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先生（1887——1936）
今年4月13日，是我二伯父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回溯丁氏家族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风雨沧桑，想起丁文江如流星般短暂的一生，总觉得有些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去年，在他逝世70周年的时候，我曾写过十多篇短文，谈他的家族、文化背景，谈他的立身行事，没有涉及他的思想信仰。我始终认为，丁文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位置是不容忽视的，但有关这个方面的批评与研究，应由历史学家或思想史家去做。至于我的这篇文字，仍然只能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仅仅是寄托对先人的一种缅怀而已。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说说丁文江于上个世纪30年代发表在《独立评论》的几篇文章。《独立评论》是1932年5月由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等人创办的一个时政评论。那个时代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说是“小册子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见胡适《丁文江的传记》《独立评论》一章）。刊物办起来后，丁文江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不仅与胡适等人一起负责编务，而且还是“最出力的投稿人”（胡适语）。据胡适先生统计，到1936年丁去世，他一共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64篇文章。
读到当年二伯父的那些文字，提到发表这些文字的那个刊物，我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这么几行字句：“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旁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独立评论》创刊号“引言”）
我常常叹息眼下的中国无法产生一份同样的《独立评论》，我常常希望中国能再次出现胡适先生所说的“小册子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我常常期盼今天的中国能有更多的胡适、更多的丁文江、更多的傅斯年……，且能再次体察到像这些前辈那样披肝裂胆、深厚持久的友谊。
以上也算是我这篇文章一个“引言”，下面我要谈三个题目。
一、从“剿匪”问题说起
1932年，丁文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为：《所谓“剿匪”问题》。文章开头写道：“现在国民政府又要大规模的’剿匪’了。不但派定了剿匪总司令和副司令，而且蒋介石先生已经出发到了庐山，李济琛也有不日到蚌埠指挥的消息。”（《独立评论》第六号《所谓剿匪问题》，以下同）这里所说“剿匪”，就是指国民党军队在1930年代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的武力清剿。
今天我们已经很少听到“剿匪”这个词眼了，把“剿匪”作为一个话题，也似乎不再合乎时宜。然而，现实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往往与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我们再读读丁文江的下面一些话，也许就不会认为今天谈论这个话题是多余的了。他说：
“我们先要知道’剿匪’两个字怎么解释。大家都知道国民政府所谓的’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自从国民党反共以来，对于反共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共’.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更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就减少了武装的实力。同时，国民政府和政府的军队却因为改变了口号，发生了心理上的变化。’匪’不是内乱，’剿匪’不是内争，名称一变换，就可以粉饰太平，说军政时期终了了。”（同上）
