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言论自由研讨会书面发言）
今年三月一个下雨的日子，瑞典一家电台记者丽莎．本格斯庄来香港采访铜锣湾书店事件，我们约在铜锣湾一家咖啡厅见面，饮完咖啡做完采访，我陪她去看了铜锣湾时代广场附近五家很有代表性的书店，让她，也让我自己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事件对香港书籍出版的冲击。
首先去的是面对崇光百货公司，位于希慎广场的台资大型连锁书店-诚品。这地方是香港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希慎广场楼高36层，为一摩登大厦，多层为国际品牌店铺，以诚品最大，占了整整三层，总面积四万英尺，顾客川流不断，是香港迄今最大的书店。我和瑞典记者找了很久，想找几本敏感的政治书籍，最终没有任何发现，有一两本略微敏感的也基本是台湾出版的。后来听朋友说，诚品从来不卖出版过赵紫阳的自传《改革历程》、《邱会作回忆录》及我的《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等政治书籍的新世纪出版社的出版物。铜锣湾书店事件后现在是更加自律，以免得罪中共。
然后我们又去了崇光隔壁的中共资本的商务印书馆。商务规模不能与诚品相比，但也是大型连锁书店。铜锣湾商务书店共四层，一本敏感书都看不到。但以前的中资书店，三联、商务都有敏感书籍出售，包括王丹、达赖喇嘛的书，黄之峰谈占中的书，我都见过，只是一般不摆在显眼处，现在完全没有了。与诚品不同的是，商务多了好几本批判占中运动的书籍，都摆在当眼之处。这些，丽莎都一一拍摄下来。
接着我们去了铜锣湾书店事件风暴的的风眼——崇光百货背后的铜锣湾书店。这个简陋狭小的二楼书店已被一把大锁封死，但楼下门口的招牌还在，门口和过道上有些涂鸦，是一些书店支持者表达对中共封杀香港出版自由的不满。丽莎正在拍摄紧闭的店门时，来了两个要买书的大陆客。他们显然听说了铜锣湾事件，但还不知道书店已关，然后问我们还有哪里可以买到禁书。
铜锣湾书店对面是另一家小小的二楼书店——开益书店，终于看到了我的书和其他政治敏感书籍。然后是时代广场对面同样狭小的二楼书店——人民公社，当然也有敏感书籍。我告诉瑞典记者，这些最多只能容纳十来个读者，身在其中转身都很困难的迷你书店是小本独立经营，所以敢卖也愿意卖这类书籍，但店面狭小，所售有限，而且目前在中共打压下，都感生存艰难。开益在我们来之前已经告急，说撑不下去，果然这次采访几个月后，开益关门，偌大的繁华的铜锣湾只剩下人民公社一家区区小店还可以出售禁书。
这位瑞典记者现场走这一遭，对香港独立出版社独立书店在中共铁腕打压下的困境应该感触良深。
这个要命的打击应该说不是始于铜锣湾事件。早在晨钟书局的出版人姚文田被判重刑时已经开始。姚文田是个真正的为香港出版自由付出了惨烈代价的英雄。他因为准备出余杰的《中国教父习近平》被劝告而不顾后，在2013年10月在深圳被捕，2015年5月被深圳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刑十年。这个案是百分之一百的政治迫害和对出版自由的打压，但遗憾的是相比铜锣湾书店事件，姚文田的遭遇没有得到舆论应有的关注。
了解案情和姚文田为人的都知道，姚文田绝对不是一个图利的书商，他註册晨钟是要帮助不能发声的朋友们发声，不是为了赚钱，过于热忱的他帮人出书往往是以蚀钱收场。他曾为笔会和笔会会员出了21本书，包括一套《独立中文笔会文库》，雄心勃勃的计划竟然是人人有份，完全不考虑这些书是否能够卖出回本。记得他对我侃侃大谈这类不切实际的计划，我则大泼冷水，劝告他要好好考虑一下成本效益，毕竟他不是有钱人，只是一个勉强能维持生计的斗升小民。但劝归劝，他依然如故，热情不减，最终被中共设陷阱骗到深圳被判重刑。对这宗纯粹的出版自由被打击案子，香港和国际舆论关注是远远不够的。鉴于姚文田为香港出版自由付出的牺牲和他对独立中文笔会的无私贡献，而他本人还不是会员，我们笔会应该给他颁个大奖。
