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5日,在全国政协“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专题协商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张涛指出,每年国家统计的数万项科研“成果”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无实际价值,形成了大量的“科技泡沫”。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位居世界第五,然而从1994年到2004年的十年间,每篇文章的平均索引率排在第120位之后。对此,中科院院士陈佳洱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做成一两件了不起的事就很不容易了。科技创新重在质量,不能盲目追求论文数量。”

“科技泡沫”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首先,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有严重缺陷,现有的评价体系是以量化考核为核心的,只注重科研成果的数量,所有评估、考核几乎都是按量化标准进行的,一年出多少论文,完成什么级别的课题,争取到什么级别的项目,等等,人们在这样的标准、尺度之下拿学位、评职称、要经费,久而久之,科学的神圣性在许多人心目中自然不断流失,科学的求真目标逐渐让位于现实的功利诉求,科研被有些人当作了获得实际利益的敲门砖,当作晋级、获奖的工具。在追求“短、平、快”的心态下,人们不是在科学研究上挖空心思,经年累月地耐住寂寞,而是琢磨如何走捷径、找天梯,精力、时间和聪明才智几乎都被用到这些地方去了,于是,许多科研成果成了“注水猪肉”、“注水西瓜”,剽窃、抄袭乃至伪造,移花接木,瞒天过海,暗渡陈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三十六计,七十二变,几乎什么花招都用上了。震惊一时的上海交大教授伪造科研成果的“汉芯事件”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其次,我们的科学人才培养方式大有问题。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先生,最近,在北京演讲时提出“一对一”的培养方法,老师跟学生每星期应该有“一对一”的教导时间。他说,自己当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费米教授每星期至少有半天跟他“一对一”的讨论物理,使他终身受益。他认为这种方式对于培养最顶尖的科学人才极为重要。现在我们的高校普遍扩招研究生,有些教授一个人带十几个研究生,甚至更多,无疑这是一种机械化的、流水线式的培养方式。从数量上看,我们的科学人才真是后继有人,至少从统计学意义上,硕士、博士的数字年年增长,而实际含金量却是每况愈下,。另一方面,导师老板化在理工科教授中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研究生替导师打工,几年下来,干的尽是简单重复的机械工作,学业上毫无收益的事屡见曝光,前几年还发生了多位研究生联名炒了导师鱿鱼的新闻。“一对一”的培养方式,在这样的风气下真变得有点奢侈了。

再说,我们现在的科研体制大体上还是行政主导型的,从科研经费、科研规划、立项等等都是行政官员说了算,对于行政管理来说,量化考核为中心的学术评估体系当然是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了。简言之,科学共同体本身缺乏应有的自主空间,对于许多科研的具体问题发言权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共同体内部对于一些犯规行为之所以未能及时察觉、纠正,形成行之有效的行业自律,守护科学的纯洁性,就是与自主性的缺席有关。在行政权力压倒一切的中国,如同其他领域一样,包括科学协会之类的行业协会也避免不了被完全操控的命运,科学共同体的沦陷已有半个多世纪。

本来,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任何浮躁的、急功近利的举动在科学面前都是要不得的,科学上的每一创造、每一细小的突破都是老老实实、埋头研究的结果,它有可能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它也可能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但它决不可能是投机取巧、偷工减料的结果,不是靠小聪明就能得到的。一句话,科学是没有捷径的,科学研究的规律不能违背。如果硬要按某种量化的评价体系,要求科研人员每年搞出多少科研成果、发表几篇论文,其结果无非是多出没有实际价值的“科技泡沫”、“科技垃圾”。

90%以上的科研成果没有实际价值,那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浪费,无论人力、时间还是资源都被白白地浪费了,这一事实足以警醒科技界、教育界,该是好好反省的时候了,只有坚守科学意识(或科学良心),回到求真求实的轨道,才能真正恢复科学的尊严,才是对科学的尊重,这不是一个纸上的问题。在人类科学史上,科学共同体早已形成一系列必须信奉的道德准则、价值规范,比如实事求是、一切以实验事实为依据、不能弄虚作假、尊重前人研究成果、不能剽窃掠美,等等,这是科学精神的坚实基础,科学研究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这些信条,反思以量化为核心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好,流水线式的科学人才培养方式也好,都要从这里出发,我们才有可能避免——“90%以上的科研成果没有实际价值”有一天再次成为我们的新闻标题。

民主中国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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