我每每读到这些话时，心里总会联想到今日的共产党。给我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是，今天的共产党与昨天的国民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绝对容不得其他政治反对党派的存在，而且都主张用强权或武力剿灭之。上一个世纪，共产党因执政的国民党把它视为“匪”，心里很不服气，一定要跟国民党拼个你死我活。那么，按理说，后来共产党时来运转，从国民党那里夺得了政权，成了执政党，就不应该再学着国民党的样子，对自己的政治反对派（其实还根本谈不上什么政党）赶尽杀绝了。然而，共产党在这个方面似乎做得比国民党更凶猛、更彻底。当年国民党所面对的共产党是一个武装集团；而1949年后，共产党所面对的却是一些被缴了械的战败者、一些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的俯首称臣者，或者甚至是一些在他们打天下时帮过他们忙的盟友和诤友。然而，共产党对这些人也绝不放过，从1950年代开始的土改、镇反、肃反、反右，一直到后来的文革、六四，一路上所向披靡，’剿杀’过来，被共产党剿灭的人口何止千百万。从1930年代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到1949年后共产党的无数次“政治运动”，看上去两件事毫不相干，实则都属于对政治反对党派的“清剿”；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前者发生在内战时期，而后者则发生在和平时期。内战时期死人是死于相互间的残杀，和平时期死人是死于单方面的虐杀。就这一点而言，共产党的杀人要比国民党更残忍、更野蛮。
然而，在丁文江看来，属于政治的纷争，尤其是属于“主义”的歧见，是根本不能用“清”、“剿”来解决的，即使对方是一个武装集团。当年国民党故意把政敌与“匪”混为一谈，不过是为了达到“粉饰太平”的目的。然而，从现代文明的角度看，这两者有严格的区别，绝对混淆不得。丁在该文继续写道：
“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而是政敌。认清了这一点，政府负责任的人，才能够感觉到他们切身的利害，……才能够明白政敌不是单靠军队可以消灭的。一个政治团体的生命，日子久了，总得靠他政治上的成绩才可以保存。”
以上这些道理，对于一个长期旅居英国，接受过欧洲文明熏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并不明白，不仅当时在朝的国民党，即使当时在野的共产党，都不过是在中国传统宗法会党文化土壤中滋生出来的政治帮派而已，这类政治帮派与他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看到的现代政党根本是两码事。在中国，觊觎权力者历来信奉的是“成王败寇”。中国没有政敌，只有寇敌。在中国，凡“成王”者，都不是“靠政治上的成绩”，而是靠武力、靠权谋，靠杀人之多寡。
现在，离丁文江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70多年过去了。然而不幸的是，在今天，无论是在执政的中共集团里边，还是在在野的政治反对派里边，仍然有很多人不肯彻底抛弃“成王败寇”的历史思维。他们都不是把自己的对手视为政治博弈中合法存在的“政敌”，而依然把对手视为势不两立的仇敌。今天中共当局把民间的政治反对派人士甚至政治异见人士定性为“危害国家安全分子”或“颠覆政权分子”，不过是重复了当年国民党的做法，把当年国民党所说的“匪”换上了另一种称谓而已。这种状况只要一天不改变，所谓“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所谓“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等（温家宝语），就都统统是废话，或者是十足的伪善与欺骗。
为了让人们更清楚地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这里我把丁文江上面那段话中的一些词语稍作改动：“我们对于共产党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民间政治反对派不是”匪“，而是政敌。认清了这一点，政府负责任的人，才能够感觉到他们切身的利害，……才能够明白政敌不是单靠强权和暴力可以消灭的。……”
