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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书展的田园书屋柜台,我的书《周恩来秘密情感世界》大幅海报,出自BBC报导)

一九七三年十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现任加拿大总理小特鲁多的父亲)访华,向当事人周恩来问起在西方广为流传的周恩来德国私生子故事。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个传闻是一宗误传,但竟然能从周恩来当上总理起一直传到他故世之後约半个世纪,一直未能澄清,责任竟然就在周恩来自己身上。周恩来是否有个情妇因而诞下私生子,他本人一定很清楚,但他就是不想澄清,希望这个虚假的传闻会一直传下去。所以至今还有人以为周恩来真有个私生子。

中共建国後,周恩来成为国家总理级外交部长,开始在国际闻名。这时德国(包括东西德)都传说周恩来二十年代初留欧洲期间在德国哥廷根听留过一段时间,有个一位德国女子情妇,还生了个私生子。当时东德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曾当面询问过周恩来,但周恩来仅说他没去过哥廷根,但未做澄清。

一九五四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後七月二十三日启程回国,途中顺道访问了东德丶苏联丶波兰丶蒙古等社会主义友好国家。据当时西方的报导说,周恩来访问东德,将在东柏林接受胡包特大学颁发的荣誉学位,周恩来抵达东柏林时,有位东德男童自称是他的孙子要与他见面相认,虽然被周恩来拒绝,但周也未做澄清。

当时的报导说这个十一岁的男孩即是周恩来与德国情妇同居所诞下的私生子的儿子,其德国情妇可能是德国共产党员。

德国明星周刊记者海德曼对这则新闻很感兴趣,冒着危险,从西德前往东德深挖这一秘闻,在东德汉德海根见到了周恩来这位德国情人丶他的私生子的遗孀和遗孤(即周恩来在东柏林拒绝见面的那位欧亚混血男童)。据海德曼的查访,周恩来一九二三年在德国哥廷根寓居在奥本曼旅店一楼一个小房间,与他生下私生子的德国女子果尼昆蒂?史道芬即是这家旅馆的女仆,当年十九岁。周恩来呢称她格德尔,常和她在附近森林漫步。不久史道芬怀孕,为周恩来诞下儿子库诺,即广传的周恩来私生子。生下儿子十二天後,她被旅馆老板解雇,回到乡下父母家,而周恩来也返回中国,两人从此音讯断绝。

海德曼说,周恩来私生子库诺一九四四年结婚,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普鲁士与苏军作战阵亡,但留下一遗孤,即周恩来的孙子威佛利。海德曼见到他时,他十来岁。周恩来到访东柏林,就是这位男孩想与周恩来相认。

文化大革命前夕,明星周刊记者再访东德。这时威佛利已经成年,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已结婚,有两个女儿。威佛利坚持称他是周恩来的孙子,并以祖父为荣,说“我的祖父举世闻名”,说工厂同事都知道他有这样一个东方伟人祖父。

在中国出版的迪克·威尔逊所着的《周恩来传》指出,对这宗私生子传闻,当事人周恩来竟然“没有明确的表态”。一九七三年十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也向周恩来问及他在德国有个儿子的传说。周恩来说:“如果这是真的话,我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一九八六年《人民日报》记者江建国丶孙奎贞到哥廷根调查,哥廷根市档案馆馆长屈恩博士明确告诉两位记者,他们仔细研究过档案,认为周恩来没有在哥廷根读书,在此读书的是另一位中共要人朱德。

据迪克·威尔逊所着的《周恩来》,这件事可能是一单乌龙事件,是库诺和他的母亲史道芬张冠李戴搞错了。该书说,哥廷根一位认真的档案保管员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历史档案中终於发现,原来库诺登记的父亲不是周恩来,而是一位叫朱林金的中国留学生,而且他的生日同周恩来的生日并不一致。

为什么会摆这个乌龙?很可能是因为朱和周这两个字的拉丁字母拚音太接近。在中国汉语拚音推出来之前,西方人普遍用英国十九世纪汉学家Thomas Francis Wade创建的中文拉丁拚音系统,即韦氏拚音来拚写中文名字。周恩来的姓名按韦氏拚音是Chou En-lai, 朱的韦氏拚音是 Chu 。按照现在的汉语拚音,Zhou(周)和Zhu(朱)也同样接近,姓朱的被误会为是姓周的了,何况姓周的这一位如此有名。而且东方人的样子在当时很少接触东方人的西方人看来恐怕都是一个样,因此不免张冠李戴。在这位档案员查出真相前,也有人认为库诺的生父可能是在哥廷根大学读过书的朱德。

不过最奇怪的是周恩来的回应。既然德国情妇和私生子的传闻对他来说,完全是无风起浪,而且有私生子对一个共产党政治家来说还是一宗天大丑闻,不利他与邓颖超“革命爱情”的神话,那他为何不直接否认,说他从来没有和一位德国女子有任何私情,不可能有一个私生子?相反他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询问,含糊其辞,作了一个给人无限猜想空间的回答:“如果这是真的话,我本人对此一无所知。”?这不免使人理解,他就是与某位德国女士有过露水情缘,但只是不知这段情缘为他带来一个私生子而已。

周恩来故意含糊其辞,实际就是为了让人误会他是直男之士,掩饰其同性恋倾向。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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