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源还是前苏联模块
中共现行的书记统领一切、统管一切，采用的还是原苏联模块。其实，在苏共十一大以前（十一大斯大林被推为总书记）书记与总书记都不是权力的象征，它只干些党内的繁琐事务。所以，有宏大气魄的党内政治家都不愿当书记。列宁就没有任过总书记。一八七二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所谓国际（按：即共产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总委员会内部通告》，后面签名的有三十几位委员，十三名书记。其中马克思是俄国和德国的书记，恩格斯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书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P7-35）不过，这时的书记与权力还不沾边，它只不过是党内的（国际内的）“写手”，故而名之为“通讯书记”。
苏共十一大后，斯大林一身三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总书记。由于从一九二二年起书记处推行由上而下的任命干部做法，进一步培养起了一个层层对上负责的金字塔系统。书记也就登上了金字塔的顶峰，总书记更是顶峰之上的顶峰。全党全国总书记一人说了算。（见李忠杰《苏联十大历史公案》P26-27）赫鲁晓夫就坦言，他当年任彼得罗沃──马林斯克县的党委书记时，“事无巨细，样样都管”，发过“包罗万象的各种原则性指导”（《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P7-8）。鉴于此，不得不问书记是什么样的全才，什么样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不是，这只是制度的弊端，制度赋予了他无边的权力。“观今宜见古”，看今日中国就知道过去的苏联。
中国的书记制就因袭苏联而来。中国的书记从中央、省、市、县、乡、村包揽了一切权力，涵盖了科技、文卫、金融、教育、交通运输，各行各业。甚而没有多少文化斤的书记也堂而皇之地进入高等学府，取代了“教授治校”而由党委治起校来。这样的高校水平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在全国诸多领域那弊端也就不言自明。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因为这是关系着升迁之道，“执政为民”早已抛到九霄之外了。
丢失了的历史依凭
中共已经进入了九五高龄，他给中国人一代一代的“温馨提示”就是党管思想（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党指向哪儿我们就冲向哪儿、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句话：一生交给党安排，因为我们习惯了。正如马克思在《一八五七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言：“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全能的书记不仅制造了信任他、拥护他的民众，而且也为信任他、拥护他的民众制造了书记。不作如是观你就不能理解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也就不能更深刻地理解今日中国的现实。
但在最早的共产主义理论家那儿有哲学思考：要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又有经济的研究：剩余价值观，一部《资本论》就是几大卷；还有理想王国：《反杜林论》就是系统的科学社会主义观。虽然，毛泽东一代只剩下了暴力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按：这对于穷极了的中国，正是最有鼓动性的口号。蒋政权就败在毛的农民运动之下。）到“文革”中，马克思主义就只剩下一条“造反有理”了。在马克思那儿还有一个最高理想：无阶级、无剥削的共产主义。在毛泽东那儿虽然缺少理据却有鲜明的旗帜：把你的变为我的（三大改造就是如此）。在邓小平那里，虽然不讲主义，但却很实际。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文革”之后中国社会已处崩溃之时恐怕算得上拨乱反正吧！
然而如今的中国，如今的党又依凭的是什么呢──自从苏联解体后，它已向全人类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失败得那样彻底，只是那些在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和世界其他共产党人，都已经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转而采取折衷主义，用民族主义修饰起来的社会主义纲领。”（《共产主义实录．序言》）中共的修饰语是：具有“中国特色”──什么落后、保守，什么反人权、反人道、反法治都往这个筐里装。但穷尽我们的箱底已没有什么丝的、棉的物件了，最后只找到了一个“梦”（“中国梦”）。说起这“梦”，农耕文化的土壤中滋生的中国文人倒还表现得多姿多彩，中国人并不陌生──从皇帝词人李煜的“梦里不知身是客”到韦庄的“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从李璟的“细雨梦回鸡塞远”到敦煌曲子词的“梦回天涯无暂歇，枕上长嘘”；从刘基的“梦里相逢还共说”到皇甫松的“闲梦江南梅熟日”……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就沉醉在“梦”中，却与现代文明沾不上边。到现在该如纳兰性德所言：“千载悠悠梦魂杳，是梦就应醒矣！”
世界潮流是民主、人权、法治、宪政，这就是我们的依凭。
书记阶层是多余的阶层
毋庸讳言，书记在特定的革命起始时期，在宣传党的纲领、目标、任务上也作出过不可忽视的贡献。列宁就说过：没有军事政治委员，我们便不会有红军。（《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九四八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P302）这就是“支部建在连上”的最初版本。也许这就是后来共产党书记在共产党政权中突出地位的来由。
但时过境迁。在今日已建成了有完备系统的现代政府管理机构的情况下，书记能干什么或可干什么的问题就显得十分明显。现在他不需要到处去向群众宣传，不需要组织学生上街游行，不需要到工厂去组织工人罢工，不需要到青纱帐、甘蔗林去打游击，去冒枪林弹雨的风险，也不需要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跟踪……他需要的是如何为外企的请托给有关部门打个招呼，在投资上，在土地开发上，在铁路公路的建设上，在资金运作上给个方便。该闪红灯处开绿灯，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不当一回事。他现在考虑的是如何为亲友打通某一个关节，如何为送过礼金的下级官员铺平升官之路，甚至于公开卖官鬻爵，这是有反腐档案为证的。
俄国十九世纪文学中有多余人的典型，如奥涅金之类。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官场的党委书记就是多余的官僚。一个省一个市没有书记各方面都会运转自如，有了他就多了一个滥权的角色。有省长再加个省委书记，有县长再加一个县委书记，实在是多余的多余。邵尧夫（北宋）有诗道：“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党与政两套班子就是“床上安床”。有识之士提出了缓冲之法，先党政分工，再党政分开。邓小平早年就反对“以党治国”，称这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P10）可是不幸，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搞的“以党治国”。
中国有二千八百多个县级党委，三百多个地市级党委，三十一个省级党委，全国还有二十二万零四百多个行政村，一万八千九百二十七个行政社区，都有各自的党委会，再加上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这个数字已经到达三百多万以上。有书记就有副书记，看来这个数字还得翻几番。早年北大有位副教授作过估算，中国每年的政党成本约为二千二百六十亿（人民币）。
寄生现象不单动物界有（如薑片虫、蛔虫、寄生蜂等），植物界也有（如菟丝），杜甫有诗云：“菟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不料，在人类社会却出现了这么一个寄生阶层。只共产党国家才有，这就是党委书记制。党委书记的存在是滥权的根源，也是腐败的根源，而且它也是一个多余的阶层。
可惜！可歎！
文章来源：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