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翻开《母亲杨沫》这本书。
让我们看着那些人。读他们，努力看穿他们，并看穿由他们联结而成的那个时代。
杨沫：善良、敏感、简单。童年弱小的心灵无所依靠，是她愿用一生作代价融入一个群体的心理动因。在一个传统价值草衰珠黄的年代，杨沫刚好成长为一个少女，那是个希望全赖青年的时代，年少的杨沫与朋友们任青春在激扬中挥霍，以为青春的朝气完全赋予了他们挥斥方遒的资格。我相信，走进一个队伍之中，那不是杨沫们对生命负责的选择。新鲜、冒险、刺激，少年人多么容易错将它们当成意义，而当有人在这之上又扣了顶主义的高帽，所有的牺牲便无比崇高。杨沫们就是这样轻率地开始了他们的一生，在反复无常的沉浮中，一步步把自己交了上去。
以小说和电影为代表的文艺在49年后始终是在屡屡挫败又屡屡抬头的夹缝中艰难前行。要将人性从人类的血液中抽离颇要费番力气，而这个过程，在当时美其名曰叫做“革命”。对《青春之歌》的批判无疑是这个“革命”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事件。批判的当然不只是书，更是写这书的人。在排山倒海、文武并用的攻势面前，除非圣贤大勇，一个普通人不畏惧低头才怪。就像落水的两个人会下意识地想踩着对方爬上陆地，浩然与杨沫在此时开始了以保全自我为目的的相互揭发。两个人疏远了，两个人暗地里又彼此照应疼惜。恐惧啊恐惧，巨大的恐惧面前，人何以堪？
隔岸观火，看得清拉大旗作虎皮的背后，个人被玩弄于权谋之中的种种可悲可叹，就不能不向杨沫们追问一句：你们是否切身体验到了最真实的人性——恐惧、自怜、以强凌弱、争权夺利、温情、仁爱、勇气和良心？你们是否发现，原来这一切都和到处乱哄哄叫嚣着的阶级意识、思想路线毫无关系？你们是否想过，一个与人性无关的主义演变成整人的工具是否有着某种必然？看透这一切的人，有的索性做流氓，在没有廉耻感的时代挥舞着棍子游刃有余；有的被现实的荒谬打醒，放弃盲从，去寻找自己思想上的林中路。但遗憾的是大多数者如杨沫，终归没有勇气让自己从幻象中醒来。
当发生在杨沫身上的噩运已经止歇，她却仍不想从这出闹剧的被迫害的角色里走出，竟自愿请求下乡劳改。这种不可思议的自虐式的报恩心理，完全符合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症状。可叹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整个民族都不同程度地陷入这种症候之中。杨沫不是害人者，她是受害者。她有错误，却无法让人对她反感。我知道，她是个需要真朋友的人，可惜她生不逢时，遇到的良师益友实在不多。
张中行：一个骨子里秉承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有所“守”的学者。一个人可以对政治不感兴趣，但绝不能在政治的蛊惑和压迫下丧失人格。张中行任杨沫高高在上对他评点，却一生中宽待与尊重杨沫。这样一个少有的闹剧外的清醒者，保守着也践行着中国哲学中以柔克刚的高蹈境界，理应受到人们的尊敬。
马建民：一个私利不太多、私情更少的人。思想实际简单，他眼中的生活似乎可以通过计算来衡量。不知怎么，革命者中这一类人相当的多。他与杨沫的结合改变了杨沫的命运，但他却照亮不了杨沫的灵魂。杨沫与马建民一同拥有三个孩子，但他们却根本没兴趣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也无力保护孩子的生命与尊严，因为他们自己也正是灵魂被反复撕扯、身心俱疲、乞求领袖眷顾的孩子。
李蕴昌：老鬼对他的评价“纯净正直”。一个同样在思想运动中自觉边缘化的人。他的生命虽然朴素，但却细腻真实。他是杨沫晚年最大的亮色，他使杨沫终于有了摆脱虚假做真自己的勇气。
白杨：端庄优美下透出的坚韧、沉稳、成熟，不一定人人都看得出，但在重大的人生考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珍视生命，百辱不屈，有勇有谋，不出卖别人，单独囚禁五年仍保持清醒头脑，如此之奇女子着实令人感佩。姐姐杨沫与之相比则多有不如。其原因在于，白杨因为是“旧时代”的典型，所以在新政之下差不多被判出局，无所求因而无所畏；杨沫的命运则完全握在官家手中，越是寄予希望就越被人控制得紧，最终以至于失去了自我。
老鬼：一个疏远母亲、同情母亲，母亲离世后疯狂地爱着母亲，与母亲杨沫有着血脉传承的人。真实、坦白、执著、神经质，相信这些性格必有从母亲杨沫那里的遗传。在一个被家庭和社会放逐的时代倔强地长成一棵树。用自己的文字与母亲交流，打开了母亲的视野。是晚年杨沫的骄傲。
感谢老鬼用真诚和勇气写成的这本书，由此我们看到了那么多措辞生硬怪诞、语无伦次，带着妄想狂、迫害狂神经症口吻的揭批材料；我们看到了那么多打着政治旗号明争暗斗，把社会规则与人性尊严弃之不顾的事件的内幕；我们看到罪恶因政治庇护而免受惩戒；我们看到一个大张旗鼓鼓励恶斗的时代人的命运的彻底倒错；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倒错使人性受到怎样的威胁与扭曲，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刻的人性危机……
感谢老鬼让我们看到这一切，看那个时代，看那群人。看着他们，然后再认真反省和提醒自己。因为历史没有过去，历史正在来临。
文章来源：卢雪松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