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作家拉什迪声援集会的事,德国作家格拉斯曾写过一封信,标题就是:作为政治义务的历史责任。他是位卓有成就的作家,小说、散文、诗歌及版画均有建树,同时,他解决艺术内在责任和作为人的历史责任两难问题的办法,便是不但不回避,反而突出政治义务的向度。我之所以选择这个标题,作为理解刘晓波的出发点,理由也正是这类问题的纠葛往往笼罩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思考。

刘晓波最早是搞理论研究的,北师大读文艺学,并留校教书。我在八十年代末除了看过他那本颇具影响的《选择的批判》,还有一本较厚点的书《形而上学的迷雾》。当时阅读的感觉,确实是振聋发聩。

说是对话,其实那本《选择的批判》中,李泽厚仅仅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重要的是,刘晓波可以此一扫文学艺术界比比皆是的陈腐观点。这一点他在自序中已谈到:“既是与李泽厚的对话,也是与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来证明我作为一个独特的人的价值,也证明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崇尚权威、惧怕权威、追随权威的时代应该成为历史,成为记忆。”刘晓波突出:“一个独特的人的价值”,正是映照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意识。这之前,集体幻觉的沉迷,造成一代被奴役的绵羊。文革前的种种不堪回首、触目惊心的历史,使得凸现“大写的人”迫在眉睫。而且,文学艺术评论受专制思维惯性使然,包括用词、造句、观念,整个的汉语写作受到了一套革命修辞的污染。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旦在这种教育体制下,潜移默化的可怕潜流,已经贯穿了思维的脑细胞。不要说没有反省能力,就是具备了,也不等于在写作思维中能做到完全摒弃语言的惯性,对许多人而言,脱口而出的东西,更是显出洗脑的征象。从这个意义上,可看出刘晓波棒喝一声的警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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