丁文江的这段话有其通则的意义，它并不仅仅适合于今天的共产党，同样也适合于今天的政治反对党派，只要我们把同样的词语另作一些改动：“我们对于民间政治反对派人士，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也不是’匪’，而同样是政敌。认清了这一点，作为政治反对派人士，才能够感觉到他们切身的利害，……才能够明白共产党作为政敌也不是单靠暴力可以推翻的。……”
当然，我们所期望的是中共当局首先抛弃传统会党文化的恶习，按普适的文明准则果敢地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否则，不仅中共自己，而且作为对手一方，都不会有退路，而这，将是中国未来最大的隐患。
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要说明的是，丁文江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是经过他的朋友胡适先生改写的（文后有胡适先生的附注）。因此，可以说丁文所表述的观点，代表了上个世纪30 年代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当时国共两党纷争的一般看法。我以为，当年这两位前辈的看法，至今仍没有过时。在去年一年里，在有关怎样对待执政党与民间政治反对派之间的关系上，也曾发生过不少争论，而且这种争论至今没有停息。我想，今天来读读70 多年前的这篇文章，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二、“中国政治的出路”
这是丁文江于同一年发表在同一刊物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文章一开始他就把中国政治的两条出路摆到了读者面前。他写道：
“凡改革政治无论在什么时代，在什么国家，不外乎两条路：一是用武力革命，在短时期内推翻原有的政府；二是用和平的手段，经过长期的奋斗，来取得政权。”（《独立评论》第十一号《中国政治的出路》，下同）
他在文章里就此议题作了简要的回顾。他说：民国成立以来政权的纷争，无论成败，差不多都是取第一种手段。从二次革命起，所谓护国、护法等战争，以至于国民党的北伐和内讧，共产党的扰乱割据，主义虽完全不同，手段却大抵一样（共产党另论）。
他还指出，中国的一切武力革命，几乎都遇到同样的困难。这些困难包括：由于自洪、杨之乱以来，中国政治的趋势已变得外重内轻，中央政府已经失去效能，由此造成长期的地方割据，致使革命无法推及全国；由于旧有政府的机构组织不是极其简单，就是极其腐败，因而革命后不是很少可以被利用，就是利用它的人不久就被旧环境所腐化；由于中国军事教育落后，中国军人既没有干政的知识和训练，又没有不干政的修养和觉悟，因此皆不足以担当国家之艰钜；最后，由于中国存在租界，所以革命的企图最容易在本国境内外国人势力之下产生，而革命失败后又很容易逃避失败应负的责任。他举例说：近二十年来，内争失败的首领，几乎没有一个受到失败的惩罚（指一旦失败就逃到租界或国外）。革命的发生如此容易，而消灭政敌又如此困难，无怪乎人人都以革命为儿戏了。
丁文江还进一步分析了革命之所以难以成功的其他因素，如中国的农民虽然有一部分受了共产党宣传的影响，产生了均田的希望，然而大多数农民还是希望和平。如果因为“均田”而引起长期的内战，付出重大牺牲，则绝对与农民所希望的相反。另外，他认为值此国难当头，如果革命的内战继续发生——无论革命的目的和成绩如何纯洁优良，那么不仅日本的侵略无法抵抗，而且国际上也会发生不利于中国的变化，结果是革命没有成功，沿海的都市、沿江的商埠却势必沦为国际共管。
由此，丁文江得出了如下结论：“在今日的中国，武力革命是极不容易走得通的一条狭路，所以我们只好用和平的手段，长期的奋斗，来改革中国的政治。”
丁文江死得早，1936年就去世了，因此也就没有看到共产党武装革命的成功。那么，如果他能活到共产党成功的那一天，会不会改变原先的看法呢？我以为，他不会。
就在他的这篇文章里，他曾做过这样一个声明：“至于共产党的活动，我希望将来另有详细的讨论。”果然，在发表这篇文章的第二年，他专门撰写了一篇长文：《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
