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东: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汪建辉《中国地图》及其症候分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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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突然想到,他是在为谁写日记呀?为将来,为后代。他的思想在本子上的那个可疑日期上犹豫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新话中的一个词儿“双重思想”。他头一次领悟到了他要做的事情的艰巨性。

——乔治·奥威尔《1984》

没有根的生活,是需要勇气的。

——雷马克《流亡曲》

早想为建辉写篇文章,一直动不了笔。作为交往多年的朋友,我深知这个人以及他的小说,不是那么好谈论的。

这是一个看起来寻常,其实不寻常的人。他的小说呢,显然与众不同。怎么个与众不同法,几句话不好概括。可以说有一种复杂性和异常的奇崛,如纳博科夫主张的:“艺术达到最了不起的境界是要具有异常的复杂性和迷惑性。”又像某位拉美名家断言,“一切艺术到了最后阶段,用尽全部手段时,都回流于巴罗克。”可巴罗克指什么?

“你这家伙有点怪,可是从外表又看不出哪点儿怪。”这是若干年前,《床下作家汪建辉》中的一句话。我觉得满中肯。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家伙,有着怎样的生活和创作轨迹?二十年来不懈的精神耕作及其收获,对于我们这些与他同代的人有什么用,又存在哪些显而易见的局促和匮乏?怎样地谈论才算得上恰如其分,既不是出于单纯私谊的吹捧与拔高,更不是罔顾事实、人情炎凉的偏见或扭曲?什么样的言说对于他、对于共同的朋友们以及我自己,是有益处的?以及,朋友的存在如果是一面镜子,我能从中看出些什么?

一系列的思虑,都使人提笔时,不免沉甸甸的。我是底气不足啊。有智慧的古人遽然讲,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以及“夏虫不可以语冰”。那么我足以谈论建辉吗?假如是朋友,就更该慎重。朋友是朋友,你应该公道。直截了当讲,如果说小说家朋友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间谍,那么愚钝如我,能否充任一个“文学侦探”的职责呢?

不知道。老实说,没把握。是以长时间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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