可以说，是姚文田案最先在香港出版界引起寒蝉效应。导致姚文田被捕的《中国教父习近平》这本书后来被多个出版社拒绝，最后开放出版社接手，据出版人金钟说，因为出这本书，当时他出门时都要前后左右看看，怕有异常事发生在他身上。可见案子造成何等样的恐怖气氛。
铜锣湾书店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将香港自由出版业打沉。此后，有印刷厂拒绝接货印刷敏感书，香港另一家大型外资书店——新加坡的叶壹堂公开宣称将所有敏感书下架，香港大批占中书籍被发行商拒绝发行退回而运往废纸站，余杰第二部批判习近平的书在香港已经找不到出版社，大陆维权律师高智晟的自传已校对排好版最后被出版社放弃，中共资本的中华书局占领机场以禁绝禁书市场，风声鹤唳下，来港的大陆人不敢买书带过关，…香港出版业的寒冬降临。
由于销售渠道被中共全面堵塞和主要读者大陆客不敢带书过关，香港政治书籍市场可以说是一落千丈。专门在香港出版政治敏感书刊的明镜集团老板何频说，他们在香港的销量最近下跌了70%.
最后谈谈我自己的书《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出版后发生的事。
我书公开出版后的第二天，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被绑架事件发生，媒体铺天盖地报导。第一天接到很多记者来电话，问的都是我的书，第二天也接到很多电话，问题则都是李波，如果涉及到我的书，也因为我的书也属于敏感类书籍，是禁书，但我告诉他们，我的书虽然敏感，但绝不八卦，我写得是很严肃的。
其后发生两件事。第一件是，我书出不到一个月，我的facebook账号突然被封，我进不去，别人也看不到。然后收到Facebook通知，要求我提供有本人照片和出身年月的证件去验证我的户口，否则将永远删除。
我上面书已有九年，所放资料甚多，一旦删除，损失很大。这事以前从未发生过，我很奇怪，不知所以。随即看到苹果日报报导，才知道原来是大陆五毛网军在官方组织下近日倾巢出动，翻墙出来专门攻击港台自由人士，包括捏造各种事实向facebook检举多位香港媒体人，其中受害者有时事评论员林忌、商台节目主持潘小涛、苹果日报主笔叶一知等，结果导致上述诸君facebook账号被封，最后是找了香港IT界的民主派议员莫乃光解决。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因面书上披露我的书出版消息，说周恩来是gay而惹怒了五毛。后来我也是仿照叶一知的方式，求助于莫议员才使我的facebook账号重见天日。后来香港电台来采访我，我非常感慨地说，人家翻墙是为了获得讯息和表达自由，这些五毛翻墙是来打压别人的表达自由。
第二件事。《苹果日报》报导我的书内容后，香港一位演艺界人士王喜在他的facebook上载了苹果日报报导的截图，并加了一句话说，周恩来是屈原之后（因为现代很多人认为屈原是位同性恋者），结果被台湾艺人黄安举报，说亵渎了周总理，因而被中央电视台封杀。中央电视台宣布不再让王喜上电视节目，后来有早已录制的节目播出，王喜的脸被打上马赛克。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相比姚文田和铜锣湾书店诸君，是微不足道的，但也能说明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自由被打压，不仅是姚文田和铜锣湾书店五子受害，而是写作者无人能够幸免。
香港自英国殖民以来，一直是台海两岸三地出版最自由的地方。在台湾戒严时代，香港的出版业为台湾的反对派提供了一个讯息自由的窗口。而这个窗口对大陆更是意义重大，不但自由派来此出书，中共的左派头子如邓力群，落难王孙如黄永胜儿子，权贵如周恩来侄儿周尔鎏等也只能来香港出版大陆无法出版的书。而大陆广大民众更把香港当作禁书的天堂。记得有个大陆朋友这样对我说，现在香港有的大陆都有，唯一没有的就是政治禁书，他来香港就是一个目的，买书而已。正因为如此中共才处心积虑地要扼杀香港这个出版自由天堂。目前看来中共的打压是有成效的，但港人不能放弃，要相信最终自由还是会获得胜利。
2016.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