他的这篇文章，从批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唯物史观着手，指出两者无论是论理上还是在对时代的判断上都站不住脚。他说马克思的价值论“与其说是经济的真理，不如说是政治的口号”。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认为那是“硬要把不可捉摸而且很复杂的东西来做成刻板的规律，而且拿它来做暴动恐怖杀人的根据。”他说：共产党是最反对宗教的，然而共产党的信条和宗教的教旨实际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在过去的时期中宗教是用上帝天堂的名义来烧杀，现在的共产党是拿历史论理的名义来枪毙；宗教是声称为人谋来世的幸福，共产党是声称为人谋后世的幸福，来世固然靠不住，请问后世的幸福又有多大的把握？丁文江认为，马克思所谓的“阶级战争”，不过是“杀人”的同义词。按马克思的“历史逻辑”，在阶级战争中为了目的可以完全的不择手段，而一旦政权到手，为巩固政权起见，也应该绝对的不择手段，而恐怖政策是必须的手段之一。丁文江把共产党的这个逻辑归纳为这样几句话：“共产党的杀人与资本阶级的杀人完全不同。资本阶级的杀人不过使阶级战争延长，所以是极不人道的；而共产党的杀人是要使阶级战争缩短，是以杀人来消灭杀人，是最后一次杀人，……所以是极人道的。”
丁文江认为这个逻辑极其荒唐，所谓“阶级战争”的理论根本不能令人信服。他以调侃的口气写道：“如果阶级战争是绝对不可免的，那么英国人为什么准许马克思出版他的《资本论》，为什么马克思的共产党的宣言书没有变为禁书？难道英国的资本主义家都是癡子？（以上引文均见《评论共产主义……》一文，下同）。
丁文江十分反感马克思对英国自由主义（指经济上的自由竞争）的批评。他认为，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同是法国大革命的成绩。没有自由，决不会有平等。他说：“我们虽不敢说不经共产党式的革命，平等一定可以实现，至少我们可以说在某种环境之下和平的革命未必不可以成功。”他指出：“十八世纪法国的封建制度经了大革命的恐怖，方始推翻。但是，以后欧洲许多国家都和平的把政权由封建贵族手里转移到了中产阶级手里。共产党的革命在苏俄是极残酷的，我们没有理由说在其他各国一定要如苏俄一样。”
丁文江在这篇文章里忠告中国的共产党员：“我不希望中国共产党党员放弃共产主义，我只希望他们从实际政治立场，脱离第三国际，放弃暴动政策，从秘密党变为公开党，要求有公开宣传主义的自由。”丁文江提出这个忠告，是因为他坚信，若要建设一个中国共产国，绝不是在内地山里做土皇帝，杀几个土豪，分几千几万亩田，就算成功的。
读丁文江的文章，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他反对任何通过暴力、恐怖、杀人来寻求中国政治出路的企图。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在他死后的短短十三年时间，中国共产党通过暴力、恐怖、杀人，不仅当上了“内地山里的土皇帝”，而且居然把他们的宝座从陕北窑洞搬到了北京的紫禁城。但即使这样，共产党也没有停止过暴力、恐怖和杀人。这最近的一次，就是89 “六四”。这不能不让人相信，在中国，要彻底地清算、彻底地抛弃马克思的“阶级战争”和“阶级专政”，竟是那样地漫长和艰难。
下面让我们回到丁文江的“中国政治的出路”。他说：“国民党是以一党专政为号召的。我们不是国民党员，当然不能赞成它的’专政’.但是我们是主张’有政府’的人。在外患危机的时候，我们没有替代它的方法和能力，当然不愿意推翻它。我们对于国民党最低的要求是在它执政之下，它应该做到这几个条件，使政治的和平改革有逐渐实现的可能。”
丁文江所提出的条件要国民党做到的有三：
（一）绝对的尊重人民的言论思想自由。他说这是和平改革政治最重要的条件，这一层要做不到，纵然我们不赞成革命，革命是万万不能免的。要免除革命，第一是要使异党的人有对于人民宣传他们信仰的机会，使他们有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可能，使得人民觉得革命不是必要的牺牲。他说这样的要求是绝对的、普遍的，只要不扰乱地方的秩序，只要不违犯刑法的规定，共产党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
（二）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用国库支出来供给国民党省县市各党部的费用。他认为不这样则各党的待遇地位完全不平等，竞争的机会不能一律。
