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冰心:家国两茫茫——海外中国流亡、自由作家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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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二十世纪以来那些为了生命尊严自由和书写表述自由、阶级无差别自由、追求普遍公义、人格独立尊严被独裁国家放逐的流亡知识分子们,他们是人类最后一群追求真理的勇士,他们也是人类社会最悲惨的一群跋涉者。他们没有身后和前方,只有永远在路上,他们受着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压迫和煎熬,但信念坚定。故国在望,却永不能回转,都只付与茫茫苍穹与无尽思念。他们迎来了自由的表达天空,却完全失去了家国大地上合适的听众。那里的历史依然在演绎、重复过往的历史,而他们,只有手中一枝自由书写母语的笔,其余,一概全无。

第三章 高行健论

张爱玲是在1952年自动流亡西方的,她出走的国家是所谓“新中国”,但她走后,却用现场观察到的事相写成长篇小说《秧歌》,用以回答那里是“地狱般的阴界”。在流亡地点上,香港自然不是张要的一个合适地点,几乎以后所有中国流亡者都不会将香港当作流亡地,这是一个丧失主体的都市,但都会将香港当作往西方世界过渡的临界点,许多流亡者都在此逗留,张也不例外,1952年去国后,她旋即在1955年前往美国,并在1970年入美国国籍,此后直到1995年客死他乡,她都没有再回到上海,她拒绝了所有前往上海的邀约,她切断了与上海/中国的文化脐带,但在台湾找到了遗绪传承。

张爱玲一生是个悲剧,她不能为所有既存的意识形态国度所容,她是寂寞的烟花,落下就难以再呈现风光,但又是繁花似锦与苍芜荒凉相杂的内心并存,她流亡美国后,依然恐惧中国,《秧歌》、《赤地之恋》里的阴影从没有在她内心消逝,似乎她就是金根与刘荃的化身,延续他们的生命在“阴间”外活着,小人物在大时代活着的悲哀,被她以先见性、吊诡性成功躲过劫难,但她也此后从没有与故国的人有过交往,甚至包括她在上海的弟弟张子静,在那漫长的四十余年时光里,这对一个具有根性意识的流亡中文作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她只好潜心诠释《海上花列传》、《红楼梦》,在里面找到一点文化乡愁的慰籍。至于小说,她再也没有创造出1945年前的奇迹。流亡对她来说是一个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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