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8-26
图片：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
图片：高瑜2006年受访那年在美留影。（RFA张敏提供）
*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简况*
以下请继续收听“心灵之旅”分段播出的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2006年来美国领奖时，接受我采访的长篇访谈录详版：高瑜自述人生经历，今天播出之二。
现年70岁的高瑜今年4月24日在北京失踪。两周后官方称高瑜被以“涉嫌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刑事拘留。6月27日，外界获知她于5月30日被以同样涉嫌罪名批捕。
高瑜曾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不久该报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捕，1990年获释。
1993年她再次被捕，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1999年出狱。
高瑜女士多次获国际新闻奖。例如，1995年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的“自由金笔奖”、同年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2006年她第二次获得此奖。
2006年10月24日，高瑜出席在美国的颁奖典礼领奖。颁奖典礼前后，我在高瑜下榻的宾馆对她作了共长达三小时以上的专访。以下请听高瑜自述人生经历之二。
*访谈录之一话说家事摘要回放A*
高瑜女士在前面部分谈到（简要回放）——
高瑜：“我父亲叫高韶亭，很早就参加共产党，他是共产党里边的知识分子,是‘五四’前的大学生。现在河南一些县志上就写他是1928年到哪个县去成立共产党组织。
我母亲也是个知识分子。她比我父亲年轻十几岁。她当年北伐战争时，走到什么地方，就宣传‘妇女要解放脚，把小脚要打开’，而且动员女孩子上学。我妈妈就是……全县要培养女校长，让女孩子唸书，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县里进行会考，她考了第一名，就保送到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女师读书。
*家事补充（ 之一未及收入的一段）*
高瑜：“我妈妈36岁才生我，因为抗战时一直颠沛流离，最后到了南方。（在我的）前边还生了一个哥哥，抗战时日本飞机轰炸重庆，那个哥哥生下来一个月就饿死了，没有奶水。我母亲和父亲结婚也比较晚。因为他们开始还算师生关系，所以后来又隔了一段时间才结婚。”
主持人：“您下边有几个弟弟？”
高瑜：“一个弟弟。我生在重庆应该叫‘渝’，‘渝’是‘变’的意思嘛，我父亲给我改成‘瑜’。我弟弟生在天津，叫‘卫’，‘天津卫’嘛。
*访谈录之一话说家事摘要回放B*
高瑜：“1955年我父亲去世，我才11岁，他是癌症扩散了，65岁，没有救活，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里。他有一块墓，一进门，就是任弼时那个（墓）那一片。
我母亲去世是在‘六四’之后，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如果没有‘六四’，我母亲绝不会那么快就去世。
我总觉得，我母亲是受‘五四’熏陶出来的一代，一直走到‘一二.九’抗战……她给了我这种传承，我接受了。
我总觉得我和西方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一些东西非常能够接近，这也许是我最后走上自己一些独立思考、独立思想，能够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我少年时代（受）文学作品影响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回顾您的青少年时代，在文学作品与您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之间，有没有过阴影？或对当时底层实际生活情况……这些方面您青少年时代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经历？”
