然新枝怒发、浓荫再现，蓬蓬勃勃……

——雷颐：《风雨苍黄八十年李园柳老更吹绵》

随后我问李先生：以您八十岁的高龄和一次又一次失望的经历，那么您最后的感觉是什么呢？李先生想了一下，念出了一位西方学者说过的话，算是对我的回答：当专制的威权还在实施着它的统治时，几乎所有世人都觉得：这样庞大强悍的机器怎么可能退出舞台？可是当专制统治一旦成为过去的时候，则几乎所有的人又都觉得：如此丑恶不堪的东西怎么可能不被世界所抛弃呢？

——王毅：《高举重新启蒙的火种到最后一息》

先生走了，但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对自由和尊严的践行精神！先生之文章品德，使我们受益终身；先生之担当履践，使我们自愧弗如；先生之高风亮节，使我们倍受鞭策；先生之理想人格，使我们背负重责。这一切将永远砥砺着我们义无反顾地前行。

李慎之先生不朽，这不是一句空话。他的精神和道义将在我们的文明传统中延续发扬。我们将努力，将逝者传来的精神传播开来，传递下去。

签名：

吴思　刘晓波　张祖桦　王怡　余杰　任不寐　刘霞余世存　杜导斌　张耀杰　余樟法（东海一枭）　梁晓燕徐晓　赵达功　浦志强　王东成　杨支柱　朱学勤　崔卫平　廖亦武

——《我们欠李慎之先生一笔债——沉痛悼念

李慎之先生》

如果我们不能在李先生去世的时候留下应有的声音，而是像顾准那样留给后人去重新发现，那将会给当代中国知识界留下新的耻辱。当然，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本书虽系内部交流，但作者却彙集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几代精英，上自望九之年的宿儒，下至二十出头的在校学生，人员来自天南地北、四海五洲，专业遍及文、史、哲、经、政乃至自然科学，可谓群贤毕至。具有如此历史含量和炽热真情的纪念文集，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见过。由此可见李慎之先生巨大的人格感召力，他的思想是不会被湮没的！从中也可窥见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内心觉悟和人心所向，李慎之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点燃的启蒙火炬，在中国大地上是不会熄灭的！

——丁东：《〈怀念李慎之〉编后记》

二十一

二百余年来，西方列强的尖船利炮率先戳破了中国专制帝国的残旧面纱；西方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社会政治革命最终经由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向中国输出的激进主义，却造就了一个反西方的专制帝国，这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中地缘政治、地缘文明最罕见的孤例。

迄今为止，西方对中国依然充满茫然、疑惧和期待。无论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西方还是极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都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破解、征服和拯救中国。西方依然没有发现真正理解、同情、接纳、善待、欣赏、推崇中国的理由，西方对中国的命运和使命依然一无所知。

迄今为止，中国的世界形像依然严重失真、严重扭曲。中国闻名于世的依然只是秦始皇及其长城、兵马俑，只是成吉思汗及其金帐汗帝国，只是大清天朝帝国及其义和团，只是鲁迅及其“阿Q”、“狂人”，只是毛泽东及其文化大革命，只是拒斥“和平演变”、煽动“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识形态及其“六·四”血案，只是四千年“吃人”的传统，只是古董、武术、气功、乒乓球，以及非典。

迄今为止，中国在精神上依然只是西方现代世界的偏远地区，中文只是世界少数民族方言，中国依然是一个令人困惑、费解、望而生畏的国家，甚至如马克思所称，依然是先进、文明、法制和人道的“欧洲的直接对立面”，封闭在一种“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里，实行“普遍奴隶制”和“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是“总体保守”、“总体反动”的顽固堡垒。

西方不可能真正体察中国的困境、积怨、焦虑和危机，也不可能真正领略中国的气质、抱负和理想。中国拥有东、西方两百年间遭遇、冲突、激荡的复杂经验和深重教训，中国经历了东、西方集大成专制主义最野蛮、最残暴、最反动的黑暗时代，中国悠久博大高明神奇的真精神至今隐而不显。

“9·11”事件极其恐怖极具像征意义的末世图景，已经直观地将人类文明的危机呈现于世人，由西方文明单独导引的现代人类已经继冷战之后，再次面临共同毁灭的“极”点，“生”还是“死”的终极追问再次怵目地高悬在世界上空。

如果继续固执于上个世纪从西方输入的激进主义，中国将再次步入歧路，不仅无补于世界范围内的乱像，而且将因为再次背离中国的使命而再次遭受“天谴”式的惩罚。

苍天有眼，中国的时辰正在升起。

一旦挣脱专制经济制度的束缚，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令世界瞩目，完全可以预期，一旦突破专制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禁锢，中国将以不逊于任何民族的速度和规模，全面实现现代化。中国正在从二十世纪的巨大阴影中脱身，中国正在临近历史的破晓时分。