（三）我们要求国民党政府明白规定政权移交的程序，其中包括实行宪政、设立民意机关种种提案在内。他说他个人不是绝对迷信民治主义的，但他认为滥用权力是人类普遍的根性：无论是独裁的首领，或是少数的阶级，包揽政权而不受任何裁制监督，其结果一定把他们自己的利害，当做全国的利害，惹起政治上的暴动。他还提议，国民党对于党内党外一定要先有明白的规定，握政权的人凭什么上台，经何种手续可以叫他下台，这样才可以免除用武力夺取政权的惯例。
不言而喻，丁文江的这三条，基本上是参照他所熟悉的欧洲政治制度的模式提出来的。在7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读来仍觉新鲜。可叹的是，当年国民党没有做到，今天的共产党也仍然没有做到。那么，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是不是有责任来实现先人的理想呢？！
三、关于自杀
1932年，《独立评论》第二十三号，发表了丁文江的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做“自杀”。丁文江撰写此文，当然不是饭后茶余的闲聊。那个时候，侵华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溥仪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也已宣告成立。丁文江发表此文，意在申明国难当头，国人应取何种态度。然而，读他的文章，可以体察到他所奉行的一种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我们拿出来讨论一番。请看他文章的开头一段：
“自杀是人类极普遍的现象；在任何国家里面总有少数的人因一时情感的冲动，或是经长期的悲观和失望，不愿意再活在世上。但是社会对于自杀的观念则因为人生观或是宗教信仰的不同，各国不完全一律。基督教认自杀为罪恶，所以欧西的人都把自杀者看做社会的劣分子。英国人的态度最严重。法律上认为自杀者是一种刑事犯；自杀不遂的人要受法庭的审判，处以有期徒刑；自杀身死的人检验的时候陪审员照例的要加以因一时发疯而自杀的判语。社会上都认为自杀是不名誉的事。自杀者的亲属往往引为耻辱，戒为忌讳。在欧洲大陆各国自杀虽然不在刑事范围之内，社会大抵以为自杀是卑怯者的行为。……然而在我们中国则恰恰相反。社会上认为自杀是弱者的一种反抗，往往表示同情。羞愤自尽的是烈女，合室自焚的是忠臣，厌世蹈海的是烈士。甚至于因恋爱而情死的也传为佳话。旧刑律上有’威逼自尽’的一条；威逼的人要受严厉的惩罚。所以受了人家的委屈而不能报复的人往往跑到仇家门前去上吊，使他打一场人命官司。这种观念不但与欧洲通行的思想冲突，而且绝对的有害于近代化的社会。”
很显然，丁文江要讨论的，并不仅仅是“自杀”本身，而是“自杀”背后的一种文化观念。他认为这种文化观念常常潜在地左右着人们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小则对于一个人的生死，大则对于一个国家的存亡。因此，他在该文中接下去又说了这样一段话：
“不幸这种观念无形的影响到人们对于国家的态度。许多人不知并觉得把国家当作一个人看待。等到遇见危难的时候，往往以为国家宁可自杀，不可以对于敌人有任何屈服或是让步的表示。慷慨激昂的士大夫开口就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南宋之于金元，前明之于满清，满清之于列强，都是如此。其结果是国家自杀的目的果然达到了，而造成国家的人民势不能个个自杀，演成功我们历史上的许多丑态和悲剧。”
在崇尚德性、爱唱道德高调的中国人看来，丁文江的这番言论，真可谓离经叛道，荒谬绝伦。对敌人屈服、让步，岂非投降？主张屈服、让步，岂非投降主义？事实也确乎如此。只要我们翻开那些1949 年以后编写的所谓抗战史读本，尤其是翻开那些由所谓中共党史专家编写的历史课本，就不难发现对于抗战时期所谓投降主义、不抵抗主义论调的声讨与叫骂，而在他们的声讨叫骂对象中，就有胡适、丁文江等一干人。然而，这都不过是恶意的宣传而已。人们只要查一查《独立评论》就可以知道，丁文江在撰写《自杀》一文之前，已发表过《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而在这篇文章之后，他又一连发表了《假若我是蒋介石》、《给张学良将军一封公开信》等好几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皆为批评蒋、张不战而退而主张积极抗战的。丁文江与张学良有长达十一年的交谊，但他没有给这位老朋友留下面子。在热河沦陷、日军侵占承德以后在给张的公开信里，他痛心疾首地说：“昔人说：’日蹙国百里’，这真是这一次战事的结论了！”他举上海淞吴对日作战为例，责问张学良：“凌南、凌源的地势比吴淞、江湾如何？闸北仓卒作战比这次有三个月的预备何如？何以十九路军能支持一个月，您的军队抵抗不到半天呢？”为此，他与胡适先生都劝张学良“自责求去”。几天后，张学良遂向蒋介石提出了辞呈，并把这件事当面告诉了丁、胡等友人。有人考证说张学良的当年的不抵抗是奉蒋介石的旨意，事实证明，此说无据。