高瑜：“我觉得要说‘阴影’的话，那还要往前推。就是‘三反五反’。记得我爸爸所在的工业厅是一个石头的城门楼，前边有一片小树林，结果那天我就听说有人吊死了。我们满院的小孩子都跑去看。我看那个人已经被从树上摘下来了，都是很细的树，已经死了，蒙上布，男的，年轻的三十来岁的知识分子，就受不了那种运动的打击。
我才知道，运动还可以逼死人的。而且死的不是一个，几天就听说‘小树林又吊死人了’ ……最有印象的就是那个‘三反五反’。”
*高瑜：底层社会印象，7岁进铁路工人低矮小房子所见，忘不了工人看我的眼神 *
高瑜：“我和底层人的接触，就是读小学二年级，因为我是秋季入学，当时张家口干部子弟学校是春季入学，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在铁路工人子弟学校读了一年书。那会儿我因为学校远，每天有公务员送我上学。可是我看到那些孩子每天下学，我也到他们家去过，都是铁路工人家，都是非常低矮的小房子。”
主持人：“您那时候会不会有些优越感？”
高瑜：“没有。那时候很小，才小学二年级，绝对没有想到我有什么优越感。只不过我很好奇‘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一家人有老奶奶、爸爸，好多孩子……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少嘛，（他们）围在一起就吃这一盆粥啊，或者是一点儿窝头什么的，就是铁道旁边的一个小屋。我到那个房间里，同学跟我讲‘这是我们班的，他爸爸是做什么什么’的。
结果那个工人看我那种眼神，我永远忘不了，非常……绝对不是那种谄媚啊，或者是怎么样‘你父亲是做领导工作的，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要怎么讨好几句……’绝对没有。工人那种冷漠，而且非常复杂那种眼神，我是这辈子都忘不了。”
主持人：“那时候您多大岁数？”
高瑜：“7岁。我6岁上学。很小。但是我从来……在小的时候，对底层的生活不了解。就是唯一的一年，我小学二年级和铁路工人的子弟同过学，在这种情况下，我到他们家去过。好些同学家，下学之后我去过，就是这样的。”
*高瑜：少年时代经常和干部、知识分子的孩子一起玩儿，“在大观园造反”*
高瑜：“我整个从少年时代对于底层的人都不了解。所以，我就在我们那个圈子里生活。到了中学，比较复杂了。我是（在）女二中，班上既有资本家的女儿，也有高级干部的女儿。也有一般职员的女儿，也有城市贫民的女儿。但是我们基本上也没有留下那种‘阶层不一样’啊……我对他们那些人家的生活也不太了解。一些干部子弟还是经常在一起玩儿，你上我家，我上你家等等，另外和知识分子家的孩子也是。
我有一个好朋友，她爸爸是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我们经常到她家，唱啊，跳啊，说《红楼梦》啊，他们家三个女儿，她是老二。下边一个妹妹，上边一个姐姐，我们简直是……他爸爸说‘你们这不是在逛大观园，你们是要在大观园造反’等等，就是当时那些无拘无束的女孩子。”
*高瑜：“自然灾害”记忆，六十多岁时老同学聚会，共同的饭盒记忆*
高瑜：“最后考试……最后令我们比较残酷的……当时‘自然灾害’，我还记得同学们家家带的饭都非常不好。每个人菜都非常简单，有几根菜，有的还是咸菜。但是有一次，我的同学赵玉黛（现在都改名了），她是杨成武的外甥女，她带了点炒菜（笑），哎呀！那都是鲜绿的芹菜，切得细的呀，比现在饭馆细多了。说明她家大师傅的刀口特别棒。炒得碧绿的芹菜、白米饭，一般很多同学就是带个窝头啊，还有点什么啦。给我们印象很深。
我反正也能吃饱。我妈妈那会儿好像因为身体不好还有些补助，全给我们了。
我们基本上不能天天吃鱼吃蛋吧，反正是每礼拜还能吃一点。到最后陈云不是提出来‘可以有高级糖、高级饭馆’吗？‘货币回笼’吗？……这样的话，反正我们每礼拜就要跟我妈磨，就说‘咱们吃顿放去呀！吃顿饭去呀！’那就是到高级饭馆吃一盘肉菜，当时四块钱。就是非常高的价格了。
我还记得我妈一口都舍不得吃（笑），就看着我和我弟弟狼吞虎咽，饱餐一顿，剩下的还要给我们带回家，让我们下顿再吃。
那会儿因为肉都定量，我弟弟有一次饿得……是买臭豆腐，还没回家呢，几块臭豆腐，那是定量给的，他就给吃了好几块。