三千年来，中国在“上帝缺席”的苍茫时空中，独自发展出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两千年来，中国“充实光辉”、“大而化之”的圣贤人格，在征战杀伐的无道天下依然生生不息；一千年来，中国在漫长窒息的专制王朝之外坚守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肆悲愿；一百年来，中国历经腥风血雨，厄运交错，民族生命与民族文化空前分裂；五十年来，中国的祸患和灾难几乎达到人类能够忍受的极限，中国几乎沦胥到了精神灭绝乃至民族衰飒的境地；直到毛泽东死后，直到现代极权主义的原始淫威滥施殆尽，直到所有中国人从史无前例的浩劫里挣扎还世，直到苏俄解体、东欧易帜，直到西方现代思想和中华传统精神先后初照神州赤县，中国才终于开始驻足于历史的分水岭，终于可望且能够以自己博大精深的德慧、修齐治平的成人成贤成圣之道、“协和万邦”、“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崇高理想，正大、坦诚、自信、尊严地遇合西方主流文明和全球普世价值，实现中国现代复兴，造福人类，毕其功于一役。

人的本性可善可恶，自私与利他，贪婪与慷慨兼有，使人类对社会制度永远只能在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之间作选择。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但是我在二十世纪生活了七十七年，只能算是一个二十世纪的人。尽管历史上历来善行与恶行连绵不已，但是我所见到的二十世纪是历史上集大恶与大善之大成的世纪。一方面是极权专制空前规模地残害人类的罪行，一方面是正义得到伸张，人权得到提高，民主得到推广，同样规模空前的世纪。人类毕竟在进步，我愿以民主价值确立为全球价值来祝福二十一世纪。

——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这一切，已由先生“独立苍茫”、“独对斜阳”之际楚咻微吟，已渐成黄钟大吕，即将洋溢乎中国了。

尽管中国人已经厌透了伟大、崇高、神圣的字眼，尽管先生再次重复了“古来圣贤皆寂寞”的东方悲剧，尽管先生没有雨果、托尔斯泰、甘地、萨哈罗夫、马丁·路德·金等伟大显赫的遁世者曾经享有的哀荣，尽管先生不曾发出“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的临终喟叹，尽管先生对于中国和世界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尽管中国依然笼罩在扑朔迷离、云谲波诡的深水热火之中，但因特网上数百篇纪念先生的文章，中国自由和良知思想界的齐声祭悼，已经堪称“东方的隆重葬礼”。

被非典阻断的所有事务中，最令历史痛惜的，是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子以及一切有血性有天良的中国人无法为自己“思想上的王者”庄严送行，这是历史的无情。历史将以百倍的补偿告慰先生英灵，也许就在先生逝世一周年、五周年，也许还需十年、二十年。任时光流逝，历史既托付先生透露了它的秘密，复活了它的新命，它将不会食言。历史最终是有情的，甚至是多情的。

未来的人们是幸运的，困扰先生和我们一代的种种禁忌和桎梏，在他们那里将还原为历史的故事、文明的素材，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早已不必以生命去交换，而是不言自明的常理。他们又是不幸的，使人类不致彻底堕落不可或缺的对于苦难的记忆和对于救赎的倾心，使人类不致完全绝望不可或缺的对于命运的感悟和对于使命的践履，在他们那里将日益稀缺；自愿负荷十字架而甘之如饴的伟大圣者，将隐迹于大化流行而为万世之木铎，而我们曾直接领受和分享过他的教诲、爱心、悲情和光辉。

历史的无情与有情，人类的幸运与不幸，都将与世界永远同在，正如我们与先生永远同在。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于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矣。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至于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任何一个思想开拓者，对于后人来说都是过渡人物。只有自以为掌握了终极真理的人，才会看不起过渡人物。能够让匆匆离去的慎之多少感到一些欣慰的是，后继者已经形成队伍，秦晖、朱学勤、喻希来、徐友渔、刘军宁、王毅、雷颐、丁东……，还有更年轻的一代，浩浩荡荡，‘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正是他们将开创自由主义群星灿烂的时代。他们中间会产生新的领袖群伦的人物。慎之，事情正在向你看到的方向发展，你可以安息了。”（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正是有了先生们过渡，中国二十世纪上、下半叶才得以贯通，“五·四”前后诸先贤与1949以后全体中国性灵良知的苦难与悲愿才得以见证与续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才可望从专制主义的穷途末路转向自由民主的坦途，三千年中华文明才出现了与第三个西式文明千年的全球化潮流主动、自信、正面遇合的天机。

昔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谓。先生平生未有一本专着问世，只与何家栋先生合有一本（还是有心人背着李、何二先生擅自设法出版），取名《中国的道路》。这是一桩奇事，冥冥之中应了那句古语。

再有几天，就是先生八十诞辰，谨以中国古代继往开来的“过渡人物”——孟子对中国集大成的“过渡人物”——“圣之时者”——孔子的祭奠之辞，为先生祝寿：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后记：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写完这篇长文，开始逐渐明白这句古语的含义了。

三年前，曾当面邀请先生与何家栋先生“西游”，到四川、到重庆“回顾一下人生的旧路”。先生应充了，我却终于食言。

何家栋先生和余世存兄先后在电话中吩咐“写一点怀念慎之的……”，又承友人寄来《怀念李慎之》（上、下册）一书。都是沐浴先生的光芒，故不经权授，囫囵采撷诸贤纪念文字，连缀成篇。谢甚。

《中庸》有言：“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建诸天地而不悖，考诸三王而不谬，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凡此所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于“本诸身，征诸庶民”为始，“温故知新，敦厚崇礼”为终之旨，尤三致意焉。

先生是一大奇迹，中国整整一个世纪才孕育了这个奇迹，我们对这个奇迹的领悟才刚刚开始。

——《纵览中国》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