然而，据胡适先生回忆，当时他本人和丁、翁（文灏）对蒋也有所不满。在热河沦陷的前夜，三人曾给蒋发过一个密电，要求蒋即日飞抵热河督战指挥，挽回危局。然而遗憾的是，当蒋接受意见准备北上时，热河就沦陷了。事后，三人又去保定面见蒋介石，蒋对自己的失察表示了检讨。（关于当时丁、胡、翁等与张学良、蒋介石的接触，详见胡适：《丁文江传》中《独立评论》一章）。
尽管如此，在当时，无论是丁文江，还是胡适、翁文灏等人，都不是那种空喊口号唱高调的人。尤其是丁文江，他对日本的经济、政治、文化早有过专门的研究，他用不可辩驳的事实，甚至采取翔实的数据，说明当时积弱的中国，不可能取得抗战的速胜，必须作长期打算。为总结热河败退的惨痛教训，丁文江曾对蒋介石说过这样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我们主张抵抗，不是唱高调，是唱最低的低调，不是凭一时的情感，是用十分的理智，不是谋自杀，而是图生存。把这个前提认识明白了，然后才能有决心，有办法。”（《假如我是蒋介石》，《独立评论》第三十五号）
热河陷落后，当时的舆论界普遍地迁怒于国际联盟在中日调停中的不公道，且没有给予中国令人满意的支持。然而，丁文江却力排众议，表明了他不同的看法。他评论说：“平心而论，我们不能抵抗侵略我们的敌人，而向友邦求援，本来不是什么名誉的事。……比如两个私人打架，弱者吃了亏，向旁观者申诉求援。因为旁观的人主张调停，不肯加入打架，弱者就向旁观者谩骂。这是何等愚蠢！”他认为在我们还没有能够恢复自卫的能力以前，应该利用国际上的情势，来增加我们的能力，来和缓我们的危急，绝不可失去世界的同情，绝不可自杀。
在《自杀》一文的末尾，丁文江又回到了对“自杀”的讨论，写下了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话语：“个人自杀是卑怯的，国家自杀不但卑怯而且是疯狂。……我们向日本国上吊，不但不能得世界的同情，而且要遭世界的笑骂。我们的口号应该是’宁为瓦全，不为玉碎’，因为碎的玉变为尘土，一个钱不值；全的瓦还可以建筑新屋，为我们民族图将来的生存。”
我想，这就是丁文江所信奉的政治哲学，一种理性、务实、低调的政治哲学。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挑出丁文江谈“自杀”的这篇文章，是醉翁之意，另有所属。这算是说对了。我始终认为，在涉及家国命运、民众祸福的事情上，大家还是理性、低调一点的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沉痛的教训需要总结，而对我个人来说，也有深切的体验。假如我像一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发动“六四”大屠杀的受害者和受害亲属去向共产党拼命，也来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那么我们这个“天安门母亲”群体早就化为尘土了。难道我们能期望那些唱高调的人来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吗？
行文至此，请允许我再一次把丁文江说过的话稍作字句上的改动：
“我们主张在中国实行自由、民主，不是唱高调，是唱最低的低调，不是凭一时的情感，是用十分的理性，不是谋自杀，而是图生存。把这个前提认识明白了，然后才能有决心，有办法。”
最后还有几句话，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胡适先生在谈到《独立评论》同仁们遵奉的信念时，说他们都持一种“负责任的”、“谨慎’无所苟’”的态度，并且把这种态度视为宗教一样。他坦承他们的主张并不一致，常常有激烈的争论。他说：“例如对日本的问题，孟真（傅斯年）是反对我的，在君（丁文江）是赞成我的；又如武力统一的问题，廷黻是赞成的，我是反对的；又如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在君主张他所谓’新式的独裁’，我是反对的。但这种激烈的争论从不妨碍我们的友谊，也从不违反我们互相戒约的”负责人“的谨慎态度。（见胡适《丁文江的传记》《独立评论》一章）
再说一句：我期盼着中国能产生一份新的《独立评论》。
民主中国2007