当时你说我们干部家庭也是饿成这样，一般的同学家，生活就更次了。当然我们不能和当时在权的那些上将的家庭比（笑），当时‘阶级差别’已经是有的，但不是很明显。
不过这次我们同学聚会，都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了，我们在一个饭桌上，有的人还……我没有说，另一个同学说‘赵玉黛，当时你们家吃那饭，都那么好’（笑）……怎么样还记得，说明那个记忆不是我一个人的，都很有意思。”
*高瑜：“反右”时我上中学，同学的父亲成“右派”，父母双双自杀*
高瑜：“但是我认为，中学是比较纯粹的。初中，搞‘反右斗争’，我年龄小，没有参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我基本上……因为我母亲既然没打成‘右派’，我就没有什么深切的体会。但是最深切体会是同学里边一大批‘右派’子弟出现，这样，她们……女孩子呢，我看那当然对她们生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有的父母还……记得我高中有一个女同学，她是著名演员李婉芬的小妹妹。她爸爸妈妈……爸爸是‘右派’，是五中的很有名的特级教员，结果两个人一块自杀上吊。
这种运动那会儿主要是没有在我家庭发生，所以我还算比较顺利。
发生的运动在我同学中，我已经感到那种残酷了。有的父母双双自杀的，也有的呢，她爸爸是《人民日报》国内部主任，打成‘右派’。人家问她……有时填‘出身’时，那时经常要填，有时候还要谈……一问她，她就说‘我们家是右派’，那个女孩子就这么说。我们都是同岁，都属猴儿的。
所以这种……更多的已经感到了。整个中学（时社会上）有这么多残酷的运动，到了高中，我们都开始挨饿。我刚才谈了，家庭的那个‘阶级’（笑）已经表现出来了，就从个饭盒表现出来。但是整个来讲，中学还没有直接投入到残酷的政治运动中。
我认为中学还是最难忘的。尤其女孩子们的那种友情。
因为我们到了大学，就完全不同了。”
*高瑜：大学班里“阶级斗争”气氛非常浓，很多同学政治抱负大，与我格格不入*
高瑜196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高瑜：“大学里，我又重新和出身贫苦的一些人（同学），但是这次给我的印象绝不像我小时候和铁路工人的子弟那些孩子们，对他们家庭贫穷的那种深切感受。
我们班上三分之二好像来自农村，但是这些人呢，我发现他们有的年龄很大，有的都结婚了，都隐瞒。他们有非常大的抱负。”
主持人：“你们是不是有调干生？”
高瑜：“很少。一、两个，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我们全是高中生。那些有政治抱负人，都想当个县委书记什么的，从上大学就有这种抱负。这和我也是格格不入，我当时不能说要当什么吧，但我就想要当一个在学术上出类拔萃的人，不管当记者也好，当作家也好，就是这么想的。
当时班上那种‘阶级斗争’气氛非常浓。”
*高瑜：有同学因谈恋爱被斗被歧视，斗人的同学自己（隐瞒了）已婚有孩子在农村*
主持人：“你们是1962年入学。”
高瑜：“嗯。最艰苦那年。一入大学就是‘阶级斗争’这个调子。班上有几个年龄非常大的，他们掌握了班干部、团干部。
我们有一个女同学，湖南来的，个子小小的。她和三年级一个男生……我们都不清楚，班上已经议论纷纷‘太不象话了’怎么样‘谈恋爱’了等等。对这个女同学那种歧视啊，后来都快毕业了，我们才知道，斗人的那些人自己孩子都有了，在农村。
所以他们就是已经开始有了要压着别人自己往上爬。在中学还绝对没有这种情况，小学更感不到。这是我认为最不能容忍的东西，所以我和这个女同学关系一直很好。”
*高瑜：“要作党的螺丝钉”“谈恋爱是资产阶级思想”，“斗私批修刺刀见红”*
主持人：“当时都是十七、八岁进大学，毕业时已经二十多岁，整个在这个过程中不让谈恋爱，那当时的这些青年人心目中人生的路，或自己青年时代，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不谈恋爱，又是男女同学在一起，是什么状况？我想今天的年轻听众可能都会很好奇。”
高瑜：“对。现在年轻人根本就不会理解。当时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怎么着‘要作党的螺丝钉’要像是谈恋爱、早恋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其实无非（无所谓是）‘早恋’了，都是成年人了嘛，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当时要‘斗私批修、刺刀见红’他们拿着‘刺刀’不是批判自己，专是批判别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非常不习惯，因为和我在书里边读到的那些最美好的东西相冲突。
班上老是‘阶级斗争’的气氛，对我们一个女同学是这样，结果呢，还对男同学……有一个上海人，他是个孤儿，总是在男生宿舍里遭到群起攻之。这个男同学只不过有时候开灯，晚上想再看一会儿书，哎呀！那简直对他也是不得了。”
*高瑜：我大学同班同学们的命运*
高瑜：“那个男同学大学毕业之后，分到宝鸡，他自己慢慢一步一步地往北京挪。还在林道静（小说《青春之歌》女主角）当小学教员的定县教过书。最后考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曲专业当了研究生。
他结果找了个北京妻子生了个小孩。他每个月都要来我家一趟，当时非常诚恳的跟我讲‘高瑜，你是大学我们班六年中我唯一的好同学’。
后来有一天， ‘哎’我说‘他应该来了，怎么没来呀？’又过了一个月，我说‘他是不是忙啊？’我又给他往单位打电话，结果单位里说‘你找谁呀？’我说‘找于敬化（音）’对方说‘于敬化？’，有笑声，说‘他早死了’。就是得胃癌。
他在我们上大学时就经常胃不好。因为他是个孤儿，靠姐姐抚养大。他后来就因为这种奔波……当时到了北京当研究生，他的岳母还不容他，他就和妻子带着孩子好像租了农民的房子，那会儿八十年代中（期），你说上哪儿租农民的房去呀，根本就没租房这种观念呐，他就租农民房，说有时候晕倒过，在稻田里，就是他的胃病。
这整个一个奋斗……才三十多岁的人。
而且我们（在）大学（时）……接着‘文化大革命’就不要提了（再另说）。
我（班）大学一共三十个人，现在死了的已经有多少呢？唐山地震，一个当解放军的就砸死了；‘清五.一六’（‘文革‘中），一个同学跳楼了；再有我这个同学，从宝鸡一步步挪到北京，考上研究生，好不容易，将来就等着毕业以后找到好的工作，能够把家再搬回北京不在郊区住着，得胃癌死了；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同学，非常聪明，学问也好，上海人叫黄智祥（音），好像也是得病死了，男的。
可能还有吧。
我们班七零八落的就死了这么多人。”
*高瑜：大学给我留的印象非常灰暗，我所遭遇的“文化大革命”前奏式批判*
高瑜：“‘文革’一直到毕业，大学给我留的印象是非常灰暗的。一个就是同学里边总是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别人，等等。在班上，就是那种‘阶级斗争’气氛。稍微有一点就‘上纲上线’，‘你资产阶级思想’怎么怎么样。
我也遭遇一次，那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有一年下农场劳动，我中午饭没吃完，我就给拿碗扣那儿了，可能没盖严，等晚上说再吃吧，一看有一堆苍蝇泛的蛆，我说这怎么办？按当时的‘组织观念’，我应该找到班上的班长，或者是团支部书记，告诉他‘我这个饭该怎么处理？……结果随手我就给倒了，我心说‘这么脏怎么吃呀？’
晚上，那简直都不一样，‘文二’开会，我们当时是文学理论系二年级，（在）农村‘开会！开会！’。一开会呀，哎呀！非常严肃，就说啦‘我们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怎么……我们班上竟然大白米……’
哎！结果我一看，冲我来的。一碗米饭已经给端到那儿了，我就怎么解释，没有人听。挨着个儿的把我给批判一通儿。但是，我在班上也不服气。
非常厉害呀，那声色俱厉，简直是‘文化大革命’前奏那种批评方式。
我这个人呢，可能从小也没受过什么委屈，即便对各种政治斗争有所接触，我从来对政治斗争特别反感。当时那种党团干部，本身就成了‘阶级斗争’的掌握者、推动者。
所以，我非常反感。”
以上是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2006年来美国领奖时，接受我采访的长篇访谈录：高瑜自述人生经历，首播详细版的第二部分，在以后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请